论“一带一路”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互促共进*

李辽宁 李丹琪

2017年5月14日，***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会议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13页。2018年8月21日，***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2页。。这些论述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指导。七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实施也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从地缘政治到国际关系，从历史文化传统到民族宗教信仰，可谓种类繁多，不一而足。预防和化解这些风险和挑战，真正实现“五通”目标，除了需要加强物质层面的合作以外，还需要加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此，要深刻认识“一带一路”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互促共进关系，并在实践中推动二者的良性互动。

一、互促共进：“一带一路”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内在关联

所谓互促共进，是指在一定的系统中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的发展既受到其他各方的制约，也对其他各方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一带一路”与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就是这样一种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关系。可以说，传播中国价值观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一带一路”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体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一带一路”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反映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复杂的矛盾运动：一方面，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范畴，而“一带一路”倡议聚焦的是经济基础，其“五通”目标中有“三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直接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二者的关系表现为：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方式和效果受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反作用于后者。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目标内部，除了有“三通”属于经济基础以外，还有“两通”(政治沟通、人心相通)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在“三通”和“两通”之间也存在制约与被制约、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不仅如此，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与“两通”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二者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有效开展有助于推动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而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可以为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营造良好的政策和舆论环境。

第二，“一带一路”既是经济贸易交往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二者紧密相连、相互渗透，人们常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来形容二者的紧密关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渗透日益加深，“文化”和“经济”已很难绝对分开。“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3)《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8页。经济活动的背后虽然受到某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配，但经济的发展确实能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总书记指出：“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4)《***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00-501页。今天，“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之间搭起了一条条交流的桥梁，在扩大东西方货物贸易的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正如印尼驻中国大使馆代表Sri Remaytin所说：“文化互通让中印两个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而在‘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发展下，中国和印尼的人们有了很多的了解，印尼的政府部门也将在促进两国的文化合作、经济贸易交往、人民互通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5)《“一带一路”外国友人这样看》，http://news.cri.cn/20170516/a4ef19d1-4ccc-ab86-3e0a-8241a434b704.html。

第三，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为“一带一路”奠定重要的价值共识和认同基础。***总书记强调：“人文交流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地区)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6)《***谈“一带一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4月12日。要做到“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必须首先做到相互了解，彼此真诚开放，化解误解和偏见，在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同时，了解和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这就使得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不仅必要，而且相当紧迫。通过价值观传播和相互交流，可以促进不同文化和信仰的国家(地区)在彼此关心的问题上形成价值共识，消除交流的障碍。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和行动规则，更好地开展合作。

第四，“一带一路”为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带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交流，也为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搭建了重要平台。***总书记在致2016“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愿同沿线国家(地区)一道，构建‘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新型合作模式、开拓多元合作平台、推进重点领域项目，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造福沿线国家(地区)和人民。”(7)《***致2016“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的贺信》，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26/c64094-28585276.html。截至2019年，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8)《***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90页。，与53个国家建立了734对友好城市(9)《“一带一路”数据观：“一带一路”的2017》，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43662.htm。，博览会、旅游节、电影节等文化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延伸出一些新的话语，如“空中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等。通过这些载体，中国向世界传播了中国人爱好和平、愿意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助、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表达了中国对于人类未来的美好构想和期待，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声，也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热烈回应。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已经并将继续推动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向世界讲述正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一带一路”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之间互促共进的关系，是从理论层面针对二者的内在关联提出的探讨。在实践层面如何实施，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特别是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政治生态等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方能得到沿线国家(地区)的认同和支持。

二、充分认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风险与困难

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和困难，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需要审慎应对。

第一，物质文化的国际传播相对容易，精神文化的国际传播难度较大。从实证调查的结果来看，不同文化载体(物质载体、行为载体、精神载体)的国际传播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其中，物质载体的文化传播效果比较好，如长城、兵马俑、中国菜、茶叶、饺子等，受访者的认知度和认同度相对较高，这样的文化符号传播起来相对容易；行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效果有限，如太极拳、中医等；由于与传播对象国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甚至相悖，精神载体的文化传播效果最差。(10)吴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研究——对5国16所孔子学院的调查》，《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须循序渐进，可以先传播外国人易于接受的物质文化，对于行为文化的传播则需要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而精神载体的文化传播适宜缓行，让外国受众以了解为主。

第二，“一带一路”受国际关系的影响较大，这在客观上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增加了难度。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的发展也引起其他部分国家的紧张和焦虑，产生出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在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眼中，中国的强大是对西方秩序的严重挑战。因此，他们轮番使用“放大镜”“望远镜”“有色眼镜”，严密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尤其如此。特别是当“一带一路”走进美洲国家的时候，更是引起了美国的警惕，美国的《阿肯色民主公报》以《巴拿马的中国新丝绸之路》为题渲染“一带一路”在中美洲的拓展。(11)乔桓：《美媒：“一带一路”走进中美洲，华盛顿警惕》，https://overse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jBiW。近年来，中美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长期战略对手，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更加疯狂，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在这种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持续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此，我们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冷静应对。

第三，西方右翼政客和媒体的蓄意抹黑,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和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设置了障碍。如果说，西方对于“一带一路”的密切关注是出于战略竞争的话，那么蓄意抹黑则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当前，西方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中，主要有三种观点和倾向：一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提高自身外交影响力而作出的新尝试；二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应对美国重返亚洲，而在欧亚地区扩展地缘战略力量；三是从意识形态层面解读“一带一路”，如美国彭博社把“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2020年以来，美国不顾国内的严重疫情和种族歧视，把矛头指向中国，在中国周边挑衅，企图转移民众视线，转嫁其国内矛盾。被称为美国“史上最差国务卿”的蓬佩奥，更是利用各种场合恶意攻击中国。虽然蓬佩奥之流的谎言不断被事实戳破，但是这在客观上毒化了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这种氛围不利于“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和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

