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政府环境治理——基于面板数据与兰州案例的分析

缐　文，马自龙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经济增长与政府环境治理
——基于面板数据与兰州案例的分析

缐文，马自龙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政府、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关系密切。基于1998—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在产业结构、技术、人口、对外贸易等因素综合影响下，三类工业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加入政府政策变量，即排污费和环保补助后，基于对比分析，可进一步讨论政府政策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并不一定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政府政策可改变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变动关系。从“兰州模式”来看，在有资金保障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强化环境治理，可使严峻的环境问题在政府持续和有效的政策作用下实现渐进逆转。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环保政策;网格化管理

一、引言

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之间的“两难”冲突受到学术界的长期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Grossman和Krueger通过对42个国家的环境效应分析,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质量呈现下降趋势,但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环境状况又开始不断改善,这种关系被称为“环境库涅茨曲线”(EKC)[1]。国内外学者针对EKC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检验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Carson(2010)[2]、Dasgupta et al (2002)[3]、吴玉萍(2002)[4]、包群(2005、2006)[5][6]、刘金全(2009)[7]等学者证明了EKC倒U型关系的存在,但另一些学者发现,选取的污染物指标、计量模型以及区域的不同,污染物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更为复杂的关系,Shafik(1994)[8]、陈延斌(2011)[9]、刘婷婷(2011)[10]、毛晖(2013)[11]等的研究即属此类。二是研究EKC的形成机理。Grossman和Krueger认为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和资源需求量,会对环境产生负面效应,但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又会减少污染排放[12];Torras和Boyce(1998)、Hettige(2000)从政府宏观政策和技术角度解释了EKC的形成[13][14],M.A.Cole(2004)基于贸易开放度进行了相关的探讨[15],张学刚(2009)从政府环保政策及其执行力度方面研究了EKC的形成[16][17],张成等(2012)则分区域对EKC的形成进行了分析[18],何慧爽(2015)基于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19],而李小胜和宋马林从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方面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20]。

既有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会受到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因素的影响。虽然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有学者从规模、结构、技术等方面研究了它们各自对EKC的影响,但并未将以上各因素做统合考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关系的净影响;(2)政策变量的界定没有统一的度量口径,很多研究使用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作为政策变量,但是该变量投资口径偏大,掩盖了环保投资失真和不足的现实[9]。

本研究选取1998—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政府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一些可操作的建议。相较于既有文献,本文的特点在于:(1)为了得到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关系的净影响,本文综合考虑了经济结构、贸易、技术、人口等因素,首先验证这些变量和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综合影响,而后加入政策变量,进行比对分析;(2)环境污染是因市场经济的负外部性导致环保供给不足所致。从福利经济学的视角考察,这需要依靠政府征税或补贴等手段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本文据此选取以往文献较少使用过的排污费和政府环保补助来度量政府政策;(3)基于以上分析,引入“兰州模式”这一目前治污较为成功的案例,以此探究政策在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关系中的正向作用机理,并期望对其他地区环保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研究模型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选择

本研究采取以下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1)

式中Eit为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各污染物指标排放量;Yit为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人均GDP;αi为特定的截面效应;Zit为影响环境质量的其他变量。

采用省级面板数据,主要是因为面板数据包含较多数据,可带来较大自由度,并且具有时序和截面两维信息,能更好地反映地区差异和经济增长水平对环境质量的综合影响[21]。关于EKC的面板数据一般会用到混合模型或变截距模型,通过F检验判断选用混合模型还是变截距模型,F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模型,如果拒绝,那么选用变截距模型;变截距模型又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可以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选用哪种模型,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1)环境污染指标。本研究主要分析工业所造成的污染,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三类指标,见表1。数据根据相关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整理、计算而得。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较大,故选取了除西藏之外全国30个省市和地区1998—2014的原始数据。

