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废墟与文本的行旅：郁达夫翻译《废墟的一夜》

冯 波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郁达夫对德国作家盖斯戴客的《废墟的一夜》的译介是一个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的跨文化实践。一方面基于郁达夫留日经验的先验判断，学界相关的成果大多注目于日本文学对郁达夫创作的深刻影响，而对于郁达夫与德国文学的复杂互动关系，虽偶有涉猎但尚未深入；另一方面，由于郁达夫对这一小说所谈甚少，自然也给人以无足轻重之感，《废墟的一夜》被淹没于郁达夫研究中也不足怪哉。然而，若从译介本身的跨文化本质谈，《废墟的一夜》恰恰最丰富地呈现了在“文化间转介挪用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特质与成分持续跨越流动”的情状。(1)彭小妍.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九三〇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M].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第57页。而更令人深思的是，在这一“持续跨越流动”的本地化协商过程中，个人将自我情思植入时代与历史时“辗转反侧”、“反复无常”般的“一己悲欢”是否果真不足道也？在线性的、前进的民主革命思潮中，在集体情感诉求之外的“个人化”言情到底为文学的现代发生及其阐释体系带来了怎样的本土化思考？以上困惑即是笔者注目于这篇看似“不起眼”的译作的原因所在。

一、三改译题

《废墟的一夜》是郁达夫所钟爱的德国文学之一种。从1928年首译于《奔流》到1935年收入《达夫所译短篇集》，历时七载，郁达夫“不离不弃”，还多次将之列为译文集首篇，足见他对这篇译作的珍爱。然而颇令人意外的是，对于这样一部自己如此欣赏的佳作，郁达夫却少有评述，较为集中的介绍也还是1928年发表于《奔流》中的“译者后记”，之后不同版本的“译后记”也大都是《奔流》“译后记”的重述，没有太多新鲜的内容。而彼时文坛、学界的评述更是凤毛麟角。《废墟的一夜》在译者与读者中的双重冷遇使得这篇少有问津的译作注定成为了被遗忘的“过客”。那么，《废墟的一夜》果然乏善可陈，不值一读？如果事实如此，郁达夫为何没有“七年之痒”，反而对此念念不忘呢？显然这个观点是立不住脚的。那既如此，读者、评论家的漠视，以及作家自己的某种“欲言又止”的不正常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且看作者在译介中对小说题目的三次改动。

郁达夫首译Friedrich Gerstäcker的小说“Germleshausen”时，将小说的题目翻译为《盖默尔斯呵护村》，这篇译作刊载于1928年11月30日《奔流》第一卷第六期。从该刊“译后记”看，“译者所根据的，是美国印行的Heath’s Modern Language Series 的一册，因为近来在教几位朋友的德文初步，用的是这一本课本，所以就把它口译了出来，好供几位朋友的对照。”(2)[德]Fr. 查斯戴客.盖默尔斯呵护村(Germleshausen)，达夫译[J].奔流，1928(6)，第957-1014页。从译者对作者“Friedrich Gerstaecker”(Friedrich Gerstäcker)及作品“StreifundJagdzuege” (StreifundJagdzüge)(“漫游与探险”，笔者译注)的拼写看，郁达夫口译当是德文原文。据1928年《奔流》版本，在小说题目“盖默尔斯呵护村”下，郁达夫还专门注明“(Germleshausen)”，可见，“盖默尔斯呵护村”为“Germleshausen”的音译。郁达夫第一次对译名的改动是在出版译文集《小家之伍》前，译者曾尝试将《盖默尔斯呵护村》改为《乌有村》，1930年2月22日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述：

“早晨三点钟就醒了，中夜起来，重看了一遍译稿。《小家之伍》一书，译文共五篇，打算于这六七日内整理好来。目录如下：1.《乌有村》(Germleshausen)。2.《幸福的摆》(DasGlüvckspendel)。3.《一个败残的废人》(EinWrack)。5.《浮浪者》(TheTramp)。”(3)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五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280-281页。

