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才振兴的内生式发展分析*

刘玉侠 王嘉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人”的要素应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位置。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人才问题被提上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支持农业技术专长人才到农村开发创业，发展农村人才市场，培养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科技队伍。此后，农业农村人才工作逐步纳入我国人才强国战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03)》《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6)》《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中皆有体现。人才作为乡村振兴五大战略目标的实施主体，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打破乡村人才制约的瓶颈，强化人才支撑作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主要应解决人才生产供需平衡的矛盾。当前，各类外引人才开始陆续少量进入乡村，参与建设；内生人才的生产、供给却是方兴未艾。摆脱乡村人才内生发展的困境，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意义极为重大。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根据2018年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组织的“乡村振兴之路”调查活动结果，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受访农民认为乡村振兴最急需的是资金，占64.6%，其次是人才，占52.3%。(1)转引自柏先红、刘思扬：《“乡村振兴之路”调研报告》，《调研世界》2019第6期。目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人才作为乡村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不仅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吸引学界对此展开深入讨论和研究。

目前，学界对我国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才概念的界定与分类、乡村人才振兴的理论内涵与推进实施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乡村人才振兴的理论内涵方面，肯定了人才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不可替代性。“人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人才路径是实现乡村振兴‘以一当百’效应的重要路径。”(2)刘合光：《乡村振兴的战略关键点及其路径》，《中国国情国力》2017年第12期。在乡村人才概念的界定与分类方面，学界虽未达成共识，划分标准与角度不一，但大体上可概括理解为横向集成与纵向深入两种核心视角。一方面，侧重从“人才”的视角出发，即基于普遍意义上“人才”的内涵、特征以及功能属性，从目前乡村场域的各类群体中划分出属于乡村人才的群体构成；另一方面，侧重于“乡村”发展，基于满足振兴乡村的人才需求以及解决当前的人才供需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矛盾，通过描述和预设，确定新时代乡村人才的内涵和外延。在乡村人才振兴的推进实施方面，呈现出两种研究取向，一种倾向于外生性发展，在人才反哺方面，通过城市支持农村、工业促进农业的方式优化乡村人才振兴的资源组合，“通过城乡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和人口的流动，从城乡融合的空间均衡视角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3)张辉：《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对农村人才培养的措施探讨》，《劳动保障世界》2018第36期。。另一种侧重于内生性发展，即通过提高乡村人才发展的内生动力以保持乡村人才振兴的长效性和持续性。有学者提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实践虽存在时空差异，以人民性为中心的包容性制度建设应旨在提高乡村内生能力，应该从外生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转变，需要依赖乡村内生能力的提升和乡村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4)张丙宣、华逸婕：《激励结构、内生能力与乡村振兴》，《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国外关于乡村人才资源的理论研究，强调将乡村人才资源作为一种资本进行投资，注重投资效益，将乡村人才看作一种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进行研究，且不仅仅单独适配乡村社会领域，其主要研究的层面包括人力资本开发的目的、内容和途径等。国外关于农村人才培养的具体实施，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性。首先，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农民教育和培训，教育培训体系完整，并通过构建完善的农民教育法律体系来支持与保障农民教育事业的推进。如韩国政府为培养农业后继者和专业农户制定了《农渔民后继者育成基金法》和《农渔民发展特别措施法》。其次，利用政府职能推动农村人才开发，构建规范且稳定的农民教育培训财政投资体系。美国每年在农民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达600亿美元、德国在农民教育方面的投入占全国教育投入的15.3%。最后，注重提升培训方式，相关课程的实用性、灵活性和科学性在面向全社会的推广过程中日趋完善。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农民培训就根据不同教育程度和不同目的而采取不同形式。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关于乡村人才振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已获得了一定成效。本文基于内生式发展的分析视角研究乡村人才振兴，通过分析当前乡村人才振兴的困境，试图找到有利于涵养乡村内生性人才，壮大乡村人才队伍的思路。实现乡村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应该有“推此及彼”的关键一步——从乡村社会内部生产出人才来，摆脱对外界的依赖，从而实现乡村社会全面而长远的振兴愿景。

