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状况研究——基于青海玉树的实地调研

辛瑞萍韩自强李文彬（..济南大学　政法学院，济南　500；.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成都　6007）



三江源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状况研究——基于青海玉树的实地调研

辛瑞萍1韩自强2李文彬3
（1.3.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济南250022；
2.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成都610207）

【摘要】基于对青海省囊谦县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实际调查，运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生计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分析，结果发现移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十分突出，表现为：生计资本存量极不平衡且多元不足，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的总水平分别为0.712、0.380、0.347、0.299、0.169；从生计资本在不同类型家庭之间分布来看，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不同类型家庭中的差距较小，而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在不同类型的家庭中差别较大，这主要从经济维度反映了当地不平等现象比较明显。生计策略单一化，主要为采集虫草。针对此现状，本文从加强生计资本建设和创造就业机会两个方面提出了减轻生计脆弱性、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三江源；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区是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发源地。本世纪初，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活动加剧等原因，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亮起了红灯，部分地区的草地系统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自2003年起，中国政府开始着手治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其中移民搬迁是整个生态修复工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根据三江源移民规划办公室制订的《三江源生态移民总体规划》，生态移民迁出地涉及青海省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海南州和格尔木市共4州17个县（市）82个乡331个村，迁移人口近5.6万人。

目前，学者们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移民工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分析与讨论；[1]对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机制、模式及问题等的探究；[2][3][4]对移民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的探讨；[5][6]对于贫困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7]对于生态移民社会角色的研究；[8]对于移民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问题的研究；[9][10]对于生态移民居民的生活情况、需要、及面临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1][12][13]对生态移民就业及接受新技术的行为进行分析。[14][15]以上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三江源生态移民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诸如后续产业和就业难、社会适应困难、边缘化等进行了探究。然而，从家庭的层面来看，可持续生计的建立才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认识和解决移民面临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关系到他们自身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关系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不返迁”的移民目标的实现，甚至还关系到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成败。

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和方法主要源于20世纪末对反贫困问题的思考：贫困问题并不仅仅表现在收入或者经济方面，而具有多维度和复杂性。因此，反贫困理论和实践也应从多维度着手，为终结贫困问题提供一套相对全面的解决方案。基于这些逻辑基础和发展实践，联合国发展署（UNDP）、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关怀国际（CARE International）和乐施会（Oxfam）等机构成为可持续生计概念和方法在实践领域内的主要支持者。在理论方面，可持续生计概念也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其中最具影响力也最被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广泛接受的是来自于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IDS）的定义：生计的概念包含维持生活的能力、资本（既有物质方面，也包含社会资源）和活动。可持续生计指的是某种生计方式能够应对外界压力或冲击，并能在不损害其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维持或提高其本身的能力和资本。基于可持续生计的概念，不同机构开发和采用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也稍微有所不同。其中，来自于英国DFID的可持续分析框架成为影响最广，被借鉴最多的分析框架之一。总体上来说，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主要包含五部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包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生计策略，政策和机构变化过程以及生计输出。生计资本是家庭开展生计活动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抵御各种生计风险的重要手段，生计策略决定着生计输出。

可持续生计框架为我们研究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生计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三江源生态移民项目的实施使得家庭（原牧民）的生计资本、面临的脆弱性内容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家庭生计策略的选择也与以往不同，最终影响到生计输出的不同。本研究借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来专门研究生态移民项目背景下移民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利用该框架进行分析，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现状和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寻找解决的有效途径。

二、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括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移民主要分布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杂多、称多、曲麻莱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玛多、达日、久治县，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兴海县，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格尔木市唐古拉山乡。本课题的研究地点选择了玉树州囊谦县。

