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情理法”观

霍存福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别字春帆，号石云，清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省沧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擢侍读学士，坐泄机事谪戍乌鲁木齐。三年后召还，授编修，擢侍读。总纂四库全书，掌书局十三年，一生精力，悉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中。后至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五次出任左都御史，三次任礼部尚书。终于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死，谥文达。

纪昀著作中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称其“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在目录学和文学上的贡献巨大，是他“学问渊通”的表现(1)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纪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但他的一部另类著作《阅微草堂笔记》——描写神灵鬼狐木魅花妖的“小《聊斋》”，作为清代最流行的三大小说之一，同样有着广泛的影响。该书共二十四卷，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是他70岁前后用10年时间陆续写成，随写随刻。嘉庆五年(1800年)，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文要探讨的，就是《阅微草堂笔记》在故事讲述中所展现的“情理法”观。

民国间《〈阅微草堂笔记〉提要》云：“文达著述不多。自言一生精力，专注于《四库全书提要》，而以其余力，成《阅微草堂笔记》一书。虽谈狐说鬼，不脱旧时迷信之惯习，而结构谨严，论断精切，每事下一评语。说理之确，衡情之当，措词之典雅简赅，能于《聊斋》外别树一帜。后有作者，难乎为继矣”(2)参见《〈阅微草堂笔记〉提要》，载《笔记小说大观》第20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影印民国间上海进步书局版，第229页。。这是“情理”的文学评价。《阅微草堂笔记》的“情理法”世界，确乎是一个包罗了天、地、神、人、畜、鬼等万事万物的世界。这里有自然界，有人类世界；有宗教，有现世；有可以认识的事物，有不可认识的事物。神有神法，即“天律”“科律”；人有人法，即“阳律”、王法、律例；阴间有“阴法”或“冥律”。神人之间相通，人妖之间相通，阴阳之间也相通。神理、妖理、冥理也即人理，神理、妖理、冥理只是人理的折射。而其作为重点显示的，还是人世间法律，以及与人间法律密切相关的阴律。虽以人畜、人鬼诸界事论理，但重点在人，其关注点始终在人间。我们的分析，也将避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鬼神，聚焦于其人事部分。

一、《笔记》所展现的“情理法”之间的主要关系

“情理法”是一个关系范畴或关系概念，多指三者相互之间如情法、情理、理法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将“情理”连用，作为考察事物的范畴。它们既有相一致的方面，也时常有相矛盾、相冲突的一面。纪昀故事所展示的，也是如此。

(一)“情理法”之一致

1.“法”“理”一致，“情(心)”“理”不一致

纪昀《槐西杂志》(一)记载了王岳芳所讲的一个熟人的故事。

杨生习武，十六七岁时，可敌数十人。应试暂住京城，游陶然亭时，“遇二人，强邀入酒肆”。杨生心知其意，二人引其“至空寺。左右挟坐，遽拥于怀”。不成想，杨生开始反击：

(杨)生一手按一人，并踣于地，以足踏背，各解带反接，抽刀拟颈曰：“敢动者死。”褫其下衣并淫之。且数之曰：“尔辈年近三十，岂足供狎昵！然尔辈污人多矣，吾为孱弱童子复仇也。”徐释其缚，掉臂径出。

两人欲鸡奸杨生，反被杨生所奸。而且杨生推断这两人祸害少年不在少数，所以他声称是为“孱弱童子复仇”。杨生后来向王岳芳讲述了这一遭遇，王岳芳不赞成他的做法，评价说：

戕命者使还命，攘财者使还财，律也，此当相偿者也；惟淫人者有治罪之律，无还使受淫之律，此不当偿者也。子之所为，谓之快心则可，谓之合理则未也。(3)参见【清】纪晓岚著：《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一《槐西杂志》(一)第64则，吴波等辑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上册，第546-547页。

王岳芳懂“法”，也懂“情、理”。他揭示了刑法在报应刑方面的限度或范围——“应当相偿”的情形和“不应当相偿”的情形：前者即杀人偿命、劫夺还财(财物即使已经被消费或挥霍了，也要追偿)之类，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具有同态复仇——剥夺相同的内容的意味，属于同害刑，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绝对同害刑；后者则只治罪，不剥夺相同的内容，不属于同害刑。法律上，不存在奸淫人者也使其本人或其妻女受奸的做法(4)参见霍存福著：《复仇·报复刑·报应说：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文化解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以下。。这样的立制原则，古今皆有，今古皆同。清代律例，鸡奸者处以斩绞等死刑与发遣，依“伙众”“一人”即共犯、单独犯，以及强奸、和奸并是否杀人伤人等情形分别处理(5)《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奸》“犯奸”条第3条例文：“恶徒伙众，将良人子弟抢去强行鸡奸者，无论曾否杀人，仍照光棍例，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若同奸者，俱拟绞监候；余犯，问拟发遣。其虽未伙众，因奸将良人子弟杀死，及将未至十岁之幼童诱去强行鸡奸者，亦照光棍为首例斩决。如强奸十二岁以下、十岁以上幼童者，拟斩监候；和奸者，照奸幼女虽和同强论律，拟绞监候。若止一人强行鸡奸，并未伤人，拟绞监候；如伤人未死，拟斩监候；其强奸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如和同鸡奸者，照军民相奸例，枷号一个月、杖一百。傥有指称鸡奸诬害等弊，审实，依所诬之罪反坐，至死减一等；罪至斩决者，照恶徒生事行凶例发遣”。参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22-523页。，规定细密。

从“法”的角度，王岳芳这里揭示的，一方面是“法”中有“理”，或“理”在“法”中。杀人偿命，是“法”；攘财使偿还，是“法”；淫人者治罪，也是“法”；其“当偿”就是“理”。准确些说，也即“律”中蕴含着法律的适当报应之“理”。另一方面，王岳芳也揭示了既然法律中没有淫人者使其还受淫的规定，就表明不存在此“理”，其“不当偿”也是“理”。后者也可以表述为：无此“法”，即无此“理”。

从杨生行为的角度，王岳芳同时指出了合情与合理的关系。“快心”只是情感满足，可以是杨生个人的情感，也可以是众多的被玷污的“孱弱童子”们的情感；尤其对被玷污童子而言，具有为他们“复仇”的意味。但那都不是理智，是不合理的。其间关系，可以概括为：合“情”，未必合“理”。

2.“理”“情”一致，“法”的客观情节属性

纪昀《如是我闻》(二)讲述了一个集宗教报应、法律报应于一体的故事。

雍正间，交河苏斗南，参加会试归，遇一朋友于酒肆。朋友刚罢官，喝醉后，牢骚抑郁，“恨善恶之无报”。恰好一个赶路人在对面坐，侧听良久。也许十分反感这样的说法，对其朋友作揖之后，长篇大论地讲起来：

君疑因果有爽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败，势也；劫财者必诛，杀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禀有强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则势不能齐；同劫财而有首、有从，同杀人而有误、有故，则理宜别论。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间功过互偿，或以无报为报；罪福未尽，或有报而不即报。毫厘比较，益微乎微矣。君执目前所见，而疑天道难明，岂不颠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当以流外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机械多端，伺察多术，工于趋避，而深于挤排，遂削减为八品；君迁八品之时，自谓以心计巧密，由九品而升，不知正以心计巧密，由七品而降也。

该人说到这里，又附在那朋友脑袋边上作耳语，语罢，大声说道：“君忘之乎？”朋友大骇，汗流浃背，问何以能“知微”，对方笑曰：“岂独我知，三界孰不知？”掉头上马，疾驰而去(6)参见【清】纪晓岚著：《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八《如是我闻》(二)第59则，吴波等辑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上册，第375-376页。。

这个说话人被描写成了神乎其神的人，可能是笃信佛道二教报应之理的熟人。他讲出了“天道好还”的报应之理的精细之处。

该人说到了好色、嗜赌、抢劫、杀人等行为的报应，从不良行为到犯罪行为，因果报应相应为必病、必败、必诛、必抵。但其间，病有迟速、败有先后，是“势不能齐”的问题；劫有首从、杀有故误，是“理宜别论”的问题。这后一个“理”，区分的实际是“情”：首从是“情”，故误是“情”。夏朝“歼厥渠魁，胁从罔治”(7)见《尚书·胤征》。，唐律“造意为首，余为从坐”(8)参见【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二十五《诈伪》“保任不如所任”条，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5页。，解决的是“首、从”两情之别；而“眚灾肆赦，怙终贼刑”(9)参见《尚书·尧典》，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级。，“故贼加增，过误减损”(10)【汉】王充：《论衡·答佞》：“故曰：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圣君原心省意，故诛故贳误。故贼加增，过误减损”。，解决的是“故、误”二情之差。所以“理宜别论”，实际是因“情”而论。在律学家眼里，“首从”“故误”皆是“情”，前者反映其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后者反映其人行为时的恶性或过错程度。

紧接着是“功过互偿”，这来自于另一种“情理”计算，也是另一个法律原则——将功折罪、计功补过(11)【汉】荀悦：《汉纪·元帝纪》：“齐恒先有匡周之功，后有来项之罪，君子计功补过”。。作恶或为不善，固然受恶报，但该人做过善事，又当受善报，在外人看起来就是“以无报为报”。还有“罪福未尽”，待到福气享尽，或罪孽遭尽，才可能得到恶报或善报。这个时间差，在外人看来就是“有报而不即报”。

