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应对：从摆脱自恋到超越民粹

孙抱弘 祖 霞

当今世界族群对抗不止、种族纷争不已、国家矛盾不断、文化冲突频发，这些纷争更人为地涂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以致让世人头晕目眩，百思不得其解，更无从给年轻一代作出理性的解读与引导——人类似乎正陷于混沌迷乱之中而一时难以自拔。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了社会主义的学说，指出了人类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光明大道，尽管屡受挫折，但仍是人类心中不灭的理想。社会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关注的也是人的问题、人—国民—公民—公仆的素质问题。心理学是关于人的研究的学科，特别是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对于族群、对于群体运动有着独到的见解；从而也能给我们观察当今的世界乱局、探求世界秩序与和平的持续发展，培育人类成熟理性提供了可能，以下略作尝试。

一、重读“群体心理学”，解析当代民粹思潮

心理学特别是群体心理，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误解、误读，这主要有以下诸方面：

误读之一，马克思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去揭示了社会与人的发展演进，这也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明面”；而心理学则是从人性的内部去揭示人的特性，这应是“暗”的一面。而群体心理学更是从人性的原始状态、从“返祖”的动物性一面去把握人的问题，这可能是更暗的一个侧面。由此，心理学因对许多现象的解读尚达不到自然科学的实证水平而被质疑其科学性，而群体心理学则更因其创始人勒庞的政治立场而倍受责难并被边缘化。

误读之二，则是当代中国知识界（应不含专业学者）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误读。这里的误读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过度突出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并将之等同于“性心理学”。其实，弗的“力比多”是广义的“性爱”，是家庭之爱、族群之爱、人类之爱。这个广义的“力比多”也正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之一。其次，即使承认弗氏的心理学成就，也只突出了其个体心理学方面，而未对其集体心理学的研究予以足够的重视。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弗氏面对世界大战后的惨状陷入深深的反思：人类的族群间何以会在一些政客、野心家的蛊惑下，相互对抗、杀戮，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为此，他将自己的心理学研究完全从个体转向群体，他指出：“自恋”是人类与生俱有的一种心理，这种“自恋”可以从个人发展到群体，这个群体可以是家族、民族、种族。这种自恋往往会形成自大、自私和排他[1],这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祸根所在。人类族群间的猜忌对抗、国家间的战争、种族间的屠戮都与之有着密切的关联。人类的历史似乎都在证明这一推测，以至在今天人类似乎也没有摆脱这种致命的“自恋”自大。这应该也是当今国际乱局的深层原因。

二、承认差距，抵制教条，走好自己的路

如果我们不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从外在、适者生存的视角去解读东西方或中美的竞争、对抗与算计；而是从群体心理学的“自恋”视角以内在、自我认知的态度去解读这些对立与冲突的话，我们会发现部分极度“自恋”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及其某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都有以下一些特点。

高歌自我“理想性”的“应然”与无视自我问题性的“实然”，以突显自我政治上或曰“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把实现现代化或后现代化作为民族国家的发展目标——当然有研究认为：某些发达国家已经迷失了这一目标（这不属本文讨论范畴，在此不展开）。这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应然”。很明显，“应然”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尽管在发展的进程上存在相当差距，但仍都尚处在“进行时”而非“完成时”。然而，极端“自恋”的群体，往往自大狂妄，不能正确地面对“实然”。当代世界的文化冲突、经济矛盾和政治对立，基本上源自不同族群的极度自恋。在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今世界，那些极端自恋的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正在绑架社会、裹挟民众，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

无视社会文化结构、社会发展过程的差异，教条式推行乌托邦的历史设计，已经造成世界地区性的大动乱，更可能造成全球性的大动荡。那些极端自恋的族群、国家往往把符合自己民族、国家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模式视为普世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模式，让发展中国家将之作为不变的模式，教条地照抄，从而给世界不少民族、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例如，教条地执行计划经济的斯大林主义和以原教旨精神推进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这可能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非宗教的最大的两个信仰群体，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曾经产生过极度“自恋”。两个群体最后都殊途同归地害人害己，与人类美好生活的需求相去甚远。

