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明诗史的建构

何 振 葛恒刚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在常见的以流派演进为叙述模式的明诗史之外，王夫之(1619-1692)建构出别具一格的“雅”“俗”交叉演进的明诗史：除明初诸派以外的其他主要流派大都为“俗”，不足以代表明诗史；刘基、高启、汤显祖等杰出的个体诗人才称得上“雅”，才是明诗史的“正宗”。就其现存著述看，王夫之主要通过中年的《明诗评选》和暮年的《夕堂永日绪论》实现对明诗史的建构。

一、《明诗评选》中的明诗史及其特征

《明诗评选》(下文简称《评选》)是王夫之现存三种诗歌选本之一，诗后有评语，常叙述明诗源流。该选本可谓王夫之建构明诗史的主要载体。《评选》所及明代诗人、诗作大抵分两类：一是被赞赏的，二是受批评的。因此，有必要分开讨论这两类诗人、诗作构成的明诗史的特征。《评选》说蔡汝楠和皇甫涍“力摩琅琊之垒，雅道乃有中兴之望”(1)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第1425页。下文引《般山全书》，皆出此版本。。所以，那些被赞赏的好诗可称为“雅诗”，被批评的差诗可称作“俗诗”，两类诗人可名为“雅诗人”和“俗诗人”，诗歌史的两条脉络可称为“雅诗史”和“俗诗史”。

明代“俗诗”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持续降低，其外在表现“俗诗史”一直在退化。大体说来，明初只有王偁、林鸿、王恭、高棅等因师法钱起、刘长卿而稍显逊色(2)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296页。。永乐之后，台阁体使诗道中绝，景泰十子更是粗陋不堪。(3)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167页。茶陵派虽在一定程度上矫正诗风，但不乏“狂俗”的“末流”(4)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590、1493页。。此后，何李、李王、钟谭成就都不高，谢榛、宗臣等尤其糟糕，前七子辐射群体、竟陵派其他人更是薄劣(5)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92、1590、1312页。。万历以后，诗坛充斥“时诗”，即“认题目认景认事，钻研求肖，借客形主，以反跌正，皆科场文字手笔。竟陵以后，体屡变而要不出此”。所以说，当时“能为钱、刘者亦鲜矣”(6)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537、1443页。。除此之外，有两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明初闽派成就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师法李颀，“千秋以来，作诗者但向李颀坟上酹一滴酒，即终身洗拔不出，非独子羽、廷礼为然”。之后仍有不少诗人重蹈覆辙，“何大复、孙一元、吴川楼、宗子相辈以壮激而得顽笨。钟伯敬饰之以尖侧，而仍其莽淡。钱受之游之以圆活，而用其疏梗。屡变旁出，要皆李颀一灯所染。他如傅汝舟、陈昂一流，依林、高之末焰，又不足言已”(7)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77页。。可见，明代“俗诗史”延续的原因之一也是取法李颀，其声势越来越大，成就总体却越来越低。还有一种情况是学习对象的退化，“何、李首排长沙，而何下移于晚唐；李、王继法空同，而王下移于东坡；钟、谭以帖括为诗，求媚经生，而谭颇以风味上溯古人”。(8)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92页。除退化外，明代“俗诗史”又在循环往复，明代“俗诗”处于恶性循环中。台阁体为明代“俗诗”的源头之一，“永乐初，大绅、光大风韵自存。向后诸公采掇近似套语以供应制，而诗遂为之中绝，以启景泰十子之陋”(9)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167页。。景泰十子承接台阁体而危害更大，“一代之诗，莫恶于景泰刘御医、汤参将一流！钉铰魔风，夸速争多，尽古今来风雅之厄极矣”，使得“景泰时风雅道绝”(10)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590、1635页。。他们的消极影响绝不止于景泰一朝，“成、弘之际，风雅道废，上沿景泰十狂人之陋，一切以嚣凌鹵莽相长”，之后“何、李下流，粗豪复进，如谢榛、宗臣一种嚣陋习气，复入景泰十狂人之垒”(11)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01、1590页。。换句话说，后人不断承袭前人之陋造成明代“俗诗史”的延续，景泰十子相当糟糕，之前的台阁体、之后的成弘诗不至于那么不堪，成弘之后的谢榛、宗臣等又重蹈景泰十子的覆辙。此外，前后七子、公安、竟陵形成“皇明诗体三变”(12)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11-1312页。。何李、李王、钟谭“自相轩轾”，然而难以和公安相提并论，因为公安不“恃用字以立宗”，消极影响相对有限，主要人物袁宏道也具一定的诗才、诗识和成就(13)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92、1528-1530、1312页。。可见，前后七子和竟陵也构成一种循环。

