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看工农兵文学生产的路径与困境

高 强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后，“工农兵文学”便开始被确立为了文学发展的主导性方向，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众多“工农兵丛书”纷纷涌现，其中1947-1952年与1958-1959年是“工农兵丛书”出版的两波热潮。(1)参见史静，郑鹏.1947-1952年“工农兵丛书”研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6)，第151-160页；史静.1958-1959年“工农兵丛书”研究[J].新文学评论，2012(3)，第124-130页。工农兵文艺作品是诸多“工农兵丛书”收录的主体，而“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则是有关工农兵文学写作的辅导性文章汇编，这套丛书所收文章的内容包括文学基础知识、作品分析、专业作家和群众作家的创作经验谈等，编者在各书“前言”中明确表示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希望能对群众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开展和提高有一些帮助”。因为辅导性的预设和规划，这套丛书便鲜明反映出了当时工农兵文学生产的具体路径。同时，丛书中不少文章都谈到了工农兵文学作品所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借助“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可以更为深切地进入工农兵文学生产的“历史现场”，管窥工农兵文学生产的路径及其困境。

一、富含深意的工农兵业余作者称扬：以祛魅的方式复魅文学

工农兵文学的生产策略，一方面是要求那些专业作家从知识分子的刻写转向描摹工农兵的生活景象和精神面貌，并在此过程中虚心向工农兵学习，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重塑；另一方面，则是积极挖掘、扶持和培育“工农兵业余作者”，让他们登上文艺创作舞台、“翻身”争做文艺“主人”。由于不同时期国家政治形势所造成的文学政策的变化，两条策略和两支队伍所受的重视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六七年，人们希望文学能够利用和平建设的国内环境，尽快步入正轨，向世界先进文学的目标进发。为此，“强调文学创作的正规化”(2)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94页。便成了当务之急和文坛的总基调。“工农兵创作”虽然也是扶持的对象，但远非全国注目的重心。这段时间陆陆续续出现了诸如高玉宝、胡万春等工农兵业余作家典型，但他们还远远未能取得与专业作家分庭抗礼的资格。这种情况到“反右运动”特别是“大跃进”开始后有了极大改观。

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向科技进军、发展生产进而成为国家制定的全新战略，对知识分子解放束缚、增强干劲的需要，促进了“双百”方针的逐步问世，知识分子迎来了一段较为活跃的时光。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波兰、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又爆发了反抗苏联的政乱。这些事变，在中国知识分子间快速流传开来，“针砭时弊”“为民请命”“反对官僚主义”的文章纷纷出笼。“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拉下神坛后，毛泽东评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3)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第6-7页。。而“苏共二十大”引发的国内外连锁反应更提醒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要正视和妥善处理内部矛盾，防止脱离群众，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覆辙。于是，一场旨在打击官僚主义、整顿党内作风的“整风运动”开始兴起，知识分子们被鼓励畅所欲言、积极建言献策，因为上级“大鸣大放”的号召，加之知识分子们本来就对种种有形和无形的精神枷锁满腹牢骚，结果，众多揭露问题、表达不满的言论和文章纷纷涌现，甚至出现了一些鼓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以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严重威胁到了共产党的根基。为了纠治这一现象，便有了“反右斗争”。

“反右运动”波及面颇广，被判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数量众多。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总的文化方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4)毛泽东.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639页。这一方针，落实到文艺领域内便是倡扬建立起一支新型的“工农兵文艺队伍”，贬低专业作家的地位而突显业余作家的意义。毛泽东此次讲话后不久，《文艺报》便以整版篇幅刊发了署名梁明的文章《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来》，作者对过往那种专业化的作家队伍建设思路进行了反思检讨，转而将业余作者提升和塑造为今后的文学方向：“青年文学作者应该是业余的文学写作者，他们应该永远置身于火热的变革现实的斗争中。”(5)梁明.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来[J].文艺报，1957(38)，第2-3页。与此相伴而生的另一项文艺制度则是通过下放劳动，使得专业作家向业余作家靠拢、学习甚至转化：“专业文艺工作者要向业余作者学习”；知识分子作家“要把自己的技术和文化，跟劳动人民相结合，要在这种结合中改造自己的思想”(6)周扬.周扬文集(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27-28、34页。。

