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要离传说流变考辨

陈 洪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要离是春秋末与专诸、聂政等齐名的刺客之一，但其人其事之虚实有无，向为史学界、文学界所疑惑。要离之成名以刺杀吴国王子庆忌而著，但先秦史著《国语》《左传》等却无明文记载，直到战国末，才有《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陆续载录该故事。至两汉，《韩诗外传》《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文献才将该故事丰满起来。因此，笔者将要离之故事看作是一种层累性的传说。

一、先秦著名刺客之生成

李白诗云：“要离杀庆忌，壮夫素所轻。”(《东海有勇妇》)要离之成名以刺杀吴国王子庆忌而著，但春秋史著并无记载。庆忌是吴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国语》无载，《左传》哀公二十年(前475年)记载：

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曰：“不改，必亡。”弗听。出居于艾，遂适楚。闻越将伐吴，冬，请归平越，遂归。欲除不忠者以说于越，吴人杀之。(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1715-1716页。

庆忌因多次劝谏吴王而被逼出居并流亡。吴越相争时，庆忌返国欲杀不忠于吴者以与越国讲和，却反被吴人杀害。旧注均未明言“吴人”指何人，可能至战国时史家已茫然，再后的注家更是茫然了，故都语焉不详，但此点正为后世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吴人杀之”四字是要离传说发生的“酵母”。

比如，从阖闾(前514-前495在位)、夫差(前495-前473在位)二位吴王在位时间考虑，公子庆忌被杀事件应发生在夫差下世的前两年(前475)，但在要离传说发展的后期，由于伍子胥(？-前484)被牵扯了进来，故这个“吴人”所指，又有阖闾之臣或夫差之臣二说。是历史记载有误？还是民间传说有误？

至战国末，《吕氏春秋·忠廉》首次较完整地记载了要离刺杀庆忌的传说，文本如下：

①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要离曰：“臣能之。”吴王曰：“汝恶能乎？吾尝以六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满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轼，汝恶能？”要离曰：“士患不勇耳，奚患于不能？王诚能助，臣请必能。”吴王曰：“诺。”明旦加要离罪焉，挚执妻子，焚之而扬其灰。②要离走，往见王子庆忌于卫。王子庆忌喜曰：“吴王之无道也，子之所见也，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离与王子庆忌居有间，谓王子庆忌曰：“吴之无道也愈甚，请与王子往夺之国。”王子庆忌曰：“善。”乃与要离俱涉于江。中江，拔剑以刺王子庆忌。王子庆忌捽之，投之于江，浮则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国士也，幸汝以成而名。”③要离得不死，归于吴。吴王大说，请与分国。要离曰：“不可。臣请必死！”吴王止之，要离曰：“夫杀妻子，焚之而扬其灰，以便事也，臣以为不仁。夫为故主杀新主，臣以为不义。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庆忌为之赐而不杀耳，臣已为辱矣。夫不仁不义，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吴王不能止，果伏剑而死。(2)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94-595页。

这里可以分作三段看。一是说要离以勇承当刺客。先述庆忌之剽悍，对比要离之细弱，再述要离之计谋：伪加要离罪，焚其妻儿、扬其灰！二是说要离刺杀经过。先叙骗取庆忌信任，后叙刺杀中的细节：中江，拔剑以刺；侥幸脱身。三是说要离虽活着回到吴国，但自以为不仁不义，伏剑而死。

推敲起来，该传说中有两个细节似乎没有交代清楚。其一，要离为何“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轼”？其二，柔弱的要离是如何能杀死剽悍的庆忌并全身而退的？关于前者容下文再谈，此先略说后者。由于细节不详，甚至导致了注家的某些误解。陈奇猷校注认为，“捽之，投之于江”前的主词应当是要离，“王子庆忌”四字当是误重，如《文选》郭璞《江赋》李善注引，正不重复(3)见《吕氏春秋新校释》第600页。《文选》卷十二李善注引《吕氏春秋》略云：“王子庆忌与要离俱涉于江，拔剑以刺王子庆忌。捽而投之于江，浮出，又取而投之于江，如此者三。”。其实，根据上下文看，主词应当是庆忌。上文要离既“拔剑则不能举臂”，又何来力气再三“捽之，投之于江”？捽，是“持头发也”。下文说“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庆忌为之赐而不杀耳”，是要离被捽、被赐，故要离感到了受辱。又古代注书、类书之引文，向来好节略，已是学界共识。