“雅诗”在明初非常兴盛，永乐时已经式微，景泰时消亡殆尽，之后出现中兴，明末再度衰微。具体来说，洪武诗人通过“直接魏、晋”或“直接初唐”对宋元诗纠偏救弊，成就极高(14)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47、1199页。。刘基是明代最杰出的诗人，“起千年后，夺得《三百篇》、汉人精髓”。孙蕡、高启是“开代两大手笔，凌宋争唐，不相为下”。刘炳、贝琼是“国初一双玉箸，更不令三百年来作第三座”。张宇初是“国初第一好手”。胡翰“尤为大宗”(15)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154、1165、1284、1292、1279页。。永乐初年，只有解缙、胡广“风韵自存”(16)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167页。。弘正时，茶陵派“以彼风力心理，即力返大雅，当令咫尺”，可惜“脱胎韩、苏，卒为何、李所诃”(17)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590页。。祝允明、唐寅、蔡羽尚能“领袖大雅，起唐、宋之衰，一扫韩、苏淫诐之响。千秋绝学，一缕系之”(18)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03页。。之后诗道有所复兴，朱曰藩是“中流一柱，前承枝山，后开若士”。汤显祖、徐渭是两座高峰，“坛坫各立”。杨慎可称“千古第一诗人”。蔡汝楠和皇甫涍“力摩琅琊之垒，雅道乃有中兴之望”。(19)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429、1619、1402、1425页。晚明以来，朱长春只能“稍近钱、刘而不芟风韵”。谢肇淛“犹存古道”(20)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443、1452页。。“崇祯初，竟陵恶染横流”，陈子龙“鸣孤掌以止狂波，才实堪之，不但志也”。顾开雍和王夫之是崇祯后期仅有的“作者”，“崇祯以来，天下作者唯孤与使君耳”(21)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181、1230页。。 “雅诗史”总体在衰落，形态为波浪式。“雅诗人”之间基本不存在类似“俗诗人”之间的连续性传承脉络，是时间串联起“雅诗人”(22)《明诗评选》卷五评朱曰藩《筝》：“子价自嘉、隆间中流一柱，前承枝山，后开若士。”(《船山全书》第14册，第1429页)这应是仅仅以时间为视角作出的论述。。既然如此，那么不同时代的“雅诗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刘基、高启是《评选》选诗最多的两位诗人，以他们为例。刘基能取得极大的成就，主要由于他是一位“天才”。这种“天才”大致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具有非凡的创作能力，如《大墙上蒿行》“一直九折，竟以舒为敛，天授非人力也”，《蜀国弦》“饶有往复，而无一溢词。点染已至，而抑无一浮字。所谓拓小以大，居多以少者也。何得不推为天才”；二是拥有远大的诗学志向，如《寒夜谣二首》“一意作黄初雅音，不欲以亢爽凌杂下彷建安”；三是具备出众的诗人气质，如《前有尊酒行》“板腐理，以如许豪情逸度将之。文成赖此而为王佐”，《旅兴》其六“其韵其神其理，无非《十九首》者。总以胸中原有此理此神此韵，因与吻合”(23)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151、1152、1237、1153、1249页。。高启也如此，其《君马黄》“兴比赋顺手恣用，如岳侯将兵，妙在一心”，《太白》“白战直陈，正尔丰神逸绝。此乃以知天授”(24)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159、1192页。。所以说，“天才”是明代“雅诗史”发展的重要动力(25)“天才论”可参考崔海峰《王夫之诗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37-152页。。