“反右运动”胜利后，很快又迎来了“大跃进”，业余作者的创作劲头愈发昂扬，所谓专业化的创作道路越来越不受待见。在此背景下编辑出版的“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自然而然充斥不少对业余创作道路鸣鼓而呼的文章。著名工人作家胡万春即是在此背景下，骄傲地呼吁“文学创作必须破除迷信”。针对某些生产一线上的同志虽然生活丰富，但“总觉得写文章很神秘”，不敢触碰写作的态度，胡万春以自己的写作经历来现身说法。他回忆说自己没有机会上学念书，缺少文化，因而也曾“迷信大学生的书本”“总觉得学这个东西了不得”。解放之初到书店买书时，只敢挑那种最薄的买，以为薄的通俗，“二寸厚的书连想也不敢想去买”。后来，在党的培养下，自己当起了工农通讯员，接连不断有作品得以发表，所以“我们工人当作家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7)本社编.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29-30页。。与此同时，胡万春还建议工农作家们“不要太迷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套理论”，在他看来，诸多文艺理论不过是把本来很简单的创作问题复杂化了，这就给人造成一个印象，“总觉得这个东西究竟是难，到底不容易。特别是文学里边的很多专门名词，特别费解，使人感到文学创作是一门非常深奥的高不可攀的学问。”与这些枯燥难懂的理论相比，胡万春表示“工人阶级一定要在文学的领域内打一个大胜仗”(8)本社编.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31页。。显而易见，胡万春在这里破除了文学创作的神秘化和消解了文艺理论的神圣化，这样一来便相当于对专业作家的创作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处理，业余作家地位和力量的张扬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类似胡万春这样的言论无疑是为了祛除文学身上的神秘性，但祛魅的目的并非贬损文学的地位和意义，毋宁说祛魅文学不过是为了从阶级政党的角度更便捷地赋予文学更强盛的魅惑力。祛魅最终导向的是另一种更高级别的复魅，这一点从“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收录的李季和一位青年业余作家的通信中即可看出。这位青年作者遭人批评说其诗歌的“题材面不够广阔”，李季在书信中替他鸣不平。李季开宗明义表示所谓“题材面不够广阔”正是“业余写诗的人的重要特点”，它不仅不是一种缺憾，反而是宝贵的优势。因为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感，才能拿笔把自己的感受，写成诗篇，而因为熟悉，所以笔墨总是不脱离自己工作生活的范围。进一步的，李季颇为欣喜地认为，假如每个地方，都有数个具有独特风格，擅长描绘当地风光、当地人民思想面貌的诗人；每个民族，每一种特殊职业，都有一批反映自己生活特别拿手的诗人，如此凑合起来，整个文艺界的诗歌创作“不就具有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方面了吗？”(9)本社编.谈诗的创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56页。

认可业余作者描写自身熟悉的生活，不必担忧所反应的内容不宽广的问题，并强调“生活根据地”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意义，是鼓励作家们“要长期地在一个地方深入生活”(10)本社编.谈诗的创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57页。，以便能够全方位且真实鲜活地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的图景，最终让文学起到鼓动现实的革命斗争与生产建设工作的重要作用。文学创作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汇入到了无产阶级思想驯化和革命斗争导引的国家工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文本”。结果，祛魅文学不过是为了消除广大工农兵群众心中的畏惧感，激发业余作者放胆创作的昂扬情绪，使得文学创作与思想斗争和生产建设齐步共振。——不仅文学创作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而且还造成了一种更具“魅惑性”的灿烂景观。

