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和而不同”——第二届“中国理论语言学前沿及其协作应用”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立学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第二届“中国理论语言学前沿及其协作应用”高层论坛于2018 年10 月12 日至13 日在天津市友谊宾馆隆重举行，该会议由天津外国语大学主办，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英语学院和天津市外文学会承办，由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等8 家学会共同发起，以“语言、符号、话语——新时代的理论语言学研究”为主题，共安排19 场主旨报告，有159 名学者注册参加。与会专家从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符号学、心理语言学共8 个方面对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前沿话题和应用进行了探讨。本文在每一部分概括出专家讲述的内容要点，如相关文章已发表，则注释出该部分相关文献，以便读者能了解更详细的资料。

1 认知语言学的前沿与应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探讨了对比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的意义，认为不同语言的比较是语言学研究的动力，要认识一门语言就要让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比较，语言之间的相同特性与相异特性都是语言的本质，而相异特性是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种语言学理论就是要找到语言相异性背后的理据。狭义的对比语言学是语言的内部研究，涉及语音、语义、句法和语篇的比较研究；而广义的对比语言学是语言的外部研究，涉及与语言关联的思想、文化和心理方面的比较研究。英汉对比语言学研究焦点就是“英有汉无”和“汉有英无”。

南京师范大学张辉教授介绍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认为这一学科结合了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研究语言使用中的概念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语境中承载意识形态的功能。话语结构与社会现实之间不是直接相连，而是以大脑为媒介。人生活在话语世界中，凯普的趋近化理论就是以言说者为中心构建话语空间的理论，这一空间由时间轴、空间轴和情态轴构成，表现为时间、空间、价值的趋近，从而引起受众的反应，以便推动某种政治策略。颜冰等[1]以此为理论视域，对中、美、英三方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话语进行分析，以凯普所提出的词汇语法项目频度分析趋近策略。发现中方以空间趋近策略来表现美方的攻击性，以时间轴上从将来到现在的概念转移来凸显美方对自身的侵害；而美方以价值趋近性来表现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以时间轴上从过去到现在的概念转移来强化自身政策的合法性；英方则将中、美均视为外部指称对象，但中方的空间和价值坐标距自身更为接近，因此对中方更具有趋近性。

2 语言哲学的前沿与应用

四川外国语大学王寅教授介绍了中国后语言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认为这是语言学继索绪尔的语言先验论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之后的第3 次革命。体认语言学探讨存在与思维在语言中的体现，是唯物论与人本观的统一。王教授通过绘制西方人文社科学术态势图说明我国的理论语言学研究还集中在哲学的第3 次转向，即语言转向中，如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属于英美分析哲学，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属于欧陆人本哲学，而对于哲学的第4 次转向，即后现代转向中所涉及的语言问题还鲜有研究。如对第1 期的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第2 期的哈贝马斯、萨特、梅洛庞蒂、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第3期的罗蒂、柯布、詹姆逊等学者的语言观还没有触及。文学理论界在此已经做出了榜样，中国语言学界也应着重开展这方面的探讨，而体认语言学作为这一趋向上的学术前沿学科，将在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黑龙江大学李洪儒教授探讨了后语言哲学视野下的系词问题，认为后语言哲学的新增长点是系词研究，19 世纪后期哲学的语言转向让哲学开始通过语言研究客观物质世界，而到了20 世纪后期，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客观物质世界，而是“人及人的世界”，因为与“人及人的世界”没有关系的事物不会出现在语言中，而“人及人的世界”的集中呈现者便是系词，认为系词研究是超越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阿基米德点。哲学的语言转向后，语言的逻辑分析大行其道，对命题的分析只有主体、谓词，而系词被忽视，因为系词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形式标记。李教授认为系词不是可有可无的要素，而是句子的结构性要素，命题不是由主体、谓词2 个要素组成，而是由主体、谓词、系词3个要素组成，系词具有建构功能，是系词将主体和谓词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合格的命题，另外系词还有判断功能，这一功能将命题与“人及人的世界”联系起来，因此系词是语言通向世界的一扇窗口。系词没有外部参照物，而是对应于人的内在心智活动，李教授认为系词研究将可能改变语言研究的格局，为后语言哲学乃至人类文化的演进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