因而，不是“天道难明”，而是“天道好还”。当然，该人谈到的“势”，实际上也是包含着“理”，只不过反映的是自然之“理”或社会之“理”，与法之“理”有区别也有联系。纪昀不是律学家，但他所关注的“理”，实际包含了“情节”之“情”，因而可以说“理”中有“情”，“理宜别论”实即因“情”而论；并且“法”分“首从、故误”，这些“情”已经作为法律原则或规则，成为“法”的一部分。

法律报应之“理”，区分不同情节，在报应过程中实行功过相抵，都是“情”。

3.“理”“情”一致，“情(心)”的主观情感属性

纪昀记载了岳父与父亲谈论的一个伦理故事。《槐西杂志(二)》第34则载：

雍正末年，乞丐儿媳一手抱儿，一手扶患病婆婆，过河。至河水中间，婆婆跌倒落水，儿媳弃儿于水，努力背负婆婆上了岸。婆婆大骂儿媳：“我七十老妪，死何害！张氏数世，待此儿延香火，尔胡弃儿以拯我？斩祖宗之祀者尔也。”儿媳哭泣着不敢说话，长跪而已。两日后，婆婆以哭孙不食而死。儿媳呜咽不成声，痴坐数日，也死了。

这是一个古老的两难话题。有人记述并评论此事，谓：

儿与姑较，则姑重；姑与祖宗较，则祖宗重。使妇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则弃儿是；既两世穷嫠，止一线之孤子，则姑所责者是。妇虽死有余悔焉。

纪昀父亲纪容舒反驳说：

讲学家责人无已时。夫急流汹涌，少纵即逝，此岂能深思长计时哉！势不两全，弃儿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儿存，终身宁不耿耿耶？不又有责以爱儿弃姑者耶？且儿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儿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妇所为，超出恒情已万万，不幸而其姑自殒，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犹沾沾焉而动其喙，以为精义之学，毋乃白骨衔冤，黄泉赍恨乎？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二百四十年内，有贬无褒；胡致堂作《读史管见》，三代以下无完人。辨则辨矣，非吾之所欲闻也。(12)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二《槐西杂志》(二)第34则，下册，第589-590页。

纪容舒的分析有三层。其一，情况紧急，不容深思熟虑，紧急之中，又面临不能两全，“弃儿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既符合“天理”之正，又能使“人心”得“安”；“人心”即“人情”，也即是说“天理”“人情”在此都满足了。其二，如果作另一种选择，弃姑救儿，从而把结果颠倒过来，“使姑死而儿存”，难道儿媳的一生就不会耿耿于心吗？是不是还会受到人们“爱儿弃姑”的指责呢？其三，小儿尚在怀抱，能不能扶养长大，还是未知数。如果婆婆死了，小儿又养不大，儿媳的后悔又会如何呢？因此，就儿媳的行为而言，已经超出大多数人的正常、冷静的处理万万倍了，已不啻“人之常情”了。不幸其婆婆死掉，自己又殉葬，多可怜啊！讲学家干吗摇动唇舌、说长道短？太刻薄了！

纪容舒的评论，讲“天理”“人心”，被后人认为“论极平允”；其肯定“弃儿救姑”，也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即使可以深思熟计，亦万无舍姑存儿之理”。还有人从“儿死尚可生，姑死不能续”角度，为之作出理由的补充(13)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二《槐西杂志》(二)第34则，下册，第589-590页。。纪昀当然不能看到这些晚出的评论，但他父亲的说法，正是他的看法。他父亲厌恶“讲学家”，纪昀也是；(14)纪昀的“情理法”观，受其父亲影响颇深。如纪容舒曾劝同僚，不要延请道人治狐媚，曰：“狐自游戏，何预于人，无故击之，曲不在彼，袒曲而攻直，于理不顺。”参见《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他父亲批评宋人孙复、胡致堂苛刻不情，纪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如此：《提要》卷二十六《经部二十六·春秋类一》谓：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复之论，上祖陆淳，而下开胡安国，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提要》卷八十九《史部四十五·史评类存目一》谓：胡寅撰《读史管见》三十卷，其父胡安国奉诏修《春秋传》，“亦颇伤于深刻”。“寅作是书，因其父说，弥用严苛。大抵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颜、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于窒碍而难行”。

纪昀赞成父亲“天理”“人心”、理“正”、心“安”之说，也即承认合理、合情可以并存。而“心之所安”，实际即“情之所安”，“人心”也即“人情”，是情感、感情，属于主观性较强的“情”，已经不是客观的“情节”之“情”了。

(二)“情理法”之冲突

“情、理”之间的一致性，是事物的常态。纪昀多次提到“衡量情理”“情理所必至”。但“情、理”之间常有冲突。

1.“情”“理”冲突，选择与评价上的两难

(1)“情”“理”选择上的两难——情感与理智在第三人身上的冲突

“情”与“理”在选择上的两难，指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它们表现为外在的、两个行为各取其一的情况，或取“情”，或取“理”。纪昀说：

天下事，情、理而已，然情、理有时而互妨。里有姑虐其养媳者，残酷无人理，遁归母家。母怜而匿别所，诡云“未见”，因涉讼。姑以朱老与比邻，当见其来往，引为证。朱私念：“言女已归，则驱人就死；言女未归，则助人离婚。”疑不能决，乞签于神。举筒屡摇，签不出；奋力再摇，签乃全出。是神亦不能决也。辛彤甫先生闻之曰：“神殊愦愦！十岁幼女，而日日加炮烙，恩义绝矣。听其逃死不为过”(15)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六《姑妄听之》(二)第1则，下册，第806页。。

纪晓岚说的“情、理”互妨，是指邻居朱老所陷入的“情”“理”矛盾的两难窘境。对于朱老来说，“情”指据实作证，“言女已归”，这等于让婆家发现女孩行踪，使女孩归婆家重受婆婆虐待——驱人就死，“情”有不忍；“理”指作证说谎，“言女未归”，这等于助长女家气势，激化两家争竞——助人离婚，“理”又不顺。此“情”也即“心”，即“心”有不忍，是情感；“理”即理智，进一步是道理：不能破人婚姻，是做人的道理。中国一直有“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宁拆十座庙，不拆一门亲”，即是此意。何况街坊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更是如此。这一对“情、理”的互相妨碍，不仅使邻居这个第三人犯难，被求助的神灵，其立场竟然也犹豫难决、无从选择。

在纪家任馆师的辛彤甫，没有指责朱老，却以为这个“神”太昏聩了：他虽神明，却没能解决朱老的“情不忍”“理不顺”的“情、理”冲突。辛彤甫讲出了另一番“情理”——婆婆既然对一个十岁幼女施加酷刑，表明婆媳之间“恩义”已绝；既然“恩义”已绝，不维持这种婆媳关系也不为过。

按，“恩”指家庭家族中因天然的血缘而产生的生育、养长与扶助关系及其亲情，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义”指非血缘因素而形成的关系及相应情感，如“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合”等。前者具有天然属性，不可选择，也断绝不得；后者则具有可选择性，适用“义合则留，不合则去”(16)参见【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怀效锋、李鸣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的相处原则。

《大清律例·刑律十三·斗殴下》“殴祖父母父母”条一款云：“若(祖父母、父母，嫡、继、慈、养母)非理殴子孙之妇(此‘妇’字，乞养者同)，及乞养异姓子孙(折伤以下，勿论)，致令废残疾者，杖八十；笃疾者，加一等。(子孙之妇，及乞养子孙)并令归宗”(17)参见《大清律例》卷二十八《刑律·斗殴下》，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页。。其中原理，沈子奇《大清律辑注》谓：“子孙之妇，以义合者也；乞养子孙，以恩合者也，皆属异姓之人，均与子孙’天性之亲’不同。若殴至残废、笃疾，则义绝、恩绝矣”(18)参见【清】沈子奇撰：《大清律辑注》，怀效锋、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771页。。这是专家的精细区分。

而辛彤甫讲“恩义绝”，“义”则指婆媳之间的非血缘联系及相处之道，本来婆媳之间仅有“义”；但因是童养媳，也就有了“恩”，这里的“恩”指公婆养长童养媳的特定关系，用来比拟血缘关系及其亲情。此时讲“恩义”俱“绝”，也说得通。“义绝”是个法律概念，“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之”(19)参见【宋】司马光：《温公家范》，夏家善主编、王宗志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但其范围较宽，不仅指夫妻双方之间，更兼及重要亲属之间。这个故事中，没有出现丈夫，他应该也是个孩子，故其与童养媳的关系及情感，可以忽略不计。看来，辛彤甫是个明白的讲者，纪昀也是个明白的听者，他们对诸人之间关系及其伦理，把握得清楚而准确。显示出听者与讲者、常人与专家之间没有距离。

既然婆媳之间非血缘的“义”与拟血缘的“恩”均已断“绝”，其作为“情”感的恩爱情义，已实质性的恩断义绝了，那么，相应的“理”，就是不应维持这种婆媳关系，设法让女孩逃出魔爪也不是过错——也即逃死是正当的。“不为过”就是正当。“理”也就是一种正当性，只是在表达上未用该词而已。“恩义”(情义、情感)已绝，是很接近法律术语的“义绝”的(20)《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干名犯义”条：“若女婿与妻父母果有义绝之状，许相告言，各依常人论”。注云：“义绝之状，谓如身在远方，妻父母将妻改嫁，或赶逐出外、重别招婿，及容止外人通奸；又如女婿殴妻至折伤，抑妻通奸，有妻诈称无妻、欺妄更娶妻，以妻为妾，受财将妻妾典雇，妄作姊妹嫁人之类”。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

