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流动、收入回报与性别不平等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陈煜婷

（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上海200233）

职业流动、收入回报与性别不平等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陈煜婷

（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上海200233）

本文以探究两性职业地位流动的差异及对收入回报的影响为目的，通过分析2012年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全国六省市实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大型调查数据发现：在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方面，部分群体面临性别不平等，表现为女性的职业阶层位置越低，其面临的职业流动不平等越严重；在职业流动对性别收入回报的影响方面，职业向上流动的群体中不存在性别收入不平等，但在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中，女性的收入回报会进一步下降。研究发现朝着更为优势的职业位置流动可以消解两性的收入不平等，朝着更为劣势的职业位置流动与不发生流动，女性的收入回报都显著少于男性。这也说明职业向上流动的努力型精英群体内部的性别较为平等，而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和没有发生流动的群体中的性别收入差距较大。

职业流动；性别不平等；收入回报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得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整个社会的流动性也急剧增强，职业流动尤其是代内职业流动的增强表现十分明显。自索罗金开创对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以来，学者们对社会流动理论展开了持久热烈的讨论。结合社会性别理论对社会流动的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基于性别视角对两性职业流动的差异进行研究，以及基于流动视角对性别不平等问题进行的研究也日益增多。虽然社会性别角色赋予了男性和女性看似不同的两套生存准则和价值标准，但是现代社会，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在劳动力市场的广泛参与，女性的职业阶层地位和职业流动几率也发生了大幅度改变。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男性和女性实现职业流动的情况如何，是否存在对女性的不平等已经关系到几乎每一个家庭。无论是基于社会流动的研究视角，还是基于性别分层的研究视角，研究分析的最终目标都是服务于性别平等的现实追求。那么在考虑了两性社会流动是否存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社会流动本身是否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两性的收入回报问题也成为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目前，对于性别平等的分层理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地位准入”差异观点，该观点认为两性在进入社会某一位置时存在准入差别，性别不平等体现在融入社会结构的过程之中；另一种是“地位结构”差异观点，该观点则认为社会结构本身是存在层级化的，两性由于处于不同的性别分层体系中，因而对于女性而言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等（Parkin，1969）。根据上述两种观点，女性在社会流动体系中可能面临两种不同的不平等机制，前者基于“地位准入”差异的视角，认为女性试图进入其他层级时机会上与男性存在差异，此时社会流动是两性不平等的结果；后者基于“地位结构”差异的视角，认为现存的性别分层结构之中存在着对女性的不平等，此时社会流动是两性不平等的原因。下文将分别从上述两种观点的角度出发对两性职业流动差异的研究和职业流动对两性收入回报影响的研究分别进行文献回顾。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关于职业流动性别差异的研究

（1）国外相关研究

自美国布劳邓肯研究职业地位获得以来，以男性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分析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女权主义的争论，性别视角逐渐被引入职业获得与职业流动的研究之中。国外关于影响两性职业流动差异的因素分析主要集中于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尤其是后者对两性发生职业流动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发现家庭因素对两性职业流动的影响往往会产生相反的趋势。

Keith等人将两性的职业流动分为四种类型：经济自愿型、家庭资源型、被动失业型、被动解雇型，并且指出两性在上述四种职业流动类型方面存在差异，对于男性而言更容易遭遇到向下流动的情况通常属于被动解雇型流动，而对于女性而言更容易遭遇向下流动的情况则属于家庭自愿型流动（Keith、McWilliams，1997）。Keith等人还进一步指出家庭因素是导致两性职业流动出现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女性的代内职业流动率低于男性，另一方面两性代内职业流动的原因也不同，女性流动更多是与家庭相关的（keith、McWilliams，1999）。男性的职业流动行为通常会得到家庭的支持（Yankow，2003），而女性的职业流动一般较少得到家庭的支持（Hardill，2002），当然如果女性的职业流动是因为需要缓解家庭和工作的冲突就另当别论了。

女性因为家庭原因而发生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其内在根本因素主要是女性的生育周期起到了关键作用。Abbortt等人的研究指出女性的代内职业流动相较于男性非常复杂，主要是因为导致女性发生代内职业流动的因素是生育，女性生育之后往往会经历失业期，当她们重返劳动力市场时，其职业地位存在较大向下流动的可能性（Abbortt，1987）。最为常见的就是女性由于生育会出现职业的暂时性中断。从劳动力自身的角度来看，女性相较于男性拥有较少的工作经验（Kunze，2000），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社会对女性工作的努力程度和能力也存在一定的偏见，如对已婚且有子女的女性而言，社会上更认可她们的家庭工作能力，而会带有偏见地认为她们在职业工作上不尽责任，相反，对于已婚且有子女的男性而言，照顾家庭妻子孩子意味着更多的责任，社会反而会认为他们工作更努力（Sylvia，2008）。