囊谦县位于青海省最南端，玉树州东南部，与西藏昌都地区接壤，是玉树州人口最多、移民数量最大的一个县，下辖香达、白扎、觉拉、吉曲、吉尼赛、娘拉、毛庄7个半农半牧乡和尕羊、东坝、着晓3个纯牧业乡。根据实地调查，囊谦县的生态移民工程从2003年开始分批进行，截止2012年8月，共移民923户，约4000多人，移民主要来自于着晓乡、东坝乡、尕羊、毛庄乡。囊谦县的生态移民社区（命名为“香龙新村”）位于县政府驻地———香达镇，移民社区建有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另外，移民社区有1所完全小学、1所警务室、1个社区中心、1个党员活动室、1个卫生所。移民搬迁包括集中搬迁和自主搬迁两种方式：集中搬迁是政府统一为每户建造80平米的房子，而自主搬迁则是政府给予移民户48000元，由其自建或购置房子。除此之外，政府每年给予每户移民一定的粮食补助和燃料补助。移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采挖虫草，其次是国家补助；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部分移民从事运输、藏獒养殖、劳务输出及其他小本生意（如买卖首饰、皮张等）。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课题数据主要来源于实地调研。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三种方法。（1）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居住在当地居民（属于生态移民）家中，与他们共同生活了半个月，亲身体验、观察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日常行为，与他们进行深度沟通，从中深入了解和认识生态移民的生产生活状况。（2）就当地社会经济概况、生态移民工程实施的基本情况以及移民家庭基本状况、收入、就业、健康、子女教育、居住环境、日常生活、社交等方面的问题对关键知情人和移民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每次访谈大约进行1个小时左右。共完成了21次深度访谈，其中关键知情人访谈3个，移民家庭访谈18个，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在访谈过程中聘请了当地的一名大学生作为翻译和向导。（3）问卷调查法以家庭为基本单位，采用随机入户的抽样方法，由掌握汉藏双语的当地大学生志愿者来执行。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基本状况、收入、就业、健康、子女教育、居住环境、日常生活、社交等问题。本次调研共对600户生态移民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最后回收有效问卷597份。

在下文的分析之中，问卷调查所得定量数据将作为主要内容进行分析与展示，质性访谈内容和参与式观察得到相关资料将主要作为解释资料来用。（1）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对家庭的生计资本状况进行统计描述；（2）结合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对其生计状况和生计活动进行分析，探讨加强可持续生计、减轻生计脆弱性的方法。

三、三江源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状况分析

本文将从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两个方面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生计状况进行分析。

（一）生计资本

1.生计资本的基本状况

（1）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是指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储备，其中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本，它是人们创建生产系统、商业活动以及生活条件的主要基础。本文的自然资本主要是移民家庭所拥有的各种类型土地的面积总和。从拥有家庭数量来看，从多到少的土地类型依次是草地、其他用地、耕地、荒地和林地。然而，拥有草地的家庭比例仅约为16%。可见，生态移民家庭对于自然资本的拥有比例很低。

对于移民而言，失去土地是失去资产和贫穷化的主要形式。除非另外为移民们重建生产系统，或者给予他们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否则一旦失去土地，受影响家庭就会变得贫困。[16]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移民前属于草原牧民，他们从事传统的生计方式——放牧，因此土地尤其草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随着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草地被禁牧并收回，这意味着他们原有生计活动的基础丧失，生产体系解体，随之而来的是失业、收入来源减少的风险，甚至还包括食物和燃料匮乏等的风险。

表1　自然资本指标及测量

（2）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是指人们用来实现其生计目标的资金资源。这些资金包括三个来源：自身的现金收入、从正规和非正规渠道获得的贷款、无偿援助。本文用家庭年收入（包括自身现金收入和无偿援助）作为对金融资本的量化测量。根据对文献的回顾以及实地调研了解，笔者列出了当地居民可能具有的15项收入项目，其中既包括主要的采集（虫草）、养殖（藏獒）收入，也包含了政府的各种补贴和救助项目及其他收入。

从表2可以看出，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项目来自于虫草采集活动，年均该项收入大概为24950.65元，约占年均家庭收入总数27864.56元的90%，虫草采集也是绝大部分家庭所从事的生计活动。由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都为三江源生态移民户，因此所有的家庭都可以从政府获得移民补贴以及其他类型的救助等，虽然政府补贴覆盖面广，但是金额非常有限，是收入类别中所占比例最低的一种。本次调查对象全部为藏族，因此仅有约10%的被访户开展种植活动。养殖（藏獒）的活动，所有的被访户都有进行，但是对家庭的收入贡献不大。还有一些家庭从事运输、小本生意等生计活动，这部分年均收入为9120.76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2年青海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64元，如果按照本调查中每户平均4.6人来算，每户年收入约为24674元，与本调查所得到的结果27864元比较接近。但是如果按照城镇标准来算，2012年青海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7566元，以此类推，户均年收入应该约为70264元，则比本调查所得到的结果要高许多。可见，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其水平远远低于青海省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处于低收入群体或贫困群体，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迁致贫。另外，根据访谈，就借贷途径而言，主要是亲戚、朋友之间的非正式渠道，而银行、信用社等正式渠道等基本缺失。非正式渠道的借贷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移民对于资本流动性的需要，但该种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它不但受制于移民社会资本网络的疏密程度，而且还限定于移民家庭亲朋好友乡邻的家庭经济实力和闲余资金的多少。[17]