但从1930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小家之伍》看，郁达夫最终还是放弃了《乌有村》的译名，取而代之以《废墟的一夜》，这是郁达夫对小说题目翻译的第二次修改。而第三次小说译名的改动与前两次不同，在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达夫所译短篇集》中，郁达夫虽然沿用了“废墟的一夜”的译法，但与《小家之伍》不同的是，“废墟的一夜”之下的“Germleshausen”的原文标注被删除了。从“盖默尔斯呵护村”而“乌有村”再到“废墟的一夜”，郁达夫译介中小说译名的难产是颇耐人寻味的。郁达夫三改译题，其中有怎样的斟酌？那么这部让郁达夫如此纠结，举棋不定的小说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

从阅读感受上说，这确实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初读令人感到愉悦而恬静，但越往后，小说的气氛愈加阴森恐怖。郁达夫在译者后记中坦言：“他的谈陷没的旧村及鬼怪的俨具人性，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很象很象。”(4)[德]Fr. 查斯戴客.盖默尔斯呵护村(Germleshausen)，达夫译[J].奔流，1928(6)，第957-1014页。既如“聊斋”，恐怕不外乎“用传奇法，而以志怪”(5)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16页。，可见作品所描绘的幽冥幻域，不过是现实的反映，理想的寄托。那么如何让读者更直观、深刻体会作品的主旨，题目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我们知道，所谓“题目”,一要对题，二要瞩目。题目或交代故事内容，或寄寓文章主旨，一个好的题目往往是对作品主旨最简洁的提炼，这对于那些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作品尤其如此。因此，从“盖默尔斯呵护村”到“乌有乡”、“废墟的一夜” 译作命名的变化，其实正是郁达夫阅读不断深化的体现。即不满足于“音译”的被动翻译姿态，而是力图主动、能动地把握作品的主旨与象征意蕴，这主要体现在他第一次对译名的修改上。但第二次从“乌有之乡”到“废墟的一夜”的改动则复杂得多。从前述的日记可知，一个让译者午夜三点都难以入眠，中夜起来敲定的目录却最终并没有付诸实际，这到底为何？可见郁达夫最终并不满意“乌有乡”对作品主旨的揭示，虽然作品中的那个“陷没的旧村”确乎“子虚乌有”，但也许绝非“无稽之谈”吧，此等寓言/预言反倒是更为真实的呈现。正如郁达夫在译者附记中所说的，“不过这也是德国当时的一种风气，同样的题材，在W. Mueller、Heine、Uhland诸人的作品里也可以看到。”(6)[德]Fr. 查斯戴客.盖默尔斯呵护村(Germleshausen)，达夫译[J].奔流，1928(6)，第957-1014页。至于第三次译者为何删除了“Germleshausen”的原文？虽然文献匮乏，我们已难以找到译者反复思忖的蛛丝马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个原文已经没有标注的必要了，“废墟的一夜”与“Germleshausen”的原意已经相去甚远，如果保留小说题目原文无异于画蛇添足，这也显示了译者对这一中文译名的认可与自信。

基于如上的认知，我们再看译作被读者与评论家的冷落以及在“革命、救亡”的主流叙事中被边缘化也便成了必然。一方面，作为一篇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小说，《废墟的一夜》隐而不彰的主旨无形中给读者或评论者造成了阅读的障碍；另一方面，奇幻的故事情节也给读者似有与时代脱节之感。但除却如上源于作品自身的特点外，更重要是这篇译作由于译者极其“个人化”的情感投入，使得译作成为了译者心声的曲折表达，这在三改译题中已然有所显露。那么，作为旁人的读者和评论家自是很难真正走进译者复杂的心灵深处。换言之，这不仅是读者、评论家的困惑，其实也是郁达夫自己的苦恼。

