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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新君子人格的建构

时间:2024-09-03

张 秦,丁成际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61)

君子与公民分别是古今、中西社会政治的参与者,也是公共秩序的建构者与维系者。从文明复兴的逻辑看,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从文明现代化的逻辑看,以公民为主体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亦十分必要。因此,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治理主体,既要关照理想的道德人格,也要参照合格的公民身份[1]。目前所提及的“公民”概念无疑都是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与社会背景提出的,单纯嫁接于西方的公民思想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现代道德建设的需求。***同志指出,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因此,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公民概念,而是要立足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现实,落实公民概念的本土化,着力实现传统君子人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探寻并建构最理想的当代中国本土化主体性道德人格,即新君子人格[2]。

一、 新君子人格为何建构

构建新君子人格,应充分彰显鲜活的社会主体,挖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价值与精神的现代意义:一是疗救时风,解决社会道德乱象,维系社会良序;二是活化、践行、弘扬儒家传统中具有当代的、普遍的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

(一) 理论逻辑:传统与现代具有融通性

“君子”和“公民”分别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观念,传统与现代具有融通性,可以对其进行重构和融合。具有传统意义的“君子”与具有现代意义的“公民”既具有一致性,也具有互补性。

君子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双重主体,既指具有政治属性的治理主体,又指具有道德属性的道德主体,儒家则更侧重于有德的君子。作为道德主体的君子与侧重德性的公民(2)王苍龙曾在《“公民式君子”抑或“君子式公民”——重新思考君子与公民》一文中提出“薄公民” 和“厚公民”之说。他指出,与“薄公民”偏重个体权利相比,“厚公民”更加强调公民德性与公共精神。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主体性、公共性及平等观念等。首先,两者均注重人的主体性。身为君子首先应具备的德性就是“仁”。在孟子对于仁爱的阐释中,仁爱的实施是主动、自觉的。孟子认为,我是否发挥我的仁,是我自己的选择(3)《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正如孔子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主体性是公民鲜明的价值特性,表现为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主张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平等以及自由。这些都是公民主体意识的表现。其次,两者均具有公共性特质。儒家提倡的修身是在与他人交往中实现的,其修身效果也只能体现在对公共事务的处理中;而公民广泛参与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以及政治活动,其本身就包含了公共性这一特质。再次,两者都提倡平等观念。儒家倡导人人皆可成为尧舜的理念,只要人们努力修养德性,便可以成为君子,君子人格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机会平等,与公民所倡导的平等有着相似内涵。

儒家文化之所以历经更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正能量,不仅在于它具有跨时空的价值与意义,也在于传统总是能彰显与现代的互补性。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君子人格与以法理精神为基础的公民人格具有互补性。君子人格重德性、重义务、重家庭的品性与现代公民重理性、重权利、重国家的特质可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二者应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精神的本土化主体性道德人格。

(二) 实践逻辑:疗救时风的现实需求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入,信仰缺失、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等社会乱象时有发生,唯利是图、不讲诚信、贪图享乐等不良社会风气盛行,社会道德问题频出,传统君子之风岌岌可危。不良世风之所以会大行其道,多是因为我国当代社会缺乏一种能够在社会各团体中起广泛作用、能够作为价值导向并能够维系世道人心的、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恒常的道德文化资源。

就当下的社会语境来说,君子人格恰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君子人格具有现代性、超越时空的因素或价值[3]。君子文化中有很多可以应对社会道德乱象、重塑道德信仰的思想资源,传统君子人格的价值导向被很多有识之士视为“疗救世风的良药”[2]。对新君子人格的大力弘扬是疗救时风的现实需求,因此应致力于激发君子文化的现代价值,弘扬其中具有当代意义的价值资源。正心诚意、致中和合、温良恭俭等德性成为人们极力追求的美好道德诉求与理想人格观照。新君子人格可以为大众树立道德标准与道德原则,为其提供修身的道德德性,激发人们内心的善端,引导人们向上、向善、扬善,帮助人们跳出物欲的泥淖,提升大众的道德修养水平,淳化社会风气,建立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三)时代逻辑:活化儒家理想人格的必然要求

