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旧金山（上）

金　旭

我做过两届外交官，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的经历。1987年，我到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商务处任三秘，在美丽的安卡拉渡过4年光阴；2000年2月，我被派往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任商务领事(参赞)，在旧金山的两年半时光，是我生命中闪亮的回忆，有快乐，有酸楚，难忘，也难回味。

硅谷印象——有梦就能成真

在旧金山的时间差不多有两年半，旧金山有全球知名的硅谷，硅谷是当今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的王国，位于旧金山南端从帕洛阿尔托到首府圣何塞一段长约25英里的谷地，当时硅谷的IT公司已经发展到大约7000多家，产值保持在每年2000多亿美元——换句话说，她已成为让全世界聚焦的地方。

初到硅谷，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地方不大，却藏匿着无数个亿万富翁。在硅谷，一套房子常常有几十个买主去抢购，硅谷是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地方，一辆高级轿车要提前半年预订。刚刚到硅谷的时候，正赶上股票形势一片大好，那里每天都会催生出几十个百万富翁一一硅谷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那时候，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每年差不多要接待500多个中国团，其中省部级的考察团就有100多个。一些美国知名的大公司像思科、惠普、Intel等，每年要接待中国代表团300多个。这说明，第一，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在发展，紧跟形势，更新观念；第二，说明美国作为科技发达国家，在新兴科技领域中有无限活力，像磁石一样对世界产生吸引力。

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肝业刚刚起步，很多省市组团来美考察，一是考察美国先进IT行业，二是招揽人才，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但是当时海归派是一种热潮，国家对海归留学生有优惠待遇。中国的肝业，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一次很好的机遇。

当时，我对硅谷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条标语：“告诉我你的梦想，让我来帮你实现它！”这证明，一个想法、一个概念，在硅谷就能办一个公司、就能上市，就能成就一个百万富翁。硅谷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能想到，就能做到。不可能实现的，也能变为现实。

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几乎每天陪同中国的各级考察团到硅谷，从中自然学到很多东西，感受到硅谷先进的管理经验、理念。美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不同于中国。很多中国代表团在参观美国的企业后，会问到很多问题，比如：这个企业发展得这么好，是政府的哪个部门在管理?政府是怎么管理你们的?这时候，被问到的美国人常常是丈二和尚一一摸不着头脑。他们会茫然的问一句：“whatareyou talking about?(你说什么?)”。实际上，美国政府部门对企业干预很少，美国的市场是靠“无形的手”来调节，是靠市场机制来决定的，放水养鱼，无为而治，让企业得以在完善的法律环境里充分而自然的发展。

演讲——一步一个脚印成长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讲，那是2000年的8月份，在旧金山金门桥以北的MarinCounty县城。这个县城很小，人口也很少，但却是全美百万富翁比例最高的地方。他毗邻金门桥，背靠太平洋，面对旧金山湾，那里是很多大银行家、企业家退休的好去处，他们在那里购买豪宅、私人游艇，那里还有退休大银行家的俱乐部，这些曾经在金融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虽然从第一线上退下来，但是他们仍然关心政治经济，关心新生事物，关注中国这个东方庞然大物。我向他们介绍到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到中国投资的企业已有47多家。我说，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实力的人，有眼光的人，对经济发展有发言权。对中国的投资要像过金门桥一样，不要等到RushHour(高峰期)的时候再去。应该在失去机会前到中国去看看，各位会发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

这是那些银行家们第一次与中国的外交官接触，他们以为中国的官员们只会拿着演讲稿填鸭式的灌输两国关系的大政策大道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我既没有演讲稿，也没讲大道理，我只是用轻松的语言和换位的思考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之后，我收到了他们许多人来信，除了感谢和表扬我这个“中国外交官”给他们留下了良好印象外，很多人都称对中国的印象在仅仅2个小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之前，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是30年前的、在某些电影里被丑化了的中国。现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则是充满着阳光崇尚幸福生活、敞开着双臂拥抱整个世界的新形象了。

还有一次，是2002年3月初，在硅谷的弗雷蒙市一个富人俱乐部性质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里，这里有大企业家，有曾经辉煌过的政治家，还有其他各界社会名流。他们怀着对“神秘中国”的复杂感情邀请我去，并在会员网上要大家告诉大家，说中国驻旧金山的商务参赞要来演讲。站在座无虚席的礼堂、面对兴致勃勃地听众，我从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市场机遇，介绍到中国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中美文化的不同。我郑重的说到，中国是太平洋彼岸的大国，两国隔离的时间虽长，但中国不是威胁，不是西方媒体里描述的妖魔！中国不仅保护人权，而且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懂人性，重人情。在座各位都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如果这次演讲是在中国，我可能不仅会看到向你们这样的两鬓斑白的老人，可能还会看到活蹦乱跳的孩子。在中国，三世同堂十分普遍，老人退休后，会照看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并为此感觉年轻、感到幸福，享受天伦之乐。在场的许多人听到这里，都淌下了热泪。他们联想自身，触景生情，颇生感慨。这也让我想起一个美国人曾对我说过的话，美国是儿童们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