3 功能语言学的前沿与应用

同济大学张德禄教授等[2]通过梳理专门用途英语、批评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体裁混合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提出了混合体裁的综合分析框架。混合体裁是由基础体裁成分按体裁潜势的运行模式发展形成，如由扩展和投射形成复合性体裁；由变化和喻化形成融合性体裁。张教授认为混合体裁有3 种表现：①混合体裁结构成分不再是独立的体裁，而是新体裁的有机成分；②在混合体裁中，一种体裁结构模式凸显而成为主体裁，但这种主体裁被次要体裁因素影响产生“歪曲”；③混合体裁处于不断演化过程中，当被某一言语社区普遍接受，便成为一种新的语篇体裁，否则只能作为一种“发展中的体裁”而存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彭宣维教授介绍了信息结构在汉语句式中的研究方法，韩礼德提出了二级价值体系，将信息结构分为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说话人根据受话人的前知识结构安排新旧信息，而普林斯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级价值体系，信息价值分为已知（evoked）、可推知（inferable）和新信息（new）3 种，已知信息次分为情景唤召已知和语篇唤召已知；可推知信息次分为含说明的可推知信息和不含说明的可推知信息；新信息次分为未用信息和全新信息，全新信息再次分为有已知支撑成分的全新信息和无已知支撑成分的全新信息。然后根据信息价值的大小，对这些次分支信息和再次分支信息从0～5 进行赋值，彭教授以此为理论基础，对汉语中的“连、是、把、被、由、对”等标记成分进行信息价值赋值并展开分析，发现了这些标记成分的句法功能、出现位置、价值结构配置序列和对比焦点，在呈现汉语句式信息组织机制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

上海交通大学杨炳钧教授[3]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王冕死了父亲”这一汉学界多年的悬案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小句现在的形式是由复句“有个七岁的孩子叫王冕，他的父亲死了”演化而来，该复句的前一个小句“有个七岁的孩子叫王冕”变成了一个单词“王冕”，后一个小句“他的父亲死了”变成了词组“死了父亲”，然后二者又融合成一个新的小句“王冕死了父亲”。这样由小句级到词组级和词级转移形成了概念语法隐喻。杨教授将这种解读与沈家煊先生的“类推杂糅说”进行了比较，并指出概念语法隐喻的解释力。

4 话语分析的前沿与应用

南京师范大学辛斌教授[4]以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书为例，展示了体裁互文性的语篇分析。这里的体裁互文性指在一个统一语篇体裁的内部又有其他体裁的调用。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书整体上是指示类体裁，但其间又含有大量说明和议论的体裁成分。裁决书调用的语篇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立场文件》等材料。通过对调用语篇的再语境化分析，辛教授发现裁决书的举例论证貌似严谨，但却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自愿”和“协商”的原则；裁决书的对比论证看似有理有据，但在深层次对语篇的调用与解释却具有自身的目的和意图。因此，认为裁决书并非公平公正，而是体现了选择者自身的倾向性。

中山大学丁建新教授介绍了边缘话语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他从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中一个后现代青年群体所使用的语言为例，介绍了边缘话语的构成及其意义，认为边缘话语是一种后现代话语，是对理性主义主流话语的反抗，操这种话语者对正统社会的规范感到压抑，从而以边缘话语为交流工具形成另一种群体，以便获得一种属己的共同体。边缘话语分析通过研究非主流话语，展示权力关系，为弱者和受压迫者发声，因此边缘话语分析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正义。边缘话语分析注重语言的社会性，具有人种学倾向，从而使语言研究走向文化研究，进入了语言研究的新境界。

5 社会语言学的前沿与应用

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蓉晖教授探讨多语研究的不同面向与研究方法，认为多语是世界语言存在的自然现象，其研究对象非常丰富，涉及语言权力、语言习得、多语教育、城市多语、多语国家、多语网络世界、语言变化与发展、多语国际社会等多个方面，研究数据也是多元的，可来源于自然语言行为、实验语言数据，也可采用二手语言数据，研究方法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综合性研究，具体采用何种方法取决于研究的话题。