直面“实然”中国，坚持“应然”理想，融汇中西，博采众长，走好自己的路。回首中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似乎也经历了从自恋到自卑，从自省走向自立的民族发展历程。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自明清两朝，错失了许多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机会，将中华民族带入了积贫积弱的风雨飘摇之中。近百年来，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特别是在以毛泽东及其继承者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自立、自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正在持续推进，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首百年，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辟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正日益清晰。而这条中国道路正是在既抵制教条、僵化乃至倒退的苏联模式，又不照搬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议会民主模式的风风雨雨中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信念而自主开辟出来的。新时代，以***同志为核心的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为民谋福利；秉持“永远不称霸”的理念，建设“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系统观的立场而言，不存在任何完全可照搬照抄的“模式”，迷恋于某种“模式”大多会陷入自恋自大的误区，我们唯有超越了这一误区，才能不断博采众长，完善中国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

三、转变心态，摆脱民粹，敢于担当，共建人类命运新文明

对当今的世界乱局进行一次追根溯源的考察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从表面看去，资本基于逐利的本性，到处制造着不平等、扩大着贫富差距，引发了一场场骚乱、动乱。这些骚乱、动乱的背后则是各种各样的民粹思潮与民粹运动。如果说民粹主义思潮与民粹主义运动的视角，为我们分析世界乱局打开了一扇窗户；那么，群体心理学的视角则使我们从打开的窗户里看到一群群或处在自然状态的“乌合之众”，或人为聚集在大小政客旗帜下因情绪化而失去理性并为某些抽象理念兴奋鼓噪乃至极度冲动的“群氓”们，他们以种种“革命”的名义发起骚乱、组织动乱，使社会陷于动荡之中。“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运动—群氓疯狂”的怪圈能否打破？群氓有无可能成为群英？我们略加探讨。

（一）民粹主义的摆脱与大党大国的历史担当

群体心理学揭示的民粹群体的特质，使我们看到了人类群体摆脱民粹主义困扰的可能性。

1.民粹与“群氓”共舞

民粹及其运动，其实是由相当规模与相近想法的群体发起、推展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具有相当的社会冲击与破坏力，以致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危及国家与民族的稳定与安全。这些群体都是由相当规模失去理性、情绪激动且不稳定的“群氓”所组成，一旦集合，“群氓”们往往总是处于心理学所说的“催眠状态”，任政客摆布。

2.“群氓”与领袖们共进退

心理学认为人天生具有“自恋”与“他恋”——依恋他人的倾向，群体心理学经观察分析认为群体与个体一样也具有同样的心理倾向。个体从小就依恋父母、依恋长者，小规模的群体如企业，则依恋“领导”，大规模的群体如政党、军队、组织乃至族群、国家则依恋“领袖”。由此，领导、领袖必须慎用自己的号召力，不可愚弄、坑害自己的受众、信徒，更不可煽动“群氓”们为自己的一己、一集团的利益而“献身”。

3.发挥先进政党作用，引领国民群体理性心态建构

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者指出：一百年前，人类希望不再依靠神仙皇帝而依靠无产阶级自身挣脱锁链创造出一个新世纪。一百年过去了，救世主与皇帝已经式微，但是无助的“群氓”们却依然期盼着民族的英雄与国家政党的领袖引领着他们走出苦难。

（二）群体理性的培育与大国领袖们的历史使命

考察肇始于一百多年前法国、俄国的民粹思潮和运动，往往与群体内的领导者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些领导者的立场、素质则决定着运动的方向与成败。

1.百年民粹离不开“英雄”引领

毋庸讳言，参与民粹运动的群体，绝大多数是对现实不满的中下层民众，这样的运动往往带有自发性，为了使运动持续发展，自然就极需运动的组织者与思想的引领者。这些群体在有献身精神、革命理想与正确政策的制定者的引领下真正推动了历史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并创建一个让民众安居乐业的新社会。可叹的是，有的运动、有的群体在野心家、阴谋家的诱惑挑动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是大破坏、大倒退，造成了历史的悲剧、闹剧。

2.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可否认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容否定。从正面的历史影响而言，我们大致可以说：没有列宁就难有俄国的“十月革命”；没有罗斯福就不大可能有“罗斯福新政”并使市场经济走出了危机；没有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可能核大战就不能避免。从反面讲，可以说：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法西斯德国”，也不一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斯大林就不会有“斯大林主义”、中国的革命道路也可能是另外一种走向与进程。