“天下事，情、理而已”，这是纪昀对情理普遍性的认识。就该事件涉及到的人而言，每人都有自己的“情理”。女儿的母亲“怜”而匿之，是母子情，是同情；她以为受虐待是不合理的，不遣归女儿是合理的。朱老对“驱人就死”，“情”有不忍，也是同情。辛彤甫言幼女受炮烙，恩爱情义已“绝”。这里的三种“情”，都带有情感的成分，都属于“情感”之“情”；其实，“情节”之“情”在这里也是存在的——婆婆虐待童养媳——这样的“情节”，是确定“恩义(情义)”之“情”是否存在的依据，甚至是判断的标准。因为法律上的“义绝”，有关“殴”打者，也是通过是否存在“殴至折伤”的伤情程度而确定是否情义决裂的。

(2)“情”“理”评价上的两难——情感与理智在不同行为人身上的偏缺

“情、理”冲突，有时可以表现为“有理无情”或“有情无理”。《如是我闻》(一)第21则，载有纪昀以为律例难以穷尽“狱情”之“变”的一个案例：

狱情万变，难执一端。据余所见，事出律例之外者：……又有奸而怀孕者。决罚后，官依《律》判：“生子还奸夫。”后生子，本夫恨而杀之；奸夫控：“故杀其子。”虽有《律》可引，而终觉奸夫所诉，有理无情；本夫所为，有情无理，无以持其平也。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断耶(21)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七《如是我闻》(一)第21则，上册，第292页。？

与前述的“情”“理”无从选择的两难不同，这里的“情”“理”不一的冲突，对两个行为人而言，或许并不存在；但却使得局外人纪昀感觉无所适从，无法持平。

纪昀说“有律可引”，指奸生子“责付奸夫收养”律。按《大清律例·刑律·犯奸》“犯奸”第4款律文：“其和奸、刁奸者，男女同罪。奸生男女，责付奸夫收养。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22)参见《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奸》，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页。。从判决看，官府确实是依照律文作出裁决的，判奸生子归奸夫；从案情看，本夫对法律赋予他“可嫁卖，可留家”的处分权，选择了后者，未嫁卖其妻而留妻在家，却杀死了奸生子。该行为，被纪昀认定为“有情无理”。这种“有情”——恨奸夫奸妇而迁怒于奸生子的情感，虽说是“人之常情”，但杀人这一行为，是过激的、“无理”的。且小孩是无辜的，杀他不合伦理，同时也不合法理。

奸夫控本夫“故杀其子”，纪昀以为是“有理无情”。“有理”有两面：一是官府已判决该孩子归奸夫，其父子关系成立；二是故杀人在伦理上是错误，在法律上是犯罪，要求对杀人行为予以处罚，是正理、法理。“无情”指奸夫竟然嚣张到公然到官府控告，在通奸为罪的时代，时人是难以倾向于他的，故其行为也不符合人情之常理。

对于这样的“情”“理”不一的冲突，希望司法常欲“得情理之平”的纪昀(其他人也是如此)感觉无法调节，“无以持其平”即无法使“情”“理”之间得到平衡，无法使两者都得到满足。

纪昀引该案，是在讨论冥间法律时提到的。故他追问“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断耶”？不过，此事中的“法律”也是值得讨论的。但他只在“情理”上着眼，未注意法律问题。

《大清律例》中“奸生男女，责付奸夫收养”，相对而言是符合“情理”的规定。因考虑本夫的感受，尤其在其不“嫁卖”其妻、还得与奸妇共同生活的情景——遂来个“眼不见为净”的处理，将奸生子责付奸夫收养。此其一。其二，这种情形，一般当是以生子之后、方才发现而判决为典型。而本案明显是在怀孕后、未生前判决的，这使得本夫隐忍、等待了出生前这一时段，刺激颇大，方发生了杀婴举动。但法律只是作原则性规定，难以穷尽各种细节；法官也只能依据一般性规定进行处理，不能期望其本夫在交付婴孩前负有保护之责；而且即使法官做了这种要求，也不见得不发生伤害婴孩之事。纪昀不是法律家，没有注意到这一层，也怪不得他。

2.“情”“法”冲突，“情别万端”与“案外情”

(1)情法冲突——“法有一定，而情则千端(23)【清】汪辉祖：《学治续说·法贵准情》：“法有一定，而情则千端。准情用法，庶不干造物之和”。参见《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5册，第298页。”

情法冲突，是纪昀亲见的。《如是我闻》(一)第21则云：“狱情万变，难执一端。据余所见，事出律例之外者”。有两件事颇为典型：

一人外出，讹传已死，其父母因鬻妇为人妾。夫归，迫于父母，弗能讼也。潜至娶者家，伺隙一见，竟携以逃，越岁缉获。以为非奸，则已别嫁；以为奸，则本其故夫。官无《律》可引。

又劫盗之中，别有一类，曰“赶蛋”，不为盗而为盗之盗。每伺盗出外，或袭其巢，或要诸路，夺所劫之财。一日互相格斗，并执至官。以为非盗，则实强掠；以为盗，则所掠乃盗赃，官亦无《律》可引也(24)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七《如是我闻》(一)第21则，上册，第292页。。

纪昀讲“狱情万变，难执一端”，因为“事出律例之外者”很多。这个认识，与他的门人汪辉祖的看法很接近，所以我们干脆用汪辉祖的说法来导入问题：即“法有一定，而情则千端”。单靠法律规定，是永远不可能涵盖尽所有情况的。

对于这两个案件，纪昀以为没有适当法律可以引用，不表明纪昀认为其行为不应被处罚。前一案，他人之妾，与故夫共逃一年，共处一处，“以为非奸，则已别嫁；以为奸，则本其故夫”。纪昀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情形应该如何处理，所以官府“无《律》可引”。但后来同治年间徐时栋，对该案有个评论：

徐评：此事何必引《律》哉？彼妇虽改嫁，而一见故夫，即从之而逃，是夫妇恩义皆未绝也；即其向日父母之嫁之也，以误传其子之死而嫁之，非得罪于翁姑而被出，是姑妇恩义亦未绝也。则直以此妇断归前夫，而使前夫出钱还后夫聘金而已矣！引《律》何为哉”(25)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七《如是我闻》(一)第21则，上册，第292-293页。？

徐时栋认为，该案根本不必引什么《律》文来判断，不必在“非奸”与“奸”两个罪名上为难。言下之意，应该抛开法律，依据“恩义”是否存在而断。其一，该女子虽然改嫁，但从“一见故夫，即从之而逃”来看，可以断定其“夫妇恩义皆未绝”；其二，该女子被公婆嫁卖，是因讹传其子已死而嫁之，不是“得罪于翁姑”而犯了“七出”，可见其“姑妇恩义亦未绝也”。夫妻恩义、婆媳恩义都未绝断，不属于礼俗和法律规定的“义绝”情形，法官可以直接将此女判断给前夫，只要将后夫的聘礼给还就可以了。

徐时栋所言有一定道理。首先，“夫妇以义合”(26)【汉】陆贾《新语·礼乐》：“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恩义俱废，夫妇离矣”(27)《后汉书·列女传》载班昭《女诫·敬慎第三》：“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之”(28)参见【宋】司马光：《温公家范》，夏家善主编，王宗志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表明夫妻既非血缘，靠的是“恩义”而结合，今日人们犹称“夫妻恩爱”。其次，妻与公婆等也以“义”处。清代律学家直云：“子孙之妇，以义合者也”，“属异姓之人，与子孙天性之亲不同”(29)参见【清】沈子奇：《大清律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71页。。因此，只要断定夫妻、姑妇(包括舅妇)之间恩义存在，婚姻就有基础，就可以断合。

需要说明的是，纪昀以为是“情法”冲突的事情，在徐时栋那里以为不过是个单纯的“情”的问题，或者用一个合成词“情理”也可以。夫妻之间是否有“恩义”，姑妇之间是否有“恩义”，用今天的话说，是考察感情是否还存在，以决定分与合。“情理法”之“情”在关涉到伦理尤其是家庭伦理时，特别关注情感、感情存在与否。存在可以是一种处断，不存在可以是另一种处断。扩大些，也可以说，有此“情理”则是一种处断，无此“情理”则是另一种处断。因此，不能认为徐时栋节外生枝，他的区别处断有道理，是当时处理“情法”矛盾或法律窘境时的有效思路。而且，他的区别处断，也有法律依据。

对第二案，“以为非盗，则实强掠；以为盗，则所掠乃盗赃”，纪昀认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属于“情法”冲突，需要一种妥善的处理，只是他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对抢劫盗赃应予以处罚，则是肯定的。徐时栋后来评价此案，在“以为非盗，则实强掠”句下，徐时栋曰：“劫人之财即谓‘盗’，岂不问所劫之财为何如财哉”(30)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七《如是我闻》(一)第21则，上册，第292页。？似乎他对纪昀这句定义为“盗”的说法，并不同意；按照逻辑，他也不同意对这些“赶蛋”人予以处罚，尽管他没有明说。这是否符合徐时栋的法律观，值得探讨。