（2）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两性职业流动差异的研究结论尚不统一，解释也不一致。从职业流动与性别的关系来看，有学者认为两性在职业流动上没有差异（吴永球、陈仲常，2007；苻平、唐有财，2009；黄晓波，2010），也有学者认为两性在职业流动的有些方面是有差异的，如流动方向，而有些方面是没有差异的，如流动率（蒋永萍，1994；唐美玲，2007；陈飞强，2011；林晓兰，2013）。但大多数学者的经验研究都指出两性在职业流动方面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不平等（李若建，1997；周云清、王培刚，2002；朱力，2003；宋丽君、林聚任，2003；王金玲，2004；陈芳，2006、2008；武中哲，2009；郭希贤，2008；庞玉珍、王帅，2011；吴俞晓，2011）。

王金玲的分析以宁波地区为例，发现两性的职业流动存在着不平等现象，女性的职业流动单一化且向下流动多，男性的职业流动多样化且获得更高职位的机会多（王金玲，2004）。李芳娟的研究也指出我国职业流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性别差异明显，女性比男性发生向下流动的几率要高，比男性发生向上流动的几率要低（李芳娟，2009）。同样庞玉珍和王帅通过对青岛市居民的调查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青岛市有过职业流动经历的居民其代内流动的性别分化特点就是向上流动率男性高于女性（庞玉珍、王帅，2011）。陈飞强使用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时也发现，两性在职称的变动方面男性比女性实现向上流动更有优势，男性比女性在管理位置和行政级别晋升方面机会更多（陈飞强，2011）。上述研究都用经验资料证实了在中国社会的代内职业流动进程中，男性更多地实现了向上流动，而女性较之男性处于不利地位。

在上述从宏观职业流动方向角度分析两性职业流动差异的基础上，学者们更进一步细化了不同职业阶层位置两性发生流动的差异。现有研究发现在两性职业阶层分布体系中，男性的职业选择多样性高于女性。李若建基于广东省职业结构的研究指出男性的职业多样化指数高于女性，男性的职业分布比女性均匀（李若建，1997）。随着社会开放性的提高，两性的代内职业流动都得到了提升，但是职业分布差异提升的同时也拉大了两性的差距。陈芳以江苏省的数据为例发现两性的职业层次结构呈拉大趋势（陈芳，2006）。陈芳的研究中职业分层使用了职业阶层六分法，职业阶层地位由高到低分别是单位负责人、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和农民，根据上述职业分类发现在纵向流动中男性向上流动率高于女性，两性向商业服务业流动的比例相对最高，在横向流动中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的比例男性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工人的比例女性高（陈芳，2008）。可以看出两性在不同的职业阶层发生着各自的流动，男性在职业阶层的流动上比女性的层次更高。

此外已有研究还针对女性群体内部的职业流动分化问题进行了探讨。蒋永萍的研究指出城镇女性比农村女性更容易实现职业流动（蒋永萍，1994）。孙琼如对2005年泉州市的数据分析发现该地区外来农村妇女的职业流动率高于本地妇女（孙琼如，2006）。白鹭在对中国女性阶层分析中也提到了女性的社会流动问题，并指出女性向上流动困难，向下流动快，女性的职业地位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白鹭，2010）。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职业流动机会增多，但是女性的职业流动大多以平行流动为主，较少能够实现职业阶层的向上流动。

（3）已有研究对本文的启发

在对国内外已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探讨两性职业流动的差异需要将该问题置于社会分层的理论框架体系之下，职业位置是个体发生职业流动的基础，在探讨两性职业流动差异问题时，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基于不同职业阶层位置的群体进行差别化探讨。

已有研究分别涉及不同职业阶层群体的职业流动差异问题，如农民工群体、都市白领群体，但较少将各职业阶层群体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之中进行探讨。如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中，俞先柏和刘玉兰的研究发现，性别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中有着明显的影响，但在职业的向上流动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受限和社会网络的同质性过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都较少能通过上述方式实现流动（俞先柏、玉兰，2011）。总体而言，农民工群体中的性别流动差异更多体现在发生流动的次数而非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上，这与农民工群体本身就很难实现向上流动有很大的关系。针对都市白领群体的研究中，林晓兰的研究发现，青年白领女性和青年白领男性在职业流动率以及职业流动强度上都不具有性别差异，但是在职业流动的类别上青年女白领职业流动的方向以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为主（林晓兰，2013）。唐美玲的研究分析了青岛市青年白领的代内职业流动情况，该研究发现青岛市的青年白领在工作流动率和工作流动强度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职业流动方向上青年女性白领比男性白领更多流向体制外的工作单位，其他方面青年白领在职业流动上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唐美玲，2007）。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对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问题进行分析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个体所处的职业阶层位置。根据现有社会分层研究，将职业阶层位置通常划分为体力劳动者阶层、脑力劳动者阶层和白领精英阶层，因此本文试图基于这三种职业阶层的划分来探析不同职业阶层背景下两性职业流动的差异。

