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张业振
***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1)《***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1页。。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页。。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也确实取得一些成就,但仍有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还没有完全理清,其中就包括与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重大区别。
当代中国明确反对西方“普世价值”,坚决抵制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然而,我们又在主动、公开地进行价值观国际传播。如果不理清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我们对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批判和抵制,在理论上就会苍白无力,甚至会自相矛盾。既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西方“普世价值”,那么,其他主权国家同样有充分的理由拒当代中国价值观于国门之外。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上的模糊将会导致实践上的迷茫。目前,学术界对西方“普世价值”基本持否定态度,从哲学基础、理论实质等方面进行了深刻批判,也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为我们认清西方“普世价值”本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不过,这些研究多是在一般原则或者抽象层次上进行的,缺乏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中进行比较分析。有效推进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理清其与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重大区别。否则,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在实践中就会混为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翻版或再版,只会使人类社会价值世界越来越混乱,这不仅不是当代中国所期望的,而且也不是其他主权国家所能接受的。事实上,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已经有被误解的现象,被认为是新版的价值观输出,我们必须高度警觉起来。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迫切需要理清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与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重大区别。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国际传播不是一般的信息传播,而是关乎国家文化主权的重大问题。“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证。”(3)***:《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文化主权已然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构成要素。面对他国文化主权,当代中国与西方持有不同理念和态度。可以说,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与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逻辑前提完全不同。
西方国家常常为实现自身利益而不惜践踏他国主权、损害他国利益,并没有将文化主权纳入主权理论和实践之中。恩格斯深入研究了国家的起源问题,发现“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因此,以国家为存在基础的主权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从主权理论的演变历史来看,国家主权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伴生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于1648年签订,这标志着国家主权从理论走向实践,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得到了确认。后来,《联合国宪章》也确立了主权平等原则,使之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国家主权的构成要素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围绕着时代和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的改变。1970年,第20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规定主权平等尤其包括下列要素:“(a)各国法律地位平等;(b)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c)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d)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e)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f)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5)王铁崖、田如萱:《国际法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8-9页。从构成要素来看,国家主权主要包括领土主权、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等。由此可见,文化主权具有明确的国际法依据。
为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西方根本无视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公约,明确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原则”。托尔比约恩·亚格兰曾担任过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主席,但他却故意曲解《世界人权宣言》,并露骨地指出,“由于世界从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国际主义,主权观念在上个世纪发生了变化”,因此“民族国家不再拥有最高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世界共同体有责任确保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得到尊重”(6)李云龙:《人权与主权的真实关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0月30日。。西方经常指责中国践踏人权,无视中国人权保障的突出贡献。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香港版国安法等中国内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流再次充当“人权卫士”,但对自己国家正在发生的真正的人权斗争却熟视无睹。人权高于主权既是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在全球进行推销的逻辑前提。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故意挣脱了主权平等原则的约束,不可能尊重他国的文化主权,甚至不允许、不承认他国价值观的存在。
价值观国际传播,是主权国家将自己的价值观向他国及其人民进行传播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主权平等原则是不能被突破的底线,不能将价值观国际传播凌驾于主权平等原则之上,而应该在主权平等原则框架内进行。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中国进行一切国际活动的根本原则,中国决不会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破坏主权平等原则。这既是我们对世界的永久承诺,也是对自己的长期要求。
1953年,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些都是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任何时候都不应动摇”(7)***:《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始终遵循和维护主权平等原则,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主权平等原则参与全球治理、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
中国不仅尊重他国领土主权、政治主权、经济主权,同时也尊重他国文化主权。***总书记强调,“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8)《***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71页。。因此,与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恰恰相反,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是以主权平等原则为逻辑前提的,无论他国持有何种态度,中国始终严格要求自己首先尊重他国文化主权,承认并尊重他国价值观,决不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因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价值观国际传播是一项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然而,由于当代中国与西方的逻辑前提不同,二者对现实目标也有不同的设定。
从现实的基础目标来看,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就是要鼓吹其国际认同,即通过全球推销使他国认同所谓的“普世价值”。在理论上,认同“直接涉及我是谁或我们是谁、我在哪里或我们在哪里的反思性理解”,其基本含义是对“某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认可,其中包括其自身统一性中所具有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这一事物被视为保持相同或具有同一性”。(10)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认同“普世价值”本质上就是被西方同化,就意味着与西方保持同一性,就意味着在意识上将自己纳入西方的价值世界,就意味着自觉按照西方“普世价值”进行思维和行动。
