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中学教材贬谪文学选读

贬谪文学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现象与文化现象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文学。贬谪文人基于贬谪的背景，将内心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的生命世界，进行重新定位与构建，将个人的精神生命融入文学作品，折射出特殊的生命境况下，一个人的政治品质和人格精神。初中语文教材中选择了很多贬谪文学，其中最具特点是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几篇文章。这些先贤大儒努力以“乐”诠释人生，直面政治生活的挫折，在各自的贬谪路上走出了不一样的境界。

一、《小石潭记》：清冷无乐

公元819年11月那个凄神寒骨的冬日，柳宗元与世长辞。47岁的他经历了一生的坎坷后，带着无限的遗憾和凄寒离开了这个冷酷的世界。作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柳宗元自然是备受瞩目的。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被贬到了永州。在这个荒僻的地方，不要说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就连生存都是个问题。柳宗元像一只困在笼中的骏马，无法在原野上奔驰。他想突破这样的困厄，他想呼吸新鲜的空气，他想排解内心的压抑。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身边无言的自然，或许那里有地方可以暂时安放这颗千创百孔的心。

无疑“小石潭”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那里人迹罕至，须穿过成片的竹林，须开辟新的道路才能找到它。为了心中为之欢悦的清越水声，即使披荆斩棘，开辟道路，柳宗元也自然愿意付出。他在努力地发现身边的美，他想找到心灵栖息的地方。但他真的找到了希望的景致了吗？小石潭有形态各异的岩石，青翠浓绿的树蔓，自由往来的游鱼，曲折蜿蜒的溪水……这些都是自然造化之功，独得山水之灵秀。但处在这样的情境中的柳宗元，却断然发出“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的感叹，匆忙逃离了这个“悄怆幽邃”的小石潭。这前后的情感变化显得如此突兀，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柳宗元在努力寻觅小石潭的美，寻找体会自然山水带给自己的乐趣的时候，已经悄然将内心的惆怅和苦闷融入其中了。最初吸引柳宗元的是竹林深处的清越的水声，而这水声隔竹相闻，便已经有了一层距离了。来到小石潭边，周围生长的竹树藤蔓，纷纷杂杂，虽然给人一种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感受，但也给人杂乱无章，头绪纷扰的感触，这些缠缠绕绕，是否也是作者内心的纠结和困惑？再看，潭中的鱼儿，仿佛也有了灵性和情感，它们自由快乐地生活，往来翕忽，仿佛是在和游人逗乐。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本应该是游人逗乐鱼儿，为什么偏偏是鱼儿逗乐游人呢？这主客体的一反转，已然暗示了作者此时消沉的心绪了。他连逗乐鱼儿的心情都没有了，甚至这些鱼儿的快乐自由更触痛他那本已受伤的心灵。低首观鱼的柳宗元不得不将自己的眼光离开鱼儿，投向溪水缘起的地方。那里又怎样呢？“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似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愿。”抬头的远眺，更加增添了作者心头的压抑。这曲曲折折的溪水，无法看到的源头，不正是作者此时迷茫坎坷的命运的真实写照吗？

看来，这整个寻景观景的过程，虽然有那么多的美，但是都只不过是将心中的隐忧暂时掩盖了下去，待到某种特殊的境况的激发，那份情绪便自然会宣泄出来，反而更加苦闷。就像现在坐在小石潭边的柳宗元，之前还为眼前的美景感到快乐，转眼便感到“竹树环合，寂寥无人”了，甚至那份寒意已经透彻肌骨，直抵内心。更为压抑的是，这样的忧愁只能他一个人默默承受，无人能为之分担。因此，虽然同游之人甚多，柳宗元仍是感到“无人”。或许作者希望有志同道合的人，希望有能懂他内心的人，然而身边的这些人都不是！

柳宗元本来是期望着用自然地山水排解心中的忧愁，但他并没有成功。《小石潭记》前半部分对自然景色鲜活的描摹，现在反而更加增添了他内心的忧愁，他的心永远被禁锢在无法排解心牢之中了。所以他只会“恒惴栗”（《始得西山宴游记》），战战兢兢，忧忧郁郁了。他注定是没有真正的快乐的，偶尔有也只是暂时的忘怀，然后依然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将那暂时的乐，抛弃得干干净净，了无踪迹。

