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图书馆志书编修述论

黄 伟

乘着20世纪80年代第一轮修志的东风，全国很多机构、单位着手部门志、事业志的编修，宁波市的图书馆机构亦是其中之一。“综观宁波市公共图书馆事业七十年的发展道路，有兴起、有衰败，更有辉煌，它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宁波社会发展的轨迹，也饱含着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奋斗与艰辛。盛世修志，回顾过去，以励后人，其义深远。”截至2021年，宁波市图书馆已经编修图书馆志书三部，不仅推动了宁波图书馆文化事业的发展，更推进了宁波方志事业的发展。

一、浙江图书馆志编修概况

截至2021年，浙江图书馆系统共修志13部，涉及宁波、台州、温州、丽水、金华以及嘉兴等6个地级市。其中，丽水、台州、温州、金华各修过一部志书，皆为其下属县级市所修；嘉兴市下属的海宁市分别于1991年、2008年两修图书馆志。浙江省全省范围两修浙江省图书馆志。宁波市修志最多，共修5部，同时也是最早修图书馆专志的城市，刚开始时由其下属慈溪、奉化分别于1988年各修一部志书。宁波图书馆机构连续修志3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浙江图书馆志的编纂单位一般是省、市、县图书馆，或是各自的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志名一般为“某某图书馆志”，台州市温岭县的较为特殊，名为“温岭县图书馆事业志”。笔者所统计的浙江图书馆志编修概况见表1。

表1 浙江省图书馆修志一览表

二、宁波图书馆修志缘起

宁波图书馆共修志三次，除了1997年版志书时间贯穿古今之外，其他两部都是断限志书。三部志书撰修所花费的时间也各不相同，1997年版《宁波图书馆志》从1988年开始修纂，历时8年；2002年版《宁波图书馆志》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酝酿修纂，历时5年；2018年版《宁波图书馆志》从2016年开始修纂，历时2年。三部志书修纂的缘由，有共性但也有略微区别。

（一）第一部志书修纂缘由

该志在后记中讲到：“《宁波图书馆志》是继承我国盛世修志的传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下编纂的。”同时，其认为：“盛世修志，回顾过去，以励后人，其义深远。”因此，抓住一轮修志的东风编修图书馆志，是第一部宁波图书馆志编修的首要原因。其次则是留存材料，特别是为上级单位修志提供史料。该志为上级图书馆修志以及宁波市编修文化志提供基础资料：“发动全市公共图书馆进行馆志编纂，同时要求为《浙江省图书馆志》的编纂提供资料和为《宁波市志·文化卷》的撰写提供有关图书章节初稿。”最后则是作为宁波图书馆建馆70周年献礼。宁波图书馆创办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1997年是其建馆70周年，《宁波图书馆志》作为周年献礼于该年出版。“综观宁波市公共图书馆事业七十年的发展道路，有兴起、有衰败，更有辉煌，它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宁波社会发展的轨迹，也饱含着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奋斗与艰辛。”

（二）第二部志书修纂缘由

2002年版《宁波图书馆志》纂修的原因十分明确——为该馆编志存史。其在序言中讲到：“记录了1991—2000年宁波图书馆发展轨迹的志书，让读者清晰地体味到宁波这座城市在财富高速堆积之际散发出的浓浓书香之气。”

（三）第三部志书修纂缘由

其首要原因是继承修志传统。由于有过两次成功的馆志编修，志书文献成为宁波图书馆留存图书馆文化历史的重要文献，因此“距上轮馆志修纂逾二十年的今天，宁波图书馆主动挑起续修馆志的重担，对2001年至2010年间全市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经验进行全面梳理，无疑是对行业历史变迁的最好诠释。即将付梓的《宁波图书馆志（2001—2010）》，吸纳上两轮馆志的精华，对标第三轮志书编修的规范，与时俱进，在材料、纲目、体例、装帧等方面有了较大变化，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2018年版《宁波图书馆志》在总结上两次修志经验的同时，对自身编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同第一次修志是为了庆祝建馆70周年原因一致，这次编纂出版新志是为了庆祝宁波图书馆新馆建成，“这部馆志出版之际，恰逢宁波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这是宁波图书馆发展的新起点，也是文化强市建设的又一里程碑”。