二、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一)内生式发展：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975年，瑞典戴格—哈玛斯库德财团在联合国总部报告中提出了“另一种发展”的概念，这其中就包含了最初的“内生式发展理念”的基本属性。该报告指出，如果发展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理解为解放和自我形成, 这种发展在事实上就应该从内部推动。这一概念的基本点在于自主，即拒绝来自他力量的支配，否定他律的发展，强调自力更生。同期，日本学者鹤见和子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将帕森斯的理论模型批判性地运用于后发型社会，强调根据本地条件创造性运用外来模式。

20世纪80年代，在研究南欧地区乡村发展时，学者们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为了促进自力更生地发展，社会动员过程发生了巨大变化，即过度重视发掘地方内部力量，忽视与外在环境的联系，使得内生发展的初衷缺乏落实途径，而成为一种“自说自话”的理想化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内生式发展理论的一系列反思因为其自身缺乏可操作性而展开——认清实践内生式发展模式，解决内生发展理想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与超地方之间的互动合作。区别于传统的内生发展理念，新内生发展的模式以三大支柱为基础，即以挖掘内生潜力、促进地方参与民主为前提，尊重地方与超地方之间的动态互动。

内生式发展理论从最初作为一种思维框架、思考方式到演变为一种理论观点并逐步成型，尽管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描述不一，但其内涵转变的大致方向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1)核心观念。相信地方主体的智慧，还权于民，基于地方优势的竞争力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2)促发机制。通过明确的方式或平台寻求地方与超地方的双向选择和动态合作。(3)关系维持。在自愿自主前提下缔结认同关系并通过正式的规则维持关系。(4)基本条件。地位对等、环境友好、共同参与和平等决策。(5)成效期待。从地方或场域环境条件出发，不妄求全面铺开，不希冀一蹴而就，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简单描述内生式发展理论的基本点，可归结为参与、资源、决策、过程和成效的内生，这其中包含了对于发展的自省式思考，即既不拘泥于内，放眼整体，又不依赖于外，激发内力，归根结底，其核心和初衷最终还是落在地方与超地方双向互动时地方本身的主动性、能动性与提升性上。

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地域是内生式发展的分析单位，也是发生场所。在内生式发展理论中，值得注意的是，地域作为生息场所，也是当地居民之间、当地居民与非当地居民之间互通交流的场所，是肯定并提升地方主体智慧的场域。在重视地域概念的同时，对等性思维始终贯穿在内生式发展理论之中，即平等看待发展程度不一的地方主体。在乡村人才振兴的现实实践中，乡村场域的本土人才应被给予足够的重视，肯定其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有对等性的智慧，而暂时体现出的差异性，主要是与周遭环境影响及资源要素配置失衡有关。

统而言之，从“内生式发展”理念演变的共通之处来看,内生式发展理论的核心观念对我国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人才振兴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对等性思维是内生力的来源。在日益多元的社会，普遍性的法理无法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协商和共识的意识越来越重要。参与度、平等身份、共同决策等背后的对等性思维是实现乡村人才振兴内生式发展的关键思维。其地位的关键性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其一，作为同一乡村社会场域的成员，面对共同家园的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这提醒我们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重要性。其二，作为同样身份的村域成员，参与决策的权力是对等的。这提醒我们参与认同和构建参与的重要性，提升主体参与是增强群体活力的有效手段。其三，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决策权利和共享结果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面向。这提醒我们地方决策有自我优化的动机是正常现象，促发机制的考量优于结果考量本身。

(二)乡村内生人才的概念界定

乡村振兴作为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所需要的人才涉及各领域各专业类别，人才分类也很难做到唯一性和排他性。值得强调和注意的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人才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极具动态性。国内关于乡村人才振兴的研究，虽然对于乡村人才的分类标准不一，但大体上已经从“人才”和“乡村”这两个关键词提炼出了乡村人才的基本特征，将可能成为乡村人才的大部分群体纳入研究范围。乡村人才的外延还在继续扩大，例如，“城归”“新村民”等群体。同时，随着乡村振兴事业的推进，各种新产业、新业态应运而生，乡村人才的队伍也需要不断壮大。从乡村人才振兴事业的现状来看，清晰界定乡村人才的概念，有利于完善乡村人才统筹推进机制，将基础性、碎片化的工作化零为整，有序推进。本文认为，乡村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能够在乡村社会发展中起带头作用的关键群体。从乡村人才产生的来源来看，可分为内生性人才和外生性人才。本文将乡村内生性人才描述概括为在当前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以城乡之间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不断加快流动为契机，通过乡村社会内部环境的涵养、生产和挖掘，能够自愿借助自身已具有或有能力获取的知识、技能、资源，为助推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作贡献的隐性人才群体。

