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叶一粟 王 丽
(北京教育学院信息科技与劳动教育学院 北京 100120)
本文是北京教育学院2022年劳动教育专题培训项目的国外研究综述部分,基于31篇英文期刊文献,来自美国、日本、瑞典、德国、英国、匈牙利、韩国、西班牙、印度、以色列等国(见表1)。英文期刊来源:EBSCO,ProQuest,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Emerald,Elsevier-Science Dire-ct,Oxford Journals,Wiley-Blackwell等。根据作者的翻译整理,国外劳动教育无统一的专有名词labour education,而是分散在学校的各种课程和活动中,包括家政学、社区服务、志愿服务、公民教育、工作体验学习、职业培训、技术与设计等。
表1 2014年—2021年英文期刊论文统计
职业培训多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实证,关注师生心理及实践设计,论证不仅有证实,也包括对命题的证伪。Merino Rafael(2021)关注西班牙的教育系统中引入的综合中等教育,即初中和高中分离阶段的职业培训,调查了巴塞罗那2056名学生,结果表明,综合中等教育提高了低社会背景学生的学业成绩,降低了他们的职业倾向[1]。Hegna[2](2019)介绍了挪威职业教育及培训的学生的“身份认同轨迹”的变化,访谈了23名18-21岁的兽医学生和7-15岁义务教育阶段的男学生,与7-15岁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进行对比,分析他们从校内到工作中学习者身份的变化,包括消极经历,如消极的师生关系、失败感、疏离感、归属感、同辈平等感、独立性等。Laura Stiles-Clarke[3]等人(2018)认为鼓励早期“职业成长”对学生和社会大有裨益,研究调查了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6-9年级学生,发现目前学生急需在海洋科学及就业方面的职业教育,而一般的职业教育会缺乏海洋和海洋工业方面的职业知识。同时学生也需要更广泛了解职业技术行业,才能在就业时明确目标,作者认为有必要在该省加强此类职业教育。Rolf Becker[4]等人(2018)分析了义务教育阶段瑞士德语区的教育政策,结合“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统计固定样本数据建模并测试,解释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政策差异。Yuen Mantak;Yau Flora S Y;Tsui Joe Y C;Shao Shirley S Y;Tsang Joseph C T(2018)总结中国香港地区近几十年来在职业指导、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趋势,文章特别关注职业教育政策及政策如何影响中学,内容包括辍学生、导师体系、教师培训、职业培训与大学教育的对比等方面,并以2个案例研究佐证,预期香港地区校本职业生涯辅导以及未来职业教育发展方向。金城満、杉尾幸司[5](2017)分析日本高中生经营“模拟咖啡馆”活动,关注职业教育设计,如从经营前认知学习,到经营中的实际运作,分析“咖啡店”的教材内容,包括:沟通能力、基本技能、营销、主动协作学习、咖啡烘焙提取方法等。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咖啡馆运营前后的情况,学生整合知识和经验的效果,以及经营活动对职业教育的有效性。
Annie Dubeau[6]等(2017)研究美国职业培训过程中的学生行为特征,填补目前研究空白。研究选取3个方向:学业表现、学业坚持、行为参与,共考查368名学生,分为4个研究组,其中有3组坚持下来,成功完成培训;另一组中途退出。根据研究的6个变量,逐一分析学生的动机和个人特征。研究认为,数据能更好理解学生在职业培训中的特征,更好指导教学实践。Ursula Beicht(2016)研究德国初高中毕业生过渡到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情况[1]。文章认为此阶段女孩的表现普遍优于男孩,这与目前德国双元职业教育与培训在规模上明显以男性为主的趋势不吻合。作者调查了1987至1993年间生的德国青少年的过渡,共5333次访谈,搜集数据,记录他们教育、培训、职业发展等情况。文章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Cox回归分析,表明:男孩在基于公司的双元培训中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女孩在基于学校的职业培训中更有发展机会。Horn Dániel(2016)对比研究了匈牙利学徒制高中毕业生与非学徒制高中毕业生的教育轨迹,研究发现:学徒制高中毕业生与非学徒高中生毕业一年后的就业机会无显著差异,并将此论断归咎于匈牙利国家对学徒培养的整体失败。Regina H,Mulder(2015)以德国双元学徒制进行实证研究为例研究学校教育与职业之间的特征及关系,关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背景,确定培训中的主体责任,为学校政策管理者提供借鉴。Fjellström,Magnus(2015)对瑞典中学“基于项目的建筑类职业培训教育”的可获得性知识进行研究。采用课堂观察法和访谈法,分析中学教师对职业教育培训课程的构建,研究表明,这种“基于项目”的结构有可能不利于教师指导,也影响学生学习。Hemming Karen,Reissig Birgit(2015)研究德国初中阶段学校组织的休闲文化活动是否会对学生的职业培训和今后工作产生积极影响。数据来自德国青年研究所,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样本量3922个,其中毕业半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1701个,毕业5年后的高中毕业生人数873个,研究表明:中学的休闲活动与学生的职业目标导向不存在明显的联系。