在这两个案件之后，纪昀有句话“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断耶”？因前述数案，皆因阴间判断狐狸咬杀祖母，究竟是按照寻常杀人罪处理，还是按照人间法度也科以“不孝”之罪的法律问题而引起。

这样的情法冲突，因“情”多变而引起。纪昀《姑妄听之(三)》第24则，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福建一女，“未嫁，卒，已葬矣”。一年多后，有人在他县见到该女，告诉其父母后，“开冢验视，果空棺”。原来，该女已有定婚婿，却私下与邻居男子交往。遂定计，将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饮之昏厥诈死，“待其葬而发墓共逃”。婿家告官后，捕得邻居男子，供词与该女相同。

当时吴林塘做知县，亲鞫该狱。但却在适用法律时犯了难：“欲引‘开棺见尸’律，则人实未死，事异图财；欲引‘药迷子女’例，则女本同谋，情殊掠卖”。鉴于“无正条可以拟罪，乃仍以‘奸拐’本律断”。纪昀感叹：“人情变幻，亦何所不有乎”(31)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七《姑妄听之(三)》第24则，下册，第876页。？

按“开棺见尸律”，指《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下》“发冢”条：“凡发掘(他人)坟冢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监候)；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32)参见《大清律例》卷二十五《刑律·贼盗下》，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对男犯处罚可以依照此律，但不符合“见尸”之“人已死”的情节，此时该女“人实未死”；而且更重要的是，“发冢”的目的是“图财”，本案却缺乏这一要件，不是图财。

另外比较典型的是“药迷子女例”。民国初年谢璿、陆钟渭《详注阅微草堂笔记》云：“《清刑律》：‘用药及一切邪术，迷拐幼小子女，为首者绞立决，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又沈禹钟《分类广注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云：“药迷子女例：《清刑律》条例：‘以药饼迷拐子女，为首者绞立决，为从发极边四千里充军’”(33)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七《姑妄听之(三)》第24则，下册，第876-877页。。查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二十六《刑律·贼盗上》“强盗”条第37条例文：“用药及一切邪术迷拐幼小子女，如人药并获，即比照用药迷人巳经得财例，将起意为首，及下手用药迷人，并迷拐为从，已至二次，及首先传授药方之犯，俱照强盗律，拟斩立决。其余为从，均发新疆给官兵为奴……”。薛按语云：“诱拐例云：若以药饼及一切邪术迷拐幼小子女，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极边足四千里充军”(34)参见【清】薛允升撰：《读例存疑》卷二十六《刑律·贼盗上》“强盗”条，载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中国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册，第613页。。则注释者所引《清刑律》及条例，分别为“药迷子女例”“诱拐例”。

但“以药迷人图财”，本属强盗之一种，“药迷子女”是欲将来变卖而得财；因“药迷”剥夺其抗拒能力，是强制的一种。但本案中，“药迷”是女子同意的，是二人共谋，又不符合强制使得接受的“掠卖”之要件。所谓“情殊掠卖”，此“情”指情节，掠卖本为违背对方意志，在本案中却为同谋。

这样，既无律可引，又无例可引，县官不得不“仍以奸拐本律断”。这当是指《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下》“略人略卖人”条：“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为妻妾、子孙者，(造意)杖一百、徒三年。……若和同相诱(取在己)……为妻妾、子孙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被诱之人，减一等(仍改正给亲)……”(35)参见《大清律例》卷二十五《刑律·贼盗下》，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405页。。这是凡人诱拐律。本案似乎不能适用奸夫诱拐奸妇例，因此前只是讲“女已有婿，而私与邻子狎”。

纪昀这里讲“人情变幻”，实际是“案情”变幻，指人们的机巧、动机无法揣知。这仍然是“法有一定，而情则千端”(36)【清】汪辉祖：《学治续说·法贵准情》：“法有一定，而情则千端。准情用法，庶不干造物之和”。，所以才需要司法者“准情用法”的“衡情”以处。

(2)情法冲突——对“案外情”的体察与照顾

纪昀《如是我闻》(四)，记载了他门生汪辉祖撰《续佐治要言》中“囚关绝嗣”一事：

平湖杨研耕，在虞乡县幕时，主人兼署临晋，有疑狱久未决。后鞫实为弟殴兄死，夜拟谳牍毕，未及灭烛而寝。忽闻床上钩鸣，帐微启，以为风也。少顷复鸣，则帐悬钩上，有白须老人跪床前叩头，叱之不见，而几上纸翻动有声。急起视，则所拟谳牍也。反覆详审，罪实无枉，惟其家四世单传，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则五世之祀斩矣。因毁稿，存疑如故。盖以“存疑”为是也(37)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如是我闻》(四)第20则，上册，第449页。。

这个灵异故事，汪辉祖以为实有，纪昀也如是。它给汪辉祖的启示是，以后“凡遇父子兄弟共犯者，尤加意审慎焉”(38)【清】汪辉祖：《续佐治要言·囚关绝祀者尤宜详审》：“外舅王坦人先生(讳)宗闵，令金山时，余初入幕平湖。杨君砚耕为外舅故交，时从山西来。言雍正年间尝馆虞乡，主人兼署临晋县。有疑狱久未决，主人素负能名，不数日，鞫实，乃弟殴胞兄至死，遂秉烛拟罪。属稿毕，夜已过半，未及灭烛而寝。忽闻床上钩鸣，帐微启，以为风也，复寐。少顷，钩复鸣，惊寤，则帐悬钩上，有白须老人跪床前叩头，叱之不见。几上纸翻动有声。急起视，即拟谳稿也。反覆细审，罪实无枉。惟凶手四世单传，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则五世之祀绝矣。狱无可疑，而以疑久宕，殆老人长为乞怜耳。因毁稿，存疑如故。后闻今皇帝御极大赦，是案竟以疑宥。余闻而谨识之。故凡遇父子兄弟共犯者，尤加意审慎焉”。载《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5册，第331页。。纪昀却因此作出一大段评论，以为“颇足以资法戒”，并提出了“情法冲突”问题。他说：

余谓以王法论，灭伦者必诛；以人情论，绝祀者亦可悯。生与杀皆碍，仁与义竟两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则谓：“杀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冤也。申己之冤，以绝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愿；使其竟愿，是无人心矣。虽不抵不为枉”。是一说也。或又谓：“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仅兄弟二人者，弟杀其兄，哀其绝祀皆不抵，则夺产杀兄者多矣。何法以正伦纪乎”？是又未尝非一说也。不有皋陶，此狱实为难断，存以待明理者之论定可矣(39)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如是我闻》(四)第20则，上册，第449-450页。。

弟殴兄死，不是一般的杀人罪，且以卑犯尊，所以“以王法论，灭伦者必诛”；但“其家四世单传”，今又“一死非命，一又伏罪”，其家面临绝祀局面，值得同情。所以纪昀说“以人情论，绝祀者亦可悯”。生不可，杀又不可，“王法”与“人情”的冲突，表现为“义”与“仁”的难以兼容。“义”是原则性，是法律原则的“杀人者死”，尤其以卑犯尊，不抵命则破坏这个原则；“仁”是同情心，是对个案情节的考量——当然是“案外”情节，抵命就使得一门绝了嗣，无人再承继一家香火——这在当时是个绝大的事情。

纪昀设想了“两说”。“一说”以死者角度考虑，弟弟偿命就伸了自己的被杀之冤，但伦理矛盾是：“伸己之冤以绝祖父之祀”，兄长如果是正常人，不会同意家族绝祀；若愿意家族绝祀，兄长就不是人了。照这个“理”，“虽不抵不为枉”，即不抵命也算不得冤枉。“另一说”站在社会或国家的角度，首先区分了“公”与“私”——“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如果天平偏向“私”，放过弟弟杀兄之罪不处，一旦其起了连锁反应，“使凡仅兄弟二人者，弟杀其兄，哀其绝祀皆不抵”，将会导致“夺产杀兄者多矣”。尤其是这样一来，“何法以正伦纪乎”？

纪昀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他感叹“不有皋陶，此狱实为难断，存以待明理者之论定可矣”。

实际上，纪昀这里的“人情”，最初是包含了两个互相关联的“情”在内的。一是对“绝祀者亦可悯”的怜悯之“情”，或称“怜悯之心”；另一个是“四世单传”又临绝祀之“情”，此是客观“情”、案外“情”，不属于案内“情节”。后者是引起前者发生的原因或理由。但纪昀后来又讲“情者一人之事”，就只剩下了后者而不包含前者了；法官及听闻者的怜悯之“情”，既然不被考虑，那账目就好算了。按正常逻辑，“一人”之私，自然得服从“天下”之公。所以，纪昀在行文中间，还是表达了他的思想倾向的，并未等待明理人来断案。