随着传统社会的终结和士大夫阶层的解体,君子人格的承载主体崩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并渐趋成熟,君子人格所倚赖的社会文化基础也进一步瓦解[4]。然而儒家文化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并不是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沉重包袱,而是可以通过现代化创造焕发强大能量、推动民族复兴的独特“战略资源”[5]。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抛开传统和我国的历史实际来夸夸其谈,不能全盘照收西方理论,而应从中国的经验和实际出发去反思这些从西方引进的理论,并且以内省的态度来审视传统。

“君子”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与精神基因,更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普遍认同的理想人格范式。经过几千年历史的积淀,君子人格不单单是约束世人修己处事的道德标准,而是深深烙刻在中华儿女心中的精神印记,是人们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虽然传统君子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已发生变迁,但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还有很多共通点,理应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即用好、用实、用活君子人格的创造性转化所提供的现实精神资源,培育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治理主体即新君子。这也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社会转型、对君子人格进行现代性建构的可行路径。

二、 新君子人格以何建构

建构新君子人格,其可能范式是以 “公民” 属性作为新型主体的底色, 辅之以 “君子” 属性[6],将现代公民的核心内涵如权利意识、法治思维、契约观念、自由精神等与君子人格中德性伦理的优秀内核如仁义道德、孝悌忠信等相结合,实现二者之间的优势整合,以培育兼具美好德性和公民精神的新君子[7]。

(一) 重群克己与个人意识并存的群体导向

西方公民社会形成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以个人为本;中华文化及其价值观主张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在儒家看来,个人一定要在群体之中生存,不能离群索居,其道德修为也是在社群生活中得以增进的。儒家从不抽象地谈论社群概念,而是用“家”“国”“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价值,主张以“三纲五常”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三纲中的两纲均与家庭关系相关,而家庭也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儒家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以及个人对群体的义务,《礼记·大学》中曾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实践便凸显了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儒家呼吁构建团结互助的和谐群体,不能搞小团体,主张“君子群而不党”。儒家还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主张“至公无私”“公义胜私欲”。相较于君子秉承克制私欲的价值观如勤奋节俭、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等,公民更为重视个人的权利、自由和独立,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有着明确划分。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优先,主张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但有时会因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造成因私损公的后果。

因此,培育我国本土化治理主体,必须将传统君子人格主张的重群克己精神与现代公民社会强调的个体独立意识有效融合,既要保证个体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又要重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及独立性,确保人们在群体活动中能够适当进行自由选择,充分发挥个人才能。

(二) 伦理道德与政治法理并重的价值导向

梁漱溟先生在谈及中西方社会结构时表示,西方是团体格局、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而中国是家庭格局、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相较而言,在社会管理方面,西方重法律,而中国则倚重于礼俗。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崇德文化),作为伦理型文化的产物,君子人格以伦理道德为本,更加重视德性;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公民人格则强调权利与法理,侧重于理性。因此,要建构兼具君子德性和公民精神的中国本土化主体性道德人格,必须树立道德伦理与政治法理并重的价值导向。五伦、五常、四维、八德(4)“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指的是五种人伦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儒家所倡导的八种德行,是人们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与行为规范,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儒家经久不衰的伦理道德,时代在变,而道德不会过时。“仁德”为君子之本,仁德统帅其他德性,其中孝悌是仁德之本。故《论语》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群体的君子在伦理道德体认与修行方面有很高的境界。公民是个法律概念,公民的法律属性规定了公民可以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而这必须依靠代表民意的国家治理机构以及维护所有公民权利与利益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公民是独立而完整的个体,平等是公民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通过政治机构与法律得以维护,因此政治法理是公民的存在基础和维系纽带[8]。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以伦理道德为主,还是以政治法理为主,都不足以成功培育出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具有良好德性与杰出才能的理想治理主体,还必须以伦理道德与政治法理并重为价值导向,将个人内在德性与现代法理意识关联起来。

(三) 公民权利与美好德性合一的品性导向

现代公民社会秩序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六大基本权利,可以说权利是使公民概念实质化的核心内容,权利是定义公民身份的重要标准。儒家与其不同,儒家更多是将义务当作规范社会生活秩序的首要要素,比如对内要做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长惠、幼顺,对外要做到仁爱、忠信、温良、中庸、忠恕、节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家缺少“权利论”伦理,其所推行的是一种单边的“义务论”伦理,片面强调义务而忽视权利[7]。这在当今社会是不可取的,不仅会削弱社会主体的主体意识和积极性,也与我国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初衷背道而驰。儒家所推行的义务论是通过倡导培育美好德性实现的,儒家呼吁人们入道修德、修身养性;儒家文化以“孝、悌、忠、廉、耻”涵养个人品德,以“仁、义、礼、智、信”涵养社会公德。