二、“有经有权”的真人真事写作：现实工作动员与永恒榜样塑形

鼓励和宣扬业余作家的创作，是政治话语规约下的文艺主潮，完全反对几乎不可行，但对业余作家的培育提意见或者敲警钟的言论还是时有显露。茅盾就指出青年业余作者虽拥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还缺少“细致的分析能力”，因此就需要在艺术提高上多下功夫，他明确表示：“我们反对把创作说得高不可攀，但也反对把它说成不须付出心血就轻而易举地可以做到。”(11)本社编.创作问题漫谈[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13页。茅盾没有一味称赞业余作者的创作现象，而是小心翼翼地从艺术技巧层面对业余作者的创作表达了一定程度的不满，这虽说属于“政治上不够正确”的言论，但此类出自专业作家之口的提醒和警示在“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中并不鲜见，它们从反面折射出深受青睐的工农兵业余作家创作在艺术技巧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短板。对于政党领袖而言，推崇工农兵业余写作本来是想瓦解专业作家/知识分子作家的文化阐释权和领导权，彰显工农兵创作及其思想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可现在业余写作竟然遭到专业作家从技术层面的无情指摘，并且事实上又击中了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要害。于是真人真事写作的提倡便应运而生。

真人真事写作的理论宣传和大规模实践在延安时期即曾盛行，当时的真人真事写作既促使知识分子向工农兵思想情感“归化”，也加强了工农兵群众对革命意识的认同和“顺从”，最终形成了解放区独特的文学生产体制。(12)参见郭国昌.“真人真事”写作与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J].甘肃社会科学，2008(3)，第26-31页。“大跃进”期间，真人真事写作再次受到重视和肯定，成为文学创作的法则和旗帜。在延安时期的真人真事写作基础上，新一轮的真人真事写作热潮进一步消解了知识分子专业作家“创造”和“评判”文学的权力，工农群众的那些生产生活经验则在“真人真事”的标准下取得了毋庸置疑的优势。结果，不但工农兵业余作家的写作勇气被激发起来，而且在无可置疑的个人经验的光辉统摄下，业余作家创作的技巧问题也得到了掩盖，专业作家的创作反而成了“简单化地而且抽象地去描写人们的生活”(13)本社编.写真人真事和创造典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2页。，遭到鄙夷。

由于真人真事写作既为工农兵业余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也以一种“悬置”的方式暂时解决了工农兵业余作家艺术技巧欠缺的问题，所以不少作家、特别是从中获益的工农兵作家对之礼赞不已。水渭亭便感叹自己早些年“吃了不少瞎编的苦头”，后来开始重新观察生活了，懂得真人真事的写法，很快就“尝到了甜味”(14)本社编.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15-16页。。胡万春则以自己的小说《骨肉》为例，具体谈到了真人真事写作的好处。他回忆自己在旧社会的生活无比悲惨，经常遭受工厂老板的压榨，后来学习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明白了阶级剥削的观点，“产生了对旧社会强烈的仇恨”，然后便情不自禁地以周围人的真实故事创作完成了《骨肉》这篇小说。因为写的是真人真事，所以写作过程颇为顺畅，仿佛是那些真人真事在自动驱使着笔端写作：“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写的，也没有觉得自己的笔怎么使的，我好象在对什么人在说话。我觉得要说的话多得不得了，真恨不得一下子全都倾倒似地倒在纸上。”胡万春自豪地表示这些真人真事极具代表性，“是我们工人对旧社会的控诉，是我也是大家的爱与恨的结晶”(15)本社编.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65页。。