表1　污染物指标

(2)经济增长指标。经济增长用人均GDP(万元/人)来度量,以1998年为基期来计算,并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记为Gdp,数据通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3)影响污染排放的其他因素。(1)产业结构:Dasgupta 等(2002)认为工业化进程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废弃物的排放,EKC曲线的产生和产业结构紧密相关[3]。本文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度量产业结构的变化,记为Indus2。(2)贸易开放度:Jones 和Rodolfo(1995)认为对外贸易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22],本文用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度量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20],记为Open。(3)技术进步:Grossman和Krueger(1995)认为技术进步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具有很大的正效应,技术水平的提高,会使污染物排放量下降,本文引入万元GDP能耗指标Energy来衡量技术进步对环境的影响,并且换算成1998年不变价的万元GDP能耗[20]。(4)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也会带来相应的环境污染问题,本文用城镇人口占各省份常住人口的比重来度量城镇化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记为Urban。(5)政府政策:政府政策对于环境质量的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如上文所述,之前有文献使用环境治理投资额来度量政府政策,但该数据包含一些并不直接属于环保的投资,因此选取排污费和环保补助来度量政府政策的强度,分别记为P和Funds。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相关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公报》。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F检验拒绝原假设,所以选用变截距模型,而Hausman检验显示完全接受原假设,所以三个方程都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加入政策变量排污费和环保补助前后的估计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未加政策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3　加入政策变量的回归结果

(二)结果分析

对于实证结果,主要关注以下两点:(1)在综合考虑了产业结构、技术、人口、对外贸易等因素的影响后,分析我国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何种变动趋势;(2)加入政策变量(排污费、环保补助)后,进一步分析政府政策是否显著影响或改变了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曲线关系。加入排污费和政府补助前后的对比如表4所示:

注:转折点皆以1998年不变价格表示,下文出现的GDP如不作特殊说明,都是以1998年不变价格表示。

(1)在加入政府政策变量前,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都呈倒N型关系,其转折点分别为0.647 1万元/人、3.364 9万元/人和0.161 0万元/人、8.546 2万元/人,而SO2排放量与人均GDP呈现倒U型关系,转折点为12.234 2万元/人。以2014年中国人均GDP排名前十位的省市(如表5所示)来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地区都越过了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曲线的第二个转折点3.364 9万元,废水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开始下降,说明这些省份的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已经达到“双赢”的状态,而全国其他大部分省份还处于废水排放和经济增长的“两难”境地。关于工业SO2排放量,各省尚未达到转折点,随着经济增长，SO2排放量还在不断上升,全国都处于SO2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两难”境地,现实情势也表明我国目前的大气污染状况令人堪忧。关于工业固体废弃物,所有省份都已经越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人均GDP曲线的第一个转折点,但还远没达到第二个转折点,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随人均GDP的上升仍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表5　 2014年人均GDP排名前十位的省市

(2)加入政府政策变量后,首先来看三类污染物指标与人均GDP关系曲线的形状,表4显示,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与人均GDP关系曲线的形状没有发生改变,均为倒N型,但是工业SO2的曲线形状发生了改变,由倒U型变为线性递增,引入政府政策变量前、后的对比如图1所示。

图中横轴为人均GDP的对数,纵轴为各污染物排放量的对数。加入政策变量后,工业废水的立方项虽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在转折点处没有实数解,无法确定拐点的具体位置,本文认为工业废水与人均GDP更接近于负相关关系,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工业废水治理和经济增长处于“双赢”状态;工业二氧化硫的EKC曲线由原来的倒U型变为线性递增,虽然转折点不存在,但是曲线变得平坦了,这与我国大气污染存量不断累积所导致的空气质量不断下降的状况基本符合,同时也与政策强度及政策效果滞后性有关;工业固体废弃物与人均GDP关系曲线的转折点由原来的0.161 0万元/人和8.546 2万元/人变为0.295 4万元/人和6.840 2万元/人,可以明显看出,两个转折点之间的距离变小了,说明在政府的作用下,到达转折点的时间缩短了,并且第二个转折点提前到来。总体而言,图1 显示排污费和政府补助对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关系有积极的影响,正确的政府政策有利于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实现“双赢”,但是效果有限,说明我国环保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三类污染物与人均GDP关系曲线方程中,lnP的系数都为正,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征收排污费反而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当排污费征收增加1%时,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分别增加0.23、0.31和0.3个百分点。政府补助除工业废水没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两类污染物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工业SO2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lnfunds系数为正,当政府环保补助增加1%时,工业SO2排放量大约增加0.02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大约增加0.04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排污费和政府环保补助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体的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改变了工业二氧化硫和人均GDP之间的基本曲线形状,虽然没有改变其他两类污染物和收入之间的基本曲线形状,但是改变了转折点的大小以及曲线走势,说明在环境治理中政府的作用仍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应该看到政府政策影响依然较为有限,这可能与我国排污费征收和政府财政补助过低以及相应的监管力度不够、监管缺失、环保资金用途不规范等问题相关。