在现代社会,人只有合理、合法地享受权利,又主动、自觉地承担义务,才能更好地融入集体生活。只讲享受权利,不谈履行义务,会使人们迷失在私欲的泥沼中,无法履行社会主体的治理责任,不利于社会正常运转。只一味地承担义务,却不享受权利,也会使人们丧失社会主体性,失去活力与动力,成为冷冰冰的异化的工作机器,同样也不利于社会和谐。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主体及道德主体,新君子应做到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缺一不可,应将追求权利与个人内在的德性连接起来,坚守公民权利与内在德性相统一的品性导向。

(四) 批判精神与中庸之道统一的行为导向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多元、包罗万象的世界,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类信息资源迅速侵入人的现实生活,或多或少、或好或坏地影响到人们的学习、交往以及工作。若人们不具备甄别信息的能力,不能以批判的眼光、质疑的态度看待和分析接收到的信息,轻则遭到蒙蔽、承受损失,重则不能立德修身,不能构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政治学里有一个名词叫“批判性公民”,这类人会以较为激烈、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不满。“批判性公民”的警觉虽是政治健康的表现,但极端的批判意识也会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痼疾,因此合格的公民必须具备理性批判精神。相较而言,中庸之道是对公民批判精神很好的补充与约束。君子秉持的是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君子与小人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是至德,儒家将恪守中庸视为君子至善、至美的品德。中庸之道教给人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它呼吁人们做事应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在儒家哲学中,中庸之道还包含防止和克服思想、行为方面的片面和极端,以求得事物全面、平衡发展。

对于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信息,既不能彻底否定,也不能全盘接受,而要权衡利弊、执守中道,从中选择于自己有益的积极内容,摒弃消极因素。新君子既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又能够经权达变,做事合乎中庸之道,保持平和的心态,修养德性,砥砺德行,坚守批判精神与中庸之道相统一的行为导向。

三、 新君子人格如何建构

数千年来,君子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君子是儒家为世人提供的道德理想范式,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融进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新君子人格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美德有机结合,做到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对此,要深化对新君子人格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优化新君子人格的塑造环境,拓展新君子人格的实践广度。

(一)多层次加强对新君子人格的认识理解

培育新君子人格,首先应多层次深化对新君子人格的认识。只有全面、深入认识新君子人格的思想内涵、基本特征等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和前提,才能将新君子人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应从开发挖掘、深化认知、加强传播三个层次循序渐进地深化对新君子人格的认知。

1. 开发挖掘,丰富新君子人格内涵

新君子人格的内涵要获得丰富与发展,首先,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新君子人格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与行为指南,规划和引领新君子人格的培育与塑造。在新君子人格的培育过程中,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的重要素材和资源,形成用辩证思维和历史、发展的眼光分析、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其次,新君子人格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新君子人格应在坚持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基础上融入现代文明价值观,赋予传统君子人格以时代精神和现代阐释,塑造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从而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2. 深化认知,提升新君子人格话语权

新君子人格是对传统君子人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随着传统君子人格的式微,再加之人们对新君子人格认识不足、了解不深,新君子人格对推动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作用也会随之减弱。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转变陈旧观念,构建新时代话语体系,重新确立社会大众认可的理想人格。一方面,学界要构建一个新的话语体系,推动传统君子人格话语向新君子人格话语转变,加强对新君子人格的理论研究,统筹对新君子人格的科学认识,结合古今中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对新君子人格的概念、特征、塑造路径等内容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并且在构建新君子人格的学术话语体系过程中,重点探究新君子人格的深刻内涵与时代意义。另一方面,在新君子人格话语体系走向大众的基础上,合理构建大众话语体系,从而提升新君子人格的话语权。总之,通过加强对新君子人格的理论研究,统筹对新君子人格的科学认识,从而形成系统、全面的新君子人格塑造机制,帮助大众形成新君子人格;必须在深入挖掘资源、丰富新君子人格内涵的基础上深化对新君子人格的认知,提高新君子人格在我国的影响力、渗透力和话语权。