胡万春自信昂扬的表态，体现了工农兵业余作家对真人真事写作模式的热烈拥护，反证出真人真事写作对工农兵业余作家创作信心的激励作用。真人真事写作专指描写那些在阶级立场和革命方向上具备先进性的人物和事件，其目的是进一步鼓舞各行各业的人们投身于阶级革命和生产建设的伟大浪潮中。如此一来，真人真事写作便被赋予了革命生产的现实工作动员的深意。对此，章力挥的如下概括堪称代表：“用真人真事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品，能够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事例，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16)本社编.写真人真事和创造典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22页。茅盾也同意“写真人真事，可以起直接服务的效果”(17)本社编.创作问题漫谈[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12页。。

被视作现实革命工作有效动员手段的真人真事写作，不但深受工农兵业余作者的青睐，还成为知识分子专业作家应予遵循和践履的方向。但在实践过程中，瓦解了作家虚构权力的真人真事写作，却在无形中张扬了“真人”自身的无上虚构权力，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不少被描写的“真人”为了自我美化都曾对写作者提出过修改要求，极大拘限了创作者的手脚。对此，胡青坡无奈地表示：“一个作家准备了材料，一进入创作过程，就会感到材料不足，势必要加以增删、想象和补充。这种增删，往往会引起本人和周围群众的不满。”(18)本社编.写真人真事和创造典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7页。张真也感叹：“有的戏大胆加了一些作者所假想的东西，但遭到那位‘真人’的抗议，说加的不是‘真事’，甚至还有的‘真人’，索性排斥了作家，自己写剧本了，这使作者十分苦恼。”(19)本社编.写真人真事和创造典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2页。

真人真事写作受到热烈提倡，但被描写的“真人”和“真事”的主体又时常对真人真事写作者指手画脚，在这种压力下，不少写作者沦为对真人真事亦步亦趋的仿写者，不敢大胆虚构，而以把现实中的某一个真人或某一件真事照搬到文学作品中为鹄的：“把创作简单地理解成写‘实实在在’的东西，写人物就一定要写真人真事，一人一事，生怕写走了样，怕不真实，变成‘虚’的东西”(20)本社编.写真人真事和创造典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20页。。面对这种情况，摆脱真人真事的局限来“创造典型”便成为了人们对工农兵文学提出的进一步要求，这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是“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收录的主体内容。

对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加以概括、集中、提炼、升华，使之更富典型性和理想色彩，是上述问题的相似解决方案。马烽表示真人真事写作应该“以真人真事作基础，而同时又要踢开真人真事的束缚，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加以挑剔”(21)本社编.创作问题漫谈[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19-20页。。罗丹则以自己写作长篇小说《风雨的黎明》的亲身经验来说明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创作“典型人物”的方法。塑造工人形象时，罗丹首先从脑海浮沉的众多工人中，选择“在当时有代表性的类型”，然后又根据这些类型，寻觅可作为“模特儿”的对象。但“模特儿”“不等于小说中所要创造的人物，甚至有相当的距离”，在这个“雏型”和“底子”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升华、虚构。罗丹的经验是，“选择与那个‘模特儿’同类型的一些工人的外在的及内在的可取的特征，加到那个‘雏型’或‘底子’上去”，经过这样“加料、熔铸、精炼、塑造”后，才可能提炼出典型人物的“灵魂的新的素质”(22)本社编.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51页。。

之所以反对那种“照相机式的”简单化的真人真事写作，一再强调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创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既是出于文学特性层面的考虑，正如唐弢评论的那样，被“一人一事”所约束，“不敢跳离它，不敢突破它”，这样的真人真事写作只会使创造出来的形象失色，以至于“除了人物本身原有的光彩外，看不到作者所赋予的艺术的魅力”(23)本社编.怎样写人物[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39页。。但纯艺术的考量显然不是人们如此言说的重心，要求文学传递出富有深度的阶级思想和带给读者强烈的革命号召，才是人们反复强调不能光停留在真人真事如实刻写层面，必须完成“创造艺术典型任务”的深意所在。用师田手的话来概括即为：“写人物问题并不是写出个肖像画就可以了的，而是要把人民的英雄人物典型化起来，不但使人看了是跃跃纸上的活生生的人物，而且还能给人以前进的鼓舞，以及对美好愿望和理想的热爱……写人物必须写的是植根于生活和斗争中的典型性格，从典型性格中还能够暗示出新的无限发展的东西或旧的必然死亡的东西，引导人们积极地向往理想的远景，为此坚决斗争到底。”(24)本社编.怎样写人物[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1-2页。