乡村人才无论是作为一种先赋身份还是后发可能，都是实现乡村人才振兴内生式发展的关键思路。重视内生人才，在减少扶贫成本、提高致富效应方面发挥人力资源优势；认清人才振兴事业重点，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在激发内生动力方面发挥基础效应；发挥内生人才干事创业的人才带动效应，实现农村人力资源优势最大化；发挥内生人才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的资源利用效应，实现乡村资源优势最大化；发挥内生人才一呼百应的能人效应，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脱贫致富内生动力最大化。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路径。

三、当前乡村人才振兴的困境分析

(一)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人才流动逆差难扭转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全国来看，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较为严重，不仅区域发展差距较大，而且城乡发展一体化内部发展也不均衡。人力资源作为乡村人才振兴事业的重要配置资源，不仅需要开源增量，更应保证其在享受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对等公平。“虽然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但受教育水平依然较低，且提高速度缓慢，2016年与2010年相比，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提高0.11年。2010—2016年，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由3人增加到4人，增长33.3%。但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差距却呈逐年扩大趋势，2016年城乡差距远远大于2007年水平，致使农村医疗卫生人力资源水平与城乡差距的实现程度还没达到2007年水平。”(5)朱钢、张海鹏、陈方：《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数(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6页。坚持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坚持公平公正的建设原则，是加强我国乡村社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理念和原则。城乡二元利益格局固化短时间内难以打破。城市资源集中而形成良性循环，资源越集中越能够吸引更多资源聚集。农村地区则由于资源被抽空而形成恶性循环，越是不具备吸引人才的条件，引进了人才也难以留住，发展就越发滞缓，人才流动逆差局面难扭转。

(二)乡村人才资源整合不充分，统筹推进效果不明显

乡村人才是建立在时空、社会、素质和价值四个基础上的复杂体系，如同资金、技术、设备等其他生产要素一样，都需要全局规划、统筹推进。人才资源整合作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举措，离不开对乡村人才的清晰认识和精准定位。目前，乡村人才的概念难以界定清楚，乡村人才本身的角色并不单一，容易变动，具备复合性、多元化的特征。整合、管理和使用乡村人才资源难以充分落实，相关政策制定与统筹规划难以达到最初预期，容易出现工作碎片化、效率低的现象。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要依靠政府、市场和乡村社会等多方主体的集体发力、合理分工和不断优化。乡村人才振兴的政策设计应该与人才需求结合、与人才培养结合、与制度保障结合(6)谭金芳、张朝阳、孙育峰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人才战略的理论内涵和制度构建》，《中国农业教育》2018年第6期。，在规避支持重点错乱化和“三农”配角化倾向基础上，应有效辨识乡村振兴的引领者、参与者和侵蚀者(7)姜长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努力规避几种倾向》，《理论参考》2018年第4期。。目前，山东、黑龙江、河南和湖南等省为推进落实乡村人才振兴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方案、措施和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但相关的市场机制还有待引入。如在创新人才激励机制方面，基于产权和价值回报的种植业等领域科研人员的分配政策、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的发展机制、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等。

(三)城乡二元制度文化难以消弭，制度惯性积重难返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两种社会空间之间的等级差距，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以往体制机制的社会效应会有一个惯性作用。旧体制虽然得到改革，但其影响却一时难以消弭，与以往的城乡二元体制所对应的价值观和态度难以转变。“人的社会性的一项基本需求就是社会承认,主体间的承认关系不仅规定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具体内容，而且也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内在动力所在。”(8)杨建华：《论人性基本需求与社会发展》，《治理研究》2019年第35期。在当下社会转型之际，城乡二元体制与城乡一体化之间需要跨越的不仅仅是制度安排一条鸿沟，更有一条更大更宽的鸿沟——价值认同。目前，“土气”“落后”“没前途”等标签还未完全从农村身上撕下，留人才、育人才的软环境尚未形成。基层乡村党政人才队伍是乡村人才振兴的中坚力量, 但在现实中城乡人才区隔, 不但表现为农村人不愿意留在农村, 农村人力资本外流, 农村实用人才留不下, 而且表现为城里人不愿意到农村落户创业, 外来人力资本进入的机制不完善。村民认同感缺失，向往城市的摩天大楼，一批又一批的高学历人才选择毕业后落户城市，以寻求更大程度的社会认可，选择返乡就业的人才占比小，乡村发展事业难以薪火相传。