纪昀就是这样。他以文学的手法，为我们直白白、赤裸裸地展示戏剧般的矛盾和冲突。当然，它们也是现实的冲突和矛盾。

也许是因为纪昀处理得对，同治间徐时栋没有批评他，而是另外讲了一个故事来附和。徐评曰：“闻昔有循吏悯死囚绝嗣，因密令囚妻入狱中同宿，既而妇得生子，而后治囚之罪。法外之仁，是亦一道也”(40)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如是我闻》(四)第20则，上册，第451页。。这是指《后汉书·吴祐传》所记的安丘男子毋丘长杀死辱母醉汉而被刑的故事(41)《后汉书·吴祐传》：吴祐为胶东侯相，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胶东得之。祐呼长谓曰：“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今若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长以械自系，曰：“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无所施。”祐问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长妻，妻到，解到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长泣谓母曰：“负母应死，当何以报吴君乎”？乃啮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吴君”。因投缳而死。。

二、《笔记》中“情理法”观的基础——观念与实践

《笔记》中的“情理法”观，有些并非纪昀本人的，而是他的亲属、朋友、同事所阐发，且有一些还有比较系统的看法。由于这些都是纪昀所记录和整理的，可以认为是纪昀赞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们当作纪昀的思想来研究。这样的“情理法观”，是以纪昀的总体观念与实践为基础。

(一)纪昀对“法令”的总体看法——“刑”的观念及其局限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史部·政书类二》云：“《唐律疏义》三十卷，……《大清律例》四十七卷，……右政书类法令之属，二部，七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案：法令与法家，其事相近而实不同。法家者私议其理，法令者官著为令者也。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42)参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史部三十八·政书类二·法令之属》，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上册，第711-712页；【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八《史部十三·政书类·法令之属》按语略有差异：“谨案：法令与法家，其事相近而实不同。法家者私议其理，法令者官著为律也。刑为盛世所不废，而亦盛世所不尚。今载《唐律疏义》，见世轻世重之源流；并恭录《钦定大清律例》，以昭圣代之法守。其余杂帙，则率存其目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又，卷八四《史部·政书类存目二》：“《永徽法经》三十卷(永乐大典本)……，《至正条格》二十三卷(永乐大典本)……，《金玉新书》二十七卷(永乐大典本)……，《官民准用》七卷(永乐大典本)……，《明律》三十卷(永乐大典本)……。右‘政书类’法令之属，五部，一百十七卷，皆附《存目》”(43)参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四《史部四十·政书类存目二》，上册，第726-727页。。则《四库全书》收录法律仅唐律、清律两部，存目也仅宋、金、元、明律或条格等五部。纪昀等人心目中的“法令”，数量着实不大，只能算是梗概，没有穷尽当时的所有；尤其他那句“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的按语，把“法令”等同于“刑”，突显了法、律、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低——给人一种不祥之物的感觉。其中，《唐律疏议》因其时代较早且比较成熟，《大清律例》因其为本朝法律，皆得全文收入；其余如《宋刑统》之类的法典就阙如了。这对法典的传流播布，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后来沈家本将“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一语视为“法学日衰”的原因，认为大名鼎鼎的纪昀“今创此论于上，下之人从风而靡，此法学之所以日衰也”(44)《法学盛衰说》谓：“本朝讲究此学而为世所推重者，不过数人。国无专科，群相鄙弃。纪文达编纂《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之属》仅收二部，存目仅收五部。其按语谓‘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所录略存梗概，不求备也’。夫《四库目录》乃奉命撰述之书，天下趋向之所属，今创此论于上，下之人从风而靡，此法学之所以日衰也”。参见【清】沈家本撰：《寄簃文存》卷三，载徐世虹主编：《沈家本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0页。不过，《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子部十一》“法家类”八部、“法家类”存目一十九部，像《疑狱集》等案例集、《刑统赋》等律学书、《洗冤录》等法医学书、《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判牍、《风宪禁约》等官箴书等，也皆收入其中。不能说纪昀等完全轻视法令、司法及法律秩序，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上册，第848-851页。。

不屑于读法律令，轻看法律令，将“刑”等同于法令，将刑官等同于酷吏，这是中国士大夫对待法律与刑官的基本看法与态度。纪昀上述按语，或许反映了他的深层意识，也是如此。而对一个多次被委以都御史一职的人，既然不习惯于法律思维，必然重视“情理”，并刺激其“情理”思维变得突出。纪昀即是如此。他敏锐地发现了“情理”间的冲突，并赞成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处理之。

纪昀《如是我闻》(四)，讲述了一个“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的疑难案件。

纪昀从发配地新疆回京，路过其学生吴冠贤做知县的甘肃安定县，住在县衙，听到一案的梗概及审理定谳过程：

有幼女幼男，皆十六七岁，并呼冤于舆前。幼男曰：“此我童养之妇，父母亡，欲弃我别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母亡，欲占我为妻”。问其姓，犹能记；问其乡里，则父母皆流丐，朝朝转徙，已不记为何处人也。问同丐者，则曰：“是到此甫数日，即父母并亡，未知其始末，但闻其以兄妹称。然小家童养媳与夫亦例称兄妹，无以别也”。

审到此处，知县自然犯了难。这时，一个老吏站出来，提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建议：

有老吏请曰：“是事如捉影捕风，杳无实证，又不可刑求。断离、断合，皆难保不误。然断离而误，不过误破婚姻，其失小；断合而误，则误乱人伦，其失大矣。盍断离乎”？

知县“推研再四，无可处分，竟从老吏之言”(45)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如是我闻》(四)第41则，上册，第470页。。也就是“断离”。

男主“童养媳”之说，女持“胞妹”之论，信从任何一方，都只是“片言”或“单词”，历来是断狱所难。此事之“在情理中”，因兄妹相称，一般是真兄妹，女说“胞兄胞妹”之论可从，此一“情理”也；但乡俗“小家童养媳与夫，亦例称兄妹”，男持“童养媳”之说，也一“情理”也。两人所说都符合“情理”，所以纪昀说，事情“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46)纪昀此说，颇类似光绪时樊山所谓“情理中又有情理”，可以分为上位情理与下位情理、大情理与小情理，“情理”是作为网络结构而存在的。参见霍存福：《沈家本“情理法”观所代表的近代转捩——与薛允升、樊增祥的比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104页。，该选择哪一个“情理”？人们平日所谓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那是遇到了简单之事，事情复杂了，就未必如此了。

老吏说，现在我们既不能听取任何一方说辞，旁证又无力，还不能刑讯以求其真，硬断“离”与 “合”，从官府一方来说，都可能是误判——我们不是故意错断，但误判造成的“害处”有轻有重：误判“离”，不过是误破人家婚姻，男女双方都还可以再寻姻缘；误判“合”，可能造成亲兄妹做夫妻，淆乱了人之大伦，谁都担待不起。前害小，后害大，取害小为妥。

纪昀把该案归入“必不能断之狱”，以为这类无法断出真情的案件，“不必在情理外也”，即使“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47)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如是我闻》(四)第41则，上册，第470页。。他完全赞成“老吏”的分析。

但后来有持不同意见者。同治年间的徐时栋，对此评论道：

老吏之言颇通，然谓“不可刑求”则非也。男女年各十五，亦并有知觉。同丐者以甫到不知其详。若此二男女，岂有不自知果夫妇、果兄妹之理？或男以不能娶妻，妄思乱伦，则男狡极矣。或女以不欲嫁丐，妄思改醮，则女狡极矣。二人既有一狡，何“不可刑求”之乎？初试薄刑，察言观色，颇有罅隙，即可予之严刑，自当吐实也。若谓此事不可断，则天下狡囚之狱，愈不可断矣。况古人亲生骨肉可以滴血，丐父母虽死，其骨在也，又何难割女臂血，滴老丐之骨乎(48)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如是我闻》(四)第41则，上册，第471页。？

徐时栋以为“老吏”所说虽通达，但认为“不可刑求”不对。15岁的少男少女，就应该知道“男女之事”，十六七岁的他们是应该知道自己是夫妇或兄妹的。之所以各说各理，其中必有一个是狡猾到极点的人。那么，既然有一人狡猾至极，刑讯的理由就成立了。先试薄刑，有效果就加重，相信是可以得到真确口供的。另外，古来滴血验亲，可以取男女臂血，与已死的老乞丐骨殖相验，有何难断的呢？

该案是否值得刑讯，是否值得滴血验亲，这可能是纪昀还有他知县学生、老吏与徐时栋的不同处。两难推理，一正一误，追求正确，可能达不到。徐时栋意见，案件必须断明；如果“谓此事不可断，则天下狡囚之狱，愈不可断矣”。纪昀等认为，如果难保正确，宁可选择误害小者。所以，两种“情理”的冲突，实际是司法上的两种价值观的冲突。而在认识基础上，又有一个对于“刑讯”作用的估价。徐时栋认为，刑讯是靠得住的，可以靠它得到真情。而纪昀则未必相信刑讯。他随后讲起他父亲为官刑部时，所遇到的三个醉酒步军黑暗中互殴致死一人却难以定谳的案件，并引述他父亲过后的感叹之语：“如必研讯为某人，即三木严求，亦不过妄供耳”；“此事坐罪起衅者，亦可以成狱。然考其情词，起衅者实不知。虽锻炼而求，更不如随意指也。迄今反覆追思，究不得一推鞫法，刑官岂易为哉”(49)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如是我闻》(四)第41则，上册，第470页。！纪昀本人也讲过“滴血不足成信谳”(50)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一《槐西杂志》(一)第12则，上册，第503页。。刑讯靠不住，刑官不易为，这是纪昀探讨“情理”的一大推动力。