如今的世界经济下行、贫富差距拉大，国家矛盾、种族矛盾、族群矛盾乃至所谓的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对抗日趋紧张，世界和平、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乃至不少地区的经济的平衡、国家的运转、社会的和谐、生态的保护都倍受压力。人类社会早就进入了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地球村”“世界公寓”早已是事实。可是，“村”里、“公寓”中的大国领袖们不去关注“村”里的环境整治，不去解决“公寓”的基础性设施建设等事关村民利益的大事，却还在津津乐道邻里纠纷与楼道分割使用之类。所以，根本转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认清大变局的必然走向，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出发，平心静气地共商“村”中、“公寓”里的生存、生活大事，“为万世开太平”才是大国领袖的大智大勇，自然也应是大国大民避免沉沦为“群氓”的自省自觉。

（三）东西方共建新文明：领袖之责、理念之进与实践之路

群体是堕落为“群氓”，还是成长为“群英”，这与政党的先进性与党的领导者的明智无私密切关联；更与人性特质，特别是何以抑恶扬善，摆脱旧文明的桎梏，推进新文明建设密切关联；此外，在民族、种族、国家乃至意识形态的种种旧文明阴影下产生的种种对抗中，寻找新文明建设的实践之路、共建之点则是当下超越对抗冲突的重中之重。

1.领袖之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里，不妨先说两件事：第一件事，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局部战争，但在一次领奖仪式上，俄格运动员正好同时上台领奖，两国运动员在领奖台上紧紧拥抱，这时整个运动场掌声雷动，人们为这两位运动员摒弃争斗、呼唤和平的行为高声欢呼；第二件事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是在战事刚起的1914年12月24日晚上，于比利时的弗兰德斯，英德两军对峙前线的德军士兵，在战壕里的松树枝上点起了蜡烛，唱起歌曲《平安夜》。英军先是惊奇不已，随后也唱起了歌，歌声传播开去，延至第二天白天双方扔下武器，来到战壕之间的无人区，互相交谈，互赠巧克力，互相交换着看家人的相片。[2]人类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友好的向往就在这样奇特的“联欢”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可惜这些年轻生命的共同心理、共同愿望，并未得到各自领导、领袖的理解与尊重,大战的脚步继续，直到四年后才止步，而这时已有八百多万生命被夺去。

2.理念之进：从相互伤害追逐功利的旧文明到相互理解、互利共赢的新文明

上述两件事件都说明，人类有着相互理解、友好相处的人性特质，这在西方被称之为“同理心”，在东方则被称为“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显示出东西方文明对人性之善恶的共同理解。在纷乱的国际大变局中，同理心文明的构建正日显重要与紧迫。人类文明，世界和平的持续发展唯有在诸多国家、族群、文化、宗教的相互理解、相互合作中才能实现，而相互猜忌、对抗、争斗只能将人类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3.实践之路：从国际性交流活动与事涉共同利益的行动做起

2.2.3 配合术中脊髓监测技术人员的电极摆放，注意无菌，注意不影响手术医师的体位以及电生理监测显示器的位置。

为了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人类必须将为生存而竞争的经济理性演进提升为美好生活而合作的人文理性，必须确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构建同理心文明。那么，在这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大变局中我们能从何做起？笔者以为，可以从国际性的合作交流活动开始，从“保护地球”这一严重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合作做起。通过这些活动与合作将把世界人民对于友好合作的心声与对和平美好生活的渴望告诉那些还不大称职的国际政治家、世界思潮引领者和大国的领袖。

四、新文明建设与民众成熟理性培育的建构生成

政治家们常常喜欢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应是一个抽象的真理命题。其实，具体地说，历史是由利益诉求、信仰追求、生活习惯有着相当差异的族群共同创造的。这些“差异”何以能转为“共同”，进而成为推动历史前行的动力，这在当代，可能也只能是以民众的成熟的——功利与人文均衡发展的理性去取代不成熟的——唯功利是图的理性；进而以宽容、平和、友善的心态去取代嫉妒、浮躁、仇视的心态，以求合作的同理心文明去取代只讲对抗的竞争性文明。当然，以群体心理学的立场来看，这样的族群或民众都需要有真正的政治家、有世界视野的领袖与公允平和的传媒的引领，自然也还要有真正为大众谋福利的先进政党的中坚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共识，还是同理心文明的共建，最为关键的是：族群—民众—国民的功利诉求与人文追求均衡理性的培育。唯有在人类不同群体成熟理性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摆脱自恋、自大与自私，去争取自我的光明前途。限于资料与现实状况的有限把握，本文仅以我国大陆国民理性的建构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当然，作为大国的国民其成熟理性培育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同理心文明建设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