事实上,西方“普世价值”推销并不满足于他国在思想意识层面的认同,其祸心在于使他国放弃内生性的政治制度而选择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向世界道出了这一现实目标。他通过考察20世纪以来的诸多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变化得出的谬论是:无论是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会由于其自身的严重缺陷和不合理而导致崩溃,相反,只有自由民主制度由于不存在那些矛盾而得到“永生”,因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治的最后形式”。(11)[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
在自由民主制度的推销者看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就曾指出,“普世价值”就是要与共产主义进行意识形态的较量,就是要扼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坦言:“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时,我们有一手好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12)[美] 理查德·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96页。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单方面发动贸易战,甚至联合盟友绞杀中国企业,强势打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报道称,美国当局考虑对所有中国共产党员及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可以说,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现实目标就是要强化国际认同,从而推销其自由民主制度,并将主要矛头对准我们,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所谓价值认同,指的就是“在价值观念的交往过程中,人们有时被交往对方的价值观念所同化,自觉地或非自觉地赞同和接受对方的价值观念”(13)汪信砚:《价值共识与和谐世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价值认同应该是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或许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一种客观结果,我们不应直接将其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目标追求,这实际上不利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的有效传播。
因此,与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国际认同目标不同,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更多的是追求价值理解,即通过与受众进行和谐互动,帮助受众了解当代中国价值观形成的缘由和根据,使受众能够承认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客观性、理解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合理性、吸纳当代中国价值观的人类性。(14)项久雨、张业振:《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的自我与他者》,《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现实目标“不可能是、我们也不要指望是价值认同”,而是为了“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尊重和包容中国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崛起中的中国人的全球性活动和中国人的行事方式得到人们的理解、尊重和支持”。(15)汪信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种意涵》,《学习时报》2016年10月10日。鉴于此,如果我们直接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现实目标设定为价值认同,就会与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混为一谈,甚至在传播实践中出现激进、冒进等错误。这样一来,我们对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质疑和批评就显得苍白无力,其他主权国家也将会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产生疑虑,从而批判、抵制当代中国价值观。
中国智慧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价值观,是中国按照自己所传播的这套价值观思考和行动的生动阐释。当代中国价值观要求中国做一个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当代中国价值观为“筋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即便如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并不以推销政治制度为目标,我们决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也决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做法。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中国首先取得阶段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比较优势如此明显,但我们也并未趁机向他国“输出”,中国援助物资、分享经验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因此,与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现实目标不同,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主要以价值理解为基础目标,旨在更好地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中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当代中国价值观和西方“普世价值”都包含民主、自由、平等等概念。但是,各自的具体内涵和内在结构并不同,实际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这是由于当代中国与西方在认识和把握自身与世界关系上存在巨大差异所导致的。
西方“普世价值”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核心内容。这些价值观念的确是人类社会价值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也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概念光鲜的外表,还要把握其具体内涵和内在结构。一般来说,价值观是“人们对于主客体之间客观的价值关系的观念把握,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关于客体对主体是否具有价值、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以及具有多大的价值的看法”(17)汪信砚:《价值共识与和谐世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我们常常批评“普世价值”以抽象人性论为哲学基础,因而无法解决价值主体与价值本质之间的矛盾。因为,“普世价值”“共同的统一的主体”并不存在,“当今世界并没有以全世界所有国家为同一主体的普世价值”(18)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十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1-212页。。实际上,所谓“普世价值”的真正主体是以美国为首的个别国家,而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美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人类社会是更高次的总体性主体,二者都具有主体资质,也存在一定联系,但二者存在一定界线,不是同一层次的主体,不能直接等同起来。
马克思曾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类存在。他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所解释的“类主体”或者说人类社会具有实践规定,而不是抽象规定。西方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和主人,有意混淆个别国家与人类社会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主体,直接将个别国家的价值观设定为人类社会某些共同价值观,这种以偏概全的做法,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压根也是没有道理的。西方“普世价值”有意屏蔽了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应有界线,将个别国家主体替换为人类社会主体,使个别国家的价值观披上“普世价值”的“迷彩服”,具有很强的模糊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简言之,西方“普世价值”的内容结构是模糊的。
与西方“普世价值”不同,当代中国正视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必要界线,当代中国价值观具体呈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社会共同价值的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报告向全社会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以此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针对中国自身而提出来的,完整概念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20)《***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8页。。
社会主义作为一项世界性的事业,社会主义各国理应有共同的价值观。但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的时代中,社会主义各国凝练和培育具有本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将更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和确立。中国只是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再牛,也不能代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搞出一个他们也遵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21)刘建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种区分》,《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2期。。
