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县县名沿革及其用字辨识考

冯乐辉

(1.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 河南 郑州450121; 2.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山东省邹县(今山东省邹城市，县级市)位于山东省南部，地处孔孟之乡，自然环境宜人，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社会稳定。邹县建县历史已逾2000年。查阅历代古籍包括正史、地理类书、方志等可发现，其中多次出现对邹县县名读音、由来、位置、名胜、人物、山川等涉及建置沿革的记载，但关于其县名的沿革或语焉不详，或互相抵牾，特别是对于县名是“邹”还是“驺”的问题，还存在许多认识上的争议。对其进行辨识，有助于厘清该地的历史政区沿革，服务区域历史文化建设。当前学界对邹县地理沿革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时期，随着对邾国故城遗址考古调查不断深入，邾国研究成为学界一大热点问题(1)关于邾国的研究，可参考以下文献：王洪军《国史钩沉——山东古国史研究之一》，《济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马媛媛《春秋时期邾、鲁关系考辨》，《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马媛媛《邾国地理考证》，《菏泽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964年，中科院考古所山东工作队调查了邹县的纪王城(2)参见任式楠、胡秉华《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2015年和2017年山东大学、邹城市文物局联合对邾国故城遗址分别进行了两次挖掘(3)参见路国权、王青《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2015年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3期；郎剑锋、陈章龙、王青《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2017年J3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8期。。但邹县置县后沿革的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4)参见张荣仁《济宁政区的历史演变》，《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后晓荣《秦薛郡置县考》，《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5期。，至今仍遗留邹县究竟是秦置县还是汉置县、两汉时属徐州还是属豫州、何时由驺县改邹县、古籍中其县名说法不一等问题。故笔者试举其例以探讨之，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和指正。

一、 邹县县名沿革考述及两汉州属问题探讨

邹县历史文化悠久，大体仍沿用了原有县名，只是字稍有改动(一度称“驺”)。笔者根据相关正史、地理方志记载及《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地名来考证邹县建置沿革，对其进行简单考述。

邹县，古属东夷之地。传说大禹时代分天下为九州，其地属徐州。商朝时其地属奄国。至西周时该地被周王分封为邾国。秦朝统一天下后，郡县制确立，其地始置驺县，属薛郡。汉承秦制，西汉时仍为驺县，原属分封的楚国，后属鲁国。《汉书·地理志》：“驺县，故邾国。曹姓，二十九世为楚所灭。峄山在北。莽曰驺亭。”应劭注曰：“邾文公卜迁于峄者也。”[1]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新，贬鲁王为公，至始建国二年(10)，鲁国绝。《汉书·地理志》称其县名改为“驺亭”。谭其骧在《新莽职方考》中说王莽时鲁国被改为鲁郡，同时根据封泥、铜印、汉碑等考古材料可推测新莽时期改县名为“驺阳”[2]。《后汉书·郡国志》载“驺本邾国”。刘昭注曰：“有驺山，高五里，秦始皇刻石焉。”[3]3429邹县县名在东汉时仍为驺县，并以山名为县名，仍属鲁郡(鲁郡后改鲁国，由徐州改属豫州)。三国时邹县县名改为邹县。魏晋时属鲁郡(郡治所在)，南朝宋时属兖州(州治所在)，《宋书》称“邹令，汉旧县”[4]。马春笋认为县最初是兼并战争的产物，县有等级之别[5]，从县等划分标准来看，县设令秩说明邹县此时是人口万户以上的大县。邹县至隋朝时属鲁郡，《隋书·地理志》载“邹，有邹山、承匡山”[6]。唐朝时属兖州上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 称“邹，古邾国，鲁穆公改为邹”[7]。宋朝时属京东西路袭庆府辖，《宋史·地理志》称“邹”县，其条注“下。熙宁五年，省为镇，入仙源。元丰七年复”[8]。到此时，邹县的标准降为下等并一度省减，说明这时邹县人口较少，地位远不如前。元朝时属中书省益都路。明清时属山东兖州府。至近代，仍沿用邹县县名。1992年，撤邹县设邹城市，由济宁市代管。

