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背景下汉语二语者焦点感知研究*

曾晨刚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韩 笑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提 要 本研究考察了汉语母语者与汉语二语者在噪音背景下的焦点感知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噪音类型对汉语焦点感知影响显著，语音型噪音背景下的感知水平低于语音调制型噪音背景下的感知水平；焦点声调类型会影响二语者焦点感知水平，二语者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好于上声焦点感知水平，但焦点声调类型不会影响母语者的焦点感知；汉语水平会影响焦点感知水平，汉语母语者的感知水平好于汉语二语者的感知水平，高水平二语者的感知水平好于中水平二语者的感知水平。

一、引言

真实言语交际均发生在噪音背景下，噪音带来的听觉掩蔽可分为能量掩蔽（energetic masking）与信息掩蔽（informational masking）（Cooke，2006）。若噪音在时域、频域层面与目标音产生重叠，会诱发能量掩蔽，在初级听觉层面干扰语音感知（Cooke，2006）。若噪音在言语信息层面与目标音相似，则会诱发信息掩蔽，此时噪音与目标音会争夺有限的认知资源，干扰目标音的高级认知加工（Brungart，2001）。关于两种听觉掩蔽的噪音载体，学界习惯将语音调制型噪音视为能量掩蔽的噪音载体，而将语音型噪音视为一种同时包含能量掩蔽与信息掩蔽的噪音载体（Cooke等，2008 ；杨志刚等，2014）。

噪音会干扰言语理解，对二语者的影响尤为严重。Zhang等（2014）发现，中国人在加工英语简单句时，语音型噪音的干扰大于语音调制型噪音的干扰。Jain等（2014）发现，语音型噪音是否与目标句语义相似，会影响二语者对目标句的加工水平。如果两者语义信息相似，语音型噪音会增加目标句的加工难度；反之，语音型噪音则对目标句加工干扰有限。相关汉语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汉语学习者在加工汉语语句时，与目标句语义相近的语音型噪音会比语音调制型噪音带来更强的干扰（张林军，2013，2017）。已有研究表明，言语理解不仅涉及语义与句法信息的加工，也涉及韵律信息的加工（Hickok，2012；Carroll、Ruigendijk，2016；Besser等，2012）。那么，既然噪音会干扰语句加工，是否也会干扰特定韵律单位的加工？为此，笔者选取“焦点”这一韵律成分进行研究。

学界对焦点有各种不同的定义（Xu，1999；李爱军，2002；王韫佳等，2015）。本研究所指的焦点是，说话人在语义上试图强调、语音上存在强重音的韵律成分，即对比焦点（Ladd，1980）。在非声调语言中，音高抬升、时长延长以及音强增强是焦点的典型声学特征（Féry、Kügler，2008；徐来娣，2016）。与非声调语言类似，汉语焦点也存在时长延长与音强增强（Xu，1999；李爱军，2002；王韫佳等，2015）。然而作为一种声调语言，汉语声调的音高走势会影响焦点音高的实现形式。对于非上声焦点，焦点音高的实现方式为音域的双向扩张，即高音点抬升与低音点下压；对于上声焦点，焦点音高的实现方式主要表现为音域的单向扩张，即音高低音点下压（Xu，1999；李爱军，2002；王韫佳等，2015）。从感知的角度来看，上声焦点编码模式的特异性，对汉语母语者的焦点感知影响有限。Cao和 Zhang（2008）利用语音合成技术，通过调整上声焦点的时长与音高，研究了汉语母语者上声焦点的感知模式。结果表明，音高低音点下压是上声焦点知觉的重要声学线索。Huang等（2018）发现，汉语母语者在感知汉语焦点时，存在两种音高加工策略。在感知非上声焦点时，汉语母语者对音高高音点变化敏感；在感知上声焦点时，汉语母语者对音高低音点的变化敏感。

从现有的二语产出研究来看，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汉语学习者在习得上声焦点时，普遍存在困难（顾文涛，2016；王功平，2018；Zhang、Chen，2018）。顾文涛（2016）发现，美国人在产出上声焦点时，音高高音点与低音点接近汉语母语者所产出去声焦点的音高高音点和低音点。王功平（2018）发现，韩国人在产出上声焦点时，存在音高低音点下压幅度有限、焦点编码主要依靠时长延长来实现的现象。类似现象也存在于俄罗斯人所产出的汉语焦点中。Zhang 和 Chen （2018）发现俄罗斯人产出的上声焦点存在音高高音点与低音点的双向扩张，而非低音点单向下压。此外，二语熟练水平也会影响上声焦点的编码模式。随着二语熟练水平的提升，二语学习者上声焦点编码模式呈现出向目的语社团靠近的趋势，即二语学习者会控制音高高音点的抬升幅度，焦点词时长延长幅度接近汉语母语者，但二语者仍然难以实现音高低音点的下压（王功平，2018；Zhang、Chen，2018）。

