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韩 冰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滁州分校 办公室,安徽 滁州 239000)
从《陌上》走出的女孩小梨,在付秀莹的笔下,从乡村走到城市,从故乡走到《他乡》,开始了她在异乡的漂泊、奋斗和找寻的旅程。《他乡》发表于2019年2月,付秀莹用回望审视的眼光为读者讲述了“我”(翟小梨)的奋斗历程,这其中有“我”在陌生城市里经历的无法言语的酷烈痛楚,有身份转换后的“我”深陷情感旋涡和道德的激烈碰撞,也有回归家庭后的平静安稳。
如果说在《陌上》里,付秀莹用发生在芳村的26个故事,串联起一幅新农村的风俗画,是温情的、几乎无技巧的散点叙事;那么在《他乡》里,她则在小说中有意识的采取打乱叙述时间、切换人物视角及转换叙述空间等叙事策略,不断强化写作意图,点明题旨,唤起读者的共鸣。《他乡》仿佛一个巨大的隐喻,是翟小梨在异乡的奋斗史,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在时代巨变中命运变幻的历史,是这一代人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
叙事与时间的关系,是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研究叙事与时间的关系,大都从“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入手,故事时间是“所叙事件发生所需的实际时间”[1],“话语时间”是叙述事件的时间。以《他乡》的开头为例:
“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愿意回忆往事。比起往事,如果一定要谈,我更愿意谈论现在。现在,我的生活是不算太坏。至少表面上如此。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活能够经得起深究、或者追问。”[2]
小说是以回忆的方式展开,但是叙事者用“我更愿意谈论现在”这句话,把小说开始的时间放在了一个中间点上。既不是从所有故事的开始写起,也不是从叙事者所有故事的结束写起。同时又两次强调“这么多年了”,读者从而知道小说开始“现在”的叙述,是从“现在”回溯到“这么多年”这一段时间。这种从“中间叙述”再向前回溯的写法符合西方文学里的文学叙述传统,比如《追忆似水年华》里的第一句话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言下之意,叙述者要从“现在”的时刻回忆其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和《追忆似水年华》的开头一样,叙述者已经在交代了“现在的生活不算太坏”,意味着叙述者的“现在”是处在在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里,是在“现在的时光里回忆过去”。
那么叙事从“中间开始”的意义何在?有学者说:“小说家的技巧,在于他把哪一个时间选定为现在,由此开始叙述过去”[3]。小说把回忆先定在了“现在”,从现在出发,再向前回忆“这么多年”,之后还会回到“现在”,同时“未来”发生的故事,也会不断超越、甚至覆盖“现在”这个时间,整部作品因此笼罩在回忆的朦胧光辉里,翟小梨的故事显得更加动人和温情。
小说中常常穿插了类似这样的一句话:“多年以后,穿过岁月的尘埃,我看着当年的自己”“这么多年了,我才猛然醒悟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类似这样的表述。在这部充满回忆的小说里,叙述者常常一边讲述过去的故事,一边又以审视、反省的眼光来回顾当时的自己。就好像故事里存在了两个叙述者“我”:一个是正在讲述的叙事者“我”,将自己的少年青春往事娓娓道来;另一个则是隐藏在所有故事最后的叙事者“我”,承载了所有的痛苦、欢欣和挣扎后不断成长,从更包容的角度去回望、审视、总结“过去的自己”。在小说里,“多年以后”这个未来的时间,在故事中既把“回忆”纳入到更大的故事叙述框架里,让故事获得再度阐释的可能性。作家把“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都包容进来,把翟小梨经历的十几年光阴和所处的时代时间交织在一起,使整部小说呈现出小人物在大时代里的历史纵深感和时间的“绵延”特征,从而带来一种独特的美感。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刻意在小说中穿插了明确的时间节点,比如第一次出现时间是1997年(翟小梨和章幼通结婚之年)、1998年、2000年千禧年、2003年“非典”、2008年奥运会等,每一次具体的时间节点不尽是按照“故事时间”排序的,但是细究一下,每一个提到的年份都有特别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或者关于人物自身,更多的是关于中国社会。一个个具体清晰的事件勾勒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画面,“写出了一批被时代巨浪裹胁的命运转折”[4]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让翟小梨的故事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引发相同年纪的读者扑面而来的深刻共鸣。