(二)纪昀的法律实践与其亲友圈——“刑”的观念及其影响

纪昀不是律学专家，但这并不影响这位汉学宗师提出他对“情理法”之间关系的精微剖析，具体已见前述；甚至于虽然他对“法令”“刑”有消极看法，但也不影响他提出对法律、司法、刑官等的精到看法。后一项，与其父亲、本人、朋友职任司法有相当的关系。

1.父亲纪容舒做刑官的影响——偏于刑事重案

《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纪容舒任职刑部江苏司郎中时的3宗案件：乾隆五年(1740年)三步军酒醉互殴致一人死亡案；乾隆十五年(1750年)苑户常明调戏杀童匿尸案；少年强污幼女和解案。及有关治狱的议论4则及相应案件。纪昀笔记多记述刑狱之事，受其父亲的影响较大。

上述3案，第二案是被杀儿童魂魄附托罪犯之身而为己伸冤的鬼故事。除报应之外，无甚法律问题(51)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二《滦阳消夏录》(二)第7则，上册，第60-61页。。但第一案中，一人死、二人活，纪容舒知晓当时的刑罚适用原则——“一命不必二抵”，及斗殴案件的责任原则——“坐罪起衅者”，但仍感案情疑难，找不到鞫问之法，感叹“刑官岂易为哉”(52)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如是我闻》(四)第41则，上册，第470页。。第三案初以强奸捕获，两家父母投词，先以误犯未婚妻，后以“调谑”供。面对“女之父母受重赂，女亦爱此子丰姿，且家富，故造此虚词以解纷”的质疑，纪容舒谓该案“不能横加锻炼，入一童子远戍也”，即不能以强奸未成罪处罚其杖一百、流三千里(53)参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奸》“犯奸”条：“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刁奸者(无夫、有夫)，杖一百。强奸者，绞(监候)；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页。；实际的处理是“薄责而遣之”，当是依据了乾隆十年(1745年)刑部议覆通政使张若霭条奏定例，也即该律条第13条例文：“凡调奸、图奸未成者，……分别枷号、杖责”(54)参见《读例存疑》卷四十三《刑律十九·犯奸》犯奸条第13条例文，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五册，第1086页。。这样的降格处理，被后人认为“精明而出之以浑厚”(55)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二《槐西杂志》(二)第59则，下册，第614页。，是纪容舒的治狱的一贯作风。

纪容舒有关治狱的议论，第1则是抢劫犯落入法网的报应——屠户杀生之报，与法律关涉不大(56)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四《滦阳消夏录》(四)第6则，上册，第149页。。第2则为感叹“治狱之难”，而“命案尤难”，因为在顶凶、贿和的常见情形外，竟有“被杀之人，手书供状，云非是人之所杀”者。结论是“讼情万变，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据理率断哉”(57)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五《滦阳消夏录》(五)第9则，上册，第193页。！即依据常情断案，会出现错误。第3则虽是其同僚佛伦所言，但纪容舒赞成，意谓：刑部工作的性质，是“据纸上之供词，以断生死”，也即书面审理；既然远离现场，远离当事人，故审理者宜“自儆”；其“七八人同定一谳牍”，“皆宜自儆”(58)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八《如是我闻》(二)第33则，上册，第357页。，反映了刑官须“慎之又慎”的要旨。第4则是和尚对官员微服私访查案的异议，纪容舒评论曰：“凡狱情虚心研察，情伪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己之弊，亦有不可胜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为说法乎”(59)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四《槐西杂志》(四)第17则，下册，第703页。？也即微服私访会引来亲党乱供，得不到真情。

纪容舒的这些经历和议论，涉及2故意杀人、1斗殴杀人、5过失杀人、3强奸、4抢劫、7未提及案情的疑狱等案件的侦查、审理(包括6刑部审核)、判决、执行诸环节，是纪昀关注司法的源头，也是纪昀有关司法认识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了他“情理法”观的第一重背景和底色——刑部审核案件以刑事重案为主，没有户婚田土等民事细故，这可能是纪昀以“刑”定义“法令”的由来之一；此外，父亲“浑厚”的治狱风格，“慎”狱的理念，也构成了纪昀“情理法”观的前提和基础。

2.纪昀本人的左都御史职任——仍以刑事重案为主

纪昀曾五度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即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谓纪昀“为总宪者五”。分别为：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左都御史周煌致仕，补授纪昀左都御史；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调刘墉为礼部尚书，纪昀为左都御史；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礼部尚书署左都御史；六十年(1795年)四月礼部尚书兼署左都御史；嘉庆元年十月调沈初为兵部尚书，以纪昀为左都御史。其中有的是过渡性的，仅数月；有的任期跨年。

这个职务，在特别情形下需要亲临某些重大刑案现场。故他在第一任期时，就以左都御史身份受命参与“员外郎海生殴死其妻吴雅氏案”的开馆验尸。因没有看出脖子无缢痕，实际是殴踢致死，伪装自缢，纪昀被以有意回护重臣阿桂的姻亲海升而受处分。乾隆开恩，强调“纪昀于刑名事件素非谙悉，且目系短视，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其咎尚有可原，著交部议处”(60)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22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部臣议镌职(降职)，乾隆再开恩，诏改“革职留任”。

同时，这个职务，最经常的是“有法司会谳事”需要参加，故纪昀在第二任左都御史期间，特别租赁了靠近西苑的“槐西老屋”，以便于“寓直”(61)参见【清】纪晓岚著：《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一《槐西杂志》(一)序，吴波、尹海江、曾绍皇、张伟丽辑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上册，第490页。。“法司会谳”指“都御史、大理卿诣部偕尚书、侍郎会鞫，各丽法议狱，曰会大三法司”(62)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十四《职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90页。。他书中所记的外出之“亡夫”拐走已经另嫁之故妻案，劫盗“赶蛋(强盗或窃盗他盗财物)”案，本夫杀奸生子被奸夫控告案，可能即是他数度出任都御史期间遇到的3个真实案件。前两个“无律可引”，后一个“虽有律可引”却“无以持其平”(63)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七《如是我闻》(一)第21则，上册，第292页。。但无一例外地都属于奸拐、强窃盗、杀人等刑事案件。都御史参与会审的，是地方上报的刑事重案；其属官御史纠劾的，都是官员犯罪与不法。纪昀曾“参奏监赈御史不亲督放，玩视民瘼，治罪褫职有差”(64)参见【清】李宗昉：《闻妙香室文集》卷十四《纪文达公传略》，清道光十五年刊本。。作为长官，他有权要求属下振职。这是为数不多的纪昀左都御史之职务行为记载。

但纪昀没有正面记述他本人的司法事务，这很奇怪。或许他如古代有的官吏那样，“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65)参见【汉】司马迁著：《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努力匿其为吏之迹，不欲人知道。

作为“总宪”，应该对法律有一定的熟悉。《阅微草堂笔记》记述纪昀在乌鲁木齐辅佐主事者发布禁屠(牛)令、禁盗采(金)令，算是一种法律实践(66)《如是我闻》(二)第60则载：“余在乌鲁木齐，因牛少价昂，农颇病，遂严禁屠者，价果减。然贩牛者闻牛贱，不肯复来，次岁牛价乃倍贵。弛其禁，始渐平。又深山中盗采金者，殆数百人，捕之恐激变，听之又恐养痈，因设策断其粮道，果饥而散出。然散出之后，皆穷而为盗，巡防察缉，竟日纷纷。经理半载，始得靖。乃知天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收目前之效，而贻日后之忧者”。。这表明纪昀曾深度参与了当时的地方治理，并且对法令施用的利弊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体验。但毕竟有局限。另一件事反映，纪昀采取急用先学的方式，补足法律知识缺乏问题。在发配乌鲁木齐时就如此。

纪昀《寄从兄坦居(报告西戍近状)》的信，分析了其从兄纪易治下案件的性质：“吾哥治下新出之匿尸案，据弟愚见，定系走尸，而非匿尸”。以为该案与他在京师所听到的天津富家妾自缢苏醒后，被守尸者携以共逃的案件类似，并推测说：

今案下死者，既系少妇，虽则妍媸未见，而守者亦逃匿无踪，则其为走尸也，不难按理测度。况缢死者，既属宦家买绝婢女，虽有苦主出头控告，断无偿命之理，则匿尸出自何人，反觉于情不合。至于侦骑四出，遍索无踪，亦在势所必然。盖携走尸同逃，避匿远方，深居简出，一时又安从侦缉？此案若苦主不出头严控，终作疑案，亦属仁人之用心。盖论法律，淫尸偕遁，两罪俱发;论佛法，婢被虐屈死，守者设法以生之，当不为罪。愚意如此，质之我哥，亦为如何(67)转引自贺治起、吴庆荣：《纪晓岚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纪昀从兄纪坦居(纪易)曾候选州判，这当是其任职地方时向纪昀说及该案，而收到纪昀的回音。“按理测度”，“断无偿命之理”，“于情不合”，反映纪昀习惯于使用“情理”分析案件；而“情理”中包含法律，如“买绝婢女自缢不偿命”就是法律。另外，其云“论法律，淫尸偕遁，两罪俱发”，表明他也熟悉相关法条。即使急用先学，也足以应付局面。