譬如在郁达夫“自序”中说：“我的译书，大约有三个标准；第一是，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7)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废墟的一夜》的“爱读”之处又在哪里呢？从“译者附记”看，郁达夫对这部“德版聊斋”的主旨所谈甚少，他称许的是作者笔下的外国风土、冒险奇谈。而事实是《废墟的一夜》中恰恰并没有多少异域风景的描写，也缺少独特风土习俗的展示。要说“冒险奇谈”也不过是一个古村在一夜之间陷没与消失的奇闻异事。其实此类故事在《聊斋志异》或是域外小说中并不鲜见。譬如日本上田秋成根据明代瞿佑《剪灯新话》创作的《雨月物语》中就有一个的“浅茅が宿”(あさぢがやど)(又译《夜宿荒宅》)(8)“浅茅が宿”(あさぢがやど)(又译《夜宿荒宅》)为日本上田秋成根据明代瞿佑《剪灯新话》创作的《雨月物语》中的一个故事。讲的是胜四郎七年回到故乡，见故居犹在，妻子无恙。可是翌日清晨，却见自己独自一人睡在荒原之上，边上就是妻子的墓。的故事。如果这类已然令人审美疲劳的故事是郁达夫“爱读”且非译不可的理由，恐怕多少还是未解译者翻译此类作品更深层的动机。从“译者附记”不难看出，郁达夫更关注的是作者Friedrich Gerstaecker(Friedrich Gerstäcker，郁译：盖斯戴客 )(1816-1872)从德国至美国，从美国返德国，甚至游历南北美洲，环游世界的壮举，那么既如此，对于暮年回到故乡的盖斯戴客来说，让他感触最深的恐怕已不再是异域空间的新奇，而是物是人非、沧海桑田般的唏嘘、感慨。可见《废墟的一夜》不仅是一个带有奇幻色彩的鬼怪故事，更是隐喻对乡土的深切反思，这对于同样有着东游扶桑，辗转多地游历经验的郁达夫来说，难免不被这一舶来的“乡愁”寓言所打动。因此，郁达夫对盖斯戴客作品中外国风土、冒险奇谈的称许，其实不在奇谈本身，强烈吸引他的，是一个有着不同时空生活经验的作家所进行的跨时空的艺术实践。郁达夫的“爱读”是一种感同身受的阅读情感体验，换言之，所谓“爱读”其实正是郁达夫从他国类似乡土文化中找到了共鸣，于是把翻译变成了自我的情绪纾解、抒发的方式与途径。诚如邵洵美所言，“要知当他在选择翻译的材料的时候，便早已胸有成竹，不同道毋相谋；因此选择的，便多少和他自己是相近的”(9)文(邵洵美).书评两则：《小家之伍》，郁达夫译[J].金屋月刊，1930(9&10)，第347-351页。。

二、“钟声”与“雾霭”的互文

愁是一种情绪，乡土寄托着情感，郁达夫翻译《废墟的一夜》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一部域外游记经过文本的行旅后，其实已然寄寓了译者个人对家国的情思。如果将郁达夫自身的人生情感经验与作品虚构的抒情相联系，就能愈加强烈地感到这种情之相通。譬如作品中多次出现的“钟声”与“雾霭”的隐喻与译者七年间痛苦犹疑的心态就多有谐振。

