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刘 建
(内江市社会主义学院, 四川 内江 641000)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仅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忧患,而且文化上也出现了巨大危机。怎样看待这种危机,如何重夺文化话语权,怎样保持文化清醒,如何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社会急剧转型,至今仍在路上;中西思想相互激荡,逐渐融会贯通;中国文化则经历了从危机到自觉再到新危机的过程,始终在努力寻求突破。
晚清七十年及稍后一段时间的中国,是风云变幻的中国。中国人在被迫应变的同时,对自己的反思也一直未停,且不断向更高级别“进步”。对此,梁启超有过精彩论述:“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建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1]正如梁启超所言,近代中国人的“反省”,依次经历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伦理’层面”的变革。
在这三大层面的变革中,时贤们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西方先进制度,引导中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开展“新文化运动”,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使中国现代化运动扬帆远航。然而,每一次努力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近代中国始终被亡国灭种的危险威胁着。
这种状况,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有了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先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建立了新的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然后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新一轮的变革,努力带领中国人民强起来。
略览近现代中国整个历程,我们发现,从晚清到民国,再从新中国到改革开放,乃至到今天,整个社会始终在急剧转型,至今尚无定论。社会的急剧转型,也使文化上激荡不止。
每一种文化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表达。社会的急剧变革,使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接踵而至。近现代中国整个历程,表现在文化上,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西化自由主义思潮;二是以“东方文化派”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潮;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思潮。①放眼历史,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诸多观点,大致都可以归纳到这三种思潮中来。
西化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优越,对中国文化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批判、改造乃至取代中国文化。因此他们强烈主张抛弃传统文化以引入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从而造就具有现代伦理觉悟的公民,进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以“东方文化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基本一致的观点是,他们反对西化,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号召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解救西方文化出现的危机。现代新儒家是其中重要一脉,并影响至今。
文化激进主义,特别是后来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文化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东方化的观点,主张批判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为此,要坚决“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2]主张在大破大立中再造一个“青春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扛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历史大旗的同时,也逐渐继承了这种文化观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现代中国出现的西化、保守和激进文化思潮,“都有救亡图存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都力求向西方寻求真理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出路问题,而又都想避免已经暴露出来的西方文明的弊端。可以说他们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不过对同一问题的解决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和方式而已。”[3]但最终笑到最后、并真正指引中国继续前进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纵观整个近现代历程,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同时,思想观点也在激烈碰撞,我们始终面临着文化自信的危机。
这种危机,表现在器物变革层面,“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观念指导了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但没有使中国摆脱被欺压的命运。
这种危机,表现在制度变革层面,维新派试图带领中国走向君主立宪,革命派试图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然而两者最终都没有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这种危机,表现在思想变革层面,引发了各种思潮的激烈碰撞。在马克思主义最终胜出之前,数次大论战,无不显示对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迷茫和挣扎。
这种危机,在今天则又有新的含义。当前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文化自信,恰恰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不够自信。这种不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个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经过长期探索,我们逐渐找到了当代文化危机的原因,并相应提出了“文化自信”这一概念加以应对。在应对过程中,把文化自信的相关理念逐渐建构起来。
尽管文化危机始终和现代化历程相伴,但不同时期文化危机的原因不同,内涵也不同。器物变革时期、制度变革时期和思想变革时期已成往事,探讨这些时期文化危机产生的原因不是本文的重点,这里所要探讨的文化危机原因,主要是当代我们所遇到的文化危机,换句话说,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信这个概念。
文化自信这一概念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首先提出的,所针对的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认为这种文化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方面。之所以针对这三个方面提出文化自信,恰恰是因为在这三个方面,我们都不够自信。
究文化不自信的原因,主要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社会急剧变革大多以失败告终,指导各种变革的思想文化也不断遭受挫折。这些挫折的叠加效应,使中国文化遭遇了一次又一次打击。在应对这些打击时,我们对中国文化解构过多,建构不足。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解构,导致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够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上对主流文化的丑化,导致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革命文化不够自信;在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分解构,导致我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够自信。
解构过多,建构不足,这是当代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今天提出文化自信这个概念,正是为此而来。