天津外国语大学田海龙教授讲述了社会语言学的跨学科性及其应用，这一学科关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涉及语言变体中所体现的身份、性别和权力关系。人说的话语与其身份、地位、年龄相关，语言不仅反映社会，还建构社会，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传统上被认为是直接的，而当今的社会语言学却认为是间接的。田教授通过再情景化、语域化和社会认知模型等3 个术语来展示社会语言学对语言认识的不断深入。再情景化是指外来话语成分进入到一种语言，不免带来抵触、冲突，最终形成一种语言的杂糅；语域化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形式被某一群体的人领会到其所代表的社会意义，该意义通常反映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在社会认知模型中，语境因人因情景而定，对不同身份的人而言，语境的意义可能不一样，人对话语的反应不是由话语所引发，而是由人对话语的理解所引发。这些社会语言学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构成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而对这种解释、认识的不断深入便促进了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6 语用学的前沿与应用

华东师范大学何刚教授[5]讨论了文化语用学的关键信息：①文化语用学的理据性是话语的文化关联原则，焦点话语与文化有深层次的关系，这种话语需要关联文化才能获得确切的解释；②文化语境是焦点话语所激活的原初文化设定，文化信息系统由主导性文化核心意识（涉及理想、价值观等）、主流交际意识（涉及人际交往的规则）和实物文化意识（涉及事件、地点、语言表达式等）组成；③文化影响话语的方式是文化指示语将文化信息投射到话语的单位，从而重塑话语的语用信息，提升话语的行为程式，建构话语的语用策略；④文化语用学的主要目的是为话语提供更高层次、更适合的文化解读，更科学的判定语用策略和人际交往中的文化属性；⑤文化语用学可根据界面属性，通过与其他相关语言学理论结缘，形成认知、心理、政治、跨文化语用学等交叉学科。

大连理工大学陈海庆教授从庭审宣判话语的词汇选择与语调特征探讨法官权力的实施，他通过NLPIR语义分析系统和Praat 语音分析软件对庭审判决书的称谓词词频、词语感情色彩和强调性话语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法官权力通过称谓语如“本院”“被告人”等高词频和重读表现出来；法官对“被告人”的情感色彩是负面的，体现了法官对“被告人”行为道义上的谴责，语调分析发现法官在一些关键犯罪动作的情感色彩词汇上语速放慢，体现了一种语言底气；强调性话语体现了法官对被告人行为的谴责性评价，鲜明地表明了其对犯罪行为的态度，表现了法官主导性的话语权。

山西大学吴亚欣教授介绍了会话分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并对执行“回答”行为的话轮末尾的语气词“呀”进行会话分析研究。吴教授指出会话分析源于社会学，观察人在社会生活中执行不同行为所用的方法及其隐含规则。因此，研究需要观察真实自然的语言，需要极为细致地撰写语料，并做无动机的研究，通过归纳的方法获得话轮转换的规则。执行话轮转换，就是执行社会行为，如果不按规则执行话轮转换，就会不合常理或不符合会话语法。吴教授的研究发现执行回答行为的话轮末尾语气词“呀”表示其前的问题不合话语语法，“呀”就是表示这种不合话语语法的标记，主要原因在于问题的答案在之前的对话中已经提及或答案属于常识，又或之前所提问题基于错误的推理，这种会话分析为语气词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

7 符号学的前沿与应用

天津外国语大学王铭玉教授讲述了翻译符号学的特质与使命，指出翻译符号学是语言符号学的自然延伸，语言符号学将语言作为符号进行研究，而翻译符号学研究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翻译符号学还涉及非语言符号的内部转换，甚至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这拓展了语言符号学和翻译学的研究领域，该学科一改传统翻译学中的二元对立，提倡符号转化的多元互补理念。王教授认为目前应秉持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态度对待西方理论，通过建立中国翻译符号学与西方翻译理论展开对话，让中国翻译理论成为世界共享财富，从而赢得学术话语权。

