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几个问题

杨竞业，杨维真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0；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0275）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发布以来，如何推进和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不少学者从多学科、多维度展开研究，迄今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形成了若干基本共识。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需要持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大课题。本文拟从课题研究的重大意义、主要方法、存在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要举措做出探讨，以期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问题的研究。

一、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进入新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空前凸显。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纲要》的发布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稳步推进，为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创造了更充分的条件。因此，自觉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具有多方面重大意义。

首先，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问题，是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需要。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20年的实践证明，文化强国建设需要整合全国各地的资源以发挥优势，需要凝聚各个阶层的共识以聚合力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推进三地文化融合，有利于整合全国各地资源、凝聚各个阶层文化共识，也有利于建设文化强省强区、提升中华文化自信，稳步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

其次，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问题，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国是一盘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要决胜完成的奋斗目标。能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不仅考验我党的战略定力以及各级干部贯彻落实政策的执行力，也检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美好生活而自觉奋斗的自信力、创造力。推进三地文化融合，有利于建立全面深化改革和大开放新格局，形成创新创造合力，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再次，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问题，是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打造中国南部经济文化增长极的需要。文化融合契合文化全球化时代追求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大趋势。对此，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青木保指出：“在当今世界，文化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地域‘安全保障’的重大问题。”[1]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路上，粤港澳三地遵循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三地文化发展繁荣，增进大湾区人民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也有利于创新发展岭南文化，形成中国南部经济文化增长极。

最后，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问题，是建构“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对后者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后者对前者具有重大促进作用。而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是推进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与基础。推进和实现大湾区文化融合，有利于提升三地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彰显中国文化包容创造的恒久魅力，形成中华文明的重大辐射效应。

总之，研究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有机融合，既有利于大湾区取得巨大经济效益、产生强大科技创新效应，有利于大湾区保持安定政治局面、形成优越生态环境，也有利于大湾区协调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的大湾区。

二、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方法问题

“文化融合”向来存在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和同质文化圈层内部的融合两个类型。粤港澳三地同宗同源、同文同种，文化传统同属岭南文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属于同质文化圈层内部的融合。因此，需要明确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基本关联和现实要求。

（一）要正确认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基本关联

“世界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存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世界性与地域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的关系。正确把握这三个基本关系，既是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内在需要，也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推进中国大湾区文化融合的必然要求。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特征。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是世界大湾区，这些湾区具有面积广、人口多、经济体量大、创新水平高、辐射性强等特点。从文化层面看，它们具有思想观念开放、文化人口众多、科研院所密集、创新能力强劲、制度体制稳健、文化实力强大等特点。这是世界湾区的一般特征。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大湾区，它具有后发优势，也具有特殊性，即体现中国文化特性。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世界性与地域性相统一的特征。世界大湾区形成巨大的经济辐射力、重大的文化影响力、前沿的科技创新力、宏大的治理调控力，这是世界湾区的基本特征。每一个大湾区都属于特定国家，受所属国家传统和民族文化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粤港澳大湾区以世界湾区为目标推进建设，走向并融进当代世界，其世界性定位显著；它建立于珠三角地区都市圈，深受中华文化和岭南文化影响。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外生性与内生性相统一的特征。从内生性来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贯注了党的重大决策，贯彻了国家的重大战略，体现了民族的重大使命，拓展了人民的未来福祉。因此，它需要依靠中国的力量、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从外生性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大平台，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区，它需要世界范围内一切支持中国事业的友好国家、企业和人士参与投资、建设，需要吸纳世界优秀文化。

总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大湾区文化融合，对于中国而言，将形成经济资源的虹吸效应、金融资源的融通效应、科技资源的抬升效应、人才资源集聚效应等；对于外国而言，将形成中国制造的发散效应、中国创新的辐射效应、中国故事的传播效应、中国精神的共鸣效应。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充分体现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世界级人文湾区。

（二）要全面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现实要求

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多重维度考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需要全面把握六个方面的现实要求。

第一，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一元性。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党委政府部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性指导地位，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运用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发展的全过程。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推进粤港澳三地文化融合是内在统一的。前者的作用在于定方向、指路线、抓顶层、把全局、促发展，后者的担当在于举旗帜、履职责、兴文化、育人才、展形象，两者共同促进中华文化融合发展、行稳致远。

第二，贯彻国家战略理论的创新化。《纲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五个维度规划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定位：一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强调其经济创造功能；二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强调其科技创新功能；三是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强调其合作创构功能；四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强调其对外交往贸易功能；五是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强调其生活休闲功能。《纲要》的实施是国家理论和改革实践的融合性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创造性发展。