所谓文化,概而言之,是一个种群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的外在表现。文化自信,则是这个种群对自己长期以来所坚守的生活方式和它背后的价值体系的肯定性认可。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的自我担当和文化客体的精神特质的有机统一。[4]在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主体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而客体则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5]。因此,所谓文化自信,主要是人民群众对这三种文化的认同,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它“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6]这意味着,首先必须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文化底色。其次必须礼敬党带领人民在近百年奋斗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我们特定的文化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深厚的现实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建立在对我们的道路经验总结之上,建立在对我们的理论体系提炼之上,建立在对我们的制度文明概括之上,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7]。它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了内在依据和价值取向,是适应当代中国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因而也具有丰富的现实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深厚的发展内涵。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化自信的内涵也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纵向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从横向看,又是对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借鉴和学习。因此,它具有发展和创新的特性。文化自信的内涵也就具有了时代性、发展性和创新性。
这里的文化自信,主要是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之所以有这个自信,是因为这种文化是“中国的”文化;是“接着讲”的文化;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
文化自信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的”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不是外来的;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是“自我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中国社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文化。这些文化都不是来自“国外的”、也不仅是“在中国的”,而是真正“中国的”文化。
文化自信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接着讲”的文化。近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国文化既面临着传承又面临着创新。经过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淬炼,几股文化思潮分分合合,相互影响,最终汇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来。因此,它不是“照着讲”的文化,是“接着讲”的文化。
文化自信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纵观历史,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古典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含有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解决当代问题的期望。革命文化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高度文化凝练,这为文化自信注入了新的优质基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对立德树人、化育万物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
文化自信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继承性、创新性和时代性有机结合的文化。它继承了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文化传统,具有良好的继承性;它反映了我党近年来在文化发展上实现的新飞跃,具有强大的创新性。它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时代意义,具有重要的时代性。继承性、创新性和时代性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高喊文化自信口号不难,难的是如何在文化“小康”中继续保持文化清醒。这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一是反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不能阻止近代中国落后;二是反思革命文化在重塑信仰方面的价值;三是反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所取得巨大成就中的作用。
文化立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横向对比,中华民族在轴心时代就创造了不输于其他古文明的灿烂文化。纵向来看,“三教九流”源远流长。特别是其中的儒家,自成道统。加上佛家和道家的协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成为立国的理论依据。
传统文化存在固有缺陷。从起源看,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上古神话与巫术是紧密相连的。那时候,天道是高于人道、并为人事活动提供依据的。正如《易传·系辞·上》所言,“天之所动者,顺也,人之所动者,信也。”也即人的行为,不过是相信天道、顺应天道的表现而已。但到了先秦时期,哲学思维逐渐取代巫术思维,人道得以弘扬。特别是孟子性命学说的提出,使天道逐渐被高扬的人道所遮蔽。结果,天道的“依据”作用逐渐荒废,中国传统文化也走进了只有思想没有信仰的人道歧途。这种状况在儒家表现更为突出,且随着儒家在意识形态中主导地位的延续,逐步蔓延到整个传统社会。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形而上的天道的追求,始终是缺位的,始终是在形而下的人道中辗转。由于缺失了天道的指导,人道活动即便再精彩,也始终缺乏背后的依据。
传统文化的缺陷带来了诸多现实问题。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伦理道德的深邃思想,似乎大家都在追求成为道德完人。但另一方面,这些道德思想又没有同国人的现实生活发生必然联系,修身养性仅是个别人的选择,或者是停留在表面上的行为,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法则。因此,一旦有现实社会的变动,比如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文化就无法起到价值引领作用,相反,看到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的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文化不能阻止近代中国落伍,不仅与西方文化入侵有关,也与自身的缺陷相关。
所谓革命文化,在这里特指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创造性的提出了先进的革命理论,进而内化为先进的政治思想,并付诸于革命的政治实践,最终生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文化。[8]
革命文化为革命实践坚持到底提供内在支撑。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在实践过程中,有辉煌,更有低谷、彷徨和迷茫,但始终没有放弃,并坚持走向胜利。在这背后,革命文化为革命凝聚了力量,收拢了人心,指引了方向,功不可没。
革命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丰厚文化滋养。每一个时期的实践活动都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精神,比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等,这些都是革命实践高度的文化凝练。今天,它们已经融入到我们的骨髓里,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厚文化滋养。