PAM-L2模型（Perception Assimilation Model-L2）认为二语产出偏误是由感知偏误引起的（Best等，2009）。对于功能相似、在声学上与母语存在细微差异的二语语音，二语者会选择性地对其进行知觉同化。与母语语音声学距离较近的二语语音，二语者会将其与母语语音进行知觉同化，两者共用相同的“声学—语音”对应规则。与母语语音声学距离较远的二语语音，二语者会为其创建新的“声学—语音”对应规则，此类“声学—语音”对应规则的稳定性受二语输入量的制约。两类语音相比，前者感知水平好于后者（Best等，2009；Bohn、Best，2012）。

根据PAM-L2模型，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①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汉语学习者，产出上声焦点所表现出的声学偏误，是由感知引起的，上声焦点的编码特异性增加了二语焦点的感知难度；②随着汉语水平的提升，学习者会强化上声焦点的“声学—语音”对应规则，高水平学习者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应好于中、低水平的学习者。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母语为俄语的来华留学生作为实验对象，设计相关感知实验进行研究，主要考察如下问题：①不同噪音类型对焦点感知的影响；②焦点声调类型对二语焦点感知的影响；③汉语水平对二语焦点感知的影响。

二、实验设计

实验因变量为焦点感知正确率，实验自变量分别为：①语音环境，分为安静环境、语音调制型噪音（babble-modulated noise，简称BM噪音）环境、语音型噪音（babble noise，简称babble噪音）环境；②焦点声调类型，参考王功平（2018）的研究，将焦点分为上声焦点与非上声焦点；③汉语水平，分为汉语母语者（native speaker，简称NS组）、母语为俄语的高水平汉语二语者（Russian-native learners with high Mandarin Chinese proficiency，简称RH组）、母语为俄语的中级水平汉语二语者（Russian-native learners with middle Mandarin Chinese proficiency，简称RM组）。上述自变量中，语音环境与焦点声调类型为组内变量，汉语水平为组间变量。实验采取3（语音环境）× 2（焦点声调类型）×3（汉语水平），三因素混合设计。

（一）被试

共有60名被试参加了本次实验，年龄为24—30岁。NS组被试共20人（3男，17女），均为中央民族大学在读大学生，普通话水平均为一级乙等。RH组和RM组被试均为中央民族大学留学生，母语均为俄语。其中RH组共20人（3男，17女），汉语水平均达到HSK 6级。RM组共20人（3男，17女），汉语水平达到HSK 4级。所有被试听力正常，均为右利手。

（二）实验材料

实验语句共6句，每个实验语句均包含宽焦与窄焦两种焦点语调条件。宽焦句的诱导句为问句“你在说什么”，窄焦句通过设计具体的问句诱导产出。考虑到实验语句的难度以及为保证目标音节声调类别齐全，实验语句的设计遵循以下要求：①答句长度控制在5—7个音节之间；②各句所用词语均为《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 ，2001）的甲、乙级词汇；③每类焦点重音的声调类别齐全，所有目标音节均包括3个非上声音节的实验句和3个上声音节的实验句。

为防止被试对焦点位置产生预期，在遵循上述实验语料设计原则的基础上，分别设计了6句目标音节处于句中以及6句目标音节处于句末的实验语句作为填充句。两类填充句与实验语句相同，也含宽焦与窄焦两种焦点。实验材料录制由四位汉语母语者（男性，普通话水平一级乙等）完成，要求两人以正常语速朗读材料，一人读问句，另一人读答句。录音完成后，提取答句作为实验材料。根据上述原则得到6（实验语句数量）×2（焦点语调条件：宽焦句、窄焦句）×3（焦点位置：句首、句中、句末），共36个安静条件下的实验刺激。

（三）噪音材料

参考学界的语音型噪音研究（杨志刚等，2014；Li 等，2016），对语音型噪音进行如下限定：噪音声源为单人噪音、噪音声源性别（女）与目标音声源性别（男）不同、噪音与目标音未发生空间分离、噪音启动时间早于目标音、噪音持续时间长于目标音、噪音语义信息可为听者所理解、噪音语义信息与目标音语义信息相关。发音材料由一名汉语母语者（女，24岁，普通话一级乙等）以正常语速朗读。