（一）理性的界定及其历史性演进

1.理性的层次性界定

简单地说，理性就是个体的认知水平、思维能力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结构性的整合程度。这种程度显示为层次性，即：生存竞争理性、生活合作理性与价值追求理性。从人类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基本生存的理性就是为了生存而竞争对抗，是一种适者生存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显然是不文明、不成熟的。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性，是一种对友好相处、共存共荣、互利共赢的公共意识的体现，是一种多元互补、兼容合作的思维方式，这无疑比生存理性成熟、文明。崇尚精神价值的理性，应是人类的成熟的理性，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境界。

2.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关联互动

理性的成熟程度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紧密的关联。社会学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常常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前现代社会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为衣食住行而艰苦劳作，生存理性成为前现代社会的普遍理性。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也是工商社会，人类有了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认识到：竞争合作、互利双赢、妥协协商能够为自身创造更好的生活。如此，以工具理性为底蕴的公共理性成为人的理性应有的内涵。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正成为共识，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成为人类理性的共同底蕴，这显然也是迄今最为成熟的人类理性。在后现代社会中，追求精神价值的理性终究会成为人类理性的基本内涵，尽管这种内涵在现代社会中还属凤毛麟角，但也应成为一种引领社会潮流的标杆和高度。

（二）建构成熟理性的结构性、过程性阐释

就哲学而言，所谓建构，其本身就包含着结构性、过程性的内涵，所以成熟理性的建构，就是指结构中各个不同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的整合推进的过程。由此，认知和把握成熟理性建构系统各要素的特质和关联互动的过程，是人类持续建构成熟理性的基础。

1.成熟理性建构系统中的基本结构要素

成熟理性建构系统至少有八大结构要素，包括社会风气、意识形态、制度设计、文化传承、思维方式、知识结构、集体记忆、人性特质等。这些要素对成熟理性的建构、形塑或显或隐。在这八要素中，社会风气等前四个要素对理性的形塑尽管是外因变量，看似较为间接，但具有深层次的影响力；思维方式等四个要素应属内因变量，影响力明显。这些结构性要素的和谐整合无疑是成熟理性的整体性建构的充分必要条件。

2.成熟理性建构系统中各要素的关联互动以及“失谐”的调控

理性水平的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变迁、日常生活的变动紧密关联。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与日常生活变迁缓慢，所以理性水平比较稳定。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型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经济的剧烈演变，人的理性建构系统中的各要素的变化加速。有不少实证研究表明，在如此剧烈的变动中，社会风气的急剧转向、集体记忆的停滞不变、思维方式的单一极端、制度设计的“路径依赖”、文化传承的良莠不分都影响着结构的和谐整合，冲击着成熟理性的建构。客观地说，这种“失谐”几乎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过程性“阵痛”。为此，把握、管控“阵痛”，推动结构要素运行机制从“失谐”走向新的和谐则是当今成熟理性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所在。

3.关注并管控成熟理性建构中的消极变量

群体心理学的研究显示，个体在特定的场合中会心智失常、理性失落。这个场合主要是指特定的聚合性群体，比如广场群体、网络群体等。置身于这样的群体，个体哪怕是已经具备较成熟理性的个体，也往往会降低自己的理性水平，乃至完全失落。这样一些心智失常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自然也就失去了理性，情绪反应变得极为强烈，极易受到蛊惑、煽动。以往东西方政治动乱中的广场运动，当今的“颜色革命”，都具有这种群体性理性水平下降的特征。今天在这些聚合性群体中，最难把握和管控的首推网络群体。为此，规范、管控对网络群体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网络红人、网络公众人物的言行举止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如何积极发挥此类网络人物的正向功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总而言之，在系统观的视野里，成熟理性的建构，需要建构系统各要素的不断发展优化，需要建构系统各要素的良性互动，需要建构系统各要素关联机制的和谐整合运转；与此同时，在关注常态的互动运转中，也要关注可能出现的非常态的种种消极变量。