叙述视角是叙事者观察事物的角度,无论是电影叙事还是文字叙事,视角在传递作品的主题意义上,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提出了“谁看”和“谁说”的区分,即叙述者和和感知者的区分,厘清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视角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作家的写作意图。在《他乡》里,作家通过切换叙述视角,塑造出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增添了几位独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比如翟小梨、章幼通、管淑人等。
《他乡》的大部分篇幅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也是通常所称的“外视角”。从第一人称的回顾性讲述中,一个坚强、有韧劲、不服输、永远追随内心欲望并合理争取的新女性翟小梨跃然纸上。仅得出这个结论对塑造人物形象是完全不够的。为了更加深刻的刻画翟小梨这个动人的女性形象,作家在第一人称的回顾性视角中,时而穿插了第一人称的体验性视角,直接用被回忆的“我”当时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聚焦人物。比如刚到S城上班的翟小梨因为户口和编制,被有心之人利用,这是她第一次遭遇挫折。作家写道:“我抱着栗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秋雨打在脸上,身上,有着彻骨的寒意。那包栗子,在我怀里揣着,温暖,香甜,还有烫人。心头的那个硬硬的肿块慢慢松动,融化,我的眼泪终于流出来”[2]。第一人体验性视角把读者立即带入了那个秋雨的寒夜,恍若就站在翟小梨的旁边。又比如公婆因嫌小婴儿哭闹,叫翟小梨在烈日的中午带孩子出去避一避,“汗水如同热浆一般不断的涌出来,我的衣裳都湿透了,心里却是一片冰天雪地。脸上有什么东西迅速流下来,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更便于作家倾尽语言和情感描述事情发生时的真实感受,便于尽情抒写翟小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委屈和伤痛,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生道路上的曲折并未将翟小梨打倒,同时她也因曾经受过屈辱从而恪守“人生没有捷径”的道理,翟小梨的形象也越来越丰满。
但是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是对自己故事的全知视角,相较“我”故事中讲述的其他人物,比如章幼通、管淑人、郑大官人,则又是有限视角。因为从“我”的角度,是无法真正看清另一个人的全貌,无法真正了解另一颗幽微复杂的心灵。作者在小说中用楷体字穿插了四个短篇故事,这四个短篇主要讲述了围绕在“我”身边的几位重要人物的故事,既有第一人称的回顾性视角,比如章幼通,管淑人、章幼宜;也有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比如郑大官人。
章幼通的叙述则不必说,最有意思的是管淑人的叙述。管淑人自叙的故事叫《谁起了反叛之心》,通篇叙述几乎与翟小梨的叙述南辕北辙。当读者感到困惑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自私,懦弱,虚伪,无情……我舍得丢下这些东西吗?安稳的生活、整齐的秩序,体面、尊严、声誉,道德的圆满,道义和良心的高低……”。[2]再回头看小说开头,作家让管淑人最先出镜,并且埋下了这样一句伏笔:“老管他总是这样。他总是有更多的事情,比我们的事更重要。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明白,这样的话,有着怎样的含义”。[2]作者和读者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至于两人叙述的可靠程度与主观性程度,孰真孰假,则需要读者自己判断。如此一来,管淑人的形象也从平面到立体起来。
从另一个角度说,多重人物叙述视角和变换人物叙述视角的写法,让读者发现翟小梨和章幼通、管淑人、郑大官人之间,都不能真正看清对方,了解对方,正如作者所言:“人心有多么浩渺苍茫,小说就有多么复杂幽微”,[5]当然也写出了现代社会的共同话题:孤独和隔膜。