我们知道,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造成的。“政府失灵”主要是因为各级各地政府权责不明,并出现“搭便车”现象,假设A和B两个政府参与环境治理,且可选择积极和消极两种参与方式。假设A和B积极参与时的收益分别为P1和P2,消极参与的收益分别为N1和N2,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由于环境保护存在“搭便车”的行为,造成N1>P1,N2>P2,无论政府A选择哪一种参与态度,政府B都会选择消极参与,政府A因而也会选择消极参与,从而达到纳什均衡(消极参与,消极参与)。从另一方面来分析,如果政府选择积极参与环保,但法律、法规不到位,不同利益的企业、个人之间从个体理性角度出发也会选择不合作的态度,环保政策仍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结合上文的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在环境治理中仍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的空间。下面通过对兰州环境治理成功个案的分析,进一步探讨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政策选择。

四、案例分析

地处西北的兰州市受两山夹一河、冬季无风以及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影响,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困扰着城市的发展。近年来,兰州创新性的把“网格化管理模式”运用到环境治理中,使兰州历史性地退出全国十大污染城市行列,该模式有效解决了政策执行不力、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责权不明确等问题,实现了高效精确、全时段、全方位覆盖的环境治理模式。从“污染名城”到“兰州模式”,兰州成为一个成功的案例。

兰州的经验可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首先是资金补贴方面,兰州已经形成多元投入治污的格局,资金投入主要来自于财政部、环保部拨款、省市级财政支持、社会资金以及企业自筹等,同时政府鼓励民间和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2012年,国家环保部将兰州市列入全国大气污染治理试点城市,安排专项资金3.836亿元*数据来源于兰州新闻网http://wb.lzbs.com.cn/html/2013-11/19/content-495641.htm;2013年,财政部、环保部下拨中央环保专项资金2.3亿元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甘肃省级财政安排1.1亿元,兰州市级财政投入突破4亿元,并通过政府资金引导,拉动社会投资18.9亿元*数据来源于兰州新闻网http://wb.lzbs.com.cn/html/2013-12/23/content-502655.htm;2014年兰州成为全国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3年之内将获得27.4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数据来源于每日甘肃网http://epaper.gansudaily.com.cn/gsrb/html/2014-11/05/content-222809.htm.。此外,兰州市政府还采用“以奖代补”方式用于环境污染治理,促进环境治理的良性竞争。

有了政府大量资金投入,怎样具体地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兰州政府创新性地引入了网格化监管机制。兰州主城区按照区、街道和社区划分为若干大网格,按照楼院将大网格划分为小网格,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网格长,居民担任网格员,对低空面源污染进行全天候、全方位、全时段、全覆盖监管,每块网格均执行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营造出人人参与环保的氛围。与此同时,兰州市政府把环境保护纳入到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中,并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实行24小时驻厂监督。网格化环境治理将政府的监督职能剥离出来,将解决、发现和监督的主体责任落实到政府相关部门和网格管理的两个层面。特别是在网格管理层面,政府通过奖惩机制,使网格之间产生相互制约、监督和促进的正向机制,实现了环境信息的实时传递,有效防止了信息在垂直监管链条过长条件下的信息衰减。另外,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评价体系还体现出实时性、动态性的优势,这有利于普通居民的参与和监督,使环境治理的监督环节下移到广大基层。