语音调制型噪音是在语音噪音的基础上利用语音信号处理生成的。参考Zhang 等（2014）、徐灿等（2018）对语音调制型噪音的制作方法，首先分别对白噪音（white noise）以及经过时域反转的语音型噪音进行低通滤波（Low-pass filter）处理，而后将两种语音信号进行时域包络相乘，实现两类声音信号的叠加，由此得到语音调制型噪音。有研究显示，信噪比也会影响噪音背景下的语音感知结果。在听觉阈限范围之内，信噪比水平对听力的影响呈线性，即随着信噪比降低，目标音相对于掩蔽音的显著度会进一步下降（Freyman等，2004）。为控制信噪比对实验结果的潜在影响，实验语料平均音强一律控制为65dB，噪音音强一律控制为69dB，最终噪音与目标音信号的信噪比均为-4dB。根据上述原则得到6（实验语句数量）×2（焦点语调条件：宽焦句、窄焦句）×3（焦点位置：句首、句中、句末）×2（噪音条件）共72个含有噪音的实验刺激，加上安静条件下刺激，被试一共需对108个实验刺激进行判断。

实验材料与语音型噪音材料均采用Audition软件录制，在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语音室完成。音频文件格式为单声道、采样率44,100Hz，位深度为16位（WAV格式）。利用MATLAB软件先后完成实验语料与噪音语料音强的归一化以及噪音与目标音的合成。

采用Psychtoolbox（基于MATLAB 2014a 环境）呈现刺激，刺激呈现顺序采取伪随机策略。数据计算与作图使用R语言（基于环境RStudio 3.4.3）完成。

三、结果分析

对感知正确率进行反正弦转换，将转换后的角度值作为因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下文统称为Arcsine-ACC）1。表1为三组被试在三种语音环境条件下，上声、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正确率（括号内数值即为Arcsine-ACC）。由表1可知，语音环境会影响焦点感知，安静条件下焦点感知水平最好，语音调制型噪音条件次之，语音型噪音感知水平最低。母语背景与二语水平会影响焦点感知水平，NS组感知水平最好，RH组次之，RM组最低。声调类型会影响二语者焦点感知水平，RH组与RM组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好于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母语者上声和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差异不大。

表1 三组被试正确率汇总（括号内数值即为Arcsine-ACC）

对Arcsine-ACC进行正态分布检验（Shapiro-Wilk检验），分析结果显示Arcsine-ACC 符合正态分布（W= 0.961，p= 0.297＞0.05）。随后的巴特雷球型检验显示（Bartlett-Ball 检验），Arcsine-ACC方差齐性较好（X2=6.21，p= 0.156＞0.05），因而可进行方差分析。以语音环境、焦点声调类型以及汉语水平为自变量，以Arcsine-ACC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语音环境主效应显著[F（2，42）=167.64，p＜0.000]，焦点声调类型主效应显著[F（1，42）=148.06，p＜0.000]，语言水平主效应显著[F（2，42）=227.94，p＜0.000]。语言水平与听觉环境存在交互作用[F（2，42）=112.77，p＜0.000]，语言水平与焦点声调类型存在交互作用[F（2，42）=33.74，p＜0.000]，焦点声调类型与听觉环境存在交互作用[F（2，42）=6.92，p＜0.001]。更重要的是，语言水平、语音环境以及声调类型存在三重交互作用[F（2，42）=23.51，p＜0.000]，应进行简单简单效应分析2。

（一）听觉环境的简单简单效应

固定汉语水平和焦点声调类型，考察听觉环境的简单简单效应。实验结果显示，NS组在感知非上声焦点时，听觉环境效应显著[F（2，37）=22.22，p＜0.000]，其中安静背景的感知水平好于语音调制型噪音（p＜0.000）和语音型噪音（p＜0.000），语音调制型噪音的感知水平好于语音型噪音（p＜0.000）。在感知上声焦点时，听觉环境效应同样显著[F（2，37）=22.22，p＜0.000]，安静背景的感知水平高于语音调制型噪音（p＜0.000）和语音型噪音（p＜0.000），语音调制型噪音的感知水平好于语音型噪音（p＜0.000）（见图1） 。