3.同年进士任刑官、姻亲任刑官——纪昀心目中的司法官正面形象

纪昀心目中的司法是儒者治狱，而非法吏治狱。而这类理想的人之中，就有他的进士同年、朋友王士棻，以及他的姻亲舒其绅。

纪昀撰《检斋王公墓志铭》，记录了王士棻的一段言论：

忆与诸同年小集钱辛楣寓，偶观《唐律疏义》，因论刑名。公语范蘅州曰：“刑官之弊，莫大乎成见。听讼有成见，揣度情理，逆料其必然，虽精察之吏十中八九，亦必有强人从我，不得尽其委曲者，是客气也。断罪有成见，则务博严明之名，凡不得已而犯与有所为而犯者，均不能曲原其情，是私心也。即务从宽厚之意，使凶残漏网、泉壤含冤，而自待阴德之报，亦私心也。惟平心静气，真情自出。真情出而是非明，是非明而刑罚中矣。”四十余年，言犹在耳。其斯为儒者之治狱，异乎法吏之治狱欤(68)参见【清】纪昀撰：《纪文达公遗集》卷十六《刑部河南司员外郎前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检斋王公墓志铭》，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465页。。

这里的“成见”即先见，指先入为主的意见。有“成见”去听审，即使自以为作了符合“情理”的推测，也不可能尽得其真情；有“成见”去断狱，如果是为博取严明之名声，就不能推原两种比较特别的犯罪——“不得已而犯”与“有所为而犯”者；如果是为博取宽厚声名者，又会使得凶犯漏网、死者含冤，都有私心。无“成见”即“平心静气”。追求“精察”“严明”的，是“法吏”；一般来说，追求“宽厚”的是儒吏。但王士棻显然也不赞成法官为自己积“阴德”而一味轻纵犯罪的做法和思想。纪昀称其治狱思想是“儒者”式的，而非“法吏”式的。

王士棻先后历官刑部主事、郎中；因事戍伊犁，还授刑部员外郎；擢江苏按察使，因事夺职纳赎，复授刑部员外郎，“司刑名三四十年”。司法上，“官刑部时，鞫狱定谳，虽小事必虚公周密”，“所平反不可以缕数”，和珅的兵役强占他人车行、和珅奴仆开矿私引水源案，都是王士棻定谳。立法上，“庚子纂修律例，斟酌损益，或累日精思”。刘统勋“于人介介，少许可，独称公为‘少年老吏’”。“官按察使时，凡鸣冤者必亲讯，以免属吏之回护；凡案有疑窦，亦必亲讯，以免驳审之往还。江苏故多积案，公莅任半载，一一廓清，盖才余于事，又多所阅历，弥练弥精也”。他是一个勤理速决而又有主见的人。

纪昀撰《兰圃舒公家传》云：

公讳其绅，字佩斯，兰圃其号也，任邱人。乾隆庚辰得四川垫江令，引见，调山东滋阳，……到官判决如老吏，然循循抚字，仍不失儒者风。……壬寅，擢浙江盐法道，浙人闻公数理剧郡，意必踔厉强干、使人凛然畏。比至，乃恂恂一书生，莫之测也。莅事后，杜绝馈遗，即蔬果亦不受。又似棱角峭厉者，益莫之测。……。再署臬司事，不博精明之名，亦不博宽大之名，平心推鞫，细入豪芒，秋谳狱牍，刑部讫无所改易。

舒其绅做县令，善作判词，有吏能；又安抚体恤百姓，有儒者风。做道台，恭谨温顺，又廉洁自好，不见吏迹而治。兼职臬台，行事“不博精明之名，亦不博宽大之名。平心推鞫，细入豪芒”，报到刑部的秋审案牍，竟然没有需要更正的地方。纪昀为此赞曰：“公才足以为能吏，然而卒以良吏著，盖公本读书人也，夫穷经以致用耳”(69)参见【清】纪昀撰：《纪文达公遗集》卷一五《兰圃舒公家传》，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451页。。大抵也是不持“成见”去有意博取“精明”“宽大”之名声者，与王士棻的操守类似。

经由王士棻、舒其绅，纪昀树立起了自己的理想司法官形象。理想的刑官，不是任烦理剧、行严明之政的法吏、能吏(70)《汉书》卷七六《张敞传》：“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而是奉职循理、体人恤国、不恣威严的循吏、良吏(71)《史记·循吏列传》：“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恤人体国，良史述焉”。。

三、《笔记》中“情理法”观的基调——处事宽与论人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纪昀及其《阅微草堂笔记》云：

(纪)昀又“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盛序语)”，其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与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中者正等。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此先后诸作家所未有者也(72)参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载《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215页。。

这是鲁迅针对清人俞鸿渐《印雪轩随笔》既仿效纪昀《笔记》体式、又“微嫌其中排击宋儒语过多”，而从正面对纪昀的肯定。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鲁迅又说：纪昀“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73)参见《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载《鲁迅全集》第9卷《中国小说史略》附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页。。

鲁迅指出纪昀“处事贵宽，论人欲恕”，与“宋儒之苛察”适相反对，故无论《四库总目提要》还是《阅微草堂笔记》，都贯彻了这一原则。而且在写法上，对于“不情之论”即不近人情、不合情理之论，纪昀确实是“每设疑难，揭其拘迂”的。“宽恕”实际上是纪昀笔记“情理法”观的基调，或者说是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一)抨击礼律压抑，彰显人情、人性的活脱

不消说，纪昀的“法”观念或规则概念，仍是传统的“礼”与“律”。但他明显认识到，用这两套规则来评价人们，有时是明显不足的：“断天下之是非，据礼、据律而已矣。然有于礼不合，于律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他在《滦阳续录》(一)讲了一个故事：

亲戚家一个叫柳青的婢女，七八岁时，主人指定其配给小奴益寿为妻，待其十六七时合婚。后益寿赌博输钱而逃亡。主人欲将其配给其他小奴，柳青誓死不肯；主人欲其做小妾，她也誓死不肯。主人托人说服她：可以暂时从主人，做他的侧室，让其寻找益寿，找到后仍配给你做夫妻；如果不从主人，把你卖到远方，就没有见益寿的机会了。柳青无奈，只得做主人小妾，常常督促主人寻觅益寿。三四年后，益寿自己回投主人。主人如约为他们合婚。只是此后，柳青“不复与主人交一语。稍近之，辄避去，加以鞭笞，并赂益寿，使逼胁，讫不肯从”。主人无奈，遣其夫妇出外自活。临行，柳青将主人数年私给的财物，悉数还给主母。益寿后来做小商贩，柳青缝纫，虽“拮据自活，终无悔心”。

纪昀觉得：“此婢不贞不淫，亦贞亦淫，竟无可位置”(74)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九《滦阳续录》(一)第7则，下册，第955-956页。。就是说，对于婢女这样的社会下层，用礼教上古板的贞淫观是无法衡量的，难以得出一个非此即彼的明确评价。因为，事情并不止于礼、律能否提供确定的判断标准，重要的是，礼、律对于人性、人情的满足方面，是否应有一定的节制。

对于人性、人情和礼法之间的关系，纪昀是相对开通的。《滦阳续录》(五)指出：

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痴儿騃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75)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二十三《滦阳续录》(五)第2则，下册，第1049页。。

常言所谓“悖礼乱法”，当然要处罚。但纪昀认为，礼法尽管有禁，但涉及儿女私情，如果不是“大悖于礼者”，没必要适用严苛的法律。用法律行业的话说，“出礼入刑”的限度，是严重违礼；否则就是不必要的。尽管他针对的是“家法”，所涉之事也只是家主管束奴婢，他仍讥讽主人的“讲学家”行径。

仍然是社会下层的婢女、男奴情事：

在中央官署任职的某官，曾许诺将小婢配给小奴，两小孩出入往来也不互相回避。一天，该官见二人庭院相遇，且都面带笑容，发怒说：“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喊人施杖刑。众人劝说，小孩儿嬉戏，奸情未必有，婢女的眉毛与乳房可为证验。该官说：“于《律》‘谋而未行，仅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刑杖之下，两孩子几乎被打死。

看这位“以气节严正自任”的官员做派，观其对于“律”文的烂熟及运用自如，很可能是任职于刑部的官员。纪昀幼时所听闻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很可能就是他父亲的刑部同僚。但他捕风捉影的事实认定，上纲上线的套用法律，估计在现实的司法中，也是个酷吏式的人物。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该官此后“恶其无礼”，故意延迟他们的婚期。两孩子一同干活时，“举足趑趄”；没事的时候，互相躲避。“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半年之内，先后死去。双方父母乞求合葬，该官发怒说：“嫁殇非礼，岂不闻耶”？仍予以拒绝。后来这位官员临死时，口中喃喃说了“非我不可，于礼不可”十几次，人们都怀疑他看到了两个小孩的冤魂找他理论。