《废墟的一夜》中先后七处描写的“钟声”贯穿故事始终，它不仅是叙事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也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强大的思维力量，它对整个作品的情感走向起到了牵制、推动作用。出现在小说开头的第一次钟声，唤起了主人公亚诺儿特对故乡的思念，它提醒读者主人公是一个走出家门的游子，他的乡愁是贯穿着探险之旅始终的。但除此之外回荡在盖默尔斯呵护村上空的六次钟声无不是“慢慢撞击的”、“并不深沉响亮”、“尖锐不和协的”，甚至让人感到“有点怕人”(10)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10页。的。譬如第二次钟声的“尖锐不和协”(11)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10页。，第三次又响起的“那个旧的在(有)裂痕的钟声”(12)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37页。、第四次、第五次在临近午夜十二点前，旅馆舞会的狂欢之时，随之响起的“冗慢的钟声”(13)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46-47页。以及第六次亚诺儿特与盖屈鲁特最后生离死别之际宣告古村的陷落与画家爱情的结束出现的钟声。就连最后在亚诺儿特耳边周而复始地响起的“尖锐的钟声”的幻听也是惊恐与痛苦的余音。不难看出，第一次与之后响起的钟声给亚诺儿特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第一次钟声虽让他想起了故乡，但并不令他感到忧愁，“他那少年的心，他那轻松快乐的心”是不允许“这些烦忧沉郁的想头滋生起来”的，所以“他只除去了帽子，含着满心的微笑，朝了他所素识的故乡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比前更紧的拿起那枝结实的手杖重新遵沿着他所已经开始的行程，他就勇猛地走上大道，走向前去了。”(14)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2页。而之后的多次出现的迟钝、暗哑、散伤丑害之声则更多地充满了警示的意味，譬如越临近午夜十二点，人们就愈加沉寂、狂躁，因为钟声预示着不可遏止的毁灭的到来，这也让亚诺儿特感到极为恐惧，而越是恐惧，他就愈加思念起母亲。“一种阴森森的莫名其妙的恐怖笼罩上了他的全身，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只觉得想念他在家中的老母的一个想头逼上了他的心来。”(15)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46-47页。

前后涌起的乡愁差异其实也是主人公亚诺儿特复杂心理的呈现，一是丧钟必然响起的恐惧，一是再次魂归故里的忧郁。这其实也未尝不是“五四”以降，努力告别家园、奔赴理想的知识青年的写真，即努力地走出家的襁褓，但又在挫折中寻求家的庇护的矛盾且无根的精神面向。而在1927年即译介《盖默尔斯呵护村》的前一年，郁达夫恰巧也翻译了一首德国诗人好乌斯曼具有相似情感倾向的诗歌。(16)原诗无译者，查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26日所载“午前九时半至学校看报，有《A.．E．Housman’s Last Poems》一册，已为水所浸烂，我拿往学校，教女打字员为我重打一本。这好乌斯曼的诗，实在清新可爱，有闲暇的时候，当介绍他一下。”由此可知，此诗译者为郁达夫。参见，郁达夫.日记九种[M].上海：北新书局，1928，第18页。

Wide is the world, to rest or roam,

And early’tis for turning home;

Plant your heel on earth and stand,

And let’s forget our native land.