2.关于职业流动对性别收入回报差异影响的研究

（1）职业流动对收入回报的影响研究

职业流动对收入的影响有四种情况：其一，职业流动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其二，职业流动会降低收入回报；其三，职业流动会增加收入回报；其四，职业流动与收入回报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第一种预测认为个体的人力资本既包括通用性人力资本也包括专用性人力资本，在职业流动中个体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流失将会降低收入回报，但是个体的通用性人力资本一般不会流失甚至会增加，因此当两种人力资本之间的流失或是增加无法确认时，职业流动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Parsons，1972）。第二种预测认为即便职业流动可以使个体获得收入的增长，但是未流动的个体因为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增长会更多地提高收入回报，因此对于选择流动的个体而言，收入回报将会相对减少。另外，职业流动的次数如果过于频繁反而会降低收入，因为雇主会考虑到劳动者的不稳定性与较低的生产力（Munasinghe、Sigman，2004）。第三种预测认为职业流动源于劳动力对新的职业的搜寻，劳动者对于新的工作的认定是建立在自身收入不降低的前提下的，劳动者会不断地通过职业搜寻的方式找到使自己收入回报提高的工作（Burdett，1978）。并且搜寻工作本身也是一种人力资本的积累，会更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黄乾，2010）。keith等人发现如果职业流动的原因是经济因素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职业流动对收入有正向作用（Keith、McWilliams，1999）。第四种预测认为职业流动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职业流动次数与收入的关系是倒U型的，如果一个人职业流动次数多，说明工作经验丰富，更易于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但与此同时职业流动次数多也意味着工作不稳定性的增加，因此会制约找到更好的工作（吴愈晓，2011）。

（2）职业流动对性别收入回报差异影响的研究

对于女性而言，因受到生育和家庭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短暂性失业，将会对其收入回报产生降低作用（Gottschalk，2005）。而对于男性群体的研究却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男性的代内职业流动会对收入有正向作用（Topel、Ward，1992）。除了年龄较大的男性或是被迫离职的男性，其余男性的职业流动都对收入有正向作用。在对两性的对比研究中，大部分还是倾向于指出两性收入回报受到代内职业流动影响而产生差异（Sylvia，2008）。Sylvia的研究发现两性的职业流动对收入回报影响有差异，研究也发现两性职业流动带来了不同的收入影响。且普遍观点认为职业流动为男性带来的收入回报大于女性。Hardill的研究指出女性发生向下流动从而降低收入的可能性高于男性（Hardill，2002）。Dwyer在对夫妻的职业流动研究中发现，女性职业流动降低收入的概率是男性的两倍，男性通常可以获得收入的上升，男性获得向上流动从而提高收入的可能性高于女性（Dwyer，2004）。吴愈晓的研究显示，在次要劳动力市场，控制了工作流动因素，不同教育程度的两性收入没有明显差异，在首要劳动力市场，男性比女性的收入要高且显著（吴愈晓，2011）。

（3）已有研究对本文的启发

在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探讨职业流动对两性收入差异的影响问题时，需要将职业流动看作是一个导致两性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而职业流动的特殊性在于实现向上流动的群体相比于没有发生流动或是发生向下流动的群体，存在一定的“主动”流动成分在其中。并不是说没有发生流动或是发生向下流动的群体就没有通过自身努力去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而是相比之下实现了向上流动的群体，尤其是两性共同实现了向上流动的情况下，这一部分群体是否能够在收入回报问题上也获得更高的平等性。因此本文试图引入社会流动因素来检验两性收入回报的不平等究竟是因为所谓女性将更多精力投入家庭而较少在工作领域努力所造成的，还是社会结构本身存在着对于女性的不平等。

（二）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问题有两个：其一，两性在发生职业流动时各自有怎样的特征，发生职业流动的男性和女性出现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几率如何？本人第一份职业阶层地位的高低对于更换工作后的职业地位有何影响？其二，当两性的职业流动已然发生，无论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换过工作，还是换过了一次或多次工作，无论是目前的职业阶层相比第一份职业阶层的位置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在各自具备相同流动背景时，两性的收入回报有什么不同？