(四)乡村基层人才基础薄弱，乡村接收人才承载力难以为继

虽然乡村振兴在道路交通条件、农村医疗教育设施改善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任重道远；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支撑不足；基层组织建设偏弱；重点领域融合发展不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9)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页。如今，乡村振兴战略已是进行时，各式各样的外生式人才振兴的助力思路应运而生，但对于乡村地区和部分引进人才之间的关系而言，并不像是“泥土”与“植物”之间的类比，乡村地区无法提供像“植物有赖于泥土而扎根的土壤”，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宏观战略层上看，乡村人才振兴属于非线性工程，耗时长、涉面广，外生性人才难有归属感；二是从中观机制层面上看，城乡一体的人才管理、服务、激励等机制有待构建与完善，人才下乡相关制度保障待推进落实；三是微观生活层面上看，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虽稍显成效但任重道远，前期规建与后期运营不适配，建设投入资源利用率低，各种文化设施相对落后，人才下乡后休闲、娱乐等方面的生活需求难以满足。针对以上几个方面，乡村接收人才的承载力有待提高、承载空间有待扩大；无论从宏观战略、中观机制还是微观生活方面都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四、内生性发展视角下乡村人才振兴的基本思路

从内生性发展视角考量乡村人才振兴的推进，激发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分析视角。同时，激活内生性人才的能动性，也是提高乡村社会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要源泉。这一过程离不开政府因素的介入，也离不开市场因素的介入，更离不开乡村社会与政府和市场之间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格局建立。一方面，提高乡村社会培育发展主体的能力，实现乡村社会发展内部培育人才系统的优化升级是乡村人才振兴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谋求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人才在整个社会系统结构中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其主体性地位，消解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惯性，在政府、市场和乡村社会的地方与超地方力量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城乡人才要素流动的动态平衡也是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思路。

(一)完善满足内生性人才发展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是培育人才、留住人才、振兴乡村的关键手段。它提升了乡村接受人才的承载力，解除了内生性人才在乡村发展的后顾之忧。乡村人才振兴不应该是一时之举，更应立足长远。内生性人才扎根乡村，振兴乡村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归属感和获得感——提升乡村人才扎根乡村的幸福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应分类统筹、精准识别不同类型农村基础设施的差异，明确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特点，有序推进。第一，从教育、卫生、文化等多个方面实现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落实社会身份对等，大力推进城乡融合语境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构建城乡标准统一的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服务制度，保障参与相关公共服务权益的制度安排。第二，评估农村社会生产的农田、水利、道路、桥梁等各类区位条件，实现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精准化，精准补齐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改善农业生产的区位条件，为满足乡村内生性人才发展需求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并通过税费优惠、粮食生产补贴、农机补贴、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惠农政策，改善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第三，从生态、娱乐、休闲、社交等多个方面实现农村生活基础设施便民化，解决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更好满足乡村人才内生发展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加强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实用性和便利度。

(二)厘清乡村社会与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定位

乡村人才振兴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市场绝对主导，还是乡村完全自主，单靠一方都不可能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健康发展。厘清政府、市场、乡村社会在乡村人才振兴中的职能定位，是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政府在乡村社会的职能关系视角来看，政府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设计师、部署人和重要推手，在组织安排和政策服务上起重要作用。乡村人才振兴的着力点并不仅仅是从政府和市场的角度来实施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乡村文明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是不同质的文明。满足乡村人才发展的需求不能依赖政府培育人才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政府职能转变应立足于优化升级挖掘乡村人才存量、培育乡村人才增量的“软环境”和“硬环境”上，如乡村品牌建设与推介、建立专业化的乡村人才信息库与数据库，社会资本引入与相关制度规范等。从市场在乡村社会的职能关系来看，当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时，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要适度回馈乡村社会。向市场倾斜进行乡村人才振兴实践，失去了乡村人才振兴的应有之义和原本初衷。因此，乡村人才振兴的真正主题是因地制宜，真正主体是农村和农民，乡村社会的主要职能是充分尊重和听取农民的意见，尊重各地农村的特色优势和差异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发展型公共产品，避免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循环战略”和“政府盲动、干部被动、农民不动”的“上热下冷”局面。