From A. E. Housman’s Last Poems

任你安居，任你飘泊，这世界是广大无极，

回返故乡故土，这还不是这时节，

把你的脚跟儿站直，挺身站直，

让我们忘掉了故乡吧，暂且把故乡抛撇。(17)郁达夫译.原诗无题目[J].洪水，1927(28)，第138页。

郁达夫选择译介好乌斯曼的诗作多少显示了此时他对那种毅然“忘掉故乡”、“抛撇故乡”情感的某种关注或认同。与之相应，1928年在《奔流》上发表的《盖默尔斯呵护村》(“Germleshausen”)对小说题目也采用了较为简单直接的音译法。这种与故乡情感的疏离感在同年创作的《在寒风里》得到了延续，作品中的“我”“自从离开故乡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六七年了。这中间虽然也回去过几次，虽也时常回家去小住，然而故乡的这一个观念，和我现在的生活却怎么也生不出关系来……可是奇怪的很，这一回的回乡，胸中一点感想也没有。连在往年当回乡去的途中老要感到的那一种‘我是落魄了回来了’的感伤之情都起不起来。”(18)郁达夫.在寒风里[J].大众文艺，1928(4)，第665-690页。但是亚诺儿特在恐惧中对故乡母亲的追忆还是让译者为之动容的，这对于三岁丧父，自幼对母亲感情至深的郁达夫来说这并不难理解，加之留日期间与曼陀兄的矛盾，甚至“夜思兄弟无情，几欲自杀。”(19)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五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6页。可以设想在此境况之下再次涌起混杂着对母亲强烈思念的乡愁也自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既如此，郁达夫因何不踏上归乡之路？作品中亚诺儿特五次遭遇“雾霭”阻挡的隐喻为探赜译者的心声提供了颇有意味的互文。这种“深厚紫褐色的烟霭”(20)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31页。其实是“地气”，燕子因地气不愿造巢，果树因地气不结果子，它总是与令人压抑的景物相伴随，譬如那块低低的墓地。“地气”这种来自于大地的奇诡迷障，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由本土的、传统的农业文明而生发的基于乡土的、带有根性的情感认同。那么“雾霭”也就有了隐喻传统乡愁已然成为了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情感羁绊之意。譬如，亚诺儿特对盖屈鲁特的迷恋，实则是对美好“过去”/“传统”尚存的眷恋。然而当他与心上人如约再次返回盖默尔斯呵护村时，“雾霭”如约而至使他找不到了回村的路。原路已变成沼泽，处处都是陷阱，即便亚诺儿特几次艰难尝试，但最终还是遍体鳞伤地回到了原点。不过“雾霭”之所以能够遮蔽亚诺儿特回到陷落的世界，其实不在“雾霭”而在亚诺儿特自身。作为一个走出了故乡的异乡人，他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结构已经被外在世界的文明内在地改变了，这使他分明地感到“我简直合不上拍”(21)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44页。。而盖屈鲁特之所以决意与他告别，也正是她清楚地意识到亚诺儿特已不属于这个即将陷落的世界了。从1928年代“译者后记”看，“雾霭”其实正是“W. Mueller、Heine、Uhland”诸人作品中常可看到的“德国当时的一种风气”(22)[德]Fr. 查斯戴客：《盖默尔斯呵护村》(Germleshausen)，达夫译[J].奔流，1928(6)，第957-1014页。，即一种与德国社会格格不入，极为不协调的陈腐、迂缓甚而骇人的精神文化的象征。然而更令人可悲的是，当丧钟响起时，他们非但没有警醒，反倒在这种“风气”中自我麻醉，宁愿一步步走向崩溃的途中作最后的狂欢，也不愿走到外面的世界。正如盖屈鲁特听到“铁路”“电报”时的惊异，“青年画家不能了解，何以在德国境内竟能有这样保守的人，完全和外界相隔绝，竟能不与外界发生一点极微细的关系而这样地在生活过去。”(23)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34页。

反观这种故步自封、不思革命的愚昧保守其实也是彼时中国的现实，对此译者显然也有相似的愤懑与不满。然而不似的是，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现实使译者强烈感到的“隔绝”之感并非仅限于空间的割裂，更在于来自精神的压抑与痛苦。譬如，三十年代的中国已非“闭关锁国”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但是当译者再次踏上故国时却仍深深感到自己仿佛“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24)郁达夫.忏余独白[J].北斗，1931(4)，第55-57页。“完全和外界相隔绝”的盖默尔斯呵护村与“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相似的是同样令人窒息的压抑与隔膜，不同的是这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更带有暴力性质的压迫。与《废墟的一夜》中德国陈腐的、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文化象征不同，它既来自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国内沉滞而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源于大革命失败后自我的孤独与迷茫。换言之，这既是政治、思想的压迫，也是自我的压迫。在《小家之伍》“译者后序”中的郁达夫自嘲道：“不过当中国的各‘大家’正在合纵连横，对我这样的一个小之尤小，决未成家的人，在下总攻击的此刻，把这一部稿子送给印刷所去印出书来，似乎也有一点借了外国人的毒瓦斯来遮盖自己的嫌疑。”(25)郁达夫译.小家之伍[M].上海：北新书局，1930，第248页。于是我们看到，在相似的、不似的故土体验中，异国的钟声转化为郁达夫的心声，那“遮障在村谷的那一部分上的”(26)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10页。浓密的雾霭也成了译者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译者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盖默尔斯呵护村”绝非“乌有之乡”，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存在，那个一夜即为废墟的警示也绝非危言耸听。