1.关于职业流动性别差异的研究假设

罗根的代内职业流动双边模型指出，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基于受雇者和雇佣者双边的选择和机会。一方面，受雇者根据自身的行为偏好基于对雇主和职位的评价作出选择；另一方面，雇佣者根据对受雇者基本特征的判断和个人偏好也在进行选择。当将性别因素放置在这样一个双边模型的选择框架内时，就会产生基于性别维度的“新双边模型”。从受雇者的角度出发，女性的职业流动原因通常会包括生育、子女教育以及家务劳动等，当然也包括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发展机会；而男性的职业流动原因通常会包括加薪、升迁等与工作本身紧密相关的因素，男性较少因为家庭原因而更换工作。因此作为受雇者时，两性在发生职业流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相异的偏好。从雇佣者的角度出发，雇主由于受到统计歧视的影响，以及雇主考虑到了女性对家庭的妥协倾向，从而即便在两性能力相当的情况下，对于男性的偏好也高于女性。

此外，无论是受雇者自身进行职业流动时的个体偏好差异，还是雇佣者基于性别偏见对男性员工和女性员工在进行选择时的偏好差异，都受到了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个体的人力资本因素（如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类型）、个体的家庭状况（如婚姻状况等）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把上述因素进行控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来看两性的职业流动是否还有差异，如果存在，即说明差异并不完全是上述原因所导致的，两性在发生职业流动的过程中很可能存在着对性别的不平等。如果差异不存在，即说明上述原因可以解释目前所存在的两性流动差异。基于上述性别框架下的劳动力市场双边理论可以，本文对两性在发生代内职业流动时可能存在的差异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男性的职业向上流动率显著高于女性。

女性基于家庭的考虑通常会倾向于选择稳定性较高的工作，当女性有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时，通常选择流动的可能性会降低。另一方面，女性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通常也会倾向于短暂离开劳动力市场或是从事时间灵活稳定性差的工作，因此流动的可能性反而会更高。因此，当女性的初职为精英阶层时，女性自身的人力资本也较高，从事的工作大多是稳定性高、环境良好、收入较高的职业。对于这类女性而言，即便为了照顾家庭也会倾向于尽可能不发生职业流动。而同样处于这一阶层的男性，也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职场也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机会与发展空间，因此通过不断的积累与努力可能会比女性拥有更多职业流动的机会。相对而言，初职职业阶层是精英阶层的男性比女性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高，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初职是精英阶层时，男性职业流动率显著高于女性。

当女性的初职为脑力非精英阶层时，女性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本较之精英阶层的女性要低一些，因此当女性发生职业流动来缓解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冲突之后，将比男性更难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初职是脑力非精英阶层时，女性职业向下流动率显著高于男性。

当女性的初职为体力非精英阶层时，因为体力阶层的职业类型是工人和农民，而即便发生职业的向上流动，流动的跨度也不大。因此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向上流动更多是从一般工人流向技术工人，或是从农民流向工人。所以相比于体力上占优势的男性，女性在换工作中更难实现向上的流动，对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初职是体力非精英阶层时，男性职业向上流动率显著高于女性。

2.关于职业流动对性别收入回报影响的研究假设

工作匹配理论在解释收入关系时提出劳动者会寻找与自身职业预期匹配的工作。对于男性而言，与自身匹配的工作是能够提高收入且具有更好发展空间的工作；而对于女性而言，与自身匹配的工作除了要考虑与男性一样的因素外，往往还要考虑到对家庭的照顾和子女的抚养，因此两性对于与自身匹配的职业的定位存在差异。而这一差异也会导致在发生了职业流动后两性收入回报的差异。但是女性主义学者对以上工作匹配理论的人力资本视角提出了挑战，认为正是因为女性面临着比男性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女性反而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她的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之中。

本文认为对于未能够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女性，并不能确定其是否对工作投入了足够的精力，但是对于那些实现了职业向上流动的女性而言，是对工作投入了足够多精力的，因此这一部分女性与同样实现了职业向上流动的男性相比，至少在个人努力层面并不存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提及的女性投入少于男性的现状，那么理论上而言，两性的收入回报应该没有差异，如果有那么就是存在着对女性的结构性不平等，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实现了职业向上流动的群体中，性别与收入之间无显著差异。

职业流动与收入关系的去留模型指出，职业流动行为是个体身上的一种特质，拥有较少生产力的个体身上往往拥有更高的职业流动倾向。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模型指出个体的人力资本包括通用性人力资本和专用性人力资本，在职业流动中个体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有时会因为工作流动而流失，但是个体的通用性人力资本一般不会流失，因此导致收入下降的是专用性人力资本。那么对于职业阶层向下流动的个体而言，其通用性人力资本并不会使其收入下降，而是专用性人力资本可能会使其收入发生下降。