这两个语焉不详之细节出现的原因，正是该传说最后几句的“画外音”所造成的。其语云：“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而忘其辱。”(4)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95页。上述故事既足以完成对要离“忠廉”行为的评价了，故吕氏没有必要再详尽交代其中的细节了。这是子家小说的笔法，重心在论议而不在故事。若参观后来《越绝书》佚文、《吴越春秋》的相关记载，则两个细节的疑问立可冰释。当然，这是后话。

稍前或此后，要离已成与专诸、聂政齐名的刺客。《战国策·魏四》记载唐且与秦王论“士之怒”曰：

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5)范祥雍.战国策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468页.范按：《类聚》卷九十一引“仓”作“苍”。《说苑》作“苍隼击于台上”。氏著第1470页。

廖文远认为，唐且说秦王“此策流传甚广，几于家喻户晓，然细按之，实辩士之寓言也”。唐且至说秦王时至少已九十开外了(6)廖文远.战国策考辨[M].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256页。。此策虽有拟托之嫌，涉及要离的又只是片言只语的用典，但它足以表明，要离之传说在战国时期已成策士口谈了，《吕氏春秋》所载必有其传说之依据。

二、两汉要离传说的“分枝”

两汉时期，要离传说的热度有增无减，但汉人对之关注的焦点却发生了转移。西汉《淮南子·齐俗训》曰：“豫让、要离，非不知乐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乐推诚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此从人性的角度推原，豫让、要离乐于忠诚的行为，不过是“趋舍相非，嗜欲相反”的可笑行为(7)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373页。。东汉初杨雄则指责要离火妻灭子的不义行为：“或问：‘要离非义者与？不以家辞国。’曰：‘离也，火妻灭子，以求反于庆忌，实蛛蝥之劘也。焉可谓之义也？’”(8)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437页。司马迁似乎不相信要离故事的真实性，在《史记》中几乎没有提到要离(9)《史记》卷八十二《鲁仲连邹阳列传》中邹阳上书中有“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一句，其它篇章未见。，《十二诸侯年表》也没有记载吴公子庆忌被杀事件。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要离传说必然会呈现与以往不同的面貌。

两汉时期记载要离传说的文献不少，主要展现出“分枝”和“增生”两种生成趋向。所谓分枝，主要是指在要离刺庆忌主干之外，又分蘖出要离折辱勇士菑丘之枝杈。西汉《韩诗外传》首载其内容，文本如下：

显然，该记载传说的意味更强。开头一段叙饮马杀蛟龙，颇有神话色彩。中间一段叙要离故意折辱菑丘。最后一段是说要离以三辞得不死。当然，结尾也少不了传说的“画外音”：“《传》曰：公子目夷以辞得国，今要离以辞得身。言不可不文，犹若此乎？《诗》曰：‘辞之怿矣，民之莫矣。’”(11)许维遹.韩诗外传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3页。

这种偏离主干的分枝故事在其后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外传》已降，其它文献记载的零碎表明了这一点。东汉《论衡·龙虚篇》曰：“东海之上，有蔷丘，勇而有力，出过神渊，使御者饮马，马饮因没。怒拔剑，入渊追马，见两蛟方食其马，手剑击杀两蛟。”(12)黄晖.论衡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283页。西晋《博物志》载：“东阿王勇士有蕃丘，过神渊，使饮马。马沈，朝服拔剑，[入水]二日一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随击之，七日夜，眇其左目。”(13)范宁.博物志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85页。范宁按：蕃是菑之误。至于唐人《独异志》佚文，则与《外传》文字几乎相同：“周世，东海之上，有勇士甾丘以勇闻于天下。过神泉，令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丘曰：‘以丘之言饮之。’其马果死。丘乃去衣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14)张永钦、侯志明.独异志·补佚[M]. 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84页。个中只有细枝末节的差异，并且主要集中于杀蛟龙的部分(即④)。

三、两汉要离传说的“增生”

汉代要离传说发展的另一个趋向是“增生”。所谓增生是指在原有传说(故事)枝干上丰富性的增长。在现存文本中，以《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的相关部分为代表。

有论者已注意到《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说的关系，从文本分析、叙事情节和叙事情境三方面讨论，认为这两种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也有论者认为，在这种前后继承关系的讨论中，鉴于《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要离折辱椒丘的故事在主体框架、具体细节上都有极大的相似性，应当高度重视《越绝书》佚文的过渡性作用(15)分别见于淑娟《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J](东疆学刊，2005(4)，第42-546页)，贾海建《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中要离故事的关系考察[J](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5)，第88-92页)。。这样的局部讨论当然是必要的，但还需要从要离传说的主干上去整体把握各个文本的彼此关系。