三、“疲倦的热烈”与“颓废的道德”

在译介《盖默尔斯呵护村》的前一年，即1927年8月14日叙于上海寄寓中的《日记九种》的“后叙”中，郁达夫不无感慨，“不过中年以后，如何的遇到情感上的变迁，左驰右旋，如何的作了大家攻击的中心，牺牲了一切还不算，末了又如何的受人暗箭，致十数年来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剑相向。”(27)郁达夫.日记九种[M].上海：北新书局，1928，第249页。这里讲的情感上的变迁显然指的是他与夫人孙荃及王映霞之间的感情纠葛，而《废墟的一夜》本身也贯穿着亚诺儿特的“艳遇”故事，二者的巧合是否有必然的联系，我们不便过于解读。但作者对老友反目、暗箭伤人的愤懑可能更让他无法释怀。在译介《盖默尔斯呵护村》后的第二年，即1929年9月19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郁达夫说：

“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议的谣言。上海的各小报及文坛ゴロ，都在说我已经应了北京燕京大学之聘，去作什么文学系的主任了。并且薪水数目也有，到校的日期也已经有过，你说这种谣言奇怪不奇怪呢？大约此事的出处，是由革文家等制造出来，意思是在(一)说我拜倒在美国拜金主义之下，(二)说我的确是小资产或由资产阶级，每月收入有几多几多，所以说反动的代表。这一种中伤谗诬，实在是可笑得很，但是中国人却专喜欢弄这些小玩意儿，那也是没有法子的。”(28)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六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177页。

信中郁达夫用日语拟声词“ゴロ”来形容当时文坛、批评界种种反复无聊令人厌恶的杂音，文中杂以日文多少还是显示了郁达夫既不愿、也不屑明说的鄙弃与无奈。郁达夫所遭遇的“中伤谗诬”与亚诺儿特在漆黑之夜，试图回到约定之地所遭遇到危险、陷阱似可等量齐观。正如亚诺儿特被雾霭遮蔽回路，虽几经艰辛尝试但终不免无奈地回到了原点一样，郁达夫在1931年底的《忏余独白》也有同样的困厄与迷茫，“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可是反将过来，就是‘青年倒霉！革命落空！’在囚牢里奔放出来的成千成万的青年，只空做了一场欢喜的恶梦，结果却和罗马帝制下的奴隶一点儿也没有差别……”(29)郁达夫.忏余独白[J].北斗，1931(4)，第55-57页。