若问我在美国上百场的演讲中有什么体会的话，我一定会认真地回答：用轻松的语言来拉近距离，用真实的感情来打动人心，是演讲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是演讲会能否成功的关键，对美国人也不例外。

中国市场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变，中美贸易往来让双方企业大受裨益，我在演讲中经常根据不同听众的口味，寻找感动人心的话题，与美国人减少隔阂，用幽默感引起共鸣。有人抱怨我的演讲只有提纲没有讲稿，我的道理是：只是念诵华丽的辞藻，听众会感觉乏味，效果会大打折扣；如果平时注意积累素材，开会前做到胸中有数，讲话时善于掌握分寸，在台上才能游刃有余，与听众才有良性互动。

遭遇窘境——外交官怎样四两拨千斤

在公开场合中，我也经常遭遇到一些尴尬场面。记得有一次演讲，有个人突然站起来，向我质问中国的“6．4事件”，还站着高声读着事先准备好的抗议信，令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到出乎意料，这个站起来的人也是一个百万富翁，应该也是一个高素质的人，我心里没有料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出现这样一个人，用这样极端的方法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我当时面色镇定，不吵不辩，只是问了他

一句话：“你去过中国没有?”他回答“没有”时，气势已经少了一半；我又问他：“你出过国没有?”他仍然摇头。于是我说：“你一没出过国，二没去过中国，6．4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你难以了解。现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仍不了解。我虽然尊重你发言的权利，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对你发言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为了不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我今天不想和你争辩，等你有机会到中国回来以后，我保证在同样的场合奉陪你!”这时台下响起一片掌声，而这个人坐下时已是满脸通红。我想，我最终会说服这个人。

还有一件事，至今回忆起来仍清晰地在印在我脑海里。在一次演讲即将结束，大家的掌声刚刚停下，突然，有20几个人在会场中间同时站起并逼上前来，他们眼里透着偏执狂特有的神色一一其中有黄皮肤的华人，也有白皮肤的美国人，全都是顽固不化的法轮功分子。他们说中国是邪恶的，并恶言抨击中国政府。我面无惧色地直视着这伙围攻我的人，我知道这些人看起来穷凶极恶，其实色厉内荏，我质问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何在?他们说：“我们到北京天安门和平抗议，却被中国警方强行遣送出境，你们没有人权保护，没有宗教自由!”这时我平静的问他们：“你们知道9．11事件吗?”他们点头，我又问：“你们知道9．11发生后，纽约警察在出事地点拉起了一条不可越过的戒严红线吗?”他们又点头。于是我义正辞严地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由的尺度、法律的尺度，中国政府保护人权，但绝不允许非法活动存在！就像911那条警界红线不可逾越一样!你们在中国非法抗议，已经挑衅了中国的法律底线，所以你们被遣送是咎由自取！”这时候，他们不再说话，只是举着牌子苍白地抗议，当我被护送离开时，我是挺着胸膛走出会场的，我绝不给中国人丢脸！

还有一次，我记得我陪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去硅谷演讲，他当时任中国驻美特命全权大使。那次演讲，有些法轮功分子在一旁练功，对李大使的演讲进行干扰。一个美国法轮功分子对李大使说：“我是法轮功分子，我热爱法轮功，中国为什么不允许练法轮功?”李大使不急不徐地问那个人：“你肯定练习法轮功?”那个人点点头，李大使又说：“怪不得你的脸色没有光泽，那么苍白，我劝你还是别再练了，再练下去命都没有了！”此语一出，周围的人都哄笑起来，那个法轮功分子顿时感觉没有颜面，灰溜溜地隐退了。

2003年12月份，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温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会，又碰到有人发难，有个美国人举着一面旗子站起来，那旗子上有“抗议中国占领西藏”字样。在美国的一流学府碰到这样的人，实在出乎意料，这时候温总理很有风度，他镇定自若地说道：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到这么多人的情绪，我很遗憾。此时全场一片附和。随后，骚乱者被带下去，演讲会得以继续进行。

因此，我们对于美国的民主也要有正确的认识，要辨证地看待。尤其是在美国工作的外交官们，要机智、灵活、敢于应付挑战，懂得四两拨千斤，既要打破尴尬，还须维护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