先看《越绝书》佚文。

细读《越绝书》佚文，可以发现它与上引《外传》文本在故事主要情节上颇为相似，但在叙事视角上、叙事细节上又有若干不同。比如故事开头说：

⑦阖闾恶王子庆忌，问于伍子胥。子胥曰：臣有所厚于国，其人细小也，曰要离。臣尝见其辱壮士菑丘，()东海上人也。为齐王使于吴，过淮津，欲饮马。水神出取，菑丘大怒，偏袒操剑，入水与战，杀两蛟一龙。连日乃出，眇其左目。(1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本，第2011页。李步嘉《越绝书校释》也引钱培民辑佚文本，但文字有所不同(中华书局，2013，第409-410页)。

与《外传》文本④对读，视角上，一个是从经学家需要出发，直接截取要离折辱壮士菑丘故事；一个是史家视角，从吴王欲杀王子历史事件入手，再从伍子胥口中说出要离羞辱壮士菑丘故事。细节上，有“过神渊”与“过淮津”，“着朝服”与“为齐王使者”，“十日十夜眇其左目”与“眇其左目”等差异。与《吕氏春秋》文本①对比，“阖闾恶王子庆忌”与“吴王欲杀王子庆忌”相对应，但增出了伍子胥新角色；“其人细小”与“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轼”相关联，但缺少了王子庆忌的骁勇。

佚文的这个开头也初步解开了上述讨论中两个疑问，即要离何以柔弱，菑丘为何着朝服。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意义是，《越绝书》该段佚文第一次明确地把《吕氏春秋》的要离杀庆忌传说与《外传》的要离折辱菑丘故事两条线索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虽然前一条线索非常细弱。这种做法对于要离传说的推动作用是很重要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越绝书》佚文“增生”出著名人物伍子胥，并借这位名角的口说出要离折辱菑丘故事，这样就巧妙地把这个故事变成了要离刺杀庆忌传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若从史学的角度看，《越绝书》佚文这种“增生”就显得拙笨了。若要让伍子胥登场，就不能让吴王阖闾亦同时登场。因为如上论，《左传》明确记载：“吴人杀之”事件发生在夫差在位期间的公元前475年，此时阖闾已谢位(前495)二十年，子胥也已谢世(前484)九年。如果不是《左传》误记，那么子胥与阖闾的出现就显得十分滑稽了。有趣的是，这种滑稽可能始于《吕氏春秋》，又延续到了《吴越春秋》(17)《文选》卷三十九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李善注：“《吕氏春秋》曰：吴王阖闾欲杀王子庆忌，要离曰：王诚助臣，请必能。吴王曰：诺。明旦加罪焉，执其妻子，燔而扬其灰。”中华书局，1977影印本，第549页。今本《吕氏春秋·忠廉篇》无“阖闾”二字。高诱注：“吴王阖闾也。”或许是高注羼入正文造成的(《吕氏春秋新校释》第559页)。。

次看《吴越春秋》。

真正将要离传说中两大线索连结并完整呈现出来的是《吴越春秋》。今本《吴越春秋卷第四阖闾内传》记载该传说长达到一千六百六十余字(含标点，下同)，其中写要离杀庆忌部分约一千字，写要离折辱菑丘部分约六百六十字，在情节和细节上都比以往文本增生很多，终于使要离传说完整、生动、丰满了起来。

这应当是该传说之文本历经一千二百多年演化的结果。据周生春先生研究，《吴越春秋》始作源于东汉赵晔，编定于元代徐天祜，原本早已散佚，今存本是汇集元代以前多种文本的产物。因此，《吴越春秋》有关要离传说是在《吕氏春秋》《外传》和《越绝书》等文本基础上形成的，故其异文亦较为丰富，多达九种(18)详见周生春著《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之《吴越春秋佚文》、附录四《今本吴越春秋作者成书新探》两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04-207页，第308-330页)。。如要离初见吴王一节：

⑧子胥乃见要离曰：“吴王闻子高义，惟一临之。”乃与子胥见吴王。王曰：‘子何为者？”要离曰：“臣国东千里之人，臣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大王有命，臣敢不尽力？”吴王心非子胥进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离即进曰：“大王患庆忌乎？臣能杀之。”王曰：“庆忌之勇，世所闻也。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走追奔兽，手接飞鸟，骨腾肉飞，拊膝数百里。吾尝追之于江，驷马驰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离曰：“王有意焉，臣能杀之。”王曰：“庆忌明智之人，归穷于诸侯，不下诸侯之士。”要离曰：“臣闻：‘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家室之爱，而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矣。”王曰：“诺。”要离乃诈得罪出奔，吴王乃取其妻子，焚弃于市。要离乃奔诸侯而行怨言，以无罪闻于天下。(19)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50页。

