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政治参与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时间：2024-09-03

任义科张　彩　　杜海峰（.山西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　临汾　04004；.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西安　70049）

社会资本、政治参与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任义科1张彩1杜海峰2
（1.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临汾041004；2.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西安710049）

【摘要】在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既有赖于社会资本，也有赖于政治参与。本文采用2013年农民工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关系、组织和制度层面的社会资本均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制度性政治参与对社会融合主要产生积极影响，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主要是消极影响。解决农民工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多层次融合的复杂社会问题，政府必须优化社会政治生态，在制度体系框架内促进建立平等、包容的共通性社会资本，引导农民工有序进行制度性政治参与，消除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资本；政治参与；社会融合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为产业结构升级、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活力，但由于“市民化”滞后于“城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农民工难于融入城市社会。现阶段，由于体制的原因，农民工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主要从事“脏、累、险”的工作，经常受到市民的歧视，有时甚至成为公共事件的替罪羔羊和主要嫌疑对象。[1]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融入城市社会，但目前，要实现农民工职业阶层和社会流动“有提升”、与城市户籍居民“有交融”，政治参与“有权利”还有很大差距。尽管我国已经制定在2020年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标，①但由于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农民工社会融合仍然面临很大压力。

在“熟人社会”解体的陌生环境中，在制度因素依赖不足的情况下，维续农民工生计只能主要依靠社会资本。构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主要是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在社会制度中所可能获得的资源，这种资源的获取主要是以社会关系人所在的组织为媒介。在“差序格局”的体系中，农民工主要以初级社会关系为依托，依据信任机制建立关系网络。已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与农民工的边缘地位呈高度相关性，[2]即农民工的边缘地位与社会资本的匮乏有紧密关系。社会资本可分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契约型社会资本，前者体现在个体层面，后者反映在制度层面。现实中，农民工使用更多的是较低层次的社会资本，即关系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匮乏最可能导致农民工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过客心理、游民化等社会后果。[3]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关系型社会资本向契约型社会资本扩展是必然趋势。

政治参与会从另一方面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在一般意义上，政治参与是人类健康的行为倾向，是公民社会归属、合作与责任的反映。[4]目前，农民工在政治参与方面仍然是边缘人，其边缘性表现在农民工既不能有效地参与城市社区政治和社区管理活动，也不能有效地参加农村村民自治。[5]政治参与是表达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其本质是关注维持生计不可或缺的“钱”和“权”。[6]但由于农村发展空间所限，加上长期外出务工，大多数农民工对农村政治活动（如村务公开、村民选举）持冷漠态度，处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缺失状态。在城市社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非制度层面，集体上访、集体讨薪、罢工游行以及“民工荒”等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7]制度框架内不能解决问题，农民工便选择“用脚投票”，这恰恰反映的是社会信任危机。

然而，农民工向往城市生活，愿意在城市居住，要求改善其不平等待遇的呼声和渴望越来越强烈。[8]其诉求已开始从原来维持生存的经济诉求向着争取并享有平等权利的政治诉求转变，加上他们职业身份的转化以及生活空间的变迁，使得他们更愿意参与到城市的政治生活中。[9][10]农民工思想的变迁以及对城市管理造成的冲击对以往的公共政策提出了挑战，因此，如何引导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社会具有现实紧迫性。[11]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制度性政治参与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能否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影响社会融合的内在机制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有效途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社会融合源于“社会平等”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出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切。在社会融合中，经济融合是基础，渐次达到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只有在心理上实现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才算达到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合。个体或群体拥有社会资源是实现社会融合的先决条件。这种社会资源通常被定义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别为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12]