3. 加强传播,促进新君子人格普及化

在丰富新君子人格内涵提升其话语权基础上,还应优化传播方式,促进新君子人格普及化。一方面,促进新君子人格入教材、入文件、入活动、入宣传,形成“浸润式”传播体系。使新君子人格相关内容进教材、进课堂,成为学生日常必学知识,让公众对新君子人格有清晰的认知和强烈的认同感;同时将新君子人格的具体理念和塑造方法以文件方式予以规范,增强新君子人格塑造的规范性、严谨性和强制性;大力开展相关实践活动,以大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方式满足社会群体成员多元化的文化需求,使他们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又能够了解并积极践行新君子人格。另外,扩大宣传也必不可少。通过在学校、家庭、社区、公司、街道等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地方开设讲座、设立公告栏、分发宣传单、张贴宣传海报等活动或措施,将新君子人格以“浸润式”传播方式进行宣传,以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功效。另一方面,综合运用多种传播载体,提升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将报纸、电台、电视等传统媒体与网络、移动电视、数字报纸等新兴媒体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多种传播载体,扩大新君子人格宣传的传播覆盖面,提高其传播效率,使其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9]。

(二) 全方位优化新君子人格的塑造环境

培育新君子人格,必须全方位优化新君子人格的塑造环境。环境是影响新君子人格培育程度与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应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动员网络,营造人格培育氛围三个角度出发,合力优化新君子人格的塑造环境。

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

环境能够影响人的主观思想和行为习惯养成,是培育新君子人格的外因。其中,健全的法律法规能够对其进行规范引领并为其提供制度保障,起到优化人格培育政治环境的作用。法律法规具有规范人们的行为、净化社会环境的功能,能够保障人格理想实现的有序化和规范化。新君子人格培育主要是靠社会大众自发、自觉的品格修养和道德遵从,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为新君子人格的培育保驾护航。在没有强制性法律法规的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自觉性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也存在无法持久的问题。因此,必须依靠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新君子人格塑造机制的建设和落实。对此,国家应根据新君子人格塑造的自身特质和规律,结合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建立全面、系统的制度体系,如制定具体的法律规范来保障新君子人格具体道德德性的实施,将培育新君子人格的途径、方式等要点制成统一方案并进行宣传,督促人们积极践行。当然,仅仅依靠法律法规还不够,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持续优化、完善并严格落实。

2. 完善社会动员网络,激发社会活力

新君子人格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新君子人格塑造机制也需要长时间的完善。培育新君子人格是一项长久的系统工程,需要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这就需要完善社会动员网络,激发社会活力。首先,搭建社会动员平台,拓宽社会成员参与渠道,鼓励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可以成立培育新君子人格的各类社会组织,对公众进行思想引领并为其提供相互交流的空间,使其能够在互动中察觉到自身的不妥之处并及时改正。其次,健全社会动员机制,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在搭建社会动员平台时,不应局限于线下动员平台,应将线上动员与线下动员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线下动员平台存在覆盖地区有限、参与人数有限、交流不及时等不足,应注重微信、QQ、微博等线上动员手段的使用,以扩大交流范围,提升互动效果。同时,应以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出台相应文件和规定来保障社会动员机制长效运行,有效组织、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全域覆盖、全员参与、全方位推进的社会动员网络。

3. 营造人格培育氛围,改善外部环境

氛围是外在的、隐形的,它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长久发挥积极影响,启发、引导人们的思想观念,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新君子人格的养成离不开文化氛围的营造,离不开人文氛围隐性育人功能的发挥。良好的人格培育氛围可以传播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鼓励尚未形成新君子人格的人们积极参与进来,共同塑造高尚的德性。营造良好的人格培育氛围,可以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着手。在家庭层面,父母应注重对子女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积极、认真开展家庭道德建设,培育家庭美德,父母要依靠言传身教树立优良家风、家训,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鼓励他们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在学校层面,教师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培育美好的道德德性并积极践行,给学生作表率。除此以外,还要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调动人们培育高尚品格的积极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校园文化活动中,形成文化气息浓厚的校园氛围。在社会层面,开展宣讲会、讲座、交流会等活动,建立并完善宣扬新君子人格的文化场馆等基础设施,借助线上、线下动员平台有序组织社会成员,团结、整合和凝聚多种社会力量合力营造和谐、积极、向上的新君子人培育氛围。