RH组在感知非上声焦点时，听觉环境效应显著[F（2，37）=28.54，p＜0.000]，其中安静背景的感知水平好于语音调制型噪音（p＜0.000）和语音型噪音（p＜0.000），语音调制型噪音的感知水平好于语音型噪音（p＜0.000）。在感知上声焦点时，听觉环境效应同样显著[F（2，37）=22.22，p＜0.000]，安静背景的感知水平好于语音调制型噪音（p＜0.000）和语音型噪音（p＜0.000），语音调制型噪音的感知水平好于语音型噪音（p＜0.000）（见图1）。

RM组在感知非上声焦点时，听觉环境效应显著[F（2，37）=28.86，p＜0.000]，其中安静背景的感知水平好于语音调制型噪音（p＜0.000）和语音型噪音（p＜0.000），语音调制型噪音的感知水平好于语音型噪音（p＜0.000）。在感知上声焦点时，听觉环境效应同样显著[F（2，37）=30.03，p＜0.000]，安静背景的感知水平好于语音调制型噪音（p＜0.000）和语音型噪音（p＜0.000），语音调制型噪音的感知水平好于语音型噪音（p＜0.000）（见图1）。

图1 听觉环境的简单简单效应

（二）焦点声调类型的简单简单效应

固定汉语水平和语音环境，考察焦点声调类型的简单简单效应。结果表明，NS组在安静条件下，焦点声调类型效应不显著[F（1，38）=0.07，p=0.752＞0.05]，上声和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在语音调制型噪音条件下，焦点声调类型效应不显著[F（1，38）=0.18，p=0.671＞0.05]，上声和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在语音型噪音条件下，焦点声调类型效应不显著[F（1，38）=0.15，p=0.681＞0.05]，上声和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见图2）。

RH组在安静条件下，焦点声调类型效应显著[F（1，38）=23.28，p＜0.000]，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显著好于上声焦点（p＜ 0.000）。在语音调制型噪音条件下，焦点声调类型效应显著[F（1，38）=20.87，p＜ 0.000]，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显著好于上声焦点（p＜ 0.000）。在语音型噪音条件下，焦点声调类型效应显著[F（1，38）=25.1，p＜ 0.000]，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显著好于上声焦点（p＜ 0.000）（见图2）。

RM组在安静条件下，焦点声调类型效应显著[F（1，38）=29.59，p＜0.000]，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显著好于上声焦点（p＜ 0.000）。在语音调制型噪音条件下，焦点声调类型效应显著[F（1，38）=19.93，p＜ 0.000]，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显著好于上声焦点（p＜ 0.000）。在语音型噪音条件下，焦点声调类型效应显著[F（1，38）=76.1，p＜ 0.000]，非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显著好于上声焦点（p＜ 0.000）（见图2）。

（三）汉语水平的简单简单效应

固定语音环境和焦点声调类型，考察汉语水平的简单简单效应。结果表明，在安静条件下，三组被试在感知非上声焦点时，汉语水平效应显著[F（2，57）=123.5，p＜0.000]，NS组焦点感知水平高于RH组（p＜0.000）和RM组（p＜0.000），RH组的焦点感知水平高于RM组（p＜0.000）。三组被试在感知上声焦点时，汉语水平效应显著[F（2，57）=206.5，p＜0.000]，NS组焦点感知水平高于RH组（p＜0.000）和RM组（p＜0.000），RH组的焦点感知水平高于RM组（p＜0.000）（见图3）。

在语音调制型噪音条件下，三组被试在感知非上声焦点时，汉语水平效应显著[F（2，57）=171.5，p＜0.000]，NS组焦点感知水平高于RH组（p＜0.000）和RM组（p＜0.000），RH组 的 焦 点 感知水平高于RM组（p＜0.000）。三组被试在感知上声焦点时，汉语水平效应显著[F（2，57）=195.5，p＜0.000]，NS组焦点感知水平高于RH组（p＜0.000）和RM组（p＜0.000），RH组的焦点感知水平高于RM组（p＜0.000）（见图3）。

在语音型噪音条件下，三组被试在感知非上声焦点时，汉语水平效应显著[F（2，57）=185.5，p＜0.000]，NS组焦点感知水平高于RH组（p＜0.000）和RM组（p＜0.000），RH组的焦点感知水平高于RM组（p＜0.000）。三组被试在感知上声焦点时，汉语水平效应显著[F（2，57）=205.1，p＜0.000]，NS组焦点感知水平高于RH组（p＜0.000）和RM组（p＜0.000），RH组的焦点感知水平高于RM组（p＜0.000）（见图3）。

