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惯习结构化问题探讨——以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为例

陈 林， 龙 利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100)

《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的作品，讲述了他与妻子芸之间平淡温馨的爱情和家庭生活，表达了作者厌倦纷争、归隐宁静的人生态度。林语堂于1935年以SixChaptersofAFloatingLife为题翻译、出版了这本书。他用平白的语言忠实再现了原文平淡的生活。但多年来这个译本最引人关注的并不是译者如何遣词造句，而是在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其他左翼作家纷纷翻译革命题材作品之时，林语堂为什么要背负骂名去选择与时代主题格格不入的题材。

这个问题可以采用“译者惯习”的理论来解答。“译者惯习”是近年来翻译界新兴的研究方法，它基于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惯习”概念，试图综合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视角剖析译者的个人性情、行文习惯、审美倾向对整个翻译过程的影响，并对译者主体性研究予以具体化和科学化。国外翻译研究者将“译者惯习”研究看作是翻译研究“社会转向”[1]的结果,聚焦惯习形成的社会语境、译者与社会主流规范的关系等；国内研究主要包括译者生平与专业技能培养的研究，也讨论了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和方法、翻译动机、译文风格等问题。

总的来说，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译者惯习”研究发展迅猛，研究范畴不断扩大。不过，“译者惯习”理论自身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没有厘清，如 “译者惯习”内涵应如何界定，它在哪些翻译活动环节产生影响，它是否能够完全操控这些环节。要回答这些疑问，首先要梳理其理论研究的发展途径。

一、 译者惯习的内涵

布迪厄提出的“惯习”表示“已构建的知识和结构化的倾向”[2]。 它包含两个阶段：首先是“已构建的知识”，即在某一社会和文化语境下个体的心理认知过程和知识的总和，在时间上是一个完成体。由于个体在心理上已经完成构建，此处的“知识”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与个性融合的整体。其次是“结构化”阶段，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或将来会发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以个性的形式向外延伸，按照自身特征对目标事物进行塑造。布迪厄定义里的“倾向”就是指这种个人性情的倾向，这种性情“决定了行为、意识、态度，虽然不一定一成不变，但是长期而有规律的”[3]。

布迪厄使用“惯习”这个术语，明显有意与“习惯”进行区分。“习惯”作为一个普通名词，因其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用而容易引起过度联想。而“惯习”作为生创词，利于摆脱庞杂的联系，专注于社会学的含义。两者更主要的区别在于，“习惯”是对行为表现的静态描绘，而“惯习”是一个动态概念，既强调知识系统的形成过程，又着眼于已有知识对个体施加影响的过程。两者的区别类似于语言学上对“言语”和“语言”的区分。

西蒙尼(Simeoni)把“惯习”理念引入翻译领域，形成了“翻译惯习”概念，即“在翻译转换过程中促成文化产品生产、既被预先结构又具有结构功能的行为者的性情倾向系统”[4]。纵观整个翻译过程，西蒙尼所言的“既被预先结构又具有结构功能的行为者”可以指向包含赞助者、审查者、译者、编者、发行者等在内的多个行为主体。在译者层面， “译者惯习”可以看作是“体现译者的社会阶层、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等社会轨迹及其早期翻译活动中形成的认知结构，潜意识中影响着译者行为，使其翻译选择并非总是有意识的、目标明确的策略性选择，而是长期习得的特殊惯习的结果”[5]。“译者惯习” 也可以简单定义为译者翻译理念、翻译能力、翻译素质和翻译习惯的养成，以及这种翻译知识体系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为译者的个性倾向并影响了最终译本的形成。

翻译研究学者在在惯习的“内化”问题上的研究趋于一致，主要探讨译者的个人经历、基础教育和专业训练。研究数据大多来源于已经出版的传记、回忆录、访谈以及相关的史料研究文章，内容属于固化的历史资料，所以不同学者对相同译者的惯习内化过程的研究内容和结果趋于一致。而对于译者惯习的“外化”阶段，即“结构化的倾向”，或者说在哪些方面“译者把语言的深层结构用内化的性情翻译出来”[6]，国内外的研究则有不同的关注重点和研究结论。因吉莱里(Moira Inghilleri)探讨了译者惯习与场域、话语的关系。他以法律事务的口译实践为例，如果译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与客户相似，译者就容易“过度投入”，“想美化申请人的证词”[7]，这是场域-惯习对翻译策略的重大影响。同样强调译者惯习对翻译策略影响的还有梁天花、刘毅、骆萍等人[8-12]。汪宝荣在描述葛浩文的译者惯习时，除了关注其翻译策略，还讨论了其翻译方法的变化[13]。王军平等从翻译动机、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等方面考察了译者惯习[14]。张汨着重讨论译者的“作品与出版商、翻译理念、翻译策略的关系”[15]。刘晓峰在研究汪凤藻的译者惯习时，主要分析了惯习养成、翻译文言文倾向和翻译策略的形成过程[16]。李丛立等讨论了原作的选择与解读以及翻译策略[17]；操萍等认为“惯习是推动社会实践者进行各种外部选择的内在力量，在宏观层面影响着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18]。