综合来看，明诗史由“雅诗史”“俗诗史”交叉演进而成。“雅诗史”总体在退化；“俗诗史”一直存在并不断扩展，除明初外总是占据上风：整个明诗史在螺旋式下降。因为《评选》选的基本是“雅诗”和“雅诗人”，有关“俗诗”的论述主要出现在评语之中，所以该明诗史的“雅诗史”和“俗诗史”又可视作“明线”和“暗线”，“雅诗史”为主流，“俗诗史”被排斥在“诗歌史”之外。《评选》的双线交叉演进观，还体现在“文”和“道”上。“将道泰则文否，两者不并立乎？”(26)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167页。这种感慨与其对诗歌的认识有关。“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27)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440-1441页。既然“文”和“道”都在“道性”，那么它们应该同时兴盛。然而实际并非如此，所以《评选》难免发出感慨。又基于“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这样的诗学观点，《评选》建构出“雅”“俗”交叉演进的明诗史。

《评选》中的评语还蕴含对明代之前各阶段诗歌地位的看法，如“国初诗有直接魏、晋者，有直接初唐者；后来苦为伪建安，伪高、岑、李、杜一种粗豪抹杀，故末流遂以伪元、白，伪郊、岛承之，而泛滥无已，不可方物矣”，又如“宋、元以来，矜尚巧凑，有成字而无成句。铁崖起以浑成易之，不避粗，不畏重，洵万里狂河，一山砥柱矣”，“国初人留意古裁，起宋、元之衰者如此”。(28)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47、1469、1259-1260页。从魏晋到六朝，从初唐到宋元，诗歌总体在退化；由宋元至明初，诗歌则在进步。

二、《夕堂永日绪论》对《明诗评选》的发展

除《评选》外，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也有不少篇幅叙述明诗源流。曾载阳、曾载述说：“子船山先生初徙茱萸塘，……继又选古诗一帙，宋元诗、明诗各一帙，而暮年重加评论，其说尤详。……暮年自取其所论说，约而赅之，为《夕堂永日绪论》上下二卷，……时先生年已七十有二矣。”(29)曾载阳、曾载述.附识三则[M].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1页。王敔说乃父“闭门撰著，迄岁庚子，乃徙居于湘西之金兰乡，卜舍于茱萸堂”。(30)王敔.湘西草堂记[M].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第522页。可见，王夫之是在庚子即顺治十七年(1660)他四十二岁时开始评选包括《明诗评选》在内的数种选本，又在暮年完成《夕堂永日绪论》(下文简称《绪论》)。比较中年时的《评选》和暮年时的《绪论》，可动态展现王夫之对明诗史的建构过程。

首先，诗歌史视野尤其是观察范围、思考深度得到拓展。《绪论》通贯地考察“俗诗”的历代发展情况，指明致“俗”的原因之一是“建立门庭”，并勾勒出“门庭”的演变轨迹：“建立门庭，自建安始。……降而萧梁宫体，降而王、杨、卢、骆，降而大历十才子，降而温、李、杨、刘，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阳、琅邪、历下，降而竟陵，所翕然从之者，皆一时和哄汉耳。”(31)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M].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05-106页。根据“降”字可知，“门庭”外在表现为退化，实际却在增强。这可视为对《评选》相关论述的丰富。与此同时，《绪论》还概括出“雅诗”的发展历程：

宫体盛时，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笔纵横，不屑烟花簇凑。唐初比偶，即有陈子昂、张子寿扢扬大雅。继以李、杜代兴，杯酒论文，雅称同调，而李不袭杜，杜不谋李，未尝党同伐异，画疆墨守。沿及宋人，始争疆垒。欧阳永叔亟反杨億、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掇拾夸新，殆同觞令。胡元浮艳，又以矫宋为工，蛮触之争，要于兴观群怨丝毫未有当也。伯温、季迪以和缓受之，不与元人竞胜，而自问风雅之津，故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陋。(32)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M].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第106页。

这里对诗歌由唐至宋的退化、自宋迄明初的进化作出更细致具体地分析，并认为杜甫不属于“俗诗人”，甚至能兴“雅诗”之衰。《评选》则不然：“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一大分界。……循少陵以入俗，如瞿塘放舟，顷刻百里，欲捩柁维樯更不得也。”又：“诗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后诗，又降而有学杜者，学杜者降而为孟载一流。”又：“梏桎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耶？”(33)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232、1484、1441页。杜甫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破坏风雅，二是以他为师法对象形成明代众多的“俗诗人”。王夫之暮年大概意识到第二点的无理：想要矫正“俗诗人”的恶劣风气，应当着重批评他们的“建立门庭”等弊病，而不该简单地抨击其学习对象。所以，《绪论》考察“门庭”的起源和流变。