发生职业地位向下流动的男性，既可能是因为职业地位相对较低的工作会有更高的收入回报，或是因为自身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不足以匹配现有工作不得已发生向下流动，但后者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发生职业地位向下流动的女性，更多的是因为生育发生的职业中断，或是自愿选择职业地位相对较低的家庭友好型职业，那么对于女性而言，其专用性人力资本下降的可能性就高于男性。因此，发生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中，女性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相比男性更可能发生下降，从而女性收入下降的可能性也就高于男性。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发生了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中，男性收入显著高于女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在全国六省市实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大型社会调查。调查在全国（不含港澳台）六大行政区中各抽取一个有代表性的省份，作为调查总体。抽样采用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方法，各阶段的抽样程序分别为：第一阶段，以街道、乡镇为初级抽样单位，用PPS方法抽取；第二阶段，每个街道、乡镇抽取居、村委，并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二级抽样单位，同样采用PPS方法抽取；第三阶段，每个被抽中的居委会/村委会将随机抽取25户作为调查样本，入户抽样采取严格的KISH表选定被访者。因省市的人口总量差异较大，故采取不等比率均匀分配各省样本数。调查对象的年龄限定为17～69岁的常住人口。数据最终有效样本5745个，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根据加入变量的情况剔除了不符合研究要求的样本，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为5337个。

（二）研究变量

1.收入。收入是本文所使用的因变量，是被访者在2011年全年的所有收入总和。为避免奇异值，本文将收入低于1元的情况归为1，将收入超过600000的情况归为600000，并将新生成的收入变量取自然对数纳入模型。

2.性别。性别是本文分析的主要自变量，为了突出女性在代内职业地位流动和收入方面的劣势地位，将女性编码为1，男性编码为0。

3.职业地位。本文将职业地位流动操作化为被访者本人第一份职业与现在或最后的职业相减的结果。其中本人第一份职业和本人现在或最后的职业的分类方式一致，分别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管理者、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自雇自办者、技术工人、一般工人和农民八类。根据八类职业相减后的得分计算出被访者初职和现职之间职业地位的差异，最终合并为向下流动、没有流动和向上流动三类。根据文中验证假设的需要，在纳入模型分析时将没有流动作为参照类。

4.年龄。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年龄为17～69岁，根据分析情况，在进行多类别对数比率模型分析时，使用的是年龄的分类变量，其中17～29岁为第一类作为参照类，30～44岁为第二类，45～59岁为第三类，60～69岁为第四类。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时，使用的年龄是连续变量，即年龄平方除以100。

5.婚姻状况。为虚拟变量，已婚为1，未婚为0。其中已婚包括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和分居未离婚，未婚包括未婚、同居、离婚和丧偶。

6.教育。根据分析情况，在进行多类别对数比率模型分析时，使用的是教育变量的分类变量，其中小学及以下为第一类作为参照类，初中为第二类，职高/普通高中/中专/技校为第三类，大学专科及以上为第四类。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时，使用的教育是连续变量，其中未受过正式教育=3，私塾=4，小学=6，中学=9，高中=12，中专/职高/技校=13，大专=15，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20。

7.党员身份。为虚拟变量，中共党员为1，非中共党员为0。

8.职业类型。本人初职/现职的职业类型在作为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时统一采用职业阶层变量，为了更准确地验证假设，本文根据被访者的现职或初职类型将其划分为三个阶层：精英阶层、脑力非精英阶层和体力阶层。其中，精英阶层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管理者和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脑力非精英阶层包括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自雇自办者，体力阶层包括技术工人、一般工人和农民。

表1是本文使用研究变量的描述性说明。

（三）研究方法

1.对数比率回归分析

本文在以职业流动作为因变量分析两性发生职业流动的差异问题时，因为职业流动变量是多分类变量，所以使用多类别对数比率模型。多类别对数比率模型中，若事件发生的概率为P，事件不发生的概率就是（1-P）。如果将P作为因变量，则它与自变量X的关系服从Logistic分布：P（X）=EXP（α），经过转换得到：Log［P（X）］/［1-P（X）］=α+PX。这时将事件发生概率和不发生概率的比值P/（1-P）称为发生比，而等号左边的对数发生比称为Logit转换。在对数比率模型中，事件发生概率P与自变量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但是对数发生比Logit（P）则是解释变量X的线性函数，当P在0～1之间变动时，Logit（P）的值域为正负无穷。对数比率回归要求自变量之间不能完全相关，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估计回归系数，然后将回归系数转换成比率，表示自变量增加一个单位后给原来发生比带来的改变。