如上种种外在的、内在的压力显然已经超出了个人爱情婚姻生活的困扰，这使得我们不能将《废墟的一夜》简单地看作一篇爱情小说，同理我们也不能夸大此间爱情因素对郁达夫创作与思想变化的影响。婚姻爱情的纠葛、政治时局的复杂加之文坛或明或暗的斗争，都使得刚过而立之年的郁达夫就有了一种《日记九种》“后叙”中所言的“中年之后”的感觉。在邵洵美对《小家之伍》的评述中，“中年心态”再次成为了评述其译作的关键词，他说：“对于选择我又极佩服达夫；每一篇都有悠长意味的作品：除了第一篇，其余的差不多是中年人的面面观，一种疲倦的热烈，一种颓废的道德。”(30)文(邵洵美).书评两则：《小家之伍》，郁达夫译[J].金屋月刊，1930(9&10)，第347-351页。但遗憾的是，邵洵美除去的“第一篇”即“废墟的一夜”，恰恰是最能体现这种“中年心态”的作品，看来作品强烈的象征隐喻色彩确实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读者与批评家的判断。在1930年创作的《纸币的跳跃》中，主人公文朴的心声就颇似一种中年心态的流露，“二十七八年间，他所遭遇着的，似乎只是些伤痛的事情的连续。他的脑里，心里，铺填在那里的，似乎只是些悲哀的往事的回思。但是这些往事，都已升华散净，凝成了极纯粹，极细致的气体了。”(31)郁达夫.纸币的跳跃[J].北新，1930(12)，第1535-1539页。这种已然将伤痛升华为“极纯粹，极细致的气体”的精神境界正是经历失败痛苦后的理性省思，是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郁达夫在译介这部“诡异”的德国小说时，对译名颇为踌躇的时段。而颇为巧合的是，视日记为“人生之反照镜”，感慨“若不逐日记录……其一日一时之思想，一举一动之威仪，势必至如水上波纹，与风俱逝耳”(32)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五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1页。的郁达夫，除了《日记九种》外，恰恰在1927年8月1日至1931年6月16日出现了断档。在此期间，他既有广州的苦闷，自穗返沪、加入左联，随后退出的挣扎，也不乏与郭沫若以及创作社“小伙计”的矛盾直至最终退出创造社的失望。“热烈”之后的疲倦感和“道德”被践踏的废墟感自然是很容易在这种种痛苦、失望、无奈中生成的。这种“中年心态”其实正显示了郁达夫“抒情时代”的情感痛苦向精神废墟的转化。在《忏余独白》中郁达夫坦言：“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33)郁达夫.忏余独白[J].北斗，1931(4)，第55-57页。那么从这一点说，三改译题，直至以“废墟的一夜”定名，也是因应了这种思想情感的内在嬗变。

由上而观，我们发现文本的传译/转异，“抒情时代”的终结与精神废墟的建立，这两个程序在郁达夫身上是交汇呈现的。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先后逻辑关系，实际是这两种情绪往往以一种交错、随机的方式不断显现，颇给人以“反复无常”之感。譬如，前述1931年《忏余独白》中郁达夫还觉得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34)郁达夫.忏余独白[J].北斗，1931(4)，第55-57页。可是到了1936年他反倒觉得：“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杂乱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35)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J].宇宙风，1936(25)，第27-29页。那么到底哪种才是真情，哪样才是实感呢？这其实就像郁达夫在王映霞面前为孙荃生活困顿而流泪一样，无论是对爱情的痴情还是对家庭的愧疚都是作家自身并不伪饰的真性情。这种率真的、以情感的触角与时代、历史乃至自我的对话方式恰恰为我们揭示了传统“言情”在现代语境中的独特演绎方式。换言之，相对于种种学说、理论，郁达夫更信任内在的体验与心灵感觉的可靠性。在《序李桂著的<半生杂记>》中，他说：“一个人的经验，除了自己的之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更真切的真情。”(36)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434页。在对德国诗人施笃姆(Theodor Storm)的评论中，他也对葛迪(Goethe)将“艺术家呀，要紧的是情意，并不是言语，因为一口气息就是你的诗”(37)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17页。作为施笃姆诗歌的原则而深表赞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的抒情并不是总是单一的情感倾向，他的抒情本身往往有一种自我悖反的特点，具体而言即他总是先从身体的感触而逐渐延展至纯然的精神世界，并呈现为一种“情深不知处”般的强烈的沉浸感，但往往就在氤氲于冥想而不可自拔之时，又能努力挣脱，并痛陈其儿女情长而有违匹夫之责的懦弱，进而迅速将种种不快与对乱世的愤懑杂糅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譬如《沉沦》中那个身体陶醉于异国如南欧海岸般的旖旎风光中，却深感“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38)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一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40页。，以致最终长叹着祖国“你快富起来！快强起来罢！”(39)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一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75页。的可怜青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郁达夫的抒情中，理性认识的辩证性总是在力图超越自己的经验界限，从而达到对自我的二次确认与认同，这也是个体之于集体的价值与意义所在。诚如郁达夫所说：“全体是集合个体而成的，只教这个体能不破坏全体，或者更能增进全体的效用，则这个体的意义，也并不是完全就等于零。”(40)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434页。