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整合有利于城市外来者获得就业信息与社会支持，也有利于其社会融合。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特征的强关系，遵循的是供给法则与人情法则，这种人际交往已经不能满足城市新的生活方式，而以“业缘”和“友缘”关系为特征的弱关系遵循的是需求法则，这种以理性为基础的人际交往更符合城市生存与发展的需要。[13]弱关系这种新型社会资本之所以更有效，是因为社会资本投资符合成本收益的最优决策。[14]新型社会资本有助于加快搜寻信息速度，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概率。通常情况下，使用过社会资本的农民工比没有使用过社会资本者所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更大，[15]也能更有效提高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1]由于农民工流动与就业的选择性，群体的同质性较高，因此人际关系网络规模的扩大难以提高经济收入，但却有助于排解压力和心理沟通，而且有助于以“群体”的力量保持乡村的文化传统，因此有助于不同农民工群体间的社会融合。

组织型社会资本需要职业共同体、非政府组织与工会等组织进行培育，可以促进职业认同，形成职业道德和组织文化。在缺乏正式组织的条件下，农民工通过自愿建立的非正式社会组织可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有助于实现他们的利益目标。这种多功能社会自组织成为农民工建立关系网络和再社会化的载体。社会组织与城市社区密切合作，通过采取法律途径可以帮助农民工追讨薪金、维护权益等。研究发现，非正式组织除了能维护部分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之外，还能满足其成员的情感需要，甚至还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16]

更高层次的社会资本是制度型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要求社会把城市外来者纳入制度体系，如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有利于实现外来群体的市民化。制度型社会资本的作用之所以更加重要，是由于制度可以有效衔接或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发挥关系结构洞中弱关系功能，避免群体极化从而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17]增加异质性社会关系有助于农民工的文化与心理融合。[11]如，党团身份对农民工身份融合有显著影响，[18]拥有这种社会资本的农民工在社会、文化和心理方面都融合得更好。亲戚中有政府人员或者找工作时有公职人员帮助的农民工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和“政府后台”，更容易得到他人或组织的认可。[19]

假设1：关系型、组织型和制度型社会资本均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在理想状态下，各种社会资本所蕴含的社会关系足以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在社会发展转型期，事实并非如此。城市底层群体或弱势群体往往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没有话语权，从而使生计陷入困境。原本属于经济层面的问题就会上升到政治层面。对于农民工而言，权利的缺失是阻碍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通常的情况是，由于放弃在城市打工重新回到农村生活的成本太高、如果与自身利益无关他们会放弃政治参与权利。但是涉及利益关系时，农民工也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表达自己的愿望。[3]目前农民工在政治上处于边缘状态，[20]这种边缘性主要体现在农民工较少有制度性参与的渠道，更多的是非制度性参与，而且往往被生计所迫。政治参与作为一项政治权利，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产生重要影响，培育和完善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引导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对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至关重要。[13]

无论是维权抗争，还是利益表达，或是参与选举，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有积极促进作用，[21]表明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提供各种政治、经济信息和资源，促进其政治参与，拥有党员身份便是最好的例子。[22][23]而且通过组织渠道可以达到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3]因为组织内群体之间的交流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会增强他们的政治参与。[24]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中一旦加入政治因素（如亲戚中有政府人员或者参加工会、党团组织）往往会更加促进其融合，[18][19]因为政治资源或“政府后台”更具权威性。农民工无论选择制度性政治参与或非制度性政治性参与，都是在寻求某种权威性。

制度性政治参与通常具有合法性、规则性和有序性，主要表现在参加投票选举、城市社区政治活动和管理活动等。农民工通过参与选举，可以从心理上拉平与市民的权利，减弱相对剥夺心理，有助于缩小与市民的距离、促进社会交往。[11]研究表明，农民工参加政治组织或者其他的社团组织，可以获取与自己生存利益相关的话语权。[5]当企业克扣农民工工资或者压榨劳动力时，以组织形式出面与企业进行博弈，更容易促进问题的解决。