其次，儒家义理观有所强化。具体表现为：一是降低对僧人、女性等诗歌的评价。《评选》能给予僧诗等较高的认可，如僧法聚《游西湖和钱学士韵》“不在贝清江、刘彦炳下。李、何徒言风骨，此乃有骨有风”，僧宗泐《送徐伯廉归南陵》“足云弘敞”，朱氏《白纻词》“劲逸，不似香奁人语”，卢大雅《舟中寄张外史》“自应赏其神骏”。(34)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538、1457、1184、1539页。《绪论》却说：“妇人、衲子，非无小慧。塾师、游客，亦侈高谈。但其识量不出针线、蔬笋、数米、量盐、抽丰、告贷之中，古今上下，哀乐了不相关；即令揣度言之，亦粤人咏雪，但言白冷而已。”(35)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M].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第148页。在王夫之看来，诗文和经义都是乐德的表征、衍生物，它们应当反映“乐”，即“心之元声”；此“心”又是儒家义理所要求和锻炼出的“性”。《评选》说：“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36)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440页。《绪论·序》也说：“世教沦夷，乐崩而降于优俳。乃天机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学士之心，乐语孤传为诗。诗抑不足以尽乐德之形容，又旁出而为经义。……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37)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M].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第37页。暮年的王夫之认为，僧人、女性等群体“识量”太窄，“哀乐了不相关”，他们不可能拥有“性情”和写出反映“心之元声”的“雅诗”，也就是说他们无法真正接触、习得并展现儒家义理。此时的他已一味狭隘地推崇儒家义理，而不顾事实地否认僧人、女性等能写出“雅诗”。这种“狭隘”，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强化”。二是改变对陈献章的态度。陈献章是明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评选》仅选他一首诗，甚至还认为“当枝山之时，陈、王讲学，何、李言诗，不知俱但拾糟粕耳”(38)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04页。。《绪论》却说：“《大雅》中理语造极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汉以下无人能嗣其响。……此后唯陈白沙为能以风韵写天真，使读之者如脱钩而游杜蘅之沚。”(39)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M].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第144页。三是梳理明诗史线索时更看重诗中的思理、性情。《绪论》说：

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钟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昭代风雅，自不属此数公。若刘伯温之思理，高季迪之韵度，刘彦昺之高华，贝廷琚之俊逸，汤义仍之灵警，绝壁孤骞，无可攀蹑，人固望洋而返；……次则孙仲衍之畅适，周履道之萧清，徐昌谷之密赡，高子业之戌削，李宾之之流丽，徐文长之豪迈，各擅胜场，沉酣自得。(40)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M].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第100-101页。

明确指出明诗史存在“门庭诗”和“风雅诗”两条脉络，它们的区别在于诗中是否具有性情、兴会、思致；“风雅诗”又分主、次两类。在《评选》中，无论是冯小禄侧重依据的选诗数，(41)冯小禄、张欢.流派论争：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230-240页。还是本文主要考察的定性式评语，均未发现“风雅诗”可分两类。王夫之暮年对“风雅诗”的总结和中年时有较大的不同。“主”“次”的区分既然不能反映于《评选》选诗数，那么他的标准大约是各位诗人的总体艺术特征。这些特征在王夫之看来有高下之分，因此他在胪列诗人时没有完全以时间为序。也就是说，王夫之暮年偏爱“思理”。另外，他中年和暮年对诗歌有不同的体悟。《评选》中，贝琼诗无一被评为“俊逸”，李东阳诗也没有一首被认为“流丽”，徐祯卿只选“居然高寄，自昌谷本色”的《送士选侍御》一首；(42)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203页。至于对其他几位诗人诗歌特征的总结，也和《绪论》不尽吻合。这些不同，可能和王夫之暮年对儒家义理观的强化有关，即他此时更看重诗中的“性情、兴会、思致”。