如前所述，对真人真事写作的鼓励，很大程度上是借之来动员广大群众的革命工作热情，它是指向现实的、当下的；而批评真人真事写作的欠缺，要求工农兵文学写作在熟悉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具感染性的文学典型，这种典型无论在行动上、思想上抑或是革命立场上都是集大成者，具备深切的感染力和引领作用，成为永恒阶级榜样，其效力更主要的是指向理想、指向未来。前者类似于真人真事写作的“权宜之计”，后者可称之为真人真事写作的“经常道理”，如此一来，有关工农兵文学真人真事写作的问题便使人联想到了《讲话》所蕴含的“经权”辩证法。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话题，特别是“普及与提高”的准则，蕴含着特定时期的“经权”思想：重点谈论和鼓励文艺创作的普及作用，是因为在抗战时期“普及的任务更为迫切”，这是特定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而文艺创作的提高工作在当时虽不是工作重心，但普及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将来广阔的提高工作做准备”，提高是“经常性的道理”。(2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819页。郭沫若正是因为指出了《讲话》的“有经有权”思想，才被引为知音，对此问题的详细梳理分析参阅刘奎.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J].东岳论丛，2018(1)，第148-167+192页。是关注工农兵文学真人真事写作的现实革命工作动员作用还是看重其永恒阶级榜样的塑形意义，可类比于“普及与提高”的“经权”之别。现实革命工作的动员，只是工农兵文学真人真事写作的“权宜之计”，属于“普及”层面的工作；塑造出具备永恒价值的阶级榜样才是工农兵文学真人真事写作的“经常性道理”，才属于“提高”层面的工作。既需要借助“真人真事写作”，鼓励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创作热情，同时又需要防止“真人真事写作”由一种策略性的资源变质为束缚手脚的桎梏；既要求“真人真事写作”发挥起现实革命工作的强大动员效力，又要求“真人真事写作”必须塑造出具备永恒价值的阶级榜样化的文学典型。如何依循和照顾这样的“权宜之计”和“经常性道理”的双重诉求，就此成为工农兵文学面临的一道左支右绌的难题。

三、左右为难的技术生产描写：“见物(事)不见人”现象及其难解

大力称扬和积极培育工农兵业余作家的方针催生了真人真事写作现象，后者已然呈现出较多问题，如其中有关技术生产的描写进一步暴露出工农兵文学生产的困境。

李杨曾说：“‘工业政治’是‘50—70年代’中国主流政治的基础，是‘政治’中的‘政治’。”(26)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J].文学评论，2010(6)，第46-53页。接着这种描述，我们也可以称工业题材小说是“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价值等级”(2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75页。的“50-70年代”文学题材中的“主题材”，可谓“题材中的题材”；反映工业生产建设的文学则是“50-70年代”文学中的“主文学”，可谓“文学中的文学”——至少在文学领导者和决策者看来理应如此。然而与“50-70年代”的其他文学题材种类相比，与工业题材小说的等级低位相比，它的文学成就却大为逊色，以至于新时期但凡讲到“50-70年代”文学作品“成就不高”的问题时，工业题材小说往往是大家首先举出的“标靶”。为何工业题材小说的文学成就不高，答案五花八门、解释角度千差万别，但人们普遍都习惯于站在“八十年代”以降的“纯文学”的“后置”立场上来谈论相关问题，缺乏对工业题材小说及其问题作出“历史化”的评判。实际上，“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便收录有不少历史当事人和参与者对工业题材小说的丰富言说，从中可以明确发现技术生产描写形成的“见物(事)不见人”现象是困扰工业题材小说写作的难题，并直接影响了工业题材小说的最终成效。