纪昀没有透露该官的名姓，也没有讲他为官循良还是酷恶。但这不妨碍他在不指名道姓的情况下予以适度评价。

纪昀以为，若要讲“礼”，其一，“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礼也”。该官却“于孩稚之时”，就为两奴婢“先定婚烟”，使其明知他日将成夫妇。前提既定，两人朝夕聚处，“而欲其无情，必不能也”。其二，“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古礼也”。该官僮婢不多，不能使各治其事，时时“亲相授受”，这时“而欲其不通一语，又必不能也”。这样，“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也就是说二人之“越礼”，是主人成就之。主人对事情操之过急，又“处之过当”，死者心不甘，所以冤魂为厉作祟，这时还强辩“于礼不可”，真是“讲学家”行径了。后来道光年间的徐瑃评价说：纪昀“‘二人之越礼，实主人有以成之’，二语洵为至论”。并顺此思路提出翁姑善处童养媳之道，“明范以礼，而隐察其情，随时酌宜，早为完配，庶几情不拂，而礼亦不至或越耳”(76)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二十三《滦阳续录》(五)第2则，下册，第1050页。，做到情、礼协调。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终极上，人性、人情中有许多“情理”之事，是没必要也无法在礼、律等规则中规定的。纪昀《姑妄听之》(三)，托狐狸之口，说出了“人理”中的一节：

若夫闺房燕昵，何所不有？圣人制礼，亦不能立以程限；帝王定律，亦不能设以科条。在嫡配尚属常情，在姬侍又其本分。录以为罪，窃有未甘(77)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七《姑妄听之》(三)第20则，下册，第872页。。

说白了，礼、律管不到人家床上去。礼法自始就不应干预，也是无法干预的。

(二)揭露讲学家的伪善，张扬正当的人性、人情

纪昀批评讲学家，排摒其陈腐的礼法观念，与后来律学家如薛允升的意见相合。《姑妄听之》(一)讲述了一个令人愤慨也令人唏嘘的故事：

三宝、四宝为姑舅表兄妹，一同长大。乡间小家，期望二人相守，“襁褓中已结婚姻”。后因歉收，四宝、三宝先后被父母带到京师，“质四宝于陈郎中家”作婢女，“质三宝于其家”做馆僮。陈家后“转质四宝于郑氏”，三宝被辞退。十三四岁时，三宝才在郑家见到四宝，“相持痛哭”。后来家乡收成转好，双方父亲赴京赎子女，郑家才知道其原本是夫妇，“意甚悯恻，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这时，意外发生了：

其馆师严某，讲学家也，不知古今事异，昌言排斥曰：“中表为婚礼所禁，亦律所禁，违之且有天诛。主人意虽善，然我辈读书人，当以风化为己任，见悖理乱伦而不沮，是成人之恶，非君子也。”以去就力争。郑氏故良懦，二牛(三宝父)、曹宁(四宝父)亦乡愚，闻违法罪重，皆慑而止。

据说，四宝后被卖给一个选人作妾，不数月病卒；三宝发狂走出，不知所终。又一种说法是，四宝虽被迫做妾，但毁容哭泣，并没有与选人共房帏，只是不知其详情。纪昀感叹：

果其如是，则是二人者天上人间，会当相见，定非一瞑不视者矣。惟严某作此恶业，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当无善报。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觊觎四宝欲以自侍耳。”若然，则地狱之设，正为斯人矣(78)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卷十五《姑妄听之》(一)第7则，下册，第753页。。

纪昀特别同情这两个小孩。那个作为家塾老师的讲学家被讽刺，且被怀疑动机不良，不是真正泥古，也不是博求好名，不过是阻拦以待机会自己收纳为妾而已；尤其是，他高调宣扬的“天理”之压迫性也被批评。“古今事异”，纪昀是主张变通，也注意到了礼律变化的。本来，中表婚在明代已弛禁，雍正年间又有“听从民便”之条例，奈何这个讲学家仍执旧礼旧律，且只重律文而不提例文。

对此，后来的律学家就比纪昀讲得透彻。如：乾隆五年删定的《大清律例》有关“中表婚”的规定，仍沿袭明律，采取的是禁止立场：“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虽无尊卑之分，尚有缌麻之服)，杖八十，并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雍正八年定例：“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则条例又是允许的。所以，大清律《集解》说：“凡条例大都严于律文，此条独揆乎情法，姑开一面，亦王道本乎人情也”。薛允升也说：“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较同母异父姊妹为婚，罪名虽轻，而一系有服，一系无服，亦有差等。律系均禁为婚，例则不禁此而禁彼。明洪武十七年，帝从翰林侍诏朱善言，其中表相婚，已弛禁矣。特未纂为专条，仍不免言人人殊。迨雍正年间，有‘听从民便’之例，议论始归画一矣”(79)参见【清】薛允升撰：《读律存疑》卷十一《戸律三·婚姻一》“尊卑为婚”条，载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中国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册，第298-299页。。

纪昀不是律学专家。律学家薛允升能说出来的，纪昀没能说出。他的评价角度，显然是道德的、情理的，而不是法律的。这就是他与法律专家谈论“情理法”关系时的重要区别。

四、结语

由于场合或文章体裁的缘故，《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情理法”，借由故事讲说，而显得有趣、生动，与纪昀在公文中的古板论议，是两副面孔、两种腔调。

《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法令之属》中，纪昀为《大清律例》所作的提要，是一副公文模样。他照例褒扬乾隆皇帝在集中立法时的认真、圣哲：“皇心钦恤，道取协中。凡谳牍奏陈，皆辨析纤微，衡量情法，随事训示，务准其平，以昭世轻、世重之义”；平日修例，乾隆也能“折以片言，悉斟酌于天理、人情之至信。圣人留心庶狱，为千古帝王之所无”(80)参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史部·政书类二·法令之属》，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上册，第712页。。乾隆皇帝御制《大清律例序》也云：“朕……简命大臣，取律文及递年奏定成例，详悉参定，重加编辑。揆诸天理，准诸人情，一本于至公而归于至当”(81)参见《御制大清律例序(乾隆五年)》，载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依据天理和人情订定法律，是事情的极致，能做到至公、至当。这是大臣和皇帝都要说的公文语。

而在《阅微草堂笔记》这种私人记述的场合，纪昀说话就不同了。正如前述，他不是像宋明以来理学家那样板着面孔教训人，而是叨絮着鲜灵的、活生生的人与事，亲切、温暖、富于人情味，还夹杂着诙谐，让人容易接近，容易接受；兼以似小说，又充满着戏剧性，让人时出意外，有时却又“在情理之中”。《阅微草堂笔记》的“情理法”，因故事而活脱，却又不乏深刻。

纪昀有一首诗，反映了他对“人情”“天理”关系的基本看法。这首诗是应人请求而作的，起因是“休宁鲍固叔，葬其高祖母于吴塘山，而以曾祖祔焉。距山二里余，曰叶博坞，乃为两曾祖妣卜吉，复于山茔左建祠奉祀。固叔绘墓图求诗，因题二十韵”。诗云：

骨肉归于土，魂气无不之。延陵古达士，旷识无町畦。祔葬各异制，鲁合卫乃离。

准以同穴意，论又从宣尼。礼原因义起，事势多不齐。斟酌正与变，所贵权其宜。

新安富山水，地窄黄垆稀。佳城郁相望，今古坟累累。生存华屋处，没或无立锥。

欲期灵爽安，恒廑孝子思。君今营兆域，善以人情推。母子本天性，窀穸当相依。

夫妇虽别葬，近若邻相比。望衡而对宇，仅隔山之陂。柏堂新成后，逝者倘有知，

既不缺定省，亦未阻倡随。人情之所惬，天理复何疑？因思天下事，通变从乎时。

反经而合道，此义未尽非。传语讲学家，高论可勿持(82)参见【清】纪昀撰：《纪文达公遗集·诗十六卷》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5册，第624页。。

这里的关键句有两组。一是“礼原因义起”，及“善以人情推”。前者指礼的起源，礼是因“义”而起；后者指礼的实行要善体人情、满足人情。二是“母子本天性，窀穸当相依。夫妇虽别葬，近若邻相比”，指安葬情形及其道理。高祖母与曾祖的母子血缘关系，与“父子之道，天性也”相同(83)《孝经·圣治》：“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系自然而生，因而其坟墓相依偎，符合母子情分。这是“鲍固叔葬其高祖母于吴塘山，而以曾祖祔焉”处理的合情性。这是一。其二，在二里外为两个曾祖母择地建坟祠，曾祖与两个曾祖母“夫妇虽别葬，近若邻相比”，仅隔一山陂。这样，为子的曾祖可以像活着那样对高祖母“晨昏定省”——晚间服侍就寝，早上省视问安(84)参见《礼记·曲礼上》，【汉】郑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为妻的两个曾祖母也可以像活着那样“倡随”丈夫——夫唱妇随(85)《关尹子·三极》：“夫者倡，妇者随”。。既然是“人情”之所“惬”的，当然就不必怀疑它是否符合“天理”了。讲学家们也就不必高谈阔论那些合礼不合礼的大道理了。因为这里存在着变通，而变通是“反经而合道”的。

讲学家们平日执着于空谈心性的性理之学，为人处事迂腐，拘泥于礼法，纪昀的笔触多是在批判和嘲讽他们。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说，纪昀通过《阅微草堂笔记》表达了他希图由程朱理学极端化的‘天理’回复到颇有人情味的‘情理’意愿”(86)参见蒋小平：《雍容·有益人心·儒道佛整合——〈阅微草堂笔记〉之三层解读》，载《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这是有见地的。“人情之所惬，天理复何疑”，合乎人情也即合乎天理。这颇类似纪昀的挚友戴震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的说法(87)参见《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疏证》第122页。。满足了“情”，才叫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