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往往具有非理性和破坏性，主要表现为静坐、罢工、集体上访、集体抗议、自杀性威胁等形式。[10][25]之所以采取这些极端措施，是由于制度性参与渠道狭窄、不畅通和低效益，缺乏利益合法诉求的快速响应机制，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尚待进一步提高。[8]目前，农民工就业领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利润主导型产业，劳资纠纷、劳务矛盾频繁发生。由于缺乏体制保护，农民工主要依靠地缘关系形成的民间组织，甚至加入帮会组织采取非常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种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一旦失去理智，很可能形成危害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从而造成对立情绪，更加难以融合城市社会。

假设2：在社会资本约束下，制度性政治参与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抑制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图1　研究框架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3年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采用分层与配额相结合的抽样方式。共发放920份调查问卷，最终获得834份有效样本，有效率为90.7%。其中男性占55.6%，女性占44.4%；平均年龄34岁；已婚者占36.9%，未婚占63.1%；流出地为东部省份的占29.4%，中部占46.1%，西部占24.5%；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者占24.8%，多数为初中文化程度；平均打工年限为10年；居住类型为自有住房的占16.8%，自己租房住的占49.5%，住单位宿舍的占33.7%。具体情况见表1。

（二）变量设置

1.社会融合

经济融合。采用题项“近半年来，您的平均月收入是多少？”来度量农民工的经济融合。②

社会融合。社会融合采用题项“您与城市市民交往如何？”来度量。答案选项：（1）没有交往；（2）有交往，但仅限于工作关系；（3）有交往，但仅限于生活关系；（4）工作生活都有交往。变量操作化处理时把社会交往合并为三类：“无交往”（=3）（第（1）选项）、“单交住”（=2）（合并（2）、（3）选项）、“多交往”（=1）（第（4）项）。

文化融合。农民工文化融合具有双向性。该变量把对流入地（城市）方言掌握程度和对流出地（农村）文化保持的不同融合策略进行综合得出。其中流入地方言掌握采用题项“您是否会讲打工城市的方言”，划分为两类：是（1.会说）和否（2.不会说但能听懂，3.听不懂）。是否保持流出地文化采用文化保持量表，[26]共4个题项（该量表Cronbachα信度系数为0.833）。操化中，把量表各题项得分相加，高于均值（含均值）者划分为“是”，低于均值者划分为“否”。然后，把“是否会讲城市方言”和“是否保持家乡文化”进行二维交叉，最后把文化保持划分为三类：完全融合（是，是）（=1）、过渡性融合（是，否，或否，是）（=2）和边缘性融合（否，否）（=3）。

心理融合。心理融合采用国内学者对Bogardus改编后的社会距离量表[26]来度量，共包括5个题项：（1）您愿意与市民共同居住在一个街区（社区）；（2）您愿意市民做您的同事；（3）您愿意市民做您的邻居；（4）您愿意市民做您的朋友；（5）您愿意市民做您（或您子女）的配偶。答案赋值从“非常同意=1”到“非常不同意=5”，分析时把5个题项得分加总作为社会距离的最终数值，数值越小，说明社会距离越小，反之越大。本次调查该量表的Cronbach α信度系数为0.892，满足分析要求。

2.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分为三个层次：关系资本、组织资本和制度资本。③关系资本采用题项“您在找工作时主要向哪些人求助”，题项答案分为公职人员和非公职人员，主要考察农民工找工作时主要是依靠体制内关系还是体制外关系。组织资本采用题项“您是否参加政府、社区组织座谈会等”来度量。制度资本采用两个题项来度量：是否参加正式组织（包括“您是否参加过党团组织”和“您是否参加工会”两个题项）、“您亲戚中是否有政府人员”。

3.政治参与。从制度和非制度两个方面来度量政治参与。④制度性政治参与题项：“您外出打工是否参加过或想参加城市选举”；“您是否有过或想向政府部门、社区求助/投诉/反映问题”（是=1，否=2）。非制度性政治参与题项：“您是否参加过罢工/集体抗议”；“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您是否同意诉诸武力”（是=1，中立=2，否=3）。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来源地、文化程度、打工年限和住房类型。

