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苏格兰独立运动的演变、背景和影响

邵逸舒， 王桂莲

(1.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苏格兰独立运动是苏格兰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虽然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参政或其他影响政治的和平、合法的途径争取政治与民主权力，但这并不等于放弃了独立的要求，而是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20世纪后半叶苏格兰权力下放过程就是此目标的现实反映。目前国内学界对苏格兰独立运动已有诸多研究(1)参见：王磊《当代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探析》，《世界民族》，2011年第5期；刘泓《苏格兰公投与民族主义政治思想》，《世界民族》，2014年第6期；武永东《苏格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肖先明《苏格兰民族独立运动的成因及公投失败后的政治走向》，《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8期；胡莉《政党政治动员与民族分离主义——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分离态势形成中的作用》，《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2期；等等。，但对20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关注不足。虽然有些研究对苏格兰两次自治公投有所涉及，如李冠杰的《危险的分权：新工党治下英国的权力下放进程(1997-2010)》，但该文主要是从新工党角度对权力下放进行分析与探讨，并不是针对20世纪后半叶苏格兰独立运动的专门研究。相比之下，国外学界在这一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如克里斯托弗·哈维(Christopher Harvie)的《苏格兰与民族主义：苏格兰社会与政治(1707-至今)》(ScotlandandNationalism:ScottishSocietyandPolitics,1707tothepresent)、詹姆斯·米切尔(James Mitchel)的《苏格兰问题》(TheScottishQuestion)、埃尔文·杰克逊(Alvin Jackson)的《两种联合：爱尔兰、苏格兰和联合王国的存续(1707-2007)》(TheTwoUnions:Ireland,Scotland,andtheSurvivaloftheUnitedKingdom,1707-2007)等。20世纪70年代是当代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分水岭，因此有必要对苏格兰为何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独立运动的新高潮，独立运动又是如何取得一定的政治话语权等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 20世纪后半叶苏格兰独立运动的演变

苏格兰独立运动在20世纪后半叶发展迅速，具体表现为两点：第一，作为一个有独立倾向的政党，苏格兰民族党通过争取苏格兰选民、参与政治活动等途径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话语权，这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苏格兰民族党与怀有同样独立诉求的苏格兰团体或政党所未能实现的；第二，借助自治公投，苏格兰重设地方议会，争取到了较大的自治权，独立运动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政治空间。

(一) 苏格兰民族党地位提高与第一次自治公投

苏格兰民族党成立于1934年，最初未以苏格兰从英国脱离为目标，而是力求苏格兰高度自治并成立苏格兰议会。1942年，苏格兰民族党在杨格领导下提出了完全独立的诉求，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苏格兰对英国的国家认同十分高涨，苏格兰民族党的政治目标对人们的吸引力不大。

自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下降使大量失望的苏格兰选民转向支持苏格兰民族党，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地区的得票率突破了长期徘徊于1%以下的状态[1]。1968年，苏格兰民族党在汉密尔顿选区补选中获得英国议会的1个议席[2]99。1970年，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地区的得票率突破了10%，到1974年则实现了30%的得票率[2]95，迎来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苏格兰民族党的发展还体现在青年群体中。20世纪60年代，苏格兰高校学生群体中苏格兰民族主义思潮高涨，许多学生开始支持苏格兰独立运动，并加入苏格兰民族党。为了整合学生力量，苏格兰民族党成立了“学生民族主义者联合会”，将其作为学生动员组织。20世纪70年代，苏格兰民族党又成立了青年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这一组织后被重组为苏格兰民族党青年人组织，主要用来吸纳青年力量[3]。两个组织在青年群体中引起了较大关注，不仅为苏格兰民族党提供了政治后备力量，还增加了民众对苏格兰民族党的好感。