金融资本在生计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被用于各种各样的投资，如购买生产资料、投资人力资本等，它是人们用来实现其生计目标的资金资源。金融资本的匮乏导致生态移民无力购买所需的基本服务和物品，也无法进行生计多样化的投资。

表2　金融资本指标及测量

（3）物资资本

物质资本是能够用来典当或抵押贷款或转变为生产性的资产以增加家庭收入。一般包括支持生计的基础设施和物质手段。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移民家庭的生计状况，而基础设施对于同一个社区的移民而言差别不大，因此本调查中的物质资本主要由家庭所拥有的房屋和其他各种生产工具、耐用消费品等固定资产的价值来估算。除房屋外，本调查列出了汽车、摩托车、电脑、电视、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电磁炉、家具、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其他等13种城镇居民生产生活中常见生产工具和耐用消费品。

从统计数据来看，房屋是最主要的物质资本，平均估计价值约为4.6万元，而其他的固定资产如生产工具、耐用消费品等仅仅的价值约1.4万元。根据笔者走访观察，摩托车、电视和木质的藏式家具是大多数移民家庭中常见的生产工具或耐用消费品，摩托车一般充当交通工具，电视机用于消遣、获取外界资讯，藏式家具则作为摆设；只有少数富裕家庭拥有汽车、洗衣机、冰箱等；而少数自主搬迁的贫困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借助或者租住在亲戚朋友家，生活缺乏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这也可以用来解释统计数据结果中标准差的情况，即本调查对象家庭所拥有的固定资产价值差别比较大，即移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大。可见，对于大多数移民家庭而言，除住房外，生产资料和耐用消费品种类及数量有限，物质资本比较薄弱和单一。

研究和经验表明，缺少足够的住房和生产资料是贫困的一个关键方面，没有工具和设备的帮助，人们潜在的生产能力就得不到充分实现。然而，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大多数家庭除了居住的房屋之外，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资产非常匮乏，这便大大限制了移民的生计多样化的投资，同时在面临疾病、灾害等风险的时候不具有转换性，从而加剧了他们的贫困风险。

（4）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包括技能、知识、劳动能力和健康的身体等方面，这些因素使人们能够采用不同的生计策略，实现他们的生计目标。本研究中的人力资本指数主要由家庭劳动负担比和家庭成员最高教育水平计算得到，即：

人力资本=

成员最高学历

根据计算结果（见表4），人力资本指数平均值为1.265，标准差为0.882。其中，所有兼职劳动力作为半个全职劳动力来看待，家庭劳动负担比为家庭内劳动力数除以家庭成员数。本次调查的家庭中，每个家庭平均有4.697人，其中全职劳动力数量平均值为1.69，兼职劳动力数量平均为1.454。如果从年龄分布来看，每个家庭中未成年人数量平均值为1.943，老年人数量平均为0.216，成年人数量平均为2.481。家庭成员获得的最高学历取值为1～5的分类变量，从低到高分别代表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技校/中专、大专及以上。从表4中可以看出，约有42.79%的家庭最高学历是小学，23.66%的家庭其成员完全没有受过教育，最高学历为初中的家庭占15.10%，高中的为11.74%，大专以上的最少，约占总样本的6.71%。根据已有研究的测算，2004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02年，[18]与其相比，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明显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表3　物资资本指标及测量

表4　人力资本指标及测量

可见，无论是从全职劳动力的数量还是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来看，人力资本存量明显不足。另外，根据访谈得知，除接受过双语教学的年轻人和正在接受教育的在校学生之外，其余多数移民的汉语水平很差，缺乏基本的口头表达和认读能力。