技术教育的研究大多采用统计学量化分析,关注教学中的细节变化。Ivana Tureková(2020)探讨环境问题在小学技术教育课程教学中的实施。David Malone(2018)介绍了美国加州弗雷斯诺的阳光中学改善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的做法,即对该类课程的教室进行具体灵活的改造。例如,美术摄影教室改造为多媒体摄影和市场营销教室,用可拖拉的节点桌椅取代大桌子随时进行风格切换,且在座位下放置收纳篮子等。Ogundele Ruth,Ponle Oyelade,Ayotunde Francis(2018)从国家赞助层面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对比研究了尼日利亚和加纳的高中职业技术教育。研究表明:两个国家的高中课程理念和课程目标都较好,加纳的课程讲授、课程管理、课程赞助都比尼日利亚好,并对尼日利亚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Yuleibys Pedroso Valdés(2018)探讨了如何有效发挥家庭教育在技术教育中的作用,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建模并实证分析检验。McGrath Dianne;Murphy Daniel(2016)针对目前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学位课程的学生数量和质量的下降,详细介绍一个澳大利亚改善项目,目的是提高高中生的“会计实习工作”参与度,项目采用“行动研究”方法,设计关联模型,借助多门学科解决问题。Ya-Ling Wu(2015)研究初中生在技术课程中的态度、课程满意度、职业自我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搜集了270名初中生《技术教育课程》数据,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数据,包括T检验、单向方差分析、皮尔逊积差、多元回归分析等,研究的判断为:大多数初中生对课程较满意,具备中职生的职业自我概念,但虽然他们态度积极,但学习动机不强。
家政学的研究集中于技术和课程方面,如:Jaeyoung Shim(2020)对韩国中学《家政学技术》教材的12种学习材料进行了分析,研究家政学课程与媒介素养教育之间的关系,根据分析结果修订《家政学》教材。Jiwon Cho(2020)评估韩国庆南农村中学2019年4月1日至12日21名初中生中实施中学家政学“住房文化与实用空间使用”的教学过程方案,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模型,认为该门家政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与他人生活的态度和管理个人生活的能力。John Caulfield(2017)详细介绍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所职业培训工厂,它为高中生提供木工、橱柜制造、建筑等课程培训,学生顺利结课后可获得国家认证证书。州公立校的学生免费入学,由学区承担费用。从2015年起学校与工厂密切合作,在厂区内开设2门木工课,2门建筑课,每学期教学时间在53-63小时,其中建筑类课程是每节课90分钟,每周4天,校车接送往返。EBINA Atsuko(2014)审视日本小学《工艺品课》课程大纲,以及初中的《技术课》和《家政课(技术领域)》课程大纲,研究“工艺品制作课程”在小学低年级和初中的情况;从日本东崎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小学的2年级和4年级的“木工课”情况进行反思总结;从技术角度研究“结构和功能的机制”的理解,发现当学生们积极主动且理解透彻时,重复练习能确保快速有效的习得。
公民教育研究较宏观,多关注课程整体架构及教师队伍建设。Cohen Aviv(2021)研究以色列多元文化和双语高中公民课程,指出了教师创设开放民主环境的重要性,引出政治与公民教育的结合[7]。Papworth Helen Sylvia(2020)在创造更好的公民这一目标上,比较埃塞俄比亚和英国威尔士中学生公民教育课程,比较了课程的方法、材料、评估,以及对学生的影响。Chiho Mori等人(2015)基于日本公民教育的问题和国家的课程纲要,对自2012年起日本批准的初中7本公民教育教材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教材应鼓励学生通过练习和实践、积极参与从而获得当代社会中的生存技能和理解力,并且建议教材应该限制政治方面的部分内容。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澄清公民教育的内在本质。Melissa Walker Beeson等(2014)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进行多案例研究,来对比两名高中《公民课》教师的教学情况。这两名教师都已参与了本校的“一对一的笔记本”计划,确保了瞬间获取实时数据的技术不成问题。研究发现:在复杂性和真实性方面,两位教师表现得截然不同。文章认为起因在“整合技术的教学”上,并据此深入探讨如何在公民课中更好掌握“整合技术的教学”。
社区服务研究集中在学生的微观心理方面,关注社会价值观在心理过程中的形态及改变。Stephen B,Holt[8](2019)从纵向“公共服务动机”的数据指标之中,分析美国正规学校教育中的高中《公民课程》及“校本社区服务”对学生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此类课程与活动能促进高中生的亲社会价值观念,如助人为乐等。亲社会价值观在青春期学生中的发展,可能促进“公共服务动机”其它重要价值观的发展。
Satsuki Shioyama(2020)从女性权利的视角研究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地区中学师生的工作经验课程,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分析工作经验课程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接受程度,尤其针对男女学生进行比较,论文认为该地以父权制度为基础的,目前学校的工作经验课程并没有让女学生建立足够的自尊水平。
通过翻译分析31篇英文期刊文章,本文认为目前与中小学劳动教育相关的研究多集中在职业培训、技术教育等方面,研究涉及心理学和教育学等跨学科领域,不仅有数理和案例的实证研究,且除了常见的证实之外,也包括对命题的证伪。我们不单需要借鉴这些研究视角,还应关注产生研究选题的深层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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