苏格兰民族党的发展势头令保守党与工党感到紧张。作为对苏格兰民族党的回应，1973年，由工党成立的基尔布朗顿委员会主张对苏格兰下放部分立法权。工党的放权主张是在苏格兰民族党地位提高的现实背景下，出于维护自身政党地位的考虑而提出的，因此工党表现出摇摆不定的态度。1974年10月，苏格兰民族党在议会选举获得苏格兰议会席位中的11个议席[2]100，仍未超越工党，这导致工党在是否应当下放权力问题上出现分歧。加之威斯敏斯特议会多次忽略苏格兰法律委员会有关权力下放的建议，没有表现出支持苏格兰权力下放的态度。鉴于权力下放议案的通过需要威斯敏斯特的选票，工党最终并未将权力下放落到实处。在1975年政府针对苏格兰与威尔士发布的白皮书中，工党承诺在两地成立地区议会，向地区议会下放一定立法权，但不赋予其财政权力，且议会受到国家监督。白皮书中所提及的新议会实际上权力有限，表明工党对权力下放的构想尚停留在较低层面。

然而选举状况的变化最终迫使工党转变了态度。1977年，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受挫后再度提出苏格兰与威尔士的放权议案，主张在坚持威斯敏斯特议会主权并保留苏格兰事务大臣权力的前提下成立苏格兰议会，确保苏格兰能够得到一定的立法权与行政权。次年，工党与苏格兰民族党共同提出苏格兰自治法案，试图为工党重新争取地方支持。在工党的推动与苏格兰民族党的支持下，1978年《苏格兰法案》(theScotlandAct)得以通过，这一法案成为次年举行自治公投的依据。自治公投主要针对的是是否成立苏格兰地方议会并由其产生苏格兰政府。由于这次自治公投是工党在选举不利的情况下作为补救措施仓促进行的，因而公投准备并不充分。根据《坎宁汉修正案》(CunninghameAmendment)要求，公投只有得到超过全苏格兰选民人口40%的票数才算通过，尽管赞成公投的票数达到了56.1%，但能够算入赞成公投的票数仅有32.9%[4]，因而公投最终未能通过。1979年5月，保守党上台后便废止了苏格兰与威尔士的自治法案，并承诺将通过一项能够替代自治法案的方案，但这一承诺最终未能兑现。

(二) 第二次苏格兰自治公投与权力下放

苏格兰民族党的发展引起了其他政党的警惕与压制，而第一次苏格兰自治公投失败后，苏格兰人对苏格兰民族党的失望情绪也开始加深。尽管如此，苏格兰要求独立的声音并未因此减弱。一方面，苏格兰民族党提出“欧洲内独立”的主张，认为欧共体能够缓解苏格兰独立后可能面临的困境。苏格兰民族党原本不赞成英国加入欧共体，坚持认为在没有苏格兰代表的情况下因英国申请加入而将苏格兰纳入欧共体是不合理的。但在与欧共体接触过程中，苏格兰民族党对欧共体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注意到欧洲一体化有利于改善苏格兰的经济环境，苏格兰可以借助欧共体来保证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另一方面，苏格兰出现了各类争取权力下放的民间团体或机构，随着这些运动的推进，民间对自治基本达成了共识。1988年在关于“争取苏格兰议会运动”的民意调查中，有80%的人赞成成立属于苏格兰的议会[5]。在一些团体的努力与组织下，1989年苏格兰制宪议会成立，制宪议会要求保守党重新考虑权力下放问题。经过苏格兰民族党与各类团体在社会中的宣传和筹备，再次开启权力下放的时机基本成熟。

保守党的政策是苏格兰要求中央政府放权的又一诱因。1975年5月，撒切尔担任保守党党魁，在其领导下，保守党强调英国整体利益，反对放权，并在执政期间渲染权力下放会造成分裂的舆论氛围。保守党执政期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英国经济有所发展，但其所推行的减少工业扶植与调整社会福利等政策加剧了苏格兰民众对保守党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最明显反映在1989年首先在苏格兰推行的所有成年人须按照统一税率缴纳社区税这一政策上。在此期间，威斯敏斯特议会与苏格兰意愿的背离使当时很多人认为英国政府无法代表苏格兰的利益，保守党作为“英国政党”成为“苏格兰政治”的反义词[6]，导致民主赤字的情况出现，因而保守党在1987年大选中只得到了七分之一的苏格兰议席。而苏格兰民族党从保守党在苏格兰的政治真空中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在第一次自治公投中持反对意见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也转而支持权力下放。