第三，更加推崇诗歌的教化功能。一方面，体现在以诗教为标准重新界定某些诗人的诗史地位上。《评选》对郭奎《开岁卧病》的点评很简单：“今古风流。”(43)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574页。《绪论》则说，“一时一事一意，约之止一两句；长言永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教也”，这样的诗文“妙境”，“唐以后间有能此者”，“近世郭奎‘多病文园渴未消’一绝，仿佛得之。刘伯温、杨用修、汤义仍、徐文长有纯净者，亦无歇笔”。(44)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M].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第88-89页。又如，《绪论》先说，“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若但于句求巧，则性情先为外荡，生意索然矣”，之后将王思任和皮日休、陆龟蒙、韩愈、黄庭坚、米芾放在一起批评，“近则王谑庵承其下游，不恤才情，别寻蹊径，良可惜也”。(45)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M].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第97页。《评选》则未置王思任于这样的宏观诗歌史背景下考量。另一方面，反映为以诗教为标准重新评价一些诗歌的艺术成就。《绪论》对贝琼《寄内地陆熙之》、刘炳《早春呈吴待制》颇为重视，说它们“用事不用事，总以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却使陋人无从支借。唯其不可支借，故无有推建门庭者；而独起四百年之衰”。(46)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M].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第122-123页。《评选》则没有选贝琼这首诗，对刘炳诗的评点也未涉及诗教：“撰饬天然。‘山连晓气蟠龙虎，台枕东风忆凤凰’，千古金陵，一时王气，只十四字檃括无余。谓此作为三百年第一首律诗，亦无欠在。”(47)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476页。

三、王夫之建构明诗史的心态

《评选》大约仅是王夫之消磨时间的产物，他说：“世之言诗文者，各立门户以争名场。吾心消尽，所评论者借以永日而已。”(48)曾载阳、曾载述.附识三则[M].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1页。他似乎确实不愿让《评选》问世，所以评语中有比较私人化的表述：“如仆者，当以何为死处耶？”(49)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203页。但他的潜意识又希望将它公之于世：“论嘉靖诸子诗者，当亟为分别。”(50)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427页。王夫之建构明诗史的心态无疑有些复杂。

陈书录总结出明代庙堂文化主要方面的特征：一是“严夷夏之防”，二是“严君臣之防”，三是“严理欲之防”，四是“在衰危中抗拒和挣扎”，五是“‘简严质朴’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51)陈书录.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演变[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第13-17页。蔡尚思说王夫之主张“夷狄禽兽论”“绝对君权论”“礼教中心论”；(52)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18-24页。蒋寅称“船山之学，则不免有名士的浮夸气，常过于偏激而河汉其言”。(53)蒋寅.王夫之诗论的批判性、独创性与诗歌批评的缺陷[J].中国文化研究，2011(1)，第35页。再考虑到王夫之的遗民身份，可以认定他是明代庙堂文化的忠实继承者。《评选》对此也有反映：一是说“至于引情动思，含深出显，分胫臂，立规宇，驱俗劣，安襟度，(北地)高出于竟陵者，不啻华族之视侩魁”，又说“北人无礼，将为夷风之久染乎”；(54)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11、1312页。二是将宗室列于每卷之首；三是提出“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55)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440-1441页。四是极力拔高明诗；五是评点常常“心粗气浮，好作大言”。(56)蒋寅.王夫之诗论的批判性、独创性与诗歌批评的缺陷[J].中国文化研究，2011(1)，第39页。所以，王夫之在建构明诗史时以庙堂文化为基础，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相应地，其直接目的主要有三：一为提高明诗的诗歌史地位，这体现在大肆贬低宋元诗的诗史地位和全力拔高明诗的地位上；二为总结明诗得失，以起诗歌之衰，比如推崇“天才”、诗教等，批评师法李颀、“建立门庭”等；三为梳理明代诗歌中的风雅线索。当然，王夫之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

首先，在考察广度、认识深度上提升对诗歌史的总结。尽管明末国将不国，但陈子龙、李雯等仍希冀挽狂澜于既倒，因此他们主张“回归情之正的抒情观”。(57)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837-856页。他们迫切地需要矫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带来的弊端，使诗歌归于正道。(58)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547-563页。李雯《皇明诗选序》说：