大受推崇的工业题材小说实际上起着反映新中国工业建设辉煌成就、进而提振包括工业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生产激情的任务。其中，技术改革及其带来的高质量产品的高速度生产是最能突显工人的英雄形象、最能彰显社会主义中国工业生产成绩、最易鼓舞人心的元素，由此导致技术生产又成为工业题材小说中被浓墨重彩描写的内容。然而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不少工人作家常常沉迷于技术生产描写，遗忘了工人典型形象的塑造，使得相关作品变得干巴巴的、缺乏艺术美感。技术生产描写的这种问题被人们概括为“见物不见人”或“见事不见人”现象，遭致批评。如魏金枝指出只是把工人的活动限制在工厂和生产上，不厌其详地描写技术细节和生产过程，极易导致“见物不见人”的毛病，“把描写的范围缩小了，把工人的精神世界缩小了”(28)本社编.作品为什么写得没有新鲜感[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1-2页。；唐弢指出很多工农兵作者都习惯于说“我准备写转炉炼钢”“我准备写开天然气”，但人们在这样言说时，却有意无意间遗忘了“人”的中心地位，如果只是写“炼钢”、写“开天然气”等生产过程，只是写这些事件，就会导致作品陷入“见事不见人”的误区。(29)本社编.怎样写人物[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31-32页。

人们之所以反复强调作者在写技术生产现象时，不能“见物(事)不见人”，反复强调技术生产描写要为塑造典型人物服务，是因为只有不停留于技术生产表层描写，而是通过技术生产的描写通达人物的精神世界，反映他们的心灵跃动，才能展现这些技术创造和生产建设能手们的所思所想，塑造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英模。而只有深刻表现了工人英雄的政治思想，才会给读者带去持久且强烈的阶级触动和教育作用。对此，罗荪说得非常清楚：“在任何时候，人物总是生活的主体，因而也必然是文学的主体，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表现人的性格、人的思想感情，它才成为重要的部分出现在作品中。因为我们认为文学的任务是以艺术形象帮助人民认识生活，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育人民。文学作品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教科书，生活教科书，而不是生产技术教科书。它又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性达到它感染和教育人的目的，因而，作品中的人物就占据了主要的位置。”(30)本社编.创作问题漫谈[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57页。尽管技术生产描写是展现社会主义中国工业化景象的手段，但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政治立场和阶级观点是每时每刻都需要加以强调的准则。大事刻画与宣扬解决技术生产关键问题的人，而非沾滞于技术生产本身，就是为了张扬这种人物的精神思想，强化作品的政治主题。如此一来，解决技术问题和从事工业生产的人物已然跃升成政治思想的光辉形象，成为了一个个典范化的“政治人”而非简单的“工人”。技术生产不过是“政治人”的外在装饰，内在的政治思想精神才是应该重点传达的内容，“作品要善于引导读者跟着人物的思想感情跑，尽量减少读者对技术的追根究底”(31)本社编.创作问题漫谈[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58页。，此之谓也。

技术生产描写尽管会导致“见(事)物不见人”、本末倒置的问题，但对于从事工业生产实际工作的业余作者而言，要他们完全摆脱技术生产描写不仅不现实，还会削减他们被艰难激发起来的写作热情和信心。万国儒在谈及自己的写作体会时，坦诚地诉说道：“在题材上，由于自己水平低，看问题片面、肤浅，把工厂的生活光局限在技术改进和创造发明上，作品所出现的人物，只有人物的名字和人物的几句对话，却没有人物的形象。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主要是自己忽略了文学作品最主要的东西——写人。其次是，自己把生活面看得太窄，在题材上一离开技术改进，就没辞了。”(32)本社编.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1页。这虽说是一段自我批评式的表态，可最后一句实则道出了万国儒的苦衷，也是与他类似的工人作者不可能完全远离技术生产描写的实情。