既然邹县在两汉时期属鲁国，则鲁国的州属问题也有必要搞清楚。《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中称鲁国属豫州，《后汉书·续汉书志·郡国二》(以下简称“《续志》”)中称鲁国是“本属徐州, 光武改属豫州”，说鲁国在西汉时期属徐州。西汉时的州属历来有属豫还是属徐的争议。东汉时则无太大争议，认为属豫州。遵从“豫州之说”的有顾祖禹、严耕望等人。不过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的叙述自相矛盾。如卷二《历代州域形势二》中前说属豫，后又说徐，很可能是作者简单摘抄《汉志》的结果。遵从“徐州之说”的较多，有全祖望、杨守敬、钱大昭等清代考据学者，近世则更多。顾颉刚与史念海先生明确指出西汉徐州刺史部领有鲁国[9]。谭其骧在其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标出鲁国在西汉时属徐州[10]19-20。周振鹤也同意“徐州之说”[11]。候甬坚利用先秦两汉时期的旁证材料，从淮泗水路、鲁与东海的地域关系加以考证,认同《续志》之说[12]。笔者也认同《续志》的观点。西汉时鲁国属徐州，东汉改属豫州。东汉建武十九年(43)，光武帝封皇子强为东海王，后又兼食鲁郡，合29县。强子靖王政有“淫欲薄行”之恶，“豫州刺史、鲁相奏请诛政，有诏削薛县”[3]1425。这一记载可作为《续志》中所记光武时改鲁属豫州事之佐证。

关于东汉鲁国改属之确切年份有多种说法。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建武二十年(44)鲁国改属豫州，“曰鲁国，本属徐州。建武二十年，改属豫州也”[13]75。还有学者认为建武二年(26)改属，其依据是《曲阜县志》载“丙戌二年(建武二年)，封兄演子兴为鲁王(国号仍曰鲁)属豫州郡”[14]。而《续志》只是笼统地说光武帝时改属，而笔者以为建武二十年(44)较为准确。建武十五年(39)，光武帝封皇子刘阳为东海公；建武十七年(41)进爵为王，东海为王国；建武十九年(43)刘阳被立为皇太子，皇太子刘强废，被封为东海王。《后汉书》卷四十二《东海恭王传》云：“二十八年，就国。帝以强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鲁国成为东海王刘强的食邑。李贤注引《续汉书》曰：“二郡二十九县，租入倍诸王也。”[3]556而《续志》言鲁国于光武时改属豫州，故可推知建武二十八年(52)鲁国作为东海国的一个食邑，已经脱离徐州刺史部，改属豫州刺史部，否则不用说“以鲁国益东海”，因为当时鲁国与东海国均是封国，地理位置毗邻，地位相似，都属于徐州刺史部，可以直接合在一起，而不用单独作为东海国的食邑之一。故鲁国改属当在建武二十八年(52)以前、刘秀称帝以后。笔者推测鲁国与顾祖禹所提的一致，即建武二十年(44)改属豫州。当然，方志中的记载未必不正确，这只是一种推论。不过，笔者认为建武十九年(43)是个值得留意的年份，顾祖禹的建武二十年(44)之说可能与此有关。光武帝建武十九年(43)，皇子强与阳地位互换，刘强由皇位直接继承人变为与郡守相类似的诸侯王，地位反差极大。光武帝也一直觉得亏欠这个儿子，许诺以后给他增加食邑，鲁国的地位紧随其后不断上升是有可能的。两汉时期，鲁国多数时间是以王国形式存在的。由于汉朝统治者逐渐加强中央集权，封国地位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动，东汉时王国已基本上等同于郡。鲁国虽然物产丰饶，文化发达，但地域狭小，经济实力偏弱，而且西汉时期属远离中央的徐州刺史部管辖。此时适当地将其由隶属于相对偏远的徐州改为隶属于中央且地位极其重要的豫州，汉光武帝是有其考虑的。除了便于中央操纵，使新立太子刘阳心安之外，中央直接管辖，各项政策也会向该地区适当倾斜，可在经济上给予刘强更多优待。实际上，通过西汉削藩、推恩等政策，王国版图缩减，地位下降。汉成帝时，令王国相治民如郡守，诸侯王的权力和地位也逐渐丧失，至东汉初，诸侯王更多只是象征性的统治者，政治、军事权力已基本丧失，只是能享受经济上的一些优待和租税。故可推测，东海王食邑鲁国的地位在建武十九年(43)后随刘强被封为东海王而不断上升，改属豫州的时间是建武二十年(44)之说可以成立。建武二十八年(52)，鲁国除了为汉郡补益东海之后，直至汉末并未闻有鲁王之封，而《续志》中却有鲁国。《后汉书》载：“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鲁王兴为北海王，以鲁国益东海。”[3]79由此可知，东海国兼食鲁郡，而鲁犹存鲁宫室，故光武帝下诏东海国都鲁，此前都郯。后来东海王刘强多次上书让还东海，李晓杰据此推测汉明帝将东海郡收归汉廷，而仅让刘政食鲁郡六县而已，同时易国名为鲁，唯东海王封号未改[15]。故李说较为可信。