表1 变量描述

职业流动作为多分类变量时，使用多类别对数比例模型，这种多类别模型是简单的二分类的Logit模型回归的扩展。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由一组简单对数比率回归方程构成。具体做法是：先选择基准类，然后将它的几率与其他各类的几率对比。例如在职业流动分析中，将没有流动群体Pi作为基准类，研究一组自变量X如何影响代际职业流动方向，用P1和P2表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那么由此形成的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方程就是：

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文在以收入作为因变量分析职业流动对两性收入回报差异的影响时，由于因变量收入为连续变量，所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思路是将事件发生概率设定为自变量函数，不同函数形式构成不同的模型，当概率都分布在0和1之间时，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即线性概率模型，模型中的事件发生概率和自变量是线性关系，具体公式就是：

Y=βu+β1Xi1+β2Xi2+β3Xi3+…+βkXik+ε

其中，Y为可观察的随机变量，X1，X2，X3，…，Xk为可观察的具体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年限、职业地位等）；β1，β2，β3，…，βk为待定模型参数；β0为截距；ε为不可观测的随机误差。因此，βk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因变量Y与自变量Xk的关系越密切。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

1.职业流动与性别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将职业未流动、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三种情况分别与性别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表2显示，两性在职业流动的向上流动和未流动方面均存在差异，向下流动方面差别不大。其中，男性未流动的比例为83.58%，女性为87.65%，男性低于女性4.07%；男性发生向下流动的比例为3.65%，女性为3.47%，男性高于女性0.18%；男性发生向上流动的比例为12.76%，女性为8.88%，男性高于女性3.88%。数据结果说明，两性在职业流动的方向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即不考虑任何因素时，男性的向上流动率高于女性。男性和女性在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女性的不平等。

表2 职业流动与性别的相关性分析

2.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模型

为了验证本文关于性别与职业流动之间关系的假设，下文使用多类别对数比率模型进行了分析，模型中使用未流动作为参照类，将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分别与之进行对比。表3的模型1中放入了性别变量、控制变量和本人初职的职业阶层变量，表3的模型2至4分别是以本人的初职阶层作为样本分类依据的分样本模型，其中模型2是精英阶层的样本模型，模型3是脑力非精英阶层的样本模型，模型4是体力阶层的样本模型。

对于影响职业流动的各种因素的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分析的结果如下：

在全样本模型中：女性发生向下流动相比没发生流动的比率是男性的97%（e-0.028=0.97），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女性发生向上流动相比没发生流动的比率是男性的74%（e-0.301=0.74），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性别对于代内职业地位的流动有影响，相比于向下流动和没有流动，性别影响不显著，相比于向上流动和没有流动，性别的影响显著，且对男性的正向影响大于女性。这也验证了假设1：男性的职业向上流动率显著高于女性。

在本人初职为精英阶层的样本模型中，女性发生向下流动相比没流动的比率是男性的1.40倍（e0.335=1.40），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女性发生向上流动相比没流动的比率是男性的74%（e-0.299=0.74），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控制了其它相关变量之后，本人初职是精英阶层的群体中，性别对于代内职业地位的流动是没有影响的。上述数据结果说明当本人的初职阶层地位较高时，性别对于代内的职业流动没有产生差异性的影响。虽然性别的系数说明，女性比男性发生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要高，女性比男性发生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低，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假设2并没有得到验证，即初职是精英阶层时，男性职业流动率并没有显著高于女性。

在本人初职为脑力非精英阶层的样本模型中，女性发生向下流动相比没流动的比率是男性2.51倍（e0.92=2.5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女性发生向上流动相比没流动的比率是男性57%（e-0.568=0.57），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控制了其它相关变量之后，性别对本人初职是脑力非精英阶层群体的代内职业地位的流动是有明显影响的，女性发生向下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女性发生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假设3得到了验证，即初职是脑力非精英阶层时，女性职业向下流动率显著高于男性。

表3 职业流动的多类别对数比率模型

在本人初职为体力非精英阶层的样本模型中，女性发生向下流动相比没流动的比率是男性73%（e-0.311=0.73），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女性发生向上流动相比没流动的比率是男性76%（e-0.269=0. 76），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控制了其它相关变量之后，性别对本人初职是体力阶层群体的代内职业流动是有明显影响的，女性无论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都低于男性。因此假设4得到了验证，即初职是体力非精英阶层时，男性职业向上流动率显著高于女性。

（二）职业流动对性别收入回报的影响

1.职业流动与性别收入差异的相关性分析

关于职业流动对于两性收入回报的影响作用，本文首先从相关分析入手，描述了两性在职业流动的不同情况下收入均值的差异。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通过对比不同职业流动类型下两性收入的差距可以看出职业流动对于两性收入的绝对影响。