更重要的是，技术改进和生产场景无疑是展示和宣扬工人的雄伟气魄及其高尚精神的有效手段，如若简化乃至回避了技术生产的描写，则会大大弱化工人的形象。个中深意，身为工人作家的胡万春感受尤深：“我们工人写作品，总是离不开写自己工厂中熟悉的人和事。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大多数是我们工人。……要写出一个英雄的工人，常常要写出他在机器旁边的劳动……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很多技术问题。我们工人在劳动中的成就，往往表现在我们工人千方百计地解决了某一项疑难的技术问题。技术问题解决了，机器的效能提高了，自然能提高产量和质量，那么我们工人英雄劳动的成果也看出来了。”(33)本社编.作品为什么写得没有新鲜感[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52页。

同时，浓墨重彩的技术改进和生产场景描写更担负着渲染、巩固、反映社会主义中国工业化成就，构建起工业腾飞、一往无前的“乌托邦盛景”的重任。如果缺失了以技术发展革新为典型表征的“现代中国”图景的呈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和“革命新人”的形象便顿显黯淡，甚至不再具备起码的说服力。胡万春说他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发现了因技术描写引起的“见物(事)不见人”的毛病，后来再碰到技术问题时，就选择“避开”“连碰也不去一碰”。可这样一来，却又限制了对工人形象的典型化塑造。比如在《重要的一夜》这篇作品中，胡万春打算通过描写小张已能车制六级工所能达到的复杂的、技术水平很高的产品，来“表现小张在技术上飞跃的进步”，结果只以“他用榔头一敲那只零件，这个零件就正好放进”这样简单的话语将相关过程一笔带过，没能写出技术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人读后觉得小张做的工作不能“令人惊奇和称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胡万春加强了技术细节的描写，将相关内容增改为：“已经夜深了，人们还站在小张的车床旁看着……小张显得很紧张，因为他今夜所车制的轴承，外圆必须和钢轴承壳的内圆相一致，尺寸上的要求，不能相差一根头发。这样的工作，只有六级工才能做好。可是今夜小张第一次担了这样的工作。他有些害怕，万一把铜轴承的外圆车大了，就会放不进钢轴承壳；车小了，铜轴承放进钢轴承壳就会太松。紧松要相称，大小要一致，呵！这个工作物真是太难车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小张额上的汗珠也如雨般下来。当小张把铜轴承从车床上拆下来，放进钢轴承壳的内圆里时，人们都紧张地注视着。小张提起榔头，把铜轴承一下一下地敲进了钢轴承壳，紧松正好，大小一致，尺寸只相差几丝。小张这一下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站在旁边的人也很惊奇，有人说：‘小张在技术上的进步可真快，快达到六级工的水平了！’”尽管胡万春谦虚地表示修改后的文字依然“很不精彩”，但他也自信地说修改后的文字增加技术细节的描写，“具体而简要地强调了技术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能使读者感受到轴承尺寸要求的严格及相关工作的困难程度，有助于显示小张这个人物克服困难的精神气概。因此，增加的这些技术描写“是必要的”。最后，胡万春总结道：“不恰当地避开技术描写，会使本来很重要的、丰富的内容，写得非常单薄，而且显得内容空洞了”(34)本社编.作品为什么写得没有新鲜感[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57页。。

罗荪在批评技术生产描写导致的“见物不见人”问题时坦承：“如果离开了工人在生产劳动中的活的联系，就很难准确的表现出工人的思想感情”(35)本社编.创作问题漫谈[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57页。。如果在写作过程中，缺失对火热生产进程的刻写，就不能鲜明显现整个国家热闹非凡、不断突破的工业化建设场景。所以，“见物不见人”固然不好，“见人不见物”也问题重重：“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做为社会的主人，没有谁是离开生产的游手好闲的人。因此，写人也就不能离开他所从事的生产。也可以说：人不能离开‘物’，否则就无从准确的表现人。”(36)本社编.创作问题漫谈[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56页。