如此一来，我们看到一方面郁达夫将个体的抒情作为更真实可信的认知世界，对话历史与时代时足可信赖的方式，一方面他又警惕抒情的历史局限所可能造成的主观偏见。所以我们看到他因回国碰壁的懊丧而感到岛国的生活无一处不是失望与悲伤，但当面对“土拨鼠式的中国”时，他又“乐不思蜀”般地开始怀恋起日本。换言之，郁达夫天性的敏感、率真与情绪化使得他很愿意及时披露自己的心迹，感性地表达自己。而中国传统的“名士”情怀又使得他往往有感则发、不平则鸣，即便这种抒情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同心境使然。于是越要解剖社会、解剖自我，他就越要抒情，即不断地在以抒情的方式纠正或修正以往的情感倾向。于是，在随机的、带有强烈主观倾向的情绪波动中，自我也在不断地自省中开始发生转向。这类似于鲁迅“反抗绝望”般的生命哲学，郁达夫也有对抒情绝望的反抗。他仿佛是一个“情感中间物”，总是孤寂地在幽微或炽烈的情感火焰或明或暗的照耀下秉烛夜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郁达夫翻译《废墟的一夜》何尝不是一种抒情，他三改译题又何尝不是一种“反抗绝望”般的抒情呢？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抒情时代的终结与精神废墟的建立，我们发现三十年代郁达夫在被政治、学界的放逐的同时，其实也放逐了自我。“放逐”通过“他者”的建立得以实现，并通过对“他者”的抒情重新定义了自我，从而实现了“个人主义的转向”(individualistic shift)。也就是说“个人的内在自我被发现并被赋予独特的价值，使得个人从有机共同体中‘脱嵌’(great disembedding)出来，获得了具有个人主义取向的自我理解。”(41)[加]泰勒.本真性的伦理[M].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7页。郁达夫辗转反侧的苦闷、反抗绝望的抒情方式就颇似查尔斯·泰勒所谓的“本真性的伦理”(The Malaise of Modernity)，即一种之于现代的疲惫无力感，而这种对现代的不适恰恰促发了现代知识分子本真的自我与社会的自我更为紧密的联系，于是，自我意识开始发生现代转向，并最终建构了自身的主体性。

郁达夫曾言：“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42)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七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119页。此诗虽是作家的自嘲，但何尝不是他在个人兴怨与时代际会的交错、纠缠下对时代与历史独特的想象与回应方式。尤其对于三十年代郁达夫显露的所谓“中年心态”其实在现代文学叙事中并不鲜见。在集体化情感的感召下，作家自身基于个人的浅吟低唱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没有深入个人灵魂的探析，又如何呈现人的现代生成？因此抒情也便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如郁达夫这样带有突出的中国传统文人气质作家的选择。而从中国文学的“言情”传统谈，“抒情”也更彰显了个人、民族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因为“情”的不确定性、权宜性可以以一种貌似柔弱的方式构成与现实政治的缓冲，而正是这种缓冲使得多元的容纳成为了可能。这就像《废墟的一夜》中那幅诡异的画。葬仪中“被忧伤所摧毁似的”老人拉着金发的小姑娘，未满四岁的孩子看到滚倒的狗而开心的笑着。(43)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27页。历史(老人)与未来(孩子)、死亡与希望、悲观与乐观都在这个被称为“悲哀的添加品”的画作中以艺术的抒情方式实现了对多种冲突、悖论的阐释可能。从这个角度说，跨文化的抒情对我们消除断代化与地域化的翻译问题，对祛除二元对立思想的跨文化研究着实启发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