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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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目前,我国多数高校仅是追随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潮流,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不够深入。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我国研究型大学不仅要借鉴国外一流大学建设的成功经验,更要明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坚守大学的本色,最终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奋斗目标。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为其国家培育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也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制教育权”成为国家间隐性竞争的筹码。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关乎我国社会的发展,更是对我国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考验。
怀特海认为“大学是实施教育的机构,也是进行研究的机构。但大学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仅仅向学生们传播知识,也不在于仅仅向教师们提供研究机会。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使青年和老年人融为一体,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1]国外一流大学注重大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并将鼓励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作为其高等教育发展的创新策略,而我国高校注重本科生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将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主要置于研究生阶段。江泽民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因此,就国家的长远发展而言,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尤为紧迫。
国外一流大学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外一流大学于各领域培养了众多诺贝尔获奖者;在知识创新方面,《自然》和《科学》杂志中的优秀文章大多来源于国外一流大学;在精神传承方面,国外一流大学始终秉承追求真理的理念,在浮躁的尘世中坚守灵魂。目前,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大学要具有强烈的“全球使命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中国要为实现“教育强国梦”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并主动承担起“全球使命”的重任,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高校不仅要深刻认识到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性,还要明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不能盲目地追随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潮流。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高校需要以理念为指引、制度为保障、大学人为主体。
潘懋元教授认为:“大学理念虽然是一个上位性、综合性的高等教育哲学概念,但它不仅反映高等教育的本质,而且涉及到时代、社会、个体诸方面的因素。”[2]大学理念不仅是时代、社会或大学人智慧的反映,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积淀的展现。
然而,我国高校多是借鉴或模仿国外大学的理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大学模仿苏联大学办学模式,并将培养专业人才作为我国大学的理念。在这种大学理念的指引下,高校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却忽视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研究型大学不断学习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并将注重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理念。在这种大学理念的指引下,我国研究型大学形成了重视科学研究的氛围,但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很容易忽视本科教学。
雅斯贝尔斯曾指出:“对于大学的生存来说,最关键的是它要依靠人,而非制度,因为制度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物质前提而已。”[3]国外一流大学的校长具有战略的眼光、改革的魄力和运筹大局的能力;教师拥有研究学问的热情与忠诚;本科生在参与科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提升了自身的创造力。
然而,我国研究型大学中的校长和教师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作为大学领导者的校长,要具有教育家的情怀、政治家的远见和社会改革家的魄力,主动承担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任,带领教师和学生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而奋斗。高校多数教师把学术研究作为其谋生的一种手段,但“人的存在,在其最充分的意义上,表现为我们追求超越之物的那种严肃的、无条件的忠诚。”[4]
“理论上,制度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但在实践中由于工具理性的主导,手段经常会异化成了目的。理论上,一种制度应该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但在实践中某些制度却常常地成为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5]当前,我国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某种程度上制约教师的教学自由和科研自由。为实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高校必须处理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令之以“学术管理制度”、齐之以“行政管理制度”,使之服务于我国高校的发展。
高校不仅要明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还要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坚守大学的原则。
国外一流大学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仍坚守精英教育,而我国高校大学生数量的不断增长造成了师生比的失衡,影响大学的教学质量及生源质量。“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所提倡的教育权利与机会公平,应给精英教育留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而不应损害精英教育的传统精神。”[6]因此,我国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不能盲目地增加学生数量,而要将师生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障大学的生源质量、教学质量和科研质量。
国外一流大学不仅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管理制度、硬件设施等,更拥有一流的教育理念。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处于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形似”阶段,按照某种指标体系建设我国的一流大学,忽视对大学精神的坚守。由于科研成果成为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指标体系,部分教师在科研压力下,多数是为完成科研任务而进行科学研究,把科学研究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缺乏探索高深学问的热情与忠诚。
然而,“一旦停止了对学术的真正探索,或者认为学术无须来自精神深处,只需众多资料的推挤而成,那将是无可挽回的永远的损失。不仅是学术的损失,因为学术长此以往将徒有其表,这也是国家的损失。”[7]大学是师生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教师不能在科研的过程中失去对科研的热情与忠诚。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国家开始以各种方式干预大学,但“大学不是风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时常给社会一些它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东西。”[8]因此,我国高校必须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坚守大学的本质,而不能失去大学的边界与灵魂。
目前,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口号。雷丁斯认为:“追求一流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不再有大学理念,或更确切地说,这个概念已失去了它所有的内容。”[9]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因此,研究型大学需要以迂为直,找出自身与一流大学的差距并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
从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来看,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一个时间阶段问题。“从历史进程和目标实现的角度看,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然要走过一个初级阶段(建成一些国际知名学科的阶段)和中级阶段(建成一到两所世界一流大学的阶段),然后进入高级阶段(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阶段)。”[10]
由于“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得起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史的考验。”[11]因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每一届大学校长、教师、学生、社会人士等共同努力,国家与大学人“上下同欲”,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将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综上,我国研究型大学首先要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必要性,其次要明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性,并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坚守大学的原则,不能使一流大学建设成为一种口号,更不能片面地按照指标体系建设一流大学,而是要以大学理念为指引、大学制度为保障、大学人为主体,在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中以迂为直,最终实现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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