第三，推动民族复兴事业的时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内含三个本质性内容，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从国家层面看，台湾省要回归祖国，中国完成全面统一，这是民族复兴的重大标志。从民族层面看，56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发展能力得到全面提高，这是民族复兴的文化标志。从人民层面看，各阶层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全面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整体提高，这是民族复兴的现实标志。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推动民族复兴事业的重要抓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

第四，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现实化。中国进入了文化发展新时代，党和国家为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这些条件最直接地体现在党和国家从战略、制度、政策、资金、人才、平台、设施等方面全方位支持文化现代化建设，把党内的政治文化、国家的革命文化、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高度统一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五，发展高端文化产业的全面化。发展高端文化产业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工程。这个工程重在创造高质量文化产品，建立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高效的市场体系，重在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健全文化生产管理机制，也重在塑造新型文化业态、培育高端文化建设人才。建设一个具有科学化、规范化、生态化、高端化、智能化、全面化等特征的文化产业发展系统，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三地文化融合的力量源泉。

第六，推进区域文化事业的现代化。文化事业是“血脉”，是文化产业的发展保障；文化产业是“躯体”，是文化事业的重要支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要同等重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事业现代化，要在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上推进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平衡发展，逐步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充分发展。只要做强文化产业，做实文化事业，就能推进三地文化深度融合，创新岭南文化。

总之，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过程中，要充分把握推进三地文化融合的现实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找出影响或制约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阻障因素，以及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有效举措。

三、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主要阻障

文化是人类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的内在特性植根于人类的本质力量。粤港澳文化融合既存在有利条件，也存在阻障因素。这些阻障既有来自文化的内在特性，也有来自文化的结构要素。

从文化的内在特性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阻障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自在性过于稳定。大湾区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诚如广东学者所指出：“岭南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感性化、非正统的世俗文化。”[2]它具有求实性，但过于务实；它具有创新性，但全面、持续的创新精神不够；它具有包容性，但对于利益分享仍带有一定的阻障性；它具有求利性，但它存在自利欲过强的特性。这就是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内蕴的局限性不容易完全消解。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超越性过于狭隘。文化具有超越于物质生活之上的精神的向上性、境界的崇高性、发展的未来性。文化的向上性在于它不在流俗中庸俗化，而是能紧跟时代步伐，跃进到现代化的前沿；文化的崇高性在于它不在本能和感性的满足中迷失自身，而是追求向上性、高品质、大境界；文化的未来性在于它和思想性的反思相同构，见微知著，目光远大，胸怀世界，追求前沿性发展。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对流俗性、感性化追求过多，对创造性、理想性追求不够等不足。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功利性过于明显。文化是人们对生活传统的坚持和欣赏，也是对美好情怀与创新精神的表达。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指出，文化是意义实践的产物，是“将意义赋予世界的社会性的情景化的行动产品。”[3]这就说明，意义是人们在交往行动中创造出来的，人们不能把“意义实践”诉诸利益计算，即文化不能完全功利化或“被功利化”。粤港澳大湾区人对文化的实用性要求较高，功利性追求比较明显。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综合化发展缺乏。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发展欠缺联动机制、共享平台、融合框架、系统规划、世界视野。体现在：市际之间的文化管理、文化产业部门联动不足。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研究院、文化创新论坛、文化信息技术共享平台等尚未有机融合。由文化人才培养、文化资金筹划、文化项目创立、文化产业布局、文化信息宣传等要素构成的融合框架尚未建立。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有效对接的文化发展系统规划尚未形成。

从文化结构要素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阻障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

第一，观念文化会通不够持续。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济中高速发展，物质资本厚实积累，人民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全面提升。澳门依托横琴新区获得持续稳健发展，澳门同胞干劲颇足，热情有为。但香港经济增速滞后，生活成本提高，贫富差距拉大，民心普遍浮躁，居民幸福感有所下降。这与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不足、家国情感弱化、民族精神培育不多、营商环境变差等大有关系。反思现实，不难发现，粤港澳三地人民在发展观念层面的交流会通不够深入。

第二，制度文化沟通不够切适。港澳回归以来，某些人片面强调香港、澳门与祖国大陆的制度差异，以期保持港澳某些独特优势，把“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等同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完全自治”，这是对中国化的国家统一理论“一国两制”认识不透彻，对国家大一统的文化传统把握不全面的一种外在表现。因此，从宣传国家法律到落实地方法治，从讲清国情历史到解决现实问题，三地都要充分做好制度沟通与文化宣传工作，否则就会影响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进程。