（三）分析方法

因变量包括二分类、定序三分类和连续变量三种类型，分别采用不同的模型。二分类因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该模型为：

（1）式中，y是因变量，Xj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βj为回归系数，β0为常数项，ε0为随机误差项。该模型适用于制度性政治参与回归分析，包括参加选举和向政府反映问题。

定序三分类因变量采用定序因变量回归（Ordinal regression）模型，该模型为：

（2）式中，Yij（i=1，2，3，…，16；j=1，2，3）为累加概率，Link是联结函数，Xi是自变量，γ1，γ1，…，γ16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适用该模型的因变量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社会融合和文化融合。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分为：武力解决问题、罢工集体抗议、没有参与（由强到弱）。社会融合分为：多交往、单交往、无交往（由强到弱）；文化融合分为：完全融合、过渡性融合、边缘性融合（由强到弱）。

连续因变量采用OLS回归模型。该模型为：

yi=α+β1Xi1+β2Xi2+…β16Xi16+εi（3）

（3）式中，yi代表因变量，α代表常数项，βi（i=1，2，…，16）代表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适用OLS模型的因变量有经济融合（月收入）和心理融合（社会距离）。

四、分析结果

首先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制度性政治参与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影响，见表2。数据显示，在制度性政治参与方面，参加工会组织的农民工与没有参加者相比，更可能参加城市选举，且影响显著。参加工会组织者也更可能向政府部门投诉或反映问题。参加社区座谈会也会显著促进农民工向政府反映问题。这些结果说明，组织型社会资本能有效促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即有利于农民工寻求利益诉求的制度性渠道。但是，参加党团组织的农民工比未参加者更不可能向政府反映问题，且影响显著，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结论[22][23]并不一致，可能原因是，党团这种特殊组织更多的是偏重思想政治学习，很少针对实际问题，这可能正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在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方面，与找工作求助非公职人员相比，农民工求职帮助者为公职人员者更不可能参与罢工或集体抗议。参加社区组织座谈会的农民工比不参加者更可能罢工或集体抗议，可能原因是本应在社区层面解决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矛盾升级到罢工或集体抗议。参加党团组织比不参加者，遇到问题时更不可能采用武力解决，表明党团组织对农民工动用武力有重要约束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尤其是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有显著的影响。

表2　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3到表6分别给出了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每一类融合分为3个模型，模型1表示社会资本对相应融合的影响，模型2表示政治参与对相应融合的影响，模型3在控制社会资本的前提下来分析政治参与对相应融合的影响。

表3回归结果表明，关于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经济融合的研究假设基本得到验证。模型1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经济融合的显著影响表现在制度型社会资本，即与亲戚中没有政府人员者相比，亲戚中有政府人员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要高出约509元，说明农民工借助于制度性资源更可能提高其经济收入。求职帮助者是否有公职人员对收入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点与“市民跨越体制的个人关系网络显著促进其经济收入”[27]并不相同，意味着农民工与市民两大群体经济收入的影响机制具有显著差异。模型2和模型3中政治参与对经济融合的影响表现在是否向政府、社区求助/投诉/反映问题，以及对维护利益时诉诸武力的态度。向政府或社区投诉或反映问题和在对诉诸武力的态度上保持中立者有助于获得更高经济收入，原因很简单，反映问题会引起相关部门关注，而诉诸武力和对此类行动明确表示否定都不利于维护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不表态或保持中立则会出现较好的结果，这种“搭便车”现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的无可奈何。