至于弘、正之间，北地、信阳起而扫荒芜，追正始。其于风人之旨，以为有大禹决百川、周公驱猛兽之功。一时并兴之彦，蜚声腾实，或咢或歌。此前七子之所以扬丕基也。……又三四十年，然后济南、娄东出而通两家之邮，息异同之论。运材博而构会精，譬荆棘之既除，又益之以涂茨。此后七子之所以扬盛烈也。(59)陈子龙.皇明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8-9页。

他们大概迫于形势，所以看重前后七子的宗旨、声势，选择以他们为典范，而忽视他们的实际成就。到王夫之建构明诗史时，所处背景已然不同于明末，他似乎不像陈子龙、李雯等那样心急如焚而显得有些“从容”，尽管他们都针对乌烟瘴气的诗坛，并主张使诗歌归于雅正。王夫之发现前后七子的诗歌不但不雅正，反而掩盖、阻碍性情，所以必须大力批判。与此同时，他不仅勾勒出明诗的发展脉络，树立刘基等为明诗的典范，还通过选本、诗话梳理历代诗歌的发展线索，遴选真正的“雅诗”“雅诗人”，书写“雅诗史”。

其次，争夺风雅正统。王夫之虽然主要依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完成《评选》，(60)战立忠.《明诗评选》与《列朝诗集》关系考论[C].《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8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98-211页。但常对钱谦益投以轻视和不屑，“钱受之一流人那得到他(指李东阳)津涘，‘似我者死’而已矣”。(61)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490页。对于钱谦益，王夫之一要争诗歌品鉴方面的权威。他说：“钱受之谓公(指汤显祖)诗变而之香山、眉山，岂知公自有不变者存。”又说：“(程嘉燧)近体中如‘谷雨茶，清明酒’一种死对，又投胎许浑。钱受之亦尔。”(62)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224、1228页。二要争诗歌史书写的正宗。在诗歌史正统的选择上，钱谦益宗尚“自初、盛唐及中唐的钱(起)、刘(长卿)、元(稹)、白(居易)诸家起，直到宋之陆游、金之元好问，而且也尊崇苏轼”(63)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M].杨铁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8页。，其中除初唐诗、李杜的部分诗歌外，都颇受王夫之批评，尤其是宋元诗。王夫之推崇先秦、汉魏、初唐诗，认为它们才是风雅正宗。至于明诗史正统认识上的差异，可举钱、王二人最推许的诗人为例。《列朝诗集》特别推崇李东阳：

国家休明之运，萃于成、弘，公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宫商，吐纳和雅，沨沨乎，洋洋乎，长离之和鸣，共命之交响也。……余尝与曲周刘敬仲论之曰：“西涯之诗，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其诗有少陵，有随州、香山，有眉山、道园，而其为西涯者自在。……”(64)钱谦益.列朝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99-2700页。

究其原因，除李令人可敬的“相业与诗文双美”外，还在于钱谦益“要廓清明代中期复古运动带来的文坛‘衰败’”，“必须找出一位‘先正’作为楷模”。(65)焦中栋.论钱谦益的明代文学批评[D].杭州：浙江大学，2005，第65-69页。王夫之认为李东阳虽可使雅道有“更生之望”，但他“脱胎韩、苏，卒为何、李所诃”，最终未能使明诗“返大雅”。王夫之最推尊刘基。《评选》选刘基诗最多，并将他编在各卷除宗室外的第一位。《列朝诗集》也将刘基置于甲集第一，因为钱谦益发现刘基《覆瓿集》《犁眉公集》分别成于元、明，彼此存在较大差别，如此编列有助于知人论世“而知公之心”。他说：“孟子言诵诗读书，必曰论世知人，余故录《覆瓿集》列诸前编，而以《犁眉集》冠本朝之首，百世而下，必有论世而知公之心者。”(66)钱谦益.列朝诗集[M]，第87页。这和《评选》不同。钱推崇李针对的是紧承李后的复古派。王夫之不满足于此，他尊刘，除替明诗博名外，更因刘基既是明诗的最高点，那也无疑为明诗应有之方向，拿刘基作标杆，可以反拨有明一代“俗诗”的不正之风。总之，钱眼中的李、王眼中的刘都是明诗史上的巅峰，钱眼中的刘、王眼中的李虽有较高的诗史地位，但绝不能和另一位匹敌。《列朝诗集》的初衷是“箴砭俗学，斯文自任”。(67)焦中栋.论钱谦益的明代文学批评[D]，第9-15页。《评选》虽未具体道明初衷，但从其建构诗史时种种表现看，应该也包含“斯文自任”。他说：“论嘉靖诸子诗者，当亟为分别。”又评顾开雍诗说：“崇祯以来，天下作者唯孤与使君耳。”(68)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427、1230页。王夫之在诗歌品鉴、诗史书写两方面和人相争，归根结底是与之争风雅正统，证明“斯文在兹”。