革命文化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指出:“伟大的梦想,需要伟大的精神作支撑。”[9]革命文化内在的蕴涵了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科学求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革故鼎新等精神因子,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在文化激荡中保持自信的底气所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反映时代潮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6]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当代中国发展意义巨大。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成为中共的指导性文化,指引我们乘风破浪。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我们解决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诸多现实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为我们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了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一种文化先进与否,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该文化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凝聚共识方面功勋卓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下,大家有了大致一致的价值观;在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团结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广泛的力量……这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作用的体现。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先进文化能够有效协调人际关系、理顺社会基本矛盾;能够作为生产关系之一反映生产力发展程度,推动政治或经济体制改革;能够为改革创新提供先进理念,促进创新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契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了国度地域、意识形态、风土人情,要想真正凝聚起来,文化是个好纽带。通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联结,求同存异,构建起不同利益集团的共识,更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对于下一步深入建构文化自信的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一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二是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三是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四是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立德树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意实现中国化。脱离马克思主义而去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取的。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双向互动,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经验总结和现实矛盾分析之间的双向互动。[10]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前沿理论中,还有不少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都涉及到理论原理与现实问题的冲突,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的拦路虎。有效破解这些矛盾和冲突,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是毋容置疑的,但在广大基层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和影响还有待扩大。有鉴于此,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生化、民心化,真正在基层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就是当务之急。
认真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主线。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儒家,儒家文化的核心在经学。[11]在面对优秀传统文化时,就是要抓住儒学和经学这条主线,以主流带动支流,把握好整个优秀传统文化的脉络,方能事半功倍。
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面对“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紧张”[12]等问题,众多贤达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解决人类发展困境的重要启示。因此,推进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势在必行。
用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在经历了“军事竞争”、“经济竞争”后,今天的竞争更多以文化和价值的方式表现出来。有鉴于此,中国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步,提高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必须把握好突出优势,善于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发挥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正确理解学习革命文化对做好当前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不论做什么、怎么做,看看历史,重温一下我们的革命传统,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凝固的历史本身就是党性教育的生动教材。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些优秀共产党人对党忠诚的优秀品质、勇于担当的鲜明品格、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了解这些,对于做好当前工作,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准确把握革命文化的精神实质。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追求、精神品格、精神力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引领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起到了传承、融合和发展创新的作用,是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13]
转变革命文化教育思路。认真探索把思政教育和红色文化实践教学、“互联网+”有机结合起来,拓展新的教育思路。思政教育作为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的传统平台,仍然发挥着主阵地作用;红色文化实践教学等方式使革命文化传承和弘扬不再局限于理论说教;“互联网+”拉近和拓展了时空,使革命文化传承和弘扬有了新的媒介。把这三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打造革命文化教育的新方式。
以人民为导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确传播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民群众的先进文化,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创作导向上要讴歌祖国和人民,思想性和艺术性要反映时代特征,服务社会发展大局,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
以活动为载体,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宣传教育。以各类主题活动为载体,积极开展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正能量的宣传教育;以节假日、纪念日为平台,把节日纪念和文化宣传结合起来,寓情于景,寓教于乐;打造特色校园文化,抓好青少年德育工作。
因地制宜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中国幅员广袤,东西有差距,南北有分化,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创作发展时,既要有相对统一的导向,也要兼顾地方特色。
注释:
①无论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抑或保守主义,都有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区分。这里谈论的自由、保守和激进都是文化方面的。政治上的自由、保守和激进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故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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