技术生产描写存在的问题非常清楚，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却异常困难，技术生产描写实际上成为了影响工业题材小说写作的一大难题。恰如刘厚生所说的那样：“技术革新的题材往往包含有人与人的斗争(先进与落后或者我与敌)和人与自然(机械、技术等)的斗争两方面。人与自然的斗争如果不尖锐、不严重，轻易就能够解决，则不能显示英雄人物艰苦创造的精神。但如果把人与自然的斗写成严重的、主要的矛盾，容易到写技术过程、写生产过程的见物不见人的牛角里去。”(37)本社编.写真人真事和创造典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第38页。“见物(事)不见人”将主要精力用于技术生产的描写上，分散了对人物精神思想的开掘、阻碍了对人物形象的深化；反过来，“见人不见物(事)”则因为缺少了技术生产的描写，不能通过尖锐的斗争来显示人物力量的伟大，同样无益于人物思想精神的拓展。问题虽然不同，但人们的立足点居然都出奇的一致，这本身便证明了技术生产描写的难解。更何况一者要弱化技术生产描写，一者要强化技术生产描写，平衡的工作实际上极难掌控。

结语

通过对“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的梳理解读，可以发现这套丛书暗含的培育工农兵文学创作的具体路径是：首先贬低专业作家把持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品评的权力，转而称扬与拔高工农兵业余作家的创作；鼓舞起工农兵作家的创作热情和信心后，紧接着策略性地出台“真人真事写作”的创作方针，以之解决工农兵作家艺术技巧欠缺的问题；而作为工人作者最为熟悉的内容，技术生产描写的涌现则是“真人真事写作”逻辑的自然演化。最终，工农兵文学便在上述手段的合力推动之下迅猛发展。然而，“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呈现出来的这些工农兵文学生产路径同时也折射出了相当明显的困境。怎样把握“真人真事写作”的“经权”辩证关系，使得工农兵文学写作既能够借助“真人真事”的掩护规避技巧上的不足，为现实革命工作发挥动员效力；同时，又能够不局限于亦步亦趋地摹拟“真人真事”，塑造出具备永恒价值的阶级榜样化的文学典型？工业题材小说的技术生产描写怎样才能与人物的政治思想感情紧密融合，取得既“见物(事)”又“见人”的共振效果？这是困扰着工农兵文学写作的两大难题。

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工农兵文学的相关研究，总是深受“新启蒙编码”的主导。携带着“新启蒙”预设的一系列纯文学准则去评判工农兵文学，后者理所当然在整体上蜕变成了“非文学化”的文学形式，政治话语对文学艺术“本体性”的干涉和戕害则是人们对这一现象的普遍归因。这其实是一种从后置立场出发的简单化的研究思路，它妨碍了对工农兵文学生产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深入认识，进而极大遮蔽了工农兵文学乃至整个“50-70年代文学”本身具有的丰富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回到历史现场，“贴”着工农兵文学生产运动本身，切实探询相关问题的缘由。“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展现出来的工农兵文学生产的路径与困境，正是在“历史化”意义上具备了不可忽略的价值。另一方面，“新启蒙”主导的研究思路，预设了以工农兵文学为主体的“50-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以降的文学流脉的断裂。然而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地位提升与“打工文学”作者培养模式的可类比性，“真人真事”的写作困境与当下“非虚构文学”在处理“真实”和“虚构”时存在的问题相似性，都提示我们注意“断裂说”可能造成的问题遮蔽和事实简化，并暗示出“历史化”地进入工农兵文学“生产现场”有助于激活我们对“新时期文学”乃至“当下文学”的认识。基于此，有必要对艾略特那句耳熟能详的说法加以强调：“历史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38)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M].卞之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