(三) 多途径拓展新君子人格的实践广度

铸就新君子人格,应多途径拓展新君子人格的实践广度。在充分认识到新君子人格的丰富内涵后,要积极践履,做到知行合一,以利于新君子人格的实现。因此,应从丰富校园活动、健全社区建设、搭建网络平台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同心协力拓展新君子人格的实践广度。

1. 丰富校园活动,夯实实践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君子人格的培育效果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具备科学性,才能够得到全社会的认同。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只有被运用于实践活动,才能够被不断完善。因此,在对新君子人格进行学习的同时,还必须将其落实于具体而丰富的社会实践中。个人通过自主实践,将自身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外化于行,并在此过程中察觉自己人格修养的不足,促使自己更加深入、透彻地学习、反思和践行,直至彻底将新君子人格的精神实质内化于心。知新君子,做新君子,从认知、认同到践行,知行合一,缺一不可。养成新君子人格的最终目的就是将新君子人格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个体价值观助推社会的和谐和进步。学生时期是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养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必须抓好校园实践,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规范道德行为。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成长规律,组织学生参与健康、有益的课堂及课外实践,将新君子人格融于实践活动之中,给予学生展现自我德性修养成果的空间和平台,营造活跃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活动中主动学习,在学习中不断进步。除了多样化的课堂实践活动,学校也可利用学生的业余时间,以活动为载体,举办健康向上的、能够锤炼德性的志愿者活动、社团活动以及各类竞赛和比赛等校园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践履优良德性的良好行为习惯。

2. 加强社区建设,打造生活化实践平台

随着当前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不断推进,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应全面加强社区建设。具体而言,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的主导下,借助社区资源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推动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均衡发展,凝聚社区力量,共同推进社区和谐建设。社区建设其中一项宗旨就是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因此,应以城乡社区建设为阵地,营造和谐向上的人文氛围,大力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丰富的社区实践活动,打造生活化实践平台,从人们的生活点滴入手,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宣扬高尚德性,帮助人们培育新君子人格,从而促使新君子人格高效养成。在实践中,可以积极组织开展义卖会、探访敬老院、举办义演等公益类社区活动,或组织社区宣教、读书会、诵读比赛等一般社区活动。相关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主要涉及教育、科普、体育、娱乐等领域,这样既可以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也可以让社区居民在多样化的文化实践活动中涵养自身的德性并自觉践履。

3. 搭建网络平台,拓宽实践渠道

网络时代,新君子人格的培育和养成离不开网络这一载体。因此,应积极搭建网络平台,拓宽践行新君子人格良好德性的实践渠道。

首先,可以从手机App着手。手机作为人们使用频率最高和使用时间最长的电子设备,其所传输的信息内容对于人们修身养性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可以设计、开发一些培养新君子人格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的小程序,如关于新君子人格知识的问答小程序,或者是通过设定特殊情境和环节来反映个人真实修身情况的小游戏等,藉此帮助人们提升德性修养效果,更快、更好地塑造健全人格。

其次,以网络社交平台为载体,利用高质量、多样化社交媒体平台即时互动,相互交流修身心得,使自己能够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随时省察、反思自己的言行,进而逐步完善自身德性。再次,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效率高、范围广和互动强的特性,将部分线下实践活动转移到网络上来,通过开展线上学术交流会议等文化实践活动,让公众在活动中充分感受文化魅力,激发培育高尚德性、塑造健全人格的精神动力。

四、 结语

对于文明价值观的变迁,最佳的选择是延续传承、综合创新和反思超越,不应中断和中绝[10]。儒学确立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和基本道德规范,在当代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发挥着根基作用。新君子人格在坚持中华优良传统价值观基础上融入现代文明价值观,赋予传统君子人格以时代精神和现代阐释,旨在重构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精神。当代新君子人格的建构,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为现实诉求,以君子的美好德性为根本,致力于造就亿万先知先觉、德才兼备的新君子生力军,带领公众改善当代中国的社会道德现状,推动移风易俗[11],用宝贵的思想资源疗救不良世风,淳化社会风气,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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