人力资本是人们能够使用其他四种资产的前提，是移民家庭收入增长、生计模式创新的主要推动因素，是劳动力流动的基础。健康、知识和技能可以帮助创建可持续的生计。虽然被访家庭的平均家庭成员数量相对较多（户均4.697人），但是由于患病或残疾、年老和未成年人数量较多，因此全职劳动力较少，同时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技能缺乏、汉语水平差等情况较为普遍，这些因素制约了人力资本在实现可持续生计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生计方式转型的背景下，许多移民在新的安置区无法使用他们以前所掌握的技能——放牧，原先的人力资本丧失或者变得消极和无用，同时，又缺乏新的谋生技能，加之大部分移民的汉语水平差，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就直接导致人们就业困难和收入减少。经济的边缘化常常伴随有社会和心理的边缘化，表现为社会地位的下降、对社会和自身没有信心、不公平感以及极端的脆弱。[16]

（5）社会资本

在可持续性生计途径的定义里，社会资本是指人们用来实现他们生计目标的社会资源。本文的社会资本主要包含两个维度，即社会支持度和社区信任度。社会支持度由8个具体指标测量，分别为被访人可以从朋友、邻居、子女、其他亲戚、街道/社区、银行、信用社或其他机构获得的到支持程度，从低到高分为1到5个等级，根据被访人的回答，赋予相应的得分值。其中朋友、邻居、子女和其他亲戚主要代表了被访人从非正式网络可以获得的支持度，另外四项代表了被访人获得社会支持的正式组织来源。从本调查结果来看，被访者可以获得的社会支持平均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亲戚、朋友、子女、邻居、社区、其他、银行、信用社。非正式社会网络是被访人可以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而且明显要比从正式网络可以获得的支持多。而且，从标准差来看，除了子女一项外，非正式网络的社会支持度得分的标准差要比正式组织支持度得分要小，这也表明了正式组织可以提供的社会支持根据不同的家庭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是非正式网络可以提供的社会支持比较具有趋同性。

本研究的社区信任度由6个问题组成，分别从个体的认知态度和社区交互行动方面测量了被访者对6个表述（见表5）的赞同程度。每个问题的答案选项从低到高分别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并被依次赋予1～5分。从调查结果来看，被访社区的信任度较高，每个问题的平均得分都在3分以上，也就是说被访人基本上比较同意这些有关社区信任的正向表达。其中得分最高的是“如果你家有红白喜事，大家都会来帮忙”这一表述，得分最低的是“本地有人遇到困难，需要借钱时，大家一般都会借给他”这一说法。

社会资本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可以利用社会资本来保证他们度过极端困难的时期，还能够通过身份认同、荣誉感和归宿感对人们的幸福感做出重要贡献，从而减少边缘化的发生。整体来看，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社会资本当中的社区信任度很高平均得分约为3.476（1～5分），这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减少交易成本，还会帮助建立起人们非正式的安全网。但是，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度较低，平均约为2.632（1～5分），其中来自于非正式网络的社会支持度较高，来自于正式组织的较低。也就是说，被访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却有着很强的同质性，主要体现于传统的非正式的亲缘网络和地缘网络，而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如银行、信用社、社区组织等）可以提供的社会支持较少，且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种结果会加剧生计产出的不平等，从而进一步造成贫富分化，使得穷人面临边缘化的风险。正如迈克尔·M·赛尼教授所述，贫穷不仅是因为没有收入和财产———土地、住所和食物，相互帮助网络的丧失直接导致并加剧了贫困——没有权利，无依无靠以及变得脆弱。[16]

2.生计资本之间的横向比较

表5　社会资本指标及测量

为了便于比较各个维度的生计资本，本文参考联合国发展署（UNDP）计算人类发展指数[19]的方法，根据下面公式对各个维度的生计资本分别进行了标准化转化。

公式1联合国发展署（UNDP）计算人类发展指数公式：

以人力资本指数为例，每户被访家庭的人力资本得分减去本研究中人力资本得分最小值，然后除以本调查中人力资本得分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得到每户家庭的人力资本标准化得分（0～1）。由于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存在个别比较大的极端值，如果使用这些极端值作为最大值进行计算，则得到的标准化生计资本指数非常的小。但是，在对数据进行了仔细检查并结合实际调研经验来看，这些极端值的存在也比较合理，因此，在最终的数据分析之中，本文采用了样本中从小到大的95%处取值作为最大值的替代，最终的生计资本平均值和标准差如图1所示：