工党尽管在英格兰地区没有取得选举优势，但在苏格兰地区依然是主要政党，为了保持苏格兰对自己的支持，工党仍未放弃权力下放的主张。1997年5月，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时隔18年后再度执政，工党中有一部分苏格兰人占据了重要地位，如戈登·布朗、罗宾·库克、乔治·罗伯逊、唐纳德·杜尔以及党魁约翰·史密斯[7]。这在客观上使工党更加坚定了苏格兰权力下放的决心。此时工党对权力下放问题的立场基本明确，认为放权是维系联合王国团结、消除分离主义和提高民主质量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对保守党执政18年来反对权力下放的回应和有力回击。工党在重新上台后迅速提出新的自治公投计划。此次权力下放牵涉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其中以苏格兰的权力下放程度最高，因此成为威尔士与北爱尔兰的参照。1997年7月，议会通过公决法案，对自治公投进行了详细规定。在这次公投中，民众对“苏格兰议会”议题的同意率达到了74.3%，对“变更税率权”议题的同意率达到了63.5%[8]，关于苏格兰自治的提议得以通过。

1999年，苏格兰进行议会选举。新成立的苏格兰议会比1979年公投主张成立的议会拥有更大的权力，受到的约束也较小。由于苏格兰工党席位未超半数，鉴于其与保守党竞争的考量以及对苏格兰民族党独立倾向的担忧，苏格兰工党选择与苏格兰自由民主党联合。在第一届议会中，由于苏格兰工党内部对权力下放意见不同，导致苏格兰工党领袖更迭频繁。而苏格兰民族党因对自身定位不准确、内部思想不统一，实际发挥作用有限。

二、 20世纪后半叶苏格兰独立运动兴起的背景

早期苏格兰的民族认同带有次国家民族主义色彩，即认同大不列颠作为国家，在民族层面上仍将苏格兰作为自己的民族身份，不以取得绝对的政治独立或民族自决为最终目标，而以追求实际的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由于英国没有使苏格兰对其实现更加有效的身份认同，且苏格兰长期以来保留自治传统，因而苏格兰对英国的国家认同实际上主要靠经济纽带加以维系，双方关系并不稳固，这最终导致苏格兰民族主义转向以谋求独立为最终目标。

(一) 苏格兰的自治传统及其脆弱的国家认同

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的动机决定了国家认同的不稳定性。根据1707年《联合法案》(ActsofUnion)，苏格兰放弃独立国家地位并与英格兰合并，诞生了不列颠国家。苏格兰之所以能够维持对英国的认同，主要是由于苏格兰能以英国身份获得实际利益，享受英帝国身份带来的便利，分享英帝国的航运便利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对英格兰而言，合并也有利于不列颠实力的增强和对外扩张。因此，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并非出于完全的共同身份认同。

合并后的苏格兰视自身为英格兰平等的伙伴，保留了较大的自主性，苏格兰本土力量在文化方面仍有较大话语权，苏格兰对自身的强烈认同仍然存在，而苏格兰人对不列颠国家的认同从合并之初就存在分歧。由于成为联合王国成员后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苏格兰才能够维持对不列颠的国家认同。然而英国长期以来注重海外利益与国际竞争，民族整合措施有限，合并仅使苏格兰加强了与英国的经济联系，并未实现两者在政治体系与文化心理上的融合，这就导致苏格兰独立运动实际上长期存在。一战后，“苏格兰民族联盟”“苏格兰运动”“格拉斯哥大学民族主义者协会”等要求苏格兰自治的组织先后成立，1934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更是直接提出完全独立的要求。尽管这些团体在较长时间内未能引起大的波澜，但在苏格兰社会中奠定了独立运动的基础。另外，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苏格兰的政治影响较大，尤其是在法律和财政上，苏格兰基本上是按照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无法真正有效地反映苏格兰自身需求。一旦英国的经济地位不再占据优势，苏格兰的不满情绪就很容易指向英国，进而为苏格兰民族主义与独立运动提供借口。