很明显，不同研究者对译者惯习结构化的对象有不同的理解，缺乏全面判断。综合各家之言可以看出，译者惯习对翻译活动的三个环节具有明显的结构化影响，即对文本选择(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译文文字风格倾向的影响。

二、 译者惯习对文本选择的影响

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从语言转换着手，在研究翻译相关的系列行为时，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译者是如何获得或选择原文文本的。随着翻译研究向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扩展，原文本的选择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作为翻译前期行为，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决定了翻译产品最终的内容。同时，通过分析译者翻译前期行为动机，研究者可以从译者自身和外部力量两个方面探求决定、推动、制约、阻碍或是改变翻译过程的相关因素。

影响译者选择原文文本的力量可能来自外部。从经济学角度看，市场是决定文本选择的关键因素，译者直接或间接选择翻译最可能赚钱的文本。例如，目前外国儿童文学在纸质读物中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成为销售稳定的保证，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个人或机构与出版社一起从事外国儿童文学的引进和翻译。从政治角度看，译者可能受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委托，其文本选择是某种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例如，在中共中央组织翻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参加第四卷初译的有徐永煐、程镇球、杨承芳……”[19]，这些译者的选择都是因为接受了组织委托。

从翻译主体自身来看，决定其选择行为的则是他/她长期在某个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意识形态、文学规范、职业兴趣等。如，“五四”时期的鲁迅、瞿秋白等人都选择翻译了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学有进步意义的文本。研究古典历史的人会选择翻译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而不是罗琳(J.K.Rowling)的作品。这些就属于译者惯习的范畴。在《浮生六记》这一例子中，译者惯习是文本选择的决定性原因。

如果不考虑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的社会背景，则可以肯定其翻译初衷是为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林语堂将译文发表在《天下》杂志，而《天下》与《西风》《中国评论》等杂志在当时上海的英语读者圈中有着广泛影响，林语堂作为《天下》的编辑，自然不遗余力地推介中国作品，所以“文化传播说”有一定道理。然而 “文化传播说”不能解释译者为何选择翻译《浮生六记》而放弃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为翻译对象，更不能够解释译者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下为何选择这种描写男女生活和情爱的小故事。

林语堂能作出如此选择是由于其时任出版、编辑和译者，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抵制外来的不同意见，在这项工作中可以做到不像其他译者那样受出版社、编辑、出资人等外力干扰。这是一个非决定性的但十分必要的前提。

决定译者进行文本选择的是“惯习”概念中的“个人性情”。跟鲁迅等人相比，林语堂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位隐士。他青睐西方自然主义者爱默生，推崇“自在超脱”。他在为《中国评论》这份英文刊物的“小评论”写稿时就坦言要“成为一个超然独立的批评家”[20]68。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所谓超然，其实是逃避，是像沈复一样躲到远离纷争的二人世界里去。同时，林语堂出生在乡村，从小受到父母宣扬基督之爱的影响，钟情山水，向往清净平和的生活，与小说中的沈复能够产生共鸣。他在《浮生六记》英译本的序言里说：“我真心相信宇宙中最美的事是快乐地过平凡的生活。”[20]2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他选择一本记录平凡生活的书来翻译的原因。

此外，在《浮生六记》的序言里，林语堂表达了对女主角“芸”的推崇和偏爱，这也是其选择翻译这本书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林语堂对芸的偏爱源于生活中的几位女性对他的影响。除了母亲和妻子，林语堂多次提到了他的初恋赖柏英，甚至为她写了一本书。他的二姐也在林语堂心目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林语堂在自传里通过和二姐相处的长篇记述表达了对她的深深眷恋。在男作家的系列作品中出现如此多的女性形象并不多见，这无疑也是林语堂写作和翻译的一贯选择。