孙琮曾评价说《小石潭记》“笔墨悠长，情兴无极”，文章形似写景，实则写心，它更像是一篇心灵的独白。形单影只的柳宗元在荒寂的心灵高原上，越走越远……。

二、《记承天寺夜游》：闲适自乐

林语堂评价苏轼，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1]无疑这个评价是准确的。苏轼因才遭妒，因文被谤，莫名其妙地被贬到了偏远的黄州。

此时的他非常的孤独，孤独到见月光如见久违的知心朋友，欣然相迎。看似喜悦的背后，让读者总是会产生有点冰冷的感觉。但这感觉并不属于苏轼，他依旧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快乐。“念无与乐者”，他希望能将自己的快乐与别人分享，即使现在并无朋友再靠近他。这便是苏轼。他的孤独从不会来自自己，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一团炽热的火焰。无论是对事还是对物，对人还是对己，他始终持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单纯、热烈、真挚。

于是他寻到了张怀民，“怀民亦未寝”，这一个“亦”真妙呀！我们可以想见，苏轼寻到张怀民的时候，那份雀跃欢喜的样子——“瞧，瞧，你也没睡吧。这样的月景不用心观赏，太可惜了。”两位朋友漫步庭中，静心赏月的时候，却什么话都没有说。他和张怀民都看到了月下的景致，但一定各有各的体悟。这样的体悟，不需要说。他们只是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让月光照在身上，让心灵融在月中，无我无物，万化合一。这该是一种怎样美妙的意境呀，这样的意境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苏轼只是写出了自己的赏月感受，并没有强行地将这样的感受和体会加给张怀民。至于张怀明，在那个月夜当然也是有自己的体会。这个体会具体是什么样子？文章并没有写。或许个性自由的苏轼也不需要张怀民和自己说起，他更关注自己的真切体悟。从月景中走出的苏轼，仍不忘在自得之余，调侃了一下世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原来，只有像苏轼这样的“闲人”，心中无世俗的尘杂，才能跳出个人的心灵桎梏，走向自然的博大美好。短短八十余字的《记承天寺夜游》，充盈着苏轼满怀热忱的自得之乐。

苏轼曾在其《贾谊论》中说“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这也是苏轼的人生姿态：能积极入世，那就努力实现人生抱负，造福苍生；遇到坎坷，被命运抛弃，也能自我释解，善于在困境中自处，获得自我的乐趣。这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的便是一个真实的独立的自我，更多的时候苏轼是在寻求与自己的对话，获得个人的快乐体悟。这一心灵的快乐只属于他，让他能够在纷扰世俗间，在似海诡谲的政坛中，孤傲独立，自得其乐。

三、《醉翁亭记》：与同民乐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因为仗义执言而被贬到了安徽滁州时，写的一篇借景抒情的文章。到达滁州后的，欧阳修发扬了“宽简而不扰”的行政作风，休养生息，政绩斐然。欧阳修又是一个善于寻找和发现生活中快乐的人。山水田园生活的超然体验，往往成为被贬谪者渲泄内心情绪的重要途径。贬谪文人在当时的情境中，常常不由自主融入了自然山水之中，借天地间的灵气来冲荡胸中的忧愁苦闷。欧阳修也将他的目光投向了滁州城外的山水，到那里释解心中的情感。《醉翁亭记》一文借描写山水之景、游玩之事，以“乐”为线，抒写了个人内心独特而丰富的情感。

欧阳修从滁州出发，一路寻访而来，虽然路途曲折遥远但亦有曲径通幽的乐趣。作者一层层聚焦，穿山越岭，来到了醉翁亭——作者心中理想的那个境地。目标之所在，心之所向，当然不在乎寻访的周折了。写山间的山水之乐，作者关注了一个重要的特点——变。朝暮有变，四时有变。这既是山水的自然特点，更是人生境界的自然情景。人生蹉跎，这一切不也是像这自然风光一样，变化难测吗？这样的山水之中又何尝没有欧阳修的人生感悟？