(二) 英国实力的衰变

一方面，二战之后英国传统工业衰落，海外市场逐渐丧失，经济地位下降明显，以重工业与造船业为主要产业的苏格兰遭受巨大打击，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衰退。1973年之前的英国正值经济增长时期，但相较于美国、日本与西欧其他国家而言，英国的发展速度并不可观。1951年至1973 年间，英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2.3%，然而在1973年至1979年间，这一数字下降了约0.7%[9]。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苏格兰经济中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大，逐渐居于主导地位[10]。随着新一轮技术变革在全球展开，英国亟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1972年，英国在剑桥和爱尔兰的大学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科学园区，但仅依靠规模有限的新兴产业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优势的丧失。石油危机爆发后，英国对苏格兰北海沿岸的油田进行了大量开采。英国大部分油田都在苏格兰海岸东部与北部，北海沿岸石油的开发使苏格兰东部形成了以石油工业为中心的新工业区和一批新工业城市，与石油相关的许多新工业部门也不断出现[11]。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格兰逐步实现了经济转型，服务业和科技的贡献在其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苏格兰在国际上的金融地位也有所提高。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苏格兰独立的支持者尤其是苏格兰民族党的经济自信。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外部因素对英国政策制定的影响有所增大。1973年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在政策制定上越来越受到欧洲流行的新地区主义影响。新地区主义是在单一市场和国际分工发展背景下出现的，其强调地方的作用，主张将地方政策的责任交由地方政府，加强地方与欧洲的关系。这种观点客观上削弱了苏格兰对英国的认同。进入20世纪80年代，欧洲一体化所提倡的多层次治理又对地方自治产生了推进作用，为工党推动权力下放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一观点使独立运动找到了能够依托的地方治理载体[12]，削弱了国家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性。

(三) 英国政党政治的影响

最初支持苏格兰自治的政党主要是自由党，自由党解散后，苏格兰自治运动遭受了较大打击，工党转而成为支持苏格兰自治的主要力量。二战结束后到1979年保守党执政期间，英国政局出现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尽管两党基本能够维持共识，但双方的分歧也逐渐浮出水面。面对石油危机，保守党对双方长期达成的共识提出挑战，提出削减公共开支等主张，试图以此解决英国的滞胀难题，巩固政党地位。与此同时，以苏格兰民族党为代表的小党派崛起引起人们的关注。种种情况使工党承受着较大压力。为了争取民意与其他党派的支持，工党不得不调整其地区政策。苏格兰作为工党长期以来的优势阵地，其政治变化更是影响到工党地区政策的转变。为了争取苏格兰的支持，工党已于1918年将苏格兰自治纳入政治纲领，但考虑到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关苏格兰自治的议案大多未能实施。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工党的选票已经明显分散至保守党与苏格兰民族党，工党为了重获地方支持，终于正式开启了地区权力下放进程。由此来看，权力下放与工党自身的考虑密切相关。1979年后，在保守党执政的18年间，尽管一系列改革措施客观上缓解了英国经济发展的压力，但与较为依赖福利制度的苏格兰形成了冲突，并最终引发了苏格兰的强烈不满，使苏格兰民众对独立运动投以支持或同情。

从这一过程来看，英国政党在面对苏格兰独立运动时没有给予民众有效的思想引导，只是以权力下放为承诺换取地方支持，为实现自身政党主张而忽略地方诉求。这导致独立运动利用权力下放进行政治投机，利用苏格兰民众的不满趁机争取了更多权力。