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社会融合的影响结果见表4。模型1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人关系型和组织型社会资本。在求职过程中，帮助者中有公职人员的比没有公职人员的农民工与市民的交往会更密切。尽管跨越体制的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没有显著促进农民工的经济融合，却能促进其社会融合。组织型社会资本的作用，体现在参加组织座谈会更能促进农民工与市民交往，增强相互信任。从模型2可以看出，向政府或社区求助/投诉/反映问题的农民工，更可能与市民密切交往，其原因是在反映问题过程中，更可能增强彼此的了解。模型3结果显示，除了个人关系型和组织型社会资本的显著影响外，制度型社会资本，即亲戚中是否有政府人员也有较显著影响。同意诉诸武力的农民工更不可能与市民有良好交往，即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会抑制社会融合。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表3　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经济融合影响的OLS回归分析

表5给出了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文化融合的回归结果。模型1结果显示，只有制度型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即党团员农民工比非党团员农民工更可能接受城市文化，可能是因为这一层次的农民工素质较高，接受吸收能力更强。模型2结果表明，政治参与对农民工文化融合有微弱的影响。模型3中政治参与中“是否参加城市选举”的影响变得比较显著，表明在农民工文化融合中，政治参与仍然有一些影响，如参加城市选举和参加罢工或集体抗议，尽管不是特别显著。说明农民工文化融合主要还是受社会资本，尤其是制度型社会资本的影响。

表4　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社会融合影响的Ordinal回归分析

外出后是否（想）参加过城市选举0.112　 - 0.029 （0.276）　（0.303）是否（想）向政府、社区求助/投诉/反映问题政治参与- 0.726***　 - 0.359+ （0.188）　（0.218）参加过罢工/集体抗议　- 0.056　 - 0.091 （0.280）　（0.296）有机会参加罢工/集体抗议　- 0.081　 0.027 （0.165）　（0.173）同意维护利益时诉诸武力　0.454　 0.477* （0.191）　（0.199）对维护利益时诉诸武力保持中立- 2LL Chi- Square样本量0.149　 0.041 （0.185）　（0.192）1284.446*** 1312.671*** 1248.059*** 110.987　 90.698　 116.934 776　781　761

表5　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文化融合影响的Ordinal回归分析

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心理融合的回归结果见表6。模型1结果显示，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都能显著促进农民工的心理融合，即求职帮助者中有公职人员、参加社区组织座谈会、亲戚中有政府人员均能拉近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减少落差。从显著性和回归系数数值来看，组织型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大。模型2结果显示，制度性政治参与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心理融合的影响方向是相反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影响是正面的，表现在，向政府或社区组织投诉或反映过问题的农民工更可能缩短与市民的心理距离；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影响是负面的，即参加过罢工或集体抗议的农民工更可能加剧与市民的心理隔阂，从而影响其心理融合。因此，引导农民工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政治参与，减少农民工形象的负面新闻，宣扬“平等”、“友爱”的价值观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心理融合。模型3结果显示，同时纳入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社会资本的显著性减弱，尤其是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制度性政治参与由显著变为不显著，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影响有所增强。这些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资本部分通过政治参与影响到农民工的心理融合。

五、结论与讨论

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社会，生活场域和生计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资源的缺乏和社会底层的劣势决定了他们需要而且必须依靠建立新型的社会资本来改变其社会经济地位。无论是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还是组织型社会资本，抑或是制度型社会资本，都要借助于政府或组织才可能发挥更大的效力，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博弈双方的力量悬殊。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拥有“优质的”社会资本固然具有减少交易费用的好处，但无形之中却可能增加维护关系的成本。从个人决策来看，当社会资本降低交易费用的好处大于维护关系的成本时，拥有社会资本的决策是最优的。但从整个农民工群体来看，基于个人决策所付出的成本却可能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农民工自身而言，仅仅依靠社会资本不可能解决社会融合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表6　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心理融合影响的OLS回归分析

政治参与，即通过政治途径，是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合的另一渠道。研究发现，制度性政治参与对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文化融合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破坏性的，即对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都有消极影响，只有采取武力诉诸利益者才可能有助于提高收入。由此可见，对抗性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尽管可以部分解决农民工问题，但负面影响可能远远大于解决问题所带来的利益。因此，逐步消除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引导和规范农民工制度性政治参与才是明智的选择。[8]