（三）建构成熟理性的实践思路

具备成熟理性的国民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软实力，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涵。在世界大变局的当代背景下，这一软实力就更显其建构的紧迫性。

1.进行系统化整合性的应对研究

当下对于人的理性的研究，基本上处于起步的状态，很少提出针对性的、具体的应对建议，更多的研究停留在引进国外数模的调查统计之中，往往只有调查数据而无应对建议。要转变这种状态，应设立必要的研究架构，协调各方资源，逐步完善可追踪、可对比的调查内容，积累可持续进行科研的数据和个案资料库，让理性的研究尽可能确立在本土化、科学性的基础之上。

2.抓紧抓细思维科学教育

影响理性水平的要素中，最重要的或应首推思维方式。要用科学的、先进的思维方式代替反智的、落后的思维方式。“两弹一星”的先驱钱学森先生在全力投身中国的顶尖科学事业的同时，还提出了思维科学的问题，他与顶级的科普专家高士其一起，提倡对国民进行思维科学教育。但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我们并未理解二老的深意，思维科学教育终于没有成气候，也未惠及全民，乃至至今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建国才70余年、人口不足一千万的中东小国以色列，能成为世界的教育、科技大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是和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与钱学森同时）坚持进行全民的思维科学教育分不开的。

3.注重意识形态传播、集体记忆构建的科学性

意识形态的传播、集体记忆的构建——主要是媒体、学校、有关部门编写的人文社会历史教材和相关读物，这就需处理好理想与现实、尊重历史与现实需要的关系。过度理想化的宣传和过度向现实需要倾斜的人文历史教材、读物不利于理性的建构。因为国民一旦意识到宣传与教育的失真失实，那么理性也就会失衡。由于掌握的信息或史料不全面，可能出现失真失实；那么在掌握真实的信息的情况下，就应该及时地真诚地加以修正，特别是指明那些存疑之处。这一方面有助于改变那种单一标准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有助于编者避免不必要的被动。这恰好也是施教者、宣传者自身一种成熟理性的示范。

4.关注知识结构的均衡发展和信息渠道的畅通无误

传播新知识要注重权威性、公信度，更要注重通俗性。要打造各种新知识的传播平台，诸如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新媒体平台等，通过培养科普网红来传播科学知识，这应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知识。要如建立个人信用度名单那样，建立“伪科学、假信息”传媒名单，并依法治理，形成讲科学、讲真话的良好社会风气，从而有力地推进成熟理性的建构。

5.持续推进社会风气的优化与优秀文化的传承。

社会风气与传统文化从纵横两个方面影响、制约着国民成熟理性的建构。首先，优化社会风气一直是我们社会治理的重点。通过弘扬优秀人物、培育地方好人；揭露腐败分子、惩治地方黑恶，社会风气已有很大改善。当然，无论是“好”还是“坏”的结构性、机制性成因，还有更进一步深入分析的空间。成因分析揭示得越深入，就越令人信服，也就能促进其他结构性要素的发展优化。其次，要对影响社会风气的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特别是这些事件与现象所折射的社会心态和国民素养，展开平心静气的讨论。通过这样的讨论，确立一种成熟的、理性讨论问题的气氛，扫除极端的不理性风气。再次，文化传承要双管齐下：传承优秀、切割糟粕。我们在强调优秀文化传承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对文化糟粕的梳理切割。

6.让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从“对人的管理”走向“为人的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更应是国家机构存在的理由之一。让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从对人的管理走向为人的服务，这是党心和民心的共同所向。为此，要把管理资源转化为服务资源。这就要求广大民众有一个从被教育者、被管理者成长为自我教育者和自我管理者。这里的关键环节或过程是如何使被教育者成为自我教育者、被管理者成为自我管理者。这是我们当前制度设计和安排必须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重心所在。成为真正的主人的国民，其才能渐趋成熟理性，或者说，只有具备了成熟理性的国民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国家的主人。

五、结语

当代著名思想家、欧盟主席高级顾问杰里米·里夫金曾有一个时代之问：“同理心文明正初具雏形。我们正快速将我们的同理心情感拓展到整个人类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然而，虽然我们急切地想要建立普遍的同理心联系，但却遭遇了急剧变化的巨大障碍——以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形式存在的熵。我们能够及时建立生物圈意识和全球性的同理心从而避免地球的崩溃吗？”[3]这也是我们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