三、 20世纪后半叶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影响

20世纪后期，苏格兰独立运动不仅在苏格兰舆论上取得攻势，呈现出侵蚀中央权力的态势，在应对苏格兰问题的过程中，除保守党执政时期，各届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与苏格兰民族主义达成了妥协。20世纪末，英国政府通过权力下放方式暂时抑制了苏格兰争取更多权力的欲望，基本实现了国内形势的稳定，保证了中央掌握大部分权力。但从长远来看，这一系列行为弱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在无法形成稳固的国家认同，也无法对是否应该权力下放以及权力下放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政府的每一次让步都在客观上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民族分离思潮反复出现，这也成为困扰英国的一层阴翳。

(一) 增强苏格兰离心倾向

苏格兰问题的复杂，最明显表现在苏格兰已发展成为一支难以遏制的危及中央权力与国家局势的地方势力。地方离心倾向是英国长期以来面临的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前，苏格兰的独立倾向并不明显。二战后，英国国力衰弱的现实使国内凝聚力不断下降，国家认同的削弱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长期以来困扰政府的问题之一，欧共体的出现与欧洲认同的兴起又进一步恶化了英国内部的国家认同。

苏格兰民族主义如此高涨与执政党的政策不无关系。保守党执政期间，撒切尔政府在应对苏格兰事务时缺乏灵活性，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苏格兰不受欢迎，因此苏格兰人对英国政府的失望、反感情绪不断加深。工党执政期间，政府试图通过权力下放挽回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协调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但这也刺激了地方野心的膨胀。苏格兰民族党的发展意味着存在以合法手段实现苏格兰独立的可能，即使其发挥的政治作用有限，但仍在事实上对英国内部事务的处理造成了困扰。

此外，人们对权力下放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如果无法达成共识，则权力下放进程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真正满足各方诉求。随着权力下放不断推进，威斯敏斯特议会主权受到分权议会分割，中央管理地方乏力，而苏格兰仍向中央提出分权要求，地方势力已然形成。可以说，苏格兰作为权力下放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已经成为影响英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因素，英国国内能否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妥善处理苏格兰问题。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是苏格兰独立运动发展的新高潮。此次独立公投可谓是保守党政府与苏格兰首席部长、苏格兰民族党领袖萨蒙德(Alexander Salmond)之间的政治博弈。保守党政府借助舆论宣传唤醒苏格兰民众对英国的国家情感，反复强调苏格兰独立后将会面临一系列经济困境，并表示如能维持国家统一，将赋予苏格兰更大的权力[13]。欧盟也表示，如果苏格兰实现独立，则苏格兰需要重新申请加入欧盟，届时苏格兰可能会面临在欧洲被孤立的局面。独立后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正是令苏格兰民众无法真正迈向独立的主要原因，此外，苏格兰境内的核武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独立运动的障碍。苏格兰民族党等支持独立的政党显然还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好足够准备。不仅如此，苏格兰民族党为了顺应权力下放，反复修正“独立”的定义[14],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因此，独立公投变成苏格兰独立运动用以要挟的一个筹码，同时苏格兰民族党也借此转移苏格兰民众对其没有兑现竞选承诺的注意力。如果公投成功，独立运动可以实现长期以来的诉求；如果公投失败，则苏格兰地方可以借此要求中央兑现权力下放的承诺，保守党也可借公投失败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虽然就结果来看，这次公投失败了，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国家认同不断弱化等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苏格兰独立运动难以轻易休止。随着近年来欧洲民粹主义兴起与恐怖主义暴力事件频繁出现，也不排除民间将出现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寻求独立的可能。

(二) 冲击英国治理模式

随着权力下放不断推进，地方上表现出的躁动加大了国家的治理难度。英国作为议会主权的单一国家，其权力主要集中于威斯敏斯特议会，威斯敏斯特议会主权占支配地位。在对权力下放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本应将苏格兰接收下放权力的机构限制在中央集权范围内，然而除国防、货币金融、监察等一些重要领域外，苏格兰议会开始挑战国家权威，选择追求与中央不同的政策，要求更大程度的权力下放。这加速了地区内部的变革，冲击了英国的政治体系。