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使农民工难以在制度框架内达成目的，有时不得已以非制度政治参与形式铤而走险。为了相同的利益参加同样的行动并不代表农民工群体形成了“阶级团结”，也不同于“守法抗争”，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28]他们会权衡自身利益、生活压力、议价能力及可能后果审慎地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因为他们的目的并非为了某种政治企图，而是为了维护权益，使家庭生计得以持续。毕竟，农民工集体行动是市场博弈的一种手段，虽然符合市场逻辑，但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是发挥类似“农民工之家”的自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当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主要矛盾表现在利益主体的博弈力量不对称，以网络、信任和规则为要素的社会资本难以做到包容。

对农民工而言，经济与社会融合是基础和前提，文化与心理融合是结果和目标，只有农民工与市民两类主体在心理层面达到相互包容、相互信任，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合。在经济融合方面，政府和企业应赋予农民工更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如果在与市民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无端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或剥夺其合法劳动所得，侵犯农民工权益自然可能会引发罢工、集体抗议等非理性行为。在社会融合方面，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大众媒体及其他传播媒介加强农民工正面形象报道，如农民工做好事授予荣誉称号，发挥这种“符号资本”的积极作用，[29]这样有利于营造农民工与市民的交往氛围，引导市民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在文化融合方面，寻求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可能性。文化融合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此，不能强制性要求农民工接受城市文化而放弃家乡文化。当然，文化与地域相关联，要关注不同地域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特点和差异。

对政府而言，社会管理不是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消除差别、消灭矛盾，而是要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起矛盾化解机制、减少矛盾。各级政府官员应廉洁奉公，上行下效，把仁爱之心传递到农民工群体并与之进行良性互动，消除部门利益壁垒，与农民工相关的多部门达成共识，齐抓共管，建立起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同时，调动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培养公民社会意识，才能冲破制度的藩篱，优化社会政治生态。培育全社会平等开放包容的共通性社会资本，⑤[30]增强农民工对市民和政府的信任，减少不理性的政治参与，在制度体系中寻求解决之策，才可能最终实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注释：

①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目标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35.3%提高到40%，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②按照社会融合的定义，经济融合指农民工与整体市民收入的差距状况，差距越大，表明融合越差，反之融合越好。由于本次调查没有获得市民的收入数据，且调查样本分布在东部、中部和西部20多个省份，因此，难以确定参照标准。但是，不论标准如何，都可以认定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经济融合越好。因此采用连续变量来度量。

③社会资本三个层次分别对应于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其内容是否为公职人员仍然反映的是组织或制度层面的含义，之所以这样分类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保持社会资本结构的完整，二是这种关系出现于日常的求职过程之中，而不是组织或制度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度量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不用强弱关系，而用是否是公职人员，其目的是本文重点关注组织或制度层面的社会关系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

④学术界对政治参与的概念界定并不一致。国外学者诺曼·尼和西德尼·伏巴认为，政治参与是以各种合法方式或多或少影响政府人员行为的活动。另一些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阿尔蒙德、托马斯·戴伊，认为政治参与是广义上的，不能仅限于合法方式，还应该包括影响政府决策的所有活动。对上述观点国内学者都有表示赞同，并把政治参与划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制度性政治参与包括参加投票选举、参加城市社区政治活动和管理活动等；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包括罢工游行、集体上访、行使暴力等。本文采用广义的政治参与概念，并按制度性政治参与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做变量分类处理。

⑤共通性社会资本（generalized social capital）是相对于特定性社会资本（particularized social capital）而言的。前者由开放的社会网络组成，网络成员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人与人之间形成平等、包容性的社会信任以及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人际信任不以是否认识为前提；后者由排他性社会网络组成，网络成员具有相同的经济、社会等人口特征，把不具有相同的特征的人排除在外，人际信任是有差别的，这种局限性信任是以是否认识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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