这段洋洋洒洒的计三百五十余字，与之对应的《吕氏春秋》文本①近一百五十字，《越绝书》佚文⑦才三十五字。其中言吴王之心理，要离之细小，庆忌之勇劲，要离之忠义，莫不栩栩生动，增饰以往文本之所无。与之相关的异文显示，这段文本至少在唐代以前即已存在。如《春秋左传正义》唐人孔颖达疏：“《吴越春秋》称要离谓吴王夫差曰：‘臣迎风则偃，背风则仆。’”(20)(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2142页。又如《太平御览》云：“《吴越春秋》曰：子胥与要离见于吴王，要离对曰：‘臣吴国之东阡陌人，细微无力，迎风则偃，背风则仆。大王有命，臣不敢尽死。’”(21)(宋)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本，第1786页。阡陌人、偃，显然比千里之人、僵合理些。更值得注意的是，《吴越春秋》异文将吴王明确为夫差，这样就合理地解决了传说发生的时代问题，使伍子胥的出现变得精彩了。遗憾的是，今本《吴越春秋》要离传说都被系于《阖闾内传》二年中，故这种与《左传》一致的夫差说显然不能成立，除非有一个古本《吴越春秋》存在。

《吴越春秋》关于要离刺杀庆忌并全身而退一节曰：

⑨(要离)遂如卫，求见庆忌。见曰：“阖闾无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于市，无罪见诛。吴国之事，吾知其情，愿因王子之勇，阖闾可得也。何不与我东之于吴？”庆忌信其谋。后三月，拣练士卒，遂之吴。将渡江于中流，要离力微，坐与(于)上风，因风势以矛钩其冠，顺风而刺庆忌，庆忌顾而挥之，三捽其头于水中，乃加于膝上曰：“嘻！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杀之，庆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 乃诫左右曰：“可令还吴，以旌其忠。”于是庆忌死。(22)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50页。

该段文字计二百二十五字，与《吕氏春秋》文本②的一百六十五字基本对应，但不见于《外传》及《越绝书》佚文。从细节上说，这里增生的文字虽不多，但讲清楚了要离如何刺杀，又为何能脱身的具体过程。“坐于上风，因风势以矛钩其冠，顺风而刺庆忌”，写活了要离的力微，充满了戏剧性。“顾而挥之，三捽其头于水中，乃加于膝上曰：……止之曰……乃诫左右曰……”，写活了庆忌的义勇，颇有项羽的气概。从情节结构上说，由于文本⑧⑨对应于文本①②，所以可知《吴越春秋》要离刺杀庆忌故事主要是在《吕氏春秋》相关文本上增生而成的，与《越绝书》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

四、余论

概括而言，要离刺杀庆忌，最初只是一个虚构的传说。《左传》哀公二十年(前475)记载中只有“吴人杀之”一点点史影，但在崇尚气力的战国晚期，终于被传说成与专诸、聂政齐名的著名刺客。《吕氏春秋》虽然首次完整地记载了这个传说，但吕氏更欣赏的是要离的“忠廉”，而不是其铿锵的不仁不义之论。

两汉时期，经学昌盛，史著发达，要离传说在思想家和史家的考量下向不同的方向流变。先是道家淮南子嘲笑要离的“趋舍相非，嗜欲相反”，后是儒家杨雄指斥要离的不义，讥讽其行径不过是蜘蛛之小巧(“实蛛蝥之劘也”)。

经师韩婴在《外传》中虽然完整地记载了要离传说的另一段故事——要离折辱菑丘，但其“画外音”却在赞赏其“以辞得身”的擅言之文，言外之意是并不欣赏要离的刺杀勇气。不过文本④中残留的“朝服”，还是透露出韩婴删除要离刺杀庆忌故事未尽的一丝消息。

杂史《越绝书》关于要离传说的佚文非常重要。仅看文本⑦已可知，它首次明确地把要离刺杀庆忌与要离折辱菑丘两大线索连接了起来，首次把吴王确定为阖闾(23)有文本将吴子看作是夫差，如上引《春秋左传正义》哀公二十年(前475)唐人孔颖达疏。而非夫差，首次把伍子胥推送出来。另一部杂史《吴越春秋》在情节和细节上都比以往文本增生很多，终于使要离传说完整、生动、丰满了起来。杂史在史书通往小说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

从《左传》“吴人杀之”为起点，到《吕氏春秋》的要离刺杀庆忌传说，《外传》的要离羞辱菑丘传说，再到《越绝书》的嫁接要离刺杀庆忌主干与要离羞辱菑丘分枝，《吴越春秋》的全面增生，要离故事终于成为一个著名的层累性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