在小说开头,有这样一句话:“我握着手机,茫然地看着夜色中的京城,一时不知身在何方”。[2]有学者说:“叙事作品中的空间,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描述空间的话语不同,作品中的空间也表现为不同意义”。[1]《他乡》的叙事空间和“他乡”的隐喻,值得探究。
小说的名字叫《他乡》,本身就是一个带有象征意味的词,随着城市对乡村的侵入,生活在其中的人从农村到城市,从故乡到他乡,是地理空间的转变;城市自己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快到连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也感到茫然和陌生,这是心理空间上的转变。“他乡”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更是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中陌生的心理空间。在小说里,故事空间随着翟小梨的转移而转移,从芳村、大学时的北方小城到S市再到北京,随着叙事空间的转移,在翟小梨的离乡漂泊和追寻之旅中,翟小梨对空间的表述也是各不相同,从而也凸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以中国人特有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新的中国经验”。[6]
初次求学的北方小城——在翟小梨的回忆里,并未用太多的白描手法去描述她和章幼通初次求学的城市和学校,仅用一句话描述了一条主要街道,用了几个形容词“安稳的”“保守的”“传统的”“闭塞的”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特有的时代气息”来形容这座城市。初入大学的翟小梨,还没有经历过人生的挫折和灰暗,也没有一双深谙世事的双眼去观察城市,在陷入爱情的少女眼中,回忆那座北方小城,都是感性而概述的,蒙上一层甜蜜的面纱。
陌生到熟悉的S城——毕业以后的翟小梨跟着章幼通来到了S城,通过其父亲的关系找到一所学校,在城市暂时落脚。翟小梨第一次描述章幼通父母家是这样写的: “棕色人造革沙发,玻璃茶几,老式豆绿色嘉宝冰箱,五斗橱,电视柜……墙上挂着一轴山水,意境苍茫,有古意。白纱帘垂下来,把阳光和灰尘婉拒在外”。作者在这里用了第一人称的体验性视角,把翟小梨第一次到章幼通父母家的新鲜和仰慕不动声色的描述出来。所谓的“有古意”“把阳光和灰尘婉拒在外”,都来暗含了一个第一次来到城市家庭的农村女孩对城市的言过其实的赞赏。渐渐的,当翟小梨冷静和清醒下来的时候,章幼通父母家的房子在翟小梨的眼中,显露出真实的模样:“老旧的大圆桌,很笨重的样式,土黄色漆面,已章经有些斑驳……那套人造革的棕色的沙发,那几个小凳子,漆色斑驳”,嘉宝冰箱也很耗电。依然是体现性的视角,但是翟小梨的体验,预示着她正在接近驳杂的生活本身。
独在异乡的北京——作者毫不回避的在描述中增加个人的独特体验,房子“整洁、清苦”,下班的路上,“走着走着,悲从中来”。翟小梨和管淑人在一起后,不止一次的描述管淑人的小公寓,“楼道曲曲折折,堆放着邻居的杂物。”就这样破旧的寓所,一度被翟小梨当作在陌生北京的家。她沉溺于这个温暖的寓所,也沉溺于令她困扰和痛苦的情感旋涡。在她最终决定和管淑人分开的时候,她发现管淑人住的地方竟然如此破败,这时的翟小梨,才真正摆脱了自缚情感的牢笼,拥有冷静和清醒的头脑。
隐匿的故乡——芳村。翟小梨的故事是从上大学开始的,她对故乡芳村和她家的描述,都是以“回家”或回忆的方式去描述。更多时候,“芳村”以一种近似精神家园的存在,环绕在翟小梨的生命和灵魂里。翟小梨经常用“在我们芳村”的处事经验,来分析当前面临的问题。故乡赋予翟小梨深远的精神力量:爱、勇气、坚韧、义无反顾……她有多眷念故乡,她就要飞的有多远,因为“我是只有在外面的时候,才会更加由衷的热爱。热爱、思想、眷念、深情,所有这些,是要用离别之苦,去孕育去滋养,用离别之后的荣归,来诉说来抒发的”。[2]
在后半段的故事里,翟小梨很少说“在我们芳村”,曾经给予过她无穷力量的故乡,已不能让她的内心感到妥帖和安稳,尽管她在挫折中不断成长,拥有回望来路、审视自己的精神力量,但人心的曲折复杂,世事的变幻莫测,城市的灯影鬼魅,都无法让她漂泊的灵魂找到永安之所。叙事空间的转换,也赋予了翟小梨不同的意义,北京是翟小梨的异乡,更是所有在城市打拼的漂泊者的异乡,也是现代城市里人们心理空间的异乡。
付秀莹在《他乡》里,熟练巧妙地运用打乱叙述时间、切换叙述视角及变换叙述空间等叙事方式,记录了一个女人满含热泪的奋斗史,更记录了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时代的变迁史,记录所有和翟小梨一样的人们正在经历的心灵的漂泊、荒凉和寂寞。也许只有梦里才不知身是客,那就且将他乡作故乡吧,当然这也是城市文明的魅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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