从林语堂的翻译生涯来看，《浮生六记》并非个例。林语堂不单在这部作品中表达了对于芸这种传统女性的喜爱，在其他作品中也多次将此类女性塑造为主角，如《女兵自传》《京华烟云》《武则天正传》《赖柏英》等。“在林语堂所选择的翻译文本中,诸如苏东坡、陶渊明、张潮、袁中郎等人的生活态度和作品风格也得到了他的充分认可和赞同。”[21]这几人无一不是远离喧嚣、寄情山水。林语堂选择翻译他们的作品完全是听从“内化的性情”的召唤。而这种性情的“内化”，不但促使他以译者的身份进行了文本选择，还决定了他以作者的身份对写作主题进行选择。林语堂文笔的“闲适”和“幽默”风格正是其个性选择的结果。因为译者惯习和作者是相同的[6]。无论他是作者还是译者，他都受控于自己的“性情倾向”。

三、 译者惯习对翻译思想和策略的塑造

很多研究者在讨论译者惯习时常常把“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混为一谈，实质上它们所指不同。翻译思想是指译者对于翻译行为的认识，对待翻译本质、目的、手段等的个人态度。一个人的翻译思想虽然不一定贯穿一生，至少在某段较长的时间内会保持一致。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是译者翻译知识系统内化的过程。

林语堂阐述自己翻译思想的文献不多，大多集中在其1933年出版的序文《论翻译》。胡兴文等在该文中找到“翻译是一种艺术”“有忠实的标准，通顺的标准，美的标准”等说法，从而认为林语堂大体上继承了严复的翻译观[22]。不过以1933年的论述来定义林语堂的翻译思想未免太早，因为他的写作和翻译高峰始于1936年，特别是他对中国古典作品的外译基本是在那之后。笔者认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可以从他对辜鸿铭的评价看出来。林语堂非常推崇辜鸿铭，在《孔子的智慧》一书中甚至直接使用了辜鸿铭的编译。他认为辜鸿铭的翻译是“创造性的翻译”，“关于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与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20]108。他自己的翻译亦是如此。林语堂在翻译孔子言论时，时常用“圣彼得”“约翰逊博士”等人作为参照，在翻译中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使得译文既不失原文的意义，又不失译语的乐趣。其译作所体现出来的翻译思想即：敢于创造新的翻译模式，保留原文精华，提升译语的阅读乐趣，以读者接受的方式传播原文文化。林语堂的翻译活动大多贯彻了这种思想。

翻译策略是译者为了特定的翻译目标而制定的翻译计划。虽然出版社、赞助结构乃至文本自身的特殊性都会导致翻译策略偏离译者的翻译思想，但当译者能主导翻译时，翻译策略就会受制于翻译思想。就《浮生六记》而言，译者与编辑(出版社、赞助人)身份合二为一，翻译目的高度一致，即希望通过《天下》而让天下的人都了解《浮生六记》中所描述的生活和生活态度。因此，如果按“归化”和“异化”来区分翻译策略，则译者使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林语堂对译文中涉及文化差异的地方都进行了解释，如“而于破书残画…… 统名之曰‘断简残篇’”，解释为“These were collected and labeled ‘Ancient Relics’”[23]45。但林语堂的翻译绝非止步于解释，而是在解释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文化推介，例如：

原文：芸没后，忆和靖“妻梅子鹤”语，自号梅逸。[23]186

译文：After Yun′s death, I thought of the poet Lin Hoching: who "took the plum trees for his wives and a stork for his son." And I called myself "Meiyi," meaning "one bereaved of the plum tree."[23]186

对比原文和译文可以看出，译文保留了“和靖” “梅逸”的语音；“和靖”的译文中增加了“诗人”和姓名信息，还解释了“梅逸”这个名号具体的意义。这就是所谓“融合”和“两全”。

又如，译者将“锦囊佳句”翻译成“Beautiful Lines in Embroidered Case”。对于这个译文，可以用二分法进行分析。译者一方面用“Beautiful Lines”说明原文意义所指，让读者不至于误解；另一方面，译者使用了“异化”和“陌生化”的译法，用“Embroidered Case”直接描绘原文形象。如果译者单独使用该词，会使译文生硬难懂，但译者在该句的前半部分用“Beautiful Lines”进行解释，读者便能顺利理解。这种译文算得上是“熟悉的陌生化”。