当代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当代中国,当代中国有为人类社会共同命运担当的历史责任。我们反对西方“普世价值”,但并不否认人类社会有某些共同价值观。因为,面对某些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人作为社会的总体性主体,总能“逐步积累一些相似的认识、经验和体验,形成一些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价值”(22)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十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基于此,***总书记根据联合国宪章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3)《***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页。。这是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的中国认识,是当代中国为确认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提供的一种方案。当然,这并不是唯一方案,也不是最终方案。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是可以讨论的,而且这种讨论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当代中国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针对中国这个特殊主体而言的,后者是针对人类社会这个总体性主体而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认识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的价值基础,而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上的拓展和深化,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但又存在一定张力和界线。因此,相对于西方“普世价值”,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内容结构更清晰,既聚焦本国核心价值观,又对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贡献了智慧和方案。
不可否认,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许多具体方法,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总体而言,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与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在方式选择上存在巨大差异。
西方的主导逻辑是资本逻辑。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过程,实际上是资本全球输出的过程,因而资本输出是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的主导方式。“输出美国的资本,就是输出美国的价值观”(24)陈曙光、李娟仙:《西方国家如何通过文化殖民掌控他国》,《红旗文稿》2017年第17期。。西方“普世价值”依靠资本力量在国际上广泛传播,资本扩张到哪里,它就传播到哪里。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美国新闻集团能够将“普世价值”顺利传播给全球2/3的人口。当前,资本在传统媒体中有所缩减,但是在网络新媒体中却快速增加。2017年,全球最大社交媒体“脸书”的用户数量就超过20亿,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2.9%。西方覆盖全球的传播机构、人员配置和先进技术等,没有强大的资本支持是不可能的。当前,资本扩张不再像早期那样赤裸裸的进行,而是越来越隐蔽,使人们无意识地变成了西方“普世价值”的消费者、追随者。
在资本开路的同时,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常常伴有军事威胁,谁要抵制“普世价值”,谁就有可能遭到军事威胁,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资本力量、军事力量等,在国际上往往颠倒是非、信口开河。例如,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民主指数评估报告中,中国仅得3分左右,始终都是西方眼中的“专制独裁”国家(25)赵卫涛:《“民主指数”背后的傲慢与偏见》,《红旗文稿》2016年第19期。。印度得分几乎年年都是中国的两倍,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的得分也都在中国之上,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民主指数报告以选举民主为唯一依据,拒绝民主价值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因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视而不见。西方“普世价值”满口的捍卫人权,但他们实际最不讲人权,往往任意侵犯人权,《美国的人权纪录》系列报告就是很好的说明。近年来,美国单方面毁约“退群”、搅乱世界、围堵中国,谋求绝对霸权已经公开化。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利用其强大的资本、军事等硬实力,常常违背客观事实,任意批评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等。因此,看似成功的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并不必然是其价值观本身的成功,往往是其背后的资本、军事等硬力量在全球处于霸权地位的客观结果。
***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26)《***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29页。。因此,与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推销不同,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以交流互鉴为主导方式,愿意主动与世界各国在价值观层面进行交流互鉴。当代中国认为,价值观是多彩的,各国价值观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我们承认他国价值观对人类文明的重要价值,既不会夸大当代中国价值观,也不会贬损他国价值观,致力于推动价值观的交流互鉴,丰富人类的价值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有机会享受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当代中国认为,价值观是平等的,各国价值观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27)《***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71页。。因此,各国价值观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符不符合本国实际的问题,傲慢和偏见是价值观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当代中国认为,价值观是包容的,各国价值观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各国价值观之间应该是彼此包容的,不能因为他国价值观与本国价值观不同,就试图用本国价值观取代他国价值观,甚至不惜用军事力量为本国价值观“祭旗”。只要各国价值观都内含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价值冲突”,就可以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8)***:《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9页。。概言之,当代中国尊重价值观的多样性,注重“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29)《***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469页。,以价值观交流超越价值观隔阂、价值观互鉴超越价值观冲突、价值观共存超越价值观优越。
价值观背后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当代中国将军事手段作为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保底手段。“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30)《***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2页。。当代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决不会以军事威胁为手段,但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3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页。。中国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军队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用实际行动向世界传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所有出兵国中,中国是组建维和待命部队数量最多、分队种类最齐全的国家”(32)《中国组建维和待命部队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解放军报》2019年6月28日。。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不是开空头支票,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根基的。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当代中国是否按照自己传播的价值观思考和行动,任何不戴有色眼镜的人们都会有正确的判断。“一带一路”既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同时也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实践成果。中国政府与136个国家和20个国际组织签署195份政府间合作协议(截止到2019年7月),与沿线国家互办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文物展、图书展以及精品创作与互译,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作出了积极探索和重要贡献。中国没有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从来没有为争夺资源和利益发起过对外战争,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没有霸权逻辑,坚持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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