图1　生计资本均值和标准差

从平均值来看，社会资本最高（0.712），其次是按照支出法测量的金融资本（0.393），再次是人力资本（0.380），然后是按照收入法测量的金融资本（0.347），接着是物质资本（0.299），最后是自然资本（0.169），五大生计资本极不平衡且呈现多元缺乏的状态。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五大生计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其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存量上相对保持平衡。已有的研究认为，生计资产的单一缺乏或者多元缺乏都是导致农户脆弱性较高的直接原因。[20]可见，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非常不利于移民建立可持续的生计。

从标准差来看，支出法测量的金融资本最高，其次是自然资本，然后是收入法测量的金融资本，再次是物质资本，接下来是人力资本，最后是社会资本。也就是说，在本次被调查的人群当中，各户拥有的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差别较大，物质资本次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差距较小。这主要从经济维度反映了当地不平等现象比较明显。如前文所讨论，少数家庭能够从变化的环境中抓住机会，将传统生计策略与外界市场经济相结合，因此也能够比较受益于移民工程。但是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依然固守于传统的生计策略，家庭收入相对较低。

3.生计资本在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分析生计资本的分布特点，对其在不同收入组的分布状况进行了描述（见图2）。总体上来看，高收入组不但拥有较高金融资本，也拥有较高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而且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的差距要比中等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差距大。不同收入组之间差距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其次是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再次是人力资本，差距最小的是社会资本，这与前文标准差后的生计资本的分布状况一致，同样反映了当地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另外，社会资本指数并没有与其他资本维度在不同收入组中的分布保持一致：高收入组的社会资本指数是0.718，中等收入组的社会资本指数是0.705，低收入组的社会资本指数是0.712，反而略高于中等收入组。

图2　生计资本在不同收入组中的平均值

（二）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包括了人们为实现生计目标而制定或从事的活动和选择的组合。本文的生计策略主要指的是被访家庭利用生计资本维持生计状况、提高生计产出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重点侧重于被访家庭获得家庭经济收入的活动。

从调研情况来看，三江源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活动相对单一（见表2），采集虫草是大部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随着虫草量的逐年减少，虫草采集并不是长久之计。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生计活动是养殖活动，主要是养殖藏獒等，但是由于风险和成本都相对较高，规模养殖的家庭较少，这种生计活动对于家庭收入的贡献不是很大。当地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而且生态移民还没有完全脱离游牧身份，对于农作物种植的技术掌握不够，因此种植活动在当地并不常见。虽然来自于政府的移民补贴提供了一项相对长期的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数量非常有限。有个别家庭从事小本生意、跑运输等活动，但是由于受制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因素，这种情况为数甚少，即使从事也缺乏市场竞争力，当地的商业、服务业主要由来自于内地的汉族和回族经营，大多数藏族包括生态移民仅仅充当消费者的角色。因此，总体上来说，当地居民可采用的生计活动非常单一，隐含了相当大的脆弱性。

虽然生态移民在居住环境上完成了从牧区向城镇居民的转变，而且政府也配套提供了相应的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但是当地移民并没有完全融入到城镇生活当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依然保留着移民前的生活方式和生计活动。与移出前相比，生计活动由原来的放牧、采集虫草的组合变成了移出后的单一的采集虫草。在家庭收入来源减少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开支却大大增长，原来自产的酥油、糌粑、牛肉等生活必需品成为了他们移民后很大的一笔支出项目。因此，在移出之后，特别是在玉树地震之后，有一些移民由于不能适应或无力负担当地城镇的生活，又搬回到原来居住地，然而大多数移民为了子女的教育以及看病、生活的便利选择留在了城镇。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居民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城镇生活，在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下，开始尝试从事新的生计活动，如做生意、打零工、跑运输等，因此相对收入较高。但是，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如何采取多样化生计策略，在新的环境下进行生计方式的成功转型成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结论

三江源生态移民家庭生计脆弱性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生计资本的薄弱和生计活动的单一两个方面。