二、 邹县县名用字误差

从古籍中的记载看，围绕着邹县是秦置县还是汉置县、县名说法不一、何时其名称由“驺”改“邹”等问题，存在许多矛盾之处。厘清这些问题，有必要明确作为地名用字的“邹”与“驺”在音韵学上的区别。

从音韵来看，“驺”与“邹”字音相同，但字形、字义明显不同。从《说文解字》中可以看到，“驺”与“邹”二字分属马部、邑部，字形、字义都不相同。《说文解字·邑部》解释“邹”字：“鲁县，古邾国，帝颛顼之后所封。从邑刍声。侧鸠切。”[16]135《说文解字·马部》对“驺”字的解释：“厩御也。从马刍声。侧鸠切。”[16]201不过，清代学者段玉裁在为其所作的注中却说是许慎弄错了，邑部“邹”应该是“驺”才对。“鲁国驺、二《志》同。二《志》作驺、许作邹者。盖许本作鲁驺县。如今汝南新息、今南阳穰县之比。浅者乃删去驺字耳。周时或云邹、或云邾娄者。语言缓急之殊也。周时作邹、汉时作驺者。古今字之异也。”[17]笔者认为段玉裁的说法较为客观，“驺”与“邹”字极可能是因古今字的差异而导致许慎将“驺”县误用为“邹”县，秦汉时期郡县制刚刚确立，其地名应为“驺”县。

宋人王观国在其所著的《学林》中专门探讨了鄹、邹、驺三字的音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王观国认为，“鄹、邹、驺通用，乃鲁地名也。《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语》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史记·秦始皇纪》曰始皇上邹峄山，又《孟子传》曰孟轲邹人也。以上皆一字也，其地即《汉书·地理志》鲁国驺县。《孟子题辞》所谓驺，本春秋邾子之国是也。《尔雅·释天》曰：正月为陬，音义曰陬侧留切。《史记·历书》曰孟陬殄灭是已。《离骚》曰摄提正于孟陬。《五臣注文选》乃音陬为子侯切，又误也”[18]。笔者曾到孔孟故里实地调查过，两地直线距离仅20余里，如果遗址位置准确的话，确实存在两地同属一邑之不同乡的可能，“陬”的字音很可能如其所论，与邹、驺相同，通用并无不妥之处。

“驺”和“邹”都可以用于姓，两个字可能存在通用情况。如战国时期孟子在驺地出生，《史记·孟子列传》称 “孟轲，驺人也”(《学林》转引《史记》为“邹”，系错引，“邹”和“驺”虽为同一地名，但处于不同时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用 “驺”而非“邹”。后文又称“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驺衍，后孟子”[19]2343-2344。一般认为，“驺忌”或“驺衍”均可换姓为“邹”。