图3 汉语水平的简单简单效应

综上所述，通过方差分析可知：①语音环境对焦点感知影响显著，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下，三组被试的焦点感知水平表现为“安静环境＞ 语音调制型噪音＞ 语音型噪音”；②焦点声调类型也会影响二语者的焦点感知，二语者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均不如非上声焦点，但焦点声调类型对汉语母语者焦点感知影响有限；③汉语水平对焦点感知影响显著，三组被试的焦点感知水平均为“NS组＞RH组＞RM组”。

四、讨论

（一）噪音类型对焦点感知的影响

语音调制型噪音仅包含能量掩蔽，而语音型噪音不仅包含能量掩蔽，还包含信息掩蔽（Cooke，2006）。能量掩蔽作用于听觉外周，听者需通过目标音与掩蔽音之间的频谱缝隙（spectrum gap），捕捉到目标音语音信号后便能完成自下而上的解码，这一过程不会占用过多的注意资源（Cooke等，2008）。当发生信息掩蔽时，听者同时对目标音与掩蔽音进行加工，此时掩蔽音会占用一定的注意资源，听者需抑制干扰音占用过多的注意资源，从而保证目标音获得足够的注意资源，顺利实现目标音的加工。与能量掩蔽相比，信息掩蔽主要对目标音的语义加工阶段进行干扰（Slater等，2018）。已有研究表明，在执行语义理解任务时，同时包含能量掩蔽与信息掩蔽的语音型噪音会严重阻碍听者对目标句的语义通达（Zhang等，2014；Jain等，2014；张林军，2013，2017）。实验结果表明，类似语义理解任务，噪音也会干扰焦点韵律的加工，语音型噪音会比语音调制型噪音对焦点感知带来更强的干扰，前者会从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条通路干扰焦点加工。因此，被试在语音型噪音条件下的焦点感知水平低于在语音调制型噪音条件下的水平。

（二）焦点声调类型对二语焦点感知的影响

对于非声调语言，音高抬升、时长延长以及音强增强为焦点的编码模式，与汉语非上声焦点的编码模式一致（Ladd，1980；王功平，2018；徐来娣， 2016；Xu，1999）。汉语上声焦点编码模式为时长延长、音强增强以及音高下压，这与非声调语言的焦点编码模式存在一定差异（Ladd，1980；王功平，2018；徐来娣，2016；Xu，1999）。根据已有的产出研究，母语为非声调语言二语者在产出上声焦点时，难以通过音高下压编码焦点（顾文涛，2016；王功平，2018；Zhang、Chen，2018）。根据PAM-L2模型，二语产出偏误往往是由感知引起的，当二语语音与母语语音听感相近时，二语者会对二语语音有选择性地进行知觉同化。其中，与母语语音在声学上相似度较高的二语语音，二语者会使用母语的“声学—语音”对应规则对其进行感知；与母语语音存在一定差异的二语语音，二语者会为其重新生成一个“声学—语音”对应规则对其进行感知。前者与母语共享相同的“声学—语音”对应规则，心理显著度较高于后者（Bohn、Best，2012）。

本研究将二语者的母语背景固定为俄语，研究了焦点声调类型是否会影响俄罗斯人的汉语焦点感知水平。实验结果符合PAM-L2模型的预测结果：俄罗斯人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均低于非上声焦点，即俄罗斯人会直接使用母语焦点的“声学—语音”对应规则感知非上声焦点，而对于上声焦点，俄罗斯人则会为其单独生成一个“声学—语音”对应规则。由于非上声焦点与俄语焦点共用相同的“声学—语音”对应规则，而上声焦点依靠新建的“声学—语音”对应规则进行感知。因此，俄罗斯人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低于非上声焦点。