第三，事业文化交往不够畅通。相比于经济贸易和商贸管理事务，粤港澳三地之间的事业文化交往不够密切和畅通。这些交往多局限于教育部、中联办、港澳办与港澳特区政府协商开展的某些项目建设交往，以及在粤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与港澳特区开展为数不多的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环保等事业性交往。由于宽领域、多面向、深层次交往的欠缺，导致人们视野狭窄、体验单薄，对三地的事业文化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顺利融合。

第四，产业文化融通不够深入。从建设人文湾区的目标来看，着眼于建设一批具有市场观念先进、产业资本雄厚、高新技术发达、经营机制灵活和管理经验丰富的文化产业集团，是人文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广深佛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体量比较大，但文创技术、艺术及运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相对落后；香港澳门的文化产业体量比较小，但文创的管理能力和水平相对比较高。这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布局不均匀、发展不平衡，文化产业融通不够深入。

总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需要完善机构设置，创新体制机制，合理配置资源和资金，充分配备人才和人力，需要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系统全面发力，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解决大湾区文化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阻障，实现大湾区的制度契合、社会和合和文化融合，推进新岭南文化的创生发展。

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若干举措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共享，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的基础上实现民心相通，在创新实践“一国两制”基础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在思想观念、政策制度、民族情感、交往实践和产业创造等领域进一步融合发展。

（一）要更新粤港澳大湾区的观念认知。这些观念主要包括：一要把握“新时代”内涵。“新时代”是指创新的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大湾区要树立新观念，融入新时代。二要植入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指“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理念，是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科学发展理念。大湾区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建设人文湾区、绿色湾区。三要传承中华优良传统。港澳地区向来有持守“天地人君亲师”的传统，即不忘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贞爱国、尊师重教。大湾区人民要在传承传统基础上，共同参与建设国家，更多奉献社会，共享发展成果。从根本上看，大湾区人民要自觉认知国家发展足音，更新时代观念，走在时代前列。这是大湾区文化融合的重要前提。

（二）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认识。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是创新实践“一国两制”的地区。粤港澳虽然存在地区制度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是天然永恒的。建设大湾区要逐步缩小制度“差异”，走向协同发展。因为任何制度设计与运行都应当服务于国家统一发展。“一国”和“两制”的关系是先与后的关系、总体与具体的关系。“一国”是根本前提，“两制”是具体政策，“两制”服务于国家发展大业才有价值。因此，不能片面强调“一国两制”中的制度差异，不能排斥和否定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而要探索解决具体问题的“一事三地”、“一规三地”、“一策三地”，使之与国家宪法规定、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相适应。这是推进大湾区文化融合的制度保障。

（三）要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的情感认同。当今时代，国际经济低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断裂，单边主义肆意横行，霸权主义傲慢虐行，分裂主义暗中潜行，恐怖主义制造暴行，这些问题深深困扰世界各国人民。面对这样的时代问题，大湾区要肩负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使命，厚植爱国根基，守护中华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大湾区人民包括身份认同、历史认同在内的情感认同。加拿大学者金利卡对此指出：“处于相同文化社群中的人们彼此拥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正是这些东西规定了他们的文化成员身份（culture membership）”[4]粤港澳三地拥有相同的“文化成员身份”，这是大湾区文化融合的精神纽带。

（四）要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交往认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5]。它说明，文明交流互鉴、文化多元共生、发展包容共进是互相适应、高度一致的关系，它对推进大湾区文化融合极富指导意义。2012年以来，中国教育部、文旅部着力打造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文化交流品牌项目；大湾区建设广深港澳科技走廊，促进三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国家支持合乎条件的港澳同胞申领大陆居住证，为其在粤投资置业、干事创业、入学兴学、就业旅游提供便利，获得港澳同胞的普遍赞誉。这是文化交往实践的整体性出场，也是大湾区文化融合的实践基础。

（五）要增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以有意识的具体的特定文化构型为基础的社会认同”。[6]文化认同也是具有自知之明的“文化自觉”。[7]结合上述观点来看，把深圳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树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标杆，形成“具体的特定文化构型”，就是新时代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体现在建设大湾区过程中，一方面要实现交通设施便利化，追求高端科技创新化，坚守教育传统中国化，发展文化产业多样化；另一方面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正确树立中国标识，积极讲好中国故事，自信展现中国形象，充分释放中国魅力，鲜明呈现中国特色，不断增进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认同。

总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整体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交往合作，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的过程；是港澳同胞同大陆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的过程；是三地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事业文化和产业文化等领域消除阻障因素、克服发展短板、促进交融会通、实现综合创新的过程；是三地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得到充实、丰富和提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