明朝郭子章的《郡县释名》在解释郡县名由来上用力颇深，考究甚详。华林甫认为《郡县释名》显著的特点是“凭籍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而对某些似是而非的传统说法提出强有力的驳辨”[20]。《郡县释名》论称其地“周时为邾国，鲁缪公改为驺，因山为名。汉置驺县。唐改邹县”。大致在战国初期，鲁缪公将“邾”改为“驺”，再与前文引“孟轲，驺人也”的记载联系起来，孟子是战国初期人且晚于鲁缪公时代出生，故称其为“驺人”。《郡县释名》又引路史曰：“驺，曹姓子绎也。兖之邹县有绎山，邾文公迁绎，后曰驺。故或谓驺即邾。内传‘邾伐’，鲁史作‘驺’也。”其后，作者又加上了自己的评语：“愚按驺后易为邹，绎后易为峄。”(5)参见郭子章《郡县释名》卷五，万历四十三年活字本。现在山东邹城的邹山也被称为“峄山”或“邹峄山”。如此，“驺县”后变为“邹县”这种说法也就成立了。

“驺”应为“邹”的古体字，秦汉时期为“驺”县。而笔者认为误用“邹”县的原因有二：一是后世多用“邹”字，“驺”字逐渐淡出；二是古籍中以讹传讹，转发旧说。

三、 邹县县名考辨

按照《汉书》和《后汉书》的说法，驺县为汉置县，但此说不足信，目前学界的一致看法是驺县为秦置县。马非百在《秦集史》中认为其“或曰秦置，汉因之”[21]，已经开始质疑汉置县的说法。近人在《秦代政区地理》《西汉政区地理》等历史地理著作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考证，均认为其地是秦置县。笔者赞同驺县为秦置县之说。秦通过兼并战争统一天下之后，地方上的郡县制逐渐成熟、定型，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新县名，驺县应是其中之一。

既然按此说县名当为“驺”，但为什么又在文献中说法不一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呼不同所导致的。在三国以前，古体字“驺”当为其县名，后来为了方便，统一改为“邹”。不过，因很多古人没分清楚，以致造成古籍中很难形成统一的说法。例如在先秦的文献记载中，多记邹县其地为邾国，或驺、邹混用。在《左传》中“驺”被写为“邾”；而在《国语》《孟子》等书中又被写为“邹”。可能是因为这几个字读音相近，所以存在混用的情况。但“驺”字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大量出现且被用作地名；“邹”字虽也较多，但多用于姓。例如《史记》卷三十六《陈杞世家》：“滕、薛、驺，夏、殷、周之闲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司马贞《索隐》：“邾国，今鲁国驺县是也。”[19]1585又《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九年，为驺伐魯”。《索隐》：“《左传》‘驺’作‘邾’，声相近自乱耳。杜预注《左传》亦曰‘邾，今鲁国驺县是也’。驺，宜音邾。”[19]1471考古工作者于2015年对邾国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简报中写明：“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建都于此。此地秦汉时期为薛郡驺县。”[22]当然，或许有人认为这只是其一家之言，但结合史料来看，先秦时期地名已经被改为“驺”，至秦汉时期此县被命名为“驺”。

由于秦统一天下后的“焚书坑儒”事件，秦朝传世的历史、地理书籍极少，这给后世研究郡县制地名造成不少困难。近代王国维曾作《秦郡考》考证，后来谭其骧作《秦郡新考》继续探讨，两人都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性的见解。后晓荣所做工作更为细致，他在《秦代政区地理》中完整考证了秦代郡县地名沿革，利用考古中新发现的文物如印泥及秦汉城市考古材料，再结合文献分析，证实了县一级地名的沿革。他认为，“有关秦薛郡置县，文献没有记载。《图集》有关秦薛郡置县点注有12县，但没有具体的考证文字”[23]。后晓荣在《秦代政区地理》中围绕薛郡置县沿革的讨论源自其另一文《秦薛郡置县考》。该文称秦封泥有“邹丞之印”，秦始皇陵遗址出土秦陶文有“邹”[24]，但细查后发现其引用的秦代陶文无“邹”字，而实为“媰”字[25]。单从字形上看，陶文与“驺”相似，“刍”部都在右；而“邹”字中“刍”部在左，不太相似。再对照后晓荣结合文献的分析：“《汉志》鲁国领县有邹。《史记·樊哙列传》:‘攻邹’，即此。《读史》：‘在充州府东南五十里。春秋时为都国。鲁穆公改郑为邹,因山为名。汉置邹县。或曰秦置,汉因之。’”[24]除去《史记·樊哙列传》所引正确外，在其他材料原文中，按中华书局版《史记》原文，“邹”字都应为“驺”字。还有其所引《清一统志》的记载离秦置县的年代久远，不足采信。所以，对后晓荣所推导的关于秦薛郡“邹县”的考证令人生疑之处颇多。按后晓荣解释，他是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点标作为其研究秦薛郡下县的来源，因在该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的《南部诸郡图》[10]7-8中开始点标为“邹”。《中国历史地图集》是由历史地理学大家谭其骧主编、百余人参与绘制的一部卷帙浩繁的图书，共分8册，内有300余幅地图，其成书经历了30余年，耗费了编绘者大量的心血，成书价值极高，特别是对历代政区沿革和疆域地理研究极具参考意义。长期以来，该地图集深受学界好评。但由于绘制地图者人数众多，最终汇总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的纰漏，此处地名用字误差或为其中之一。