第四，部分传播主体的主动传播能力不强、动力不足。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特别是外交部门)、跨国企业、高校和智库、社会组织(如华侨联合会等)和个人。然而，这些主体之间缺乏协调沟通，难以形成合力。同时，由于缺乏系统性、专业化训练，部分主体缺乏主动传播的意识和技能，在国际传播方面作用极其有限。虽然高校和智库可以在一些具体的活动(如教育合作、学术会议等)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活动零散而不系统，对于价值观传播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相对而言，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部门或者由政府部门派出的机构(如孔子学院)，以及各地的华侨联合会等社会组织。***总书记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的讲话中指出，工商界是金砖经济合作的主力军、生力军。他希望，工商界既追求经济效益，也注重社会效益，筑牢金砖合作民意基础。(12)***：《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8年7月26日。实际上，贸易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还能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何发挥不同主体在文化传播方面的积极性并形成整体合力，是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五，文化作品与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亟待提升。在文化传播方面，国际上优秀的中国文化作品与文化产品数量偏少，文化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不足。如在电影领域，“2008年至2018年，中国电影飞速发展，稳居全球票房第二，但从世界电影格局来看，中国仍处于迈向电影强国的行进过程中。2018年，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票房约28亿美元，而中国电影在美国的票房仅有几千万美元，差距立现”(13)黄会林：《着力提升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人民日报》2019年3月28日。。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不足与对外传播的平台、载体和传播方法相关，也与文化产品本身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密不可分。

三、多管齐下推进“一带一路”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互促共进

推进“一带一路”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互促共进，既需要物质层面的条件打造，也需要精神层面的思想引领，还需要制度层面的机制保障。在此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等不同维度的关系，统筹好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发挥好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华人华侨等不同主体的作用。

第一，统筹战略布局，整合多方力量，形成国家外交与公共外交的整体合力。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将随着“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逐渐彰显其魅力。鉴于当前各个传播主体力量不均衡、不统一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兼顾，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形成整体合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制定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在具体操作中可用“中华文化传播”的提法)的总体规划，将其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核心内容，明确中长期发展目标、具体任务和实施步骤；二是建立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和跨国企业等单位的联系协同机制，发挥好各自的条件和资源优势，深入推进对外传播资源共享，明确各自的使命和任务，并通过策划和完成一些精品项目，把各方力量整合起来；三是善于借助外力，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沿线国家(地区)的政府官员、专家智库、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宣传“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电视专题片《丝绸之路经济带》就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二，坚持教育为本，提升民众国际化素质，在对外交往中树立国家良好形象。鉴于国家形象与国家价值观之间的紧密关系，打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对外传播国家价值观。在国家形象建构的这本“大辞典”中，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词条”，都在讲述各自的“中国故事”。在新媒体时代，媒体传播更加迅捷，国民的不文明行为容易被一些媒体放大，进而会对国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民素质的高低对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有着直接影响。为此，一是要从小抓起，把国际化素质培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作为大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区分不同层次和学段的教育要求和重点，从根本上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二是要强化对职业人群的国际化教育，特别是从事涉外贸易的企业和公司员工，增强其对外传播中国价值观的责任意识、自觉意识、主动意识，在经济贸易交往中树立良好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声望。三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化培训，扩大视野，提高国际交往的能力和水平，发挥好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四是要加强对外传播的专业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大量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语言的专业人才。全面提升对外传播专业人员在跨文化、外语、媒体与传播等方面的素养，努力建立一支政治信念坚定、专业素质上乘、创新意识强烈、外语水平精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第三，拓展传播渠道，充分发挥网络和新媒体的作用，提高对外传播效率。渠道和载体对于传播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新媒体背景下，运用好新媒体新技术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总书记指出：“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14)《***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1页。具体而言，一是加强社交媒体等新兴传播平台建设，加强对新媒体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特别是建立和完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对外传播大数据平台，拓展与国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受众进行交流互动的平台和渠道。二是加大网络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网络传播的质量。三是善于利用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策划和开展对外传播的专题活动，通过集约化、系列化的宣传介绍，提升对外传播效果。四是加强对网络新媒体的管理和网络舆论治理，及时化解网络舆情中的不利因素，听取和吸纳网络中有利于改进国家形象的意见和建议，对于那些故意抹黑中国形象的恶意言论要进行坚决的驳斥和批判，维护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与公平正义。

第四，坚持分类对待，针对不同受众打造文化精品，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度。国产优秀文化艺术产品是传播中国价值观的有效载体。***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15)《***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4页。为此，一是坚持“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故事。要主动宣传介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二是重视对“中国价值观”本身内容的凝练，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传播文化产品和文化作品的内容上有所侧重。实证调查表明，在沿线国家(地区)中，除了泰国对“孝”的认同度最高外，其他国家对“礼”的认同度最高。这说明，“以礼相待”不仅被儒家文化高度认同，而且也是西方文化普遍认同的价值观。(16)吴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研究——对5国16所孔子学院的调查》，《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三是坚持话语表达创新，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高度的话语体系，能够体现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如***总书记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就是典范。四是加强和完善文化产品与服务“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大力扶持能切实反映中国风貌、真实反映当今中国社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优秀文化艺术产品的创作和生产，打造一批批文化艺术精品，提高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