由此可见，林语堂在处理文化差异时小心翼翼，尽力避开文化冲突，既考虑读者，又不偏离原文；既保留了原文意义，又增添了阅读乐趣。

四、 译者惯习对文字风格的塑造

译文的文字风格是否被译者惯习所左右是译者主体研究者最想得到的结论。然而“风格”的提法主观性较强，难以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笔者认为，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译文的文字风格”。“文字风格”可被具化为主题选择、篇章结构方式、句式特征、修辞选择、用词偏好等。

林语堂也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20]68。他的评论文章中有很多聊天式句型，主题也是日常生活的点滴，他喜欢用讽刺和夸张达到幽默的效果。这是由林语堂的个性而形成的“作者惯习”，进而形成了林氏风格。

从语言学观点来看，译者惯习在译文风格的形成中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受制于“忠实”的翻译伦理，译者惯习的影响受到抑制；另一方面，原文对译者的制约是所有译者面对的共性问题，抛开这个共性问题，译者惯习就能在译文中展现译者的个性风格。

在“忠实”的语境下，翻译体现的是译者模仿原文形式的共性。译文文字受制于原文语言形式，特别是在主题、段落、句式、修辞方面无不受制于原文。例如：

原文：有西人赁屋于余画铺之左，放利债为业，时倩余作画，因识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难却，允焉。[23]144

译文：There was a Shansi man who had rented a house on the left of my art shop, and used to lend money at high interest for his living. He often asked me to do some painting for him, and in this way came to know me. There was a friend of mine who wanted to borrow fifty dollars from him and asked me to guarantee that loan. I could not refuse his and consented …[23]144

对比原文和译文，可以看到译文每个分句的主题、主题意义的说明、接续动词的位置、逻辑关系等无一不是按照原文安排，译者的思维和表达模式被原文设定了，这种现象并非是译者结构化了原文，而是原文结构化了译者。

不过，在译者不受原文桎梏并可以进行主观选择的地方，惯习的影响就可以显现出来。因为翻译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译者的“再创作”，即译者在组织译文文字、句式、修辞时，会经历类似于进行创作选择的过程。就用词偏好来说，有的译者对某些文字或构词方式有特殊偏好，就会在译文中重复使用。在葛浩文翻译《我的帝王生涯》(MylifeasEmperor)时，他多次使用“-ing”动词分句来处理过去时动词[23]5-13。笔者曾统计葛译第一章中的连动句型，在采用非限定动词分句的19句话中，“-ing”分句占了15句，“-ed”分句有4句，可见译者对前者的偏爱十分明显。例如：

原文：他们跪了我也要跪，于是我也跪下来。[24]7

译文：Sensing I should kneel along with them, I did.[24]7

原文：我从木窗中窥见了昏睡的黛娘。[24]11

译文：Peeking through a window, I spotted Dainiang.[24]11

而在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中，同样是对于连动结构的处理，译者大多使用了动词“-ed”形式表达，很少使用“-ing”形式。这就与葛浩文的译文形成强烈对比。例如：

原文：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23]83

译文：I remember that when I was a child, I could stare at the sun with wide, open eyes, I could see the tiniest objects, and loved to observe the fine grains and patterns of small things, from which I derived a romantic unworldly pleasure.[23]83

严格地说，译者的文字风格有时是无意识的“倾向”，有时是依据翻译策略作出的调整，尤其是当翻译策略本身受到译者之外的其他因素约束时。笔者认为前者才是“译者惯习”的核心内容。上文所提及的葛浩文和林语堂的例子都是在翻译策略没有受到外力干涉之下译者再创作时对语言的下意识反应。这种与“葛浩文”式的“-ing”形式偏好相对应的连续使用限定动词的做法，体现了译者惯习对译文文字风格的影响。译者惯习使得译者在译文中留下了明显的个人印记。

五、 结语

“译者惯习”理论为翻译主体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社会学视野，虽然目前的研究还没能系统地说明其结构化的运作过程，但通过对《浮生六记》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译者所在的社会环境、文学规范、意识形态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又是如何以个性倾向的形式影响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采用以及译文文字风格的。

当前，“译者惯习”的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还不够充分和完善，其应用潜力有待进一步开发，比如运用“译者惯习”理论分析译者已有知识和个性对译文的影响，预测译者的翻译结果，并使该理论在译员培训和选拔、文本选择、确定合适的翻译策略等方面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