秦汉时期，史家在正史中均认可“驺”的说法。东汉以后的一些地理类书、方志中的记载同样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但多有混乱不清、自相矛盾之处，笔者大致举出以下几例以正其误。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河南道六》载：“邹县，本汉驺县地，故邾国，鲁之附庸。”[26]266该文后《校勘记》引《考证》云：“按邹本秦县，《史记》‘始皇二十八年上邹峄山’，俗连读为山名，误。”[26]284正文中“驺”虽无误，但应为秦置县，不应在校勘中误作“邹”。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汉为驺县，属鲁国，莽曰驺亭，即邾山之地，曹姓二十九世楚所灭，因鲁缪公改邾作驺县，复以山为名。”按：“《郡国志》云驺县本邾娄之国，鲁缪公改为邹，即邾人获公胄悬于鱼，是此邑。”[27]正文中所说的“驺”无误，但后面加的按语又误作“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驺县“春秋时为邾国，鲁缪公改邾曰驺，因山为名。汉置驺县，属鲁国。晋曰邹县，属鲁郡……自晋以后，皆曰邹县”[13]1520-1521。其解较为准确，县名因山为名，且从“驺县”改为“邹县”的说法可信，不过应该是秦置县，而非汉置县。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如清人岳濬等编《山东通志》载，“邹县，周为邾国，后改为驺，秦置驺县，属薛郡，汉属鲁国，东汉因之，晋曰邹县，属鲁郡，故驺城在峄山之阳，邾穆公改邾为驺，是也。今文从邹，详《圻封志》”[28]。此说较为妥当。

古邹县的地名从“邾”国改名“驺”县，前文多有论及，始以分封国邾国得名，后以驺山得名，且《说文解字》中“邾”字“从邑刍声”，与“驺”字音相近，秦改名“驺”时应已置县。至于“驺”县改名“邹”县的时间，按照前文所引，当前至少三说并存。其一为“秦朝说”，依据是《中国历史地图集》，误将“驺”写为“邹”。其二为“西晋说”，依据是《读史方舆纪要》和《山东通志》中的记载。其三为“唐朝说”，依据是《郡县释名》。西晋说较为合理。因西晋统一天下后规划、调整各地地名，且当时社会较东汉重视经学、文字考究的传统已发生明显改变，主张崇尚老庄无为的玄学，故此时县名由“驺”改为“邹”，通俗易懂。

四、 结语

地名沿革纷繁变化，难以理清头绪。笔者从一处小的县名沿革入手，通过对文字音韵、考古发现、正史及地理方志等材料的深入分析，对古籍中关于该县名的记载进行辨识，以期正误。既然古籍中县名有大量“邹”“驺”并存的情况，因而有必要厘清两字在县名中不同时代的不同称呼，藉此也引发对地名沿革研究的一些思考。古代地名的变动会造成人们理解的偏差，当前一些地方还存在随意更改地名的做法，以致造成一定的混乱。地名学大体要结合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进行综合研究。就地名沿革历史研究来说，仍有许多尚待深入挖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