（三）汉语水平对焦点感知的影响

由数据分析可知，汉语水平与语音环境、焦点声调类型均存在交互。

1.汉语水平与语音环境的交互

在两种噪音条件下，三组被试的焦点感知水平表现为“汉语母语者＞高水平二语者＞中水平二语者”。由于语音调制型噪音仅包含能量掩蔽，能量掩蔽破坏了目标音声学信号的完整性，听者只能依靠部分声学信号对目标音进行自下而上的解码（Cooke ，2006；Cooke等，2008）。汉语母语者具备充足的目的语语音知识，而二语者目的语语音知识相对缺乏，因而在语音调制型噪音背景下，母语者利用有限韵律线索感知焦点的能力强于二语者。在二语者内部，随着汉语水平的提升，二语者利用有限韵律线索完成焦点解码的能力也会有所提高，因此在焦点感知水平上，高水平二语者的感知水平高于中水平二语者。语音型噪音不仅包含能量掩蔽，还包含信息掩蔽（Cooke等，2008；Jain等，2014；Zhang等，2014；张林军，2013，2017）。在信息掩蔽效应下，母语者注意资源的调控能力比二语者要好，因而母语者能够获得足够的注意资源加工目标音，而二语者加工目标音的注意资源相对有限，因而二语者在语音型噪音条件下，焦点感知水平不如母语者。高水平二语者在语音型噪音环境下的感知水平好于中水平二语者则说明，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二语者可在一定程度上习得类似母语者注意资源调控的能力，使高水平二语者在信息掩蔽条件下，获得了比中水平二语者更好的焦点加工能力。

2.汉语水平与焦点声调类型的交互

受母语负迁移影响，俄罗斯人汉语上声焦点感知水平，均不如非上声焦点感知水平。通过对比两组二语被试在上声焦点感知水平上的差异，研究发现高水平二语者上声焦点的感知正确率高于中水平二语者。Bohn等（2018）指出，二语语音习得的困难主要来自母语的负迁移，而非语音系统失去了神经可塑性。如果二语者能够接触到大量的目的语输入，语音系统的可塑性会重新触发，二语者仍可习得二语语音。本研究从感知的角度证明，随着汉语水平的提升，获得更多汉语输入的高水平二语者，其上声焦点的“声学—语音”对应规则越发稳固，从而提高了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控制语音环境、焦点声调类别以及汉语水平等变量，研究了噪音背景下母语为俄语的汉语二语者焦点感知模式。实验结果表明，噪音类型、焦点声调类型和汉语水平，均会影响俄罗斯人的汉语焦点感知。其中，语音型噪音比语音调制型噪音对焦点感知的干扰大；二语者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不如非上声焦点；高水平二语者的焦点感知水平好于中水平二语者。结合实验结果，针对俄罗斯学生的汉语焦点教学，本文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首先，重视噪音对二语焦点感知的影响。传统的二语教学课堂主要提供相对安静的教学环境，这种环境不利于训练二语者在真实交际环境下的语音感知能力（Cutler等，2008）。语言教学应设计更多真实的、含有噪音的交际场景，增加二语者在噪音环境下获得汉语语音输入的机会，如在教学中增加情境扮演等活动，在听力训练中更多选取模拟真实交际场景的听力材料，提高二语者在噪音背景下的焦点感知水平。

其次，针对上声焦点编码模式的特异性，应设计专门的感知训练。上声焦点在音高实现方式上体现为低音点下降，这与俄语焦点的音高运动方向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增加了俄罗斯学生感知上声焦点的难度。因此，在听力教学中，培养俄罗斯学生感知音高低音点下压的能力，对其感知上声焦点至关重要。已有研究表明，知觉训练可有效提升二语语音感知水平（张林军，2010；孙悦等，2013）。结合噪音对焦点感知的影响，未来可考虑在噪音环境下，针对俄罗斯学生进行上声焦点的知觉训练，提升其在噪音环境下对上声焦点的感知水平。

最后，应针对不同汉语水平的二语者，合理设置感知训练的任务难度。实验结果表明，语音调制型噪音的干扰小于语音型噪音。针对中水平二语者的感知训练，可将语音调制型噪音作为噪音条件；针对高水平二语者的感知训练，可将语音调制型噪音与语音型噪音两种噪音均作为噪音条件。

附注

1 贾俊平（2018）指出，若百分比数据存在偏离正态分布的风险，需对百分比数据进行反正弦转换，使其接近正态分布（公式P为待转化的百分比，θ为通过反正弦转换求得的角度值）。在处理原始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感知正确率处于临界正态分布水平（Shapiro-Wilk检验，W= 0.789，p= 0.059 ＞ 0.05），其方差齐性也处于临界水平（Bartlett-Ball 检验，X2= 8.84，p=0.51＞0.05）。为降低数据噪音，将感知正确率进行反正弦转换，以转换后的数据进行统计与作图。

2 舒华和张亚旭（2008）指出，若三个因素存在三重交互，则说明一个因素如何起作用要受到另外两个因素的制约，为分析三重交互，应进行简单简单效应分析，即在控制另外两个因素的前提下，分析一个因素的不同水平所起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