与网格化管理相配合,2014年兰州市建立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批准设立了兰州环境能源交易中心。在政府主导下,该中心引入市场机制,将各类污染物排污权纳入到统一的环境能源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形成环境权益交易与各种创新金融手段相结合的环境金融市场。这一创新机制有助于合理配置环境资源,筹集污染治理资金,确保了兰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和案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各省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完全符合倒U型曲线,这说明各省、各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复杂的,我国环境污染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加入排污费和环保补助这些政府政策变量后,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环境质量曲线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这一影响仍较为有限,但它从另一方面说明政府在环境治理的政策改进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兰州环境案例说明,即便是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的地区,环境问题也可以通过政府强化环境治理得到有效的改善。但这有赖于政府的制度创新以及治理强度的不断增强。在资金充足的保障下,网络化管理使监、管分离,监管下移和责权落实到位保证了政府环境治理的效果。与此相适应,在政府主导下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可以确保政府与市场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可促进环境治理的持续改进。

3、在处理污染排放这类具有负外部性的问题时,产业结构的优化、治污技术的改进、环保资金的投入等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而这些还有赖于政府政策的引导以及环保制度的创新。兰州市创新性地将网格化管理运用到环保之中,成绩斐然,这说明制度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政策组合可以破解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两难困境。

总之,中国严峻的环境问题需要政府在环境治理上不断有所作为,使环境质量实现渐进式逆转。

参考文献:

[1] 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J/OL]. NBER, 1991:3914.[2009-07-23]. http://papers.nber.org/papers/w3914.pdf.

[2] CARSON R T.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Seeking Empirical Regularity and Theoretical Structure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Policy,2010,4(1):3-23.

[3] DASGUPTA S, LAPLANTE B, HUA W et al. Confront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16):147-168.

[4] 吴玉萍,董锁成,宋剑锋.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J].地理研究,2002,(2):239-246.

[5] 包群,彭水军.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J].上海经济研究,2005,(12):3-13.

[6] 包群,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世界经济,2006,(11):48-57.

[7] 刘金全,郑挺国,宋涛.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基于线性和非线性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8,(2):98-106.

[8] SHAFIK 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An Econometric Analysis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4,(46):757-773.

[9] 陈延斌,董大朋,陈才.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的计量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30(5):50-54.

[10] 刘婷婷,马忠玉,万年青等.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与预测——以宁夏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J].2011,30(3):62-65.

[11] 毛晖,汪莉,杨志倩.经济增长、污染排放与环境治理投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5):73-79.

[12] GROSSMAN G, KRUEGER A.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377.

[13] TORRAS M, BOYCE J K. Income,Inequality,and Pollution: A Re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J]. Ecological Economics,1998,(25):147-160.

[14] HETTIGE H, MANI M, WHEELER 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Kuznets Revisited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62(3)：445-476.

[15] COLE M A. Trade,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nd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xamining the Linkages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4,48(1):71-81.

[16] 张学刚.环境库兹列茨曲线理论批评综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51-60.

[17] 张学刚,钟茂初.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再研究-基于政府管制的视角[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6):40-47.

[18] 张成,朱乾龙,于同申.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J].统计研究,2011，(1):60-67.

[19] 何慧爽.环境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34(1):105-110.

[20] 李小胜,宋马林,安庆贤.中国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异质性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3,(5):96-113.

[21] DINDA 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A Survey[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4,(49):431-455.

[22] JONES L E, RODOLFO E M. A Positive Model of Growth and Pollution Controls [J/OL]. NBER,1995:5205[2009-07-25]. http://www.org/papers/w5205.pdf.

(责任编辑:刘越)

Economic Growth and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 case analysis of Lanzhou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XIAN Wen, MA Zi-l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in 30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1998 to 2012, this paper tests the 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y, pop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dding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s of emission charges and environmental subsidies,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al polic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in accordance with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It is proved that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may change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case of Lanzhou, if the government enhanc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t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akes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measures with the support of sufficient fund, the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n be solved gradually.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conomic growth;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id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06(2016)01-0050-08

作者简介:缐文,男,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经济理论史。

收稿日期:2015-06-18

马自龙,男,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