通过研究发现，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存量极不平衡且呈现出多元缺乏的状态，按照存量的由高及低，依次为社会资本（0.712），人力资本（0.380），按照收入法测量的金融资本（0.347），物质资本（0.299），自然资本（0.169）。从生计资本在不同类型家庭之间分布来看，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不同类型家庭中的差距较小最小，而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在不同类型的家庭中差别较大，这主要从经济维度反映了当地不平等现象比较明显。

尽管社会资本在数值上较高，但是同质化较强，在生计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受到很大局限。人力资本方面，由于老弱病残幼家庭成员数量较多，因此全职劳动力数量较少；同时，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汉语水平、劳动技能水平等低下，面对生计转型在短期内存在就业难、收入难等问题。金融资本方面，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国家补贴和虫草收入，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其水平远远低于青海省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就借贷途径而言，主要是亲戚、朋友之间的非正式的渠道，而银行、信用社等正式渠道等基本缺失。物质资本方面，移民自主拥有的资产主要是用来居住的房屋，其余的家庭固定资产、耐用消费品等非常缺乏。而自然资本低下尽管是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如失业、收入减少、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

生计资本极不平衡且多元缺乏的现状，导致他们很难选择多样化的生计活动，只能依靠单一的采集虫草勉强维持生计。而研究表明，生计来源的多样性对于增加人们应对和恢复灾害的能力非常重要。[21]可见，三江源生态移民单一采集虫草的生计活动隐含着很大的脆弱性。

（二）政策含义

结合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必须从加强生计资本建设和创造就业机会两个方面来加强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减轻其脆弱性。

1.加强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建设。在移民失去自然资本——草地的状况下，要加强其他四种生计资本的建设。（1）人力资本方面，需要转变移民的传统就业观念和改善健康状况。尽管当地政府采取了各种就业技能和汉语水平的培训，但是成效甚微。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是要转变移民的传统观念，帮助他们认识到融入新生活所需技能的重要性，调动其参加各种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摆脱各种培训流于形式的窘境。同时，移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可以说移民后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较移民前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他们仍然处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看不起的现状，许多家庭中有病残成员且呈年轻化，所患疾病也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比如阑尾炎、胃炎、高血压、心脏病、妇科疾病等在移民社区极为普遍。因此需要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改善和提高医疗条件，加大医疗救助的力度，避免因病致贫情况的发生。（2）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经济维度方面，要加大贫困家庭的救助力度和拓宽借贷途径。由于搬迁后的移民家庭普遍面临原来自身拥有的食物和燃料等基本物品的中断，因此需要花费巨大的资金去市场上购买，而由于家庭来源收入有限、成员患病等原因导致一些贫困家庭面临食物得不到保障的风险，因此需要从基本生活救助、临时生活救助等方面加大对贫困家庭的救助力度，保证他们的温饱、营养和健康水平。同时政府要制定针对生态移民倾斜的金融政策，为移民提供正式途径的借贷，鼓励自主创业，拓展增收途径等。（3）社会资本方面，要重视社区重建。社区重建是群体组织行为，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从而克服在单个家庭层次上的边缘化行为。针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特点，尤其要加强正式组织的的建立（如街道、社区、银行、信用社等机构），培育新的社会组织（如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藏獒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增加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对于生态移民的支持力度。

2.创造就业机会。移民重建的核心任务是使移民有工作获得收入而赖以生存。成功的移民重建一般都会与一些对策有关，例如确定同等数量的土地，实行农业集约化或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农业和非农业的多种经营，在安置区投资创造一些新的稳定就业机会也是很重要的。[16]近年来，三江源地区虫草被大量采集，其数量逐年下降，生态植被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单纯地虫草采集绝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以保障移民生计的可持续性。具体的做法包括：整合草场、土地、牲畜以及劳动力等，成立农牧专业合作社，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生态畜牧业；在安置区投资创造一些新的稳定就业机会，以保障移民有工作获得收入而赖以生存。同时，要辅以技术援助和可行的社会政策性措施，鼓励移民积极从事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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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娜）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的生计问题研究——基于青海玉树的实地调研”（项目号:11XJC840008）。

作者简介：1.辛瑞萍，女，甘肃泾川人，博士，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2.韩自强（通讯作者），男，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3.李文彬，女，济南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6-01-22

【中图分类号】D632.4；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6）01-01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