政治公平问题也随着苏格兰议会的出现而凸显。1977年，西洛锡安选区的议员泰姆·戴里埃尔(Tam Dalyell)首次提出“西洛锡安问题”(West Lothian Question)，即：放权后，苏格兰议员可以对涉及英格兰的事务投票进行干预，而英格兰议员在涉及苏格兰事务时却无法对其施以影响，因此在涉及英格兰的法案中是否应限定只有英格兰议员才有投票权。1999年，苏格兰议会的重设使“西洛锡安问题”成为现实。无论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均无法彻底消除各方分歧，甚至可能造成更为复杂的政治局面。面对治理难题，直到20世纪结束，英国也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随着苏格兰问题的延续与权力下放进程的继续推进，英国治理模式仍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微妙状态。

(三) 影响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

一方面，苏格兰的行为为威尔士与北爱尔兰提供了参照和经验。总的来说，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对英国的认同不如地区认同强烈。威尔士并入英国时间较早，民族主义并未发展壮大，直至20世纪后才有所抬头，但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愿。尽管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表现相对温和，然而在苏格兰的示范和影响下，威尔士也向中央提出了权力下放的要求。1997年7月，英国颁布威尔士权力下放白皮书《威尔士之声》(AVoiceforWales)。9月，威尔士获得50.3%支持分权的选票[15]。12月，《威尔士政府法案》(GovernmentofWalesAct)提交至威斯敏斯特议会，并于次年7月获批。1999年5月，威尔士议会进行选举。由于威尔士所提出的要求并不像苏格兰那样迫切，因此在权力下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威尔士的民族主义情绪暂时得到了缓和。

北爱尔兰由于自身情况复杂，民族主义情绪更加激进，易受到外部影响。鉴于局势复杂，北爱尔兰并未完全仿照苏格兰的方式，当然也不可能按照苏格兰的方式解决自身问题，但苏格兰独立运动的不断推进所展现的实现目标的又一途径在事实上促进了北爱尔兰从武装斗争到兼以政治手段进行斗争的转变。在苏格兰自治公投影响下，1998年7月《北爱尔兰法案》(NorthernIrelandAct)也提案至议会，并于该年11月获批。

另一方面，苏格兰也为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借鉴。自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民族分离主义为代表的第三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偏激、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频频出现。一般而言，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以暴力和易受外部势力影响为特征，而苏格兰民族主义则表现为非暴力性和内部性，因而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即便如此，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兴起，仍然为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另一种道路的示范，并在客观上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德国巴伐利亚、法国科西嘉岛以及意大利撒丁岛均在不同程度上效仿了苏格兰的公投行为。

四、 结语

20世纪后半叶的苏格兰独立运动是在原本不稳定的国家认同基础上受经济萧条刺激而兴起的，尽管英国尝试以法律和政治途径调和苏格兰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最终都未能有效遏制苏格兰进一步要求权力下放乃至独立的要求。随着苏格兰问题的延续与权力下放进程的推进，如何实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将成为长期困扰英国政府的问题。而伴随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反复，经济将不再是激化苏格兰问题的唯一因素。近年来，社会流动性降低、移民潮、民粹主义活跃等社会问题都可能成为苏格兰问题升级的诱因。

尽管保守党在20世纪后期对苏格兰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并不成功，反映了保守党对苏格兰问题认识的不足和变通能力的欠缺，但其维护民族统一的初衷应该值得肯定。这不得不令人们再次警惕独立运动的影响，重视中央集权的作用。另外，与20世纪70年代不同，90年代的舆论媒体对权力下放表现出更明确的态度，而相关问题在国内学界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国家认同在公共舆论中有怎样的表现，如何借助舆论手段有效促进民族团结，这也应当成为苏格兰问题研究的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