由此，欧阳修自然地将目光从山中之景转向山中之人：滁州的游人、欢宴的宾客。他们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乐趣。滁州的人，在山路上唱歌，在山树下休息，在行途中互相搀扶、前呼后应。欧阳修是在使用一种这样的眼光，在看着这幅动中有静，闹中有致的游乐图的呢？那目光应该有温暖、有幸福、有喜悦、有欣慰……这正是因为他离开了那个尔虞倾轧的京城，在滁州这个僻远的地方，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一种满足和自得。

喝醉了酒的“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的欧阳修，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身边起坐喧哗的宾客。这里没有森严的等级，没有琐碎的礼节，没有冰冷的隔膜，他们之间是在那个阶级社会里极少见到的和谐无拘、自由平等的融洽。这正是欧阳修内心深处最美好的希望：让快乐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晕染，与大家一起欢乐。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庐陵欧阳修”，文末作者的自豪之情跃然纸上。

欧阳修的“乐”与苏轼的“乐”是不同的。苏轼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份乐，那份个性独特的自得之乐；欧阳修也真切地感受到那份乐，这乐是对自然的喜爱，对人民的关心，对友人的挚爱，更是对自我的安慰。他没有仅仅沉浸在个人的快乐世界中，而是将自己放在了百姓群体之中，以一个赤子的真诚，与山水、与滁人、与宾客融合在一起，共享同乐。

四、《岳阳楼记》：先忧后乐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居邓州。受好友滕子京所托，看图作文写了《岳阳楼记》一文，表达自己对个人忧乐的深刻体会。

文章先后写到了滕子京、迁客骚人和古仁人等不同的人，在巧妙比较中，逐步引出他心目中古仁人的形象和精神。作者并没有把古仁人概念化标签化，“不以物喜”并不是没有外部环境变化而内心世界受到研究；“不以己悲”即不受这些外在的因素影响，能够忘怀自己的得失。无情未必真豪杰，范仲淹当然知道人们不可能完全杜绝个人的情感变化，但个人情感与天下百姓之间的关系协调和处理，却彰显了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和思想情操。古仁人所遭际的境况必定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同样坚守的思想操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论位子处于何处，均能够善待自己，忧民忧君。这里忧君即忧国，忧国即忧民，古仁人的所有的思想和情感，都跳出了个人的得失，与国家和人民紧密相连。

作者并没有反对关注自己个人的悲喜，完全没有个人忧乐是不现实，关键在于怎样协调好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孟子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这里，孟子将个人与百姓融合在一起，同忧同乐。范仲淹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孟子的思想，认为个人可以“忧”，但要“忧”在天下人之前，为天下人考虑；个人可以“乐”，但需“乐”在天下人之后，替天下人快乐。[2]把天下的忧与乐作为自我忧与乐的基础与前提，即超越了个人情感，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逆难易，还是个人的得失荣辱，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范仲淹正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自己的理想信念的。

七年间，三次被贬出京城，百折不挠，一往直前；四次晋升，一再推辞，力荐他人。范仲淹实现了将一腔为民为国的情怀和对于地位，名誉的取舍完美结合，不慕虚名，去留从容，坦然自适。

无论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每个朝代或政府均有忠奸、公私、贤愚、勤惰之分。而公而忘私、“先忧后乐”，是摒弃掉那些外界和个人的纷乱之后的超时代、超阶级的道德文明和政治文明。范仲淹道出了这种为人、为臣最本质的理性大美。“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古仁人的忧乐是，无论世事风云变化，都能不计个人得失，忘怀荣辱，汇聚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原点，最终达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卜算子·咏梅》）的大乐之境。

柳宗元、苏轼、欧阳修、范仲淹，这些在贬谪路上走来的先贤们，将自己的丰富思想和真切情感，投射在文学的创作中，为我们舒展开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无乐、自乐、同乐、后乐，一个“乐”字，四重境界。每一种情感的抒发，是每一个人最真实的人格投影和生命姿态。这些独特的贬谪文学，成为了古代文学中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丰润了人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