第三，令世教不再沦夷。清初“燕台诗人群体的代表人物魏裔介通过编选今诗选本，重申儒家道统论性情观，发扬美刺、比兴的诗教传统，追求浑沦磅礴的审美效果”，又“借助儒家的诗学思想来建立皇清诗学话语体系”，“开启清诗复兴的局面”，“达到‘阐扬休德，厘正风俗’的政治目的”，“实现‘兴一代文明之治’的宏伟目标”。(69)邓晓东.顺治右文与燕台诗人群体的复古诗风[J].文学遗产，2017(2)，第93-105页。王夫之的批评活动和魏裔介大体同时进行，诗学主张也与之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目标也基本同于魏裔介。他说：“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70)王夫之.明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第1440-1441页。又说：“世教沦夷，乐崩而降于优俳。乃天机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学士之心，乐语孤传为诗。诗抑不足以尽乐德之形容，又旁出而为经义。……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71)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M].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第37页。王夫之推崇“雅诗”的直接目的是显扬“性情”，最终目标则是不再让“世教沦夷”，也就是魏裔介的“兴文明之治”。不同的是，一为故国，一为新朝，两相对比，王夫之的悲痛不言自明，既是悲明亡、诗亡、世教亡，又是悲抱负、理想无可实现。他的悲哀，既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又体现在其个人命运上。

四、余论

王夫之早年的学诗经历，或对他建构明诗史产生一定影响。他自称十六岁开始学诗，之后跟随潮流模仿竟陵，二十七岁主张诗歌应该自由地抒发心意，二十九岁提倡诗教而未能完全摆脱旧习，后来以诗歌作为度过余生的心灵慰藉：

崇祯甲戌，余年十六，始从里中知四声者问韵，遂学人口动，今尽忘之，其有以异于音否邪？已而受教于叔父牧石先生，知比耦结构，因拟问津北地信阳，未就，而中改从竟陵时响。至乙酉乃念去古今而传己意。丁亥与亡友夏叔直避购索于上湘，借书遣日，益知异制同心，摇荡声情而檠括于兴观群怨，然尚未即捐故习。寻遘鞠凶，又展转戎马间，耿耿不忘此事，以放于穷年。(72)王夫之.述病枕忆得[M].船山全书：第15册，第681页。

在诗歌学习中，叔父王廷聘不仅教王夫之“比耦结构”，带他入门，还发挥其他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让王夫之知晓汉魏、三唐两个诗歌典范，拓展其诗史视野，“先生(指王廷聘)少攻吟咏，晚而益工，于时公安竟陵哀思之音，歆动海内。先生斟酌开天，参伍黄建，拒姝媚之曼声，振噌吰之亢韵”(73)王夫之.牧石先生暨吴太恭人合祔墓表[M].船山全书：第15册，第125-126页。，“(王廷聘)诗绍黄初景龙，视公安竟陵蔑如也”(74)王夫之.显考武夷府君行状[M].船山全书：第15册，第110页。。二是教育王夫之要“远利蹈义”，“夫之早岁披猖，不若庭训，先生时召置坐隅，酌酒劝戒，教以远利蹈义，惩傲扌为谦，抚慰叮咛，至于泣下”(75)王夫之.牧石先生暨吴太恭人合祔墓表[M].船山全书：第15册，第126页。。大约因此，王夫之对明诗史的建构带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总而言之，王夫之在总结和反思明诗的过程中，通过《明诗评选》《夕堂永日绪论》，建构出“雅”“俗”交叉演进的、不以流派嬗替为主体的明诗史。与一般的明诗史书写相比，王夫之无疑提供出一种新的模式，这或可为重写明诗史提供一些借鉴，尽管他的建构因许多非文学性的诉求而不免失之偏颇和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