为此，须关注三个问题：第一，在尊重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基础上重视乡村本土人才的实际需求和发展空间，注重长远效益，比如提供适宜的技能培训，而非以政府意志、绩效和指标为重，强制性推行不符合农民认知习惯的形式化技能培训；第二，激发各类乡村人才自主参与的主动性和原动力。以维护各类乡村人才主体的利益为第一要义，激发其发展潜能，比如在外部因素介入乡村振兴的同时，避免外来力量抢夺乡村发展资源，实施效果由乡村本土人才评定，实施成果由村民共享；第三，重视乡村人才社会组织的培育。乡村内生性人才力量分散、弱小，难以应对大市场和社会化的多重风险，以组织的方式获得发展和实现振兴有利于提高乡村人才在参与乡村发展时的活力和在维护群体利益的过程中与整个大市场的对话能力。

(三)优化内生性人才培育的乡村社会结构和制度

资金、技术、公共服务等要素回流后能否自然地形成乡村人才振兴？不尽然，它还取决于这些要素是否能够重新完成乡村社会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再生产。目前，乡村人才振兴依然需要应对两大惯性作用的挑战。一方面，乡村人才振兴需要应对制度惯性作用的挑战。乡村是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乡村社会的发展受到制约。完全消除这种制度惯性对于乡村人才振兴的影响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例如，当前的乡村社会仍然有空心化、人口单向移动等现象，“既有为客观物质条件的差别所驱动的因素，同时也有和以往二元体制相对应的价值观和态度的作用密切相关”(10)陆益龙：《农村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3页。。另一方面，乡村人才振兴还需要应对结构惯性的挑战。当前，乡村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实质上是现代性的挑战，是具有传统特点的乡村在结构上怎样适应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的问题，是与乡村人才发展息息相关的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环境如何优化转变的问题。为此，可以从应对这两大惯性作用的挑战着手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第一，优化乡村人才振兴的政策待遇环境。健全激励政策是挖掘人才，振兴乡村的前提。要特别重视挖掘乡村本土人才，用好乡村本土人才，防止人才外流，制定促进本土人才成长的激励政策、培育机制，培育出大量乡土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发挥他们的示范效应，振兴乡村。比如，对经济效益高、带动作用突出的生产项目,在土地使用、项目支持、税收减免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第二，优化乡村人才振兴的文化环境。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推动并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可持续发展问题，优化乡村人才振兴的文化环境，主要依靠激发地方村民的乡土记忆，提高其乡村振兴主体性的身份认同，以期提高其主观能动性。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内生发展的精神动力，需要依靠潜移默化的乡村文化和乡村精神来维系和凝聚，逐渐实现意识认同——观念转变——行动支持的振兴目标。第三，优化乡村人才振兴的社会环境。抽离的社会语境下，主要障碍是无法打破边界，而非构建对等性的边界。以先赋身份、财产权作为主体的标准难以贴合“流动性”的社会现实。在内生式发展的框架下优化乡村人才的社会环境须以秉持且深化主体对等的思维下构建城乡社会保障、救助等体系。

(四)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战斗堡垒

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领导农民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担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农村的重要职责。乡村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步，其内生性发展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统领。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和党员队伍无疑就是乡村内生性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号召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人才振兴的内生性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成就，为解除当下乡村人才振兴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第一，完善和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注重做好后备军培养，引导农村籍大学生、种养大户、致富能手、退伍军人等乡村人才回村任职，作为乡村后备人才重点培育，以防止发生乡村人才振兴“断档断层、后继无力”的现象。第二，鼓励吸纳乡村内生性人才入党。在壮大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同时，通过组织乡村内生人才参加党校学习，加强其党性锻炼，增强其振兴乡村的使命感、责任感。第三，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健全乡村人才教育培训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立足本土实际，以村党组织为平台，因势利导，运用多样且实用的手段和方式，将业务培训与乡村脱贫攻坚、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相结合，开展乡村人才教育培训，发挥筑牢乡村人才的党性意识和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