如图1所示，没有换过工作的群体年均收入为22261元，其中男性收入为26646元，女性收入为17875元，女性占男性收入的67.09%。代内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年均收入为34956元，男性收入为40854元，女性收入为29065元，女性占男性收入的71.14%。代内职业向上流动的群体年均收入为54497元，其中男性收入为44142元，女性收入为33790元，女性占男性收入的62.00%。上述结果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时，两性的收入差距在职业向下流动时最小，职业发生向上流动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大。

图1 职业流动与性别的收入均值比较

2.职业流动与性别收入差异的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下文将样本依据被访者的职业流动情况分为没有流动、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三个样本。表4中依次列出了根据上述三个样本构建的模型。在三个分样本模型中首先加入了自变量性别，然后分别加入了相同的控制变量，年龄、婚姻、教育年限和党员身份。具体结果如下：

在发生向上流动的样本中，当控制了相关变量后，性别系数为-0.143，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两性的收入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本文提出的假设5得到验证，即实现了职业向上流动的群体中，性别与收入之间无显著差异。这也说明职业向上流动之后，两性的收入回报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发生向下流动的样本中，当控制了相关变量后，性别系数为-0.36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发生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中依然存在性别的收入不平等。本文提出的假设6得到验证，即发生了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中，男性收入显著高于女性。这也说明职业向下流动之后，两性的收入回报存在显著差异。

表4 职业流动与性别的收入回归模型

注：p＜0.001***，p＜0.05**，p＜0.01*b.参考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c.参考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五、结论与讨论

（一）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

假设1，男性的职业向上流动率显著高于女性，该假设想说明在控制了影响两性流动的其他变量因素后，两性在代内流动的方向上存在差异，尤其是在发生向上流动时，男性比女性更占优势。通过前文的数据分析假设1得到了验证，即男性和女性在实现代内职业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女性的不平等。而两性发生代内职业流动的差异并不完全是因为两性的年龄造成的，也不是因为婚姻状况造成的，同样也不是因为两性的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以及职业类型等原因造成的。因为当控制了上述这些变量后，两性发生代内向上流动的比率还是存在差异，因此可以认为存在着性别不平等。根据代内职业流动的双边模型，作为受雇者的女性和男性存在职业流动的主观偏好差异，作为雇佣者对于女性和男性也存在性别偏见。因此两性在实现代内职业流动的过程中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了女性在代内职业流动上的不平等。

假设2，本人初职是精英阶层时，男性代内流动率显著高于女性。该假设想说明相比于男性而言，处于精英阶层的女性较不容易发生代内的职业流动。通过前文的数据分析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即初职是精英阶层的两性，在代内发生职业流动时没有差异，也不存在对精英阶层女性的不平等。代内职业流动的不平等被两性初职精英阶层地位所消解，当两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第一份工作职业阶层是精英阶层时，两性再发生代内的职业流动或是不流动没有表现出差异。

假设3，本人初职是脑力非精英阶层时，女性代内向下流动率显著高于男性。该假设想说明脑力非精英阶层的女性实现代内的向上流动相对于男性而言存在不平等现象。通过前文的数据分析假设3得到验证，即初职是脑力非精英阶层的两性，在代内发生职业流动时没有差异，男性不但发生向上流动高于女性，女性向下流动也高于男性。代内职业流动的不平等在两性处于脑力非精英阶层地位时较为明显，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职业的向下流动，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发生职业的向上流动。

假设4，本人初职是体力非精英阶层时，男性代内向上流动率显著高于女性。该假设想说明处于较低阶层的女性工作稳定性也相对较差，因此更容易发生职业的代内流动。而初职为体力阶层的劳动者即便发生流动其跨度也不大。因此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向上流动更多是从一般工人流向技术工人，或是从农民流向工人。加之进城务工人员首先是以男性为主，当一个家庭中只能有一个人进城务工时，也往往是男性，所以相比之下男性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高于女性。代内职业流动的不平等在两性处于体力阶层时是显著的，女性比男性更难以实现向上流动。

综上所述，初职职业地位为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女性在女性群体内部发生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较低，并且有实现向上流动的空间，但是相比较于男性而言具有较强的职业稳定性，较难实现向上的流动。初职职业地位为脑力劳动者阶层即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自雇人员时，在女性群体内部相对具有较强的职业稳定性较难发生向上流动，相比较于男性而言即便发生了流动也更多的是向下流动而非向上流动。初职职业地位为精英阶层的女性，在女性群体内部仍然具有向上流动的空间，与男性相比没有明显的差别。当女性已经处于精英职业阶层位置之后，发生代内的职业流动与男性的差异将不明显；当女性处于脑力非精英阶层时，处于较为不利的境地无论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都存在劣势；当女性处于体力职业阶层时，职业的稳定性相对最强。

