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思想的互补

王 晶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00）

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思想的互补

王 晶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00）

儒学和墨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一直活跃在历代政治文化舞台的中央，渗透于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要应时代要求而对儒、墨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通过对两家思想加以整合，达到优势互补，作出新的诠释，达到儒、墨学与现代的融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

墨家 儒家 “兼爱” “仁爱” 互补

面对春秋时代周文疲敝、天下失序的混乱局面，作为活跃在思想界的显学--儒家和墨家作出了不同的反映，两家分别提出了“仁爱”与“兼爱”思想来挽救社会的失范。“仁爱”和“兼爱”相互区别却又相融想通，两者在有无差等性、功利性以及内、外在因素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但两者思想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取向，理想社会的目标以及对治国之道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的最终目的都是爱人，只是各自推行爱的方式不同，各有长处和不足，但是两者若能融合互补，两者的最终目的便能更好实现。即是说墨家的“兼爱”只有建立在儒家的“仁爱”基础上，才能不流于空想；而儒家的“仁爱”只有以兼爱为理根才不至于枯萎和退缩，才能充分实现。[1]

一、博爱与“亲亲”相结合

儒家的“仁爱”是以伦理亲情为基础，以成圣成贤为鹄的一种推爱；而“兼爱”则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爱人若己的一种博爱。但由于“仁爱”是以伦理亲情为基础，层层外推能实现其自身，与群己一体的近代平等观念并不协调，而墨家的“兼爱”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爱人若己，这与近代的群己一体的观念相契合。儒家的仁爱是建立在封建宗族血缘关系上的，其目的是在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试图调和阶级矛盾和紧张的人际关系。墨家的兼爱则是要在突破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上提升小生产者的社会政治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墨家的兼爱更具批判性和进步性。[2]

但在另外一方面，墨家要求人们排除任我差别，完全没有差别地爱所有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自从人类社会脱离原始状态，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以至于文明的演进，文化的发展，从来就是沿着分化的道路前进的。而推动这种运动的，就人们的情感表现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分类而言，至少就其主要方面说来，则不是兼爱，而是“偏爱”。墨家企图以兼爱这种人类情感上的和伦理观念上的普遍而无差别的爱心来消弭一切祸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儒家爱人的学说以孝悌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更加符合人们的心理现实状况。[3]

博爱与“亲亲”都体现了对人类本身的终极关怀，与近现代以来人道主义的主要内涵相一致，都“自由、平等”作为旗帜和目标。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整个社会缺少温情与关爱，要解决现今社会中存在的冷漠现象，我们需要的是普遍而平等的爱。博爱与“亲亲”相结合有利于人们从心理上更好的推行爱，对缓和今天社会冷漠现象和建设和谐社会将有积极作用，符合人们的渴望和谐社会的愿望 。[4]

二、义与利相结合

随着春秋战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义”与“利”作为一对矛盾呈现于时人面前，对“义利关系”的辩论也成为思想界的焦点问题。

儒家一直以“道德”和“人格”的培养为“文明”的本质和灵魂，儒家的“义利观”的核心是，把正义放在第一位，主张利益的获得必须合乎正义，在出现正义和利益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要毫不犹豫地选择正义而放弃利益。而墨家认为“交相利”不仅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条件，而且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只有利于他人才可能利于自己，只有那些能使双方获利的社会交往或社会实践才可能持续。[5]

墨子虽然看到了道德与经济利益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但他却把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归之于人们独知爱己，利己的“别”的观念而不是经济利益。认为要“除天下之害”而“兴天下之利”不必取消上下、贵贱在政治、经济上的对立，只需改变一下人们的行为方针——“兼以易别”，即可万事大吉了。这种企图以道德力量来改造社会的思想显然只能是一种空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当今的中国社会参与其中的经济主体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竞争被当作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得到提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愈演愈烈，贫富差距扩大，不法商家不正当竞争和不公平交易等现象不断出现，这些归根到底都是对待利益的态度发生偏差的结果。因此，当今社会更需要将儒家“仁爱”中的超越功利与墨家“兼爱”中的追求功利相结合，既不能完全超越功利，也不能过分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功利，这样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如何将两者有效的结合，对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6]

三、外在事功与内在修养相结合

儒家倡导“仁爱”，因而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来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靠个人力量来兴复一个国家，这是人治的思想。它想依靠靠个人的坚强意志和个人道德品质去治理一个国家，这是不可能的。更严重的是，在这种思想下我们无法构建出个人的幸福自由和依靠共同遵守的制度治理国家的体制。虽然墨家利用鬼神之说来达到推行兼爱的目的在当代的文明社会是极不可取的，但是墨家倡导的统治者“尚同”来达到推行兼爱的方式是完全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为政者必须牢固地树立爱利百姓的“兼爱”理念，并实践“兼爱”之宗旨，才能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但是，无论是单纯的进行个人修养，靠个人力量来维持社会和谐，还是只利用政府的政策法规来稳定社会发展，都是不科学、不全面的。人民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有利于政府政策法规的推广，而政府的举措又为个人的修养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因此，外在事功与内在修养相结合才是构建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和谐社会。

[1]龙婷.仁爱、兼爱：儒墨两家“爱观”之比较[J].文化论览.2007 （8）：168-169.

[2]周平会.“仁爱”与“兼爱”的异同[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 （6）：72-74.

[3]张燕婴注.论语[M].中华书局.2006.

[4]万丽华注.孟子[M].中华书局.2006.

[5]陈澔注.墨子[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鲁同群注.礼记[M].凤凰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