南京师范大学王永祥教授从两种语言哲学角度探讨“语言”和“话语”。福柯认为话语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与言语相结合而形成的社会形态，是融入社会权利的言语形式。王教授认为“语言”代表着索绪尔的纯语言学，而“话语”则代表着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索绪尔的纯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是“言语行为减去言语”，即抽象的自身规则一致的语言系统，而巴赫金的超语言学认为索绪尔这一思想源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莱布尼茨的普遍语法，而站在语言之外，这些一致性的规则并不存在，因为这些规则都在形成过程中，由此认为索绪尔“减去的言语”，即实际生活中发生的话语，才是有价值的东西。王教授认为巴赫金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阐释话语，认为话语具有纯符号性，话语的一切都具有符号的功能，话语受意识形态的评价，并承担意识形态的功能，索绪尔的“语言”和巴赫金的“话语”体现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哲学思想，引领着不同的语言学思潮，前者发展出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后者形成了功能主义语言学。

8 心理语言学的前沿与应用

中国科学院李兴珊研究员认为语言学研究需要考虑心理现实性，这一思路将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联结起来。英文单词与单词之间的空格有助于词的识别，研究表明，如果去掉空格，同样的内容将多花1 倍的时间，而中文的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这种词如何加工呢？李研究员通过眼动跟踪技术对中文阅读中词的加工进行研究，探讨词的切分方法。一般认为词按字单独识别后再组装起来，而实际并非如此，词是整体性加工的，能进行整体性加工的词所花费的时间明显比不能进行整体性加工的词要少。词的特征，如频率、预测性将影响阅读时间，词频越大，可预测性越强，加工时间越短。词的边界也会影响到词的识别、注意力的分布和字的位置编码。王研究员通过建立一个交互激活计算模型来研究词的切分，这一模型由词语识别加工和眼动控制两部分组成，通过激活、反馈的方式加工词语，研究发现词的切分与识别是同一个过程，在感知视域内，字的加工是平行进行的，加工时多词竞争，最后只有一个词胜出。李研究员指出将认知心理学应用到语言学研究将为解决语言学争论的一些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北京师范大学丁国盛教授探讨了双语控制的脑机制及其可塑性，通过成像技术，发现如果用一种语言来表达，2 号脑区即背侧前扣带回（dAcc）与目标语有更强连接，而3 号脑区即左侧尾状核（L-caudate）与第二语言关系密切。如果在双语语境中，2 号脑区则与第二语言建立连接，而3 号脑区与第一语言建立连接。双语者在控制语言加工时与单语者相比发生了变化，丁教授将其称为可塑性。在静息的情况下，口语-手语双语者的2 号脑区与口语脑区的连接减弱，这被称为双语者的母语劣势，双语者的母语加工速度较慢，而在口语加工中，双语者的2 号脑区与口语脑区的连接又增强了，丁教授认为这是2 号脑区的主动作为。研究表明，30 岁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单语者的脑区灰质将下降，而双语者的灰质却稳中有升，因而双语对延缓大脑老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丁教授认为这种口语-手语双语者的表现可以推广到普通的双语者。双语控制受到不同任务、不同情境的影响，大脑中不同语言控制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控制区与语言区的相互作用，以及控制区的结构都会受到双语经验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张清芳教授探讨了汉语口语词汇产生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概念准备、词汇选择、词形编码和发音4 个阶段，其中从词汇选择到发音的过程中有一种自我检测机制，让人在说错之前及时自我纠正。通过设计图词干扰模式进行脑电测量，张教授发现在字母语言中，词汇选择和音韵编码之间有交互关系，信息的激活在时间上有重叠，语义中介的语音相关词没有产生抑制效应，没有多重语音激活，音韵编码的单元是音素；而在汉语中，词汇选择和音韵编码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无交互关系，信息的激活在时间上无重叠，语义中介的语音相关词产生了抑制效应，有多重语音激活，音韵编码的单元是音节。由此，张教授对西方语言产生加工过程理论提出修正意见，认为这种理论需要考虑汉语的特点。

9 结 论

这次大会呈现3 个特征：①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既有宏观的语言理论，又有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微观语言应用；既有人文路向的研究，又有科学路向的探索。展现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②理论应用的本土化，表现在应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国语言问题和汉语本体，目的是解决中国语言自身的问题，本土化研究趋势明显。③学科发展的互补性，这次会议有较为激烈的学术争鸣与学术交锋，这种交锋与争鸣让不同分支的语言学科互识、互补、互鉴，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