这一现象体现出女性与男性不同的代内职业流动特点，可以总结为体力阶层女性封闭性较强，脑力阶层女性下滑性强，精英阶层女性稳步发展。这与本文最初预想的体力阶层女性流动强，脑力阶层女性下滑性强，精英阶层女性稳定性强不完全一致。根据已有理论当女性的职业阶层地位较低时，女性从事的职业通常是临时性的，且女性拥有的人力资本也相对较少，女性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不断更换工作来缓解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冲突。但是数据结果发现下层女性的代内职业流动性较差，封闭性较强，尤其是相比于男性而言。这可能是因为社会提供给下层女性的职业流动机会较少，以及下层女性中有较大一部分群体是农民阶层，而务农女性进城的比例较低，大多成为农村留守人员。因此导致了职业阶层较低的女性的代内职业流动体现出较强的封闭性。中层女性是女性脑力劳动者较多集中的阶层区域，而这一部分的女性相比于男性较难实现向上的流动而多发生向下的流动。对此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这部分女性由于需要生育或照顾家庭不得已短暂地离开劳动力市场，而她们所具备的人力资本会因此而减少，当重返劳动力市场时，受到了更多的不公正待遇。数据结果显示职业阶层较高的女性不但职业的稳定性较强，即便发生流动也与男性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可以乐观地认为初职职业阶层较高的女性将自身的优势得以延续。

由此得出结论，职业流动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只存在于部分群体之中，女性的职业阶层位置越低，其面临的职业流动不平等越严重。

（二）职业流动对性别收入回报的影响

假设5，实现了职业向上流动的群体中，性别与收入之间无显著差异。该假设想说明在控制了个体的人口学特征、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类型等因素之后，在都实现了代内职业向上流动的群体中，两性之间因为流动的结果造成的不平等消失了。即当都实现了代内职业的向上流动后，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况下，两性之间没有收入差距。通过前文的数据分析假设5得到了验证。女性主义学者对于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挑战也得到了本文数据的支持。人力资本理论从人职匹配的角度阐述了男性更容易通过寻找到与自身相匹配的职业获得理想的收入，而女性会在职业再次匹配的过程中不易实现收入回报的提升。但是女性主义学者则指出，女性因为知道自身对于家庭和抚养子女的责任会影响到工作，因此反而会投入比男性更多的精力以期弥补。而能够实现代内职业向上流动的两性都是在工作中对自身有更高抱负和更多努力的群体，因此在这样一类群体中，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被消解了。

假设6，职业向下流动的情况下，男性收入显著高于女性。该假设想说明发生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中，男性即便发生了向下流动收入回报也高于同样发生向下流动的女性。通过前文的数据分析假设6得到了验证。在性别因素的影响下，职业流动与收入的去留模型得到了本文的进一步验证。对于男性而言发生职业的向下流动并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回报的降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男性之所以选择了一份职业地位向下流动的工作可能是因为这份工作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回报；其二，男性发生向下的职业流动并不意味着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发生了职业的中断，因此可以在转换工作的过程中依然享有上一份工作带来的通用性人力资本的作用。对于女性而言发生职业的向下流动对于收入回报的影响就更有可能是负面的。因为女性发生代内的职业流动可能是因为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所以才不得已短暂地离开劳动力市场，而当回归工作之后如果发生职业地位的下降也就意味着难以实现收入的提升反而可能会出现收入的下降。

本文研究发现朝着更为优势的职业位置流动可以消解两性的收入不平等，朝着更为劣势的职业位置流动与不发生流动一样，女性的收入回报都显著少于男性。这也说明职业向上流动的努力型精英群体内部的性别平等程度较高，而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和没有发生流动的群体中的性别收入差距较大。因此，性别的不平等并没有完全被职业流动所消解，职业向下流动带给两性的收入差异仍然存在。

综上所述，基于地位准入形成的不平等是可以不断改进推进平等的，对于地位差异结构造成的不平等却是很难消除的（李强，2000），因此也可以认为是对女性的歧视。以性别为分层标准的特殊性也使我们注意到，当社会的资源并不是因个人的权力、声望与收入进行分配时，而是基于人们无法选择的性别为基础进行区分时，性别分层所带来的性别不平等将会是一种歧视。而性别歧视又会反过来限制两性在整个社会中阶层地位的获得与流动（帕里罗，2002），进而最终影响到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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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晖霞）

C921

A

1009-4997（2016）05-0091-12

2016-10-12

陈煜婷（1987-），女，社会学博士，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分层与流动、性别不平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和谐互动研究”（11&ZD03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