由此可见，三部图书馆志的修纂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及时留存宁波图书馆机构的珍贵史料，“回顾过去，以励后人”；二是作为宁波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在宁波图书馆建馆70周年以及2018年新馆落成之际出版，可以扩大宁波市图书馆事业的宣传力度和影响。

三、宁波图书馆志的继承与创新

199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其第五条要求：“编纂地方志应当延续不断。各级地方志每二十年左右续修一次。各地在上届志书完成编纂后，应立即为下届志书续修积累资料。”宁波图书馆志编纂虽然没有严格遵守这个规定，但是也连续编纂了三次，后两次可以称之为“续修”，其模式即巴兆祥所说的“与前志全面接轨而续修”。因此，对照三部宁波图书馆志，可以看到三者在材料选用、志图汇编以及志书目录、内容方面都有承继关系。但是，三部志书也有自身显著的时代性。

（一）材料选用

虽然宁波图书馆志属于专志，但是其也有一般志书的特性，最为显著的就是延续性即志书的续修。三部志书在时间断限上互相钩连，1997年版志书上限力溯事物肇始、下限一般截止于1990年底，2002年版志书上限1991年1月、下限一般截止到2000年底，2018年版志书上限2001年初、下限2010年底。同时，三部宁波图书馆志有着显著的时代性，最为直观的表现在于志料的选用。由于三部志书时间断限不同，因此选用材料也有不同。1997年版志书资料主要来源于市委、市府档案馆和文化局、市群艺馆档案室的有关图书馆卷、各县县志、各县（市、区）图书馆简志、市图书馆馆藏的有关文献资料和历年工作总结、统计材料以及口述、调查资料等；2002年版志书资料主要来源于市、县、区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图书馆（室）有关文献资料、工作总结、统计材料等；2018年版志书资料主要来源于各单位所提供的档案材料以及《甬图通讯》《鄞图通讯》等。随着志书编纂的推进，选用材料除了档案、地方志、统计报告等官方材料，也采用了报刊、口述资料、调查资料等相对民间化的材料，选用材料的范围日益宽广。

（二）志图

三部志书基本都以宁波图书馆为中心选用符合编志需要的图片，但是其中也有差别。1997年版志书总共有志图25张，主要是旧藏书楼3张、宁波图书馆5张（包括内景及外部设施）、县区级图书馆8张、大学图书馆4张、中学图书馆5张；2002年版志书共有志图16张，减少了公共图书馆图片，增加了名人题词图片4张以及图书馆活动图片4张；2018年版志书共有志图30张，无名人题词和图书馆设施图片，增加了领导视察、图书馆活动、学术研究、图书馆建设等图片。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版志书在志图标注方面更为规范和清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记述。1997年版志书的志图内容更为丰富。可以说，随着志书的续修，参考材料增多，志书编纂之间共性的原则会越来越一致，同时作为专志也会越来越“小而精”。

（三）志书目录和内容

三部志书的目录皆是三级，1997年版与2002年版志书都是卷章节三级目录，2018年版志书是志章节三级目录。1997年版志书分为序、凡例、大事记、正文、文献辑存。正文分为：卷一历代藏书楼，卷二近现代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概述，卷三当代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卷四当代其他系统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卷五图书馆学会与图书馆学教育，卷六人物。2002年版志书分为序、凡例、大事记、正文、文献辑存。正文分为：卷一藏书楼发展状况，卷二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卷三教育系统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卷四其他系统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卷五图书馆学会。2018年版志书分为序、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后记。正文分为：上编宁波市图书馆志，中编县（市）区公共图书馆志，下篇教育、卫生等系统图书馆志。总而言之，三部志书的主要内容都是以记述宁波市图书馆事业为核心，但是各有侧重。相较于前两部志书，2018年版志书在内容上越来越聚焦，更多关注宁波市公共图书馆，对于一些私立图书馆或是图书馆学会则不予记述。

四、图书馆志、图书馆事业志以及图书馆史辨析

“宁波图书馆志”之名容易使人误会。有一部分人认为它是记述宁波市所有图书馆的志书，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其单单指宁波市图书馆这一家单位。黄苇等编著的《方志学》将两者分为专业志与部门志。吴奈夫则简单处理，将这两类志书统一称之为专业志。笔者则将前者称之为“图书馆事业志”，后者称之为“图书馆志”。方志学界将两者都纳入志书行列，仅是在解释上有所不同。图书馆志、图书馆事业志又与图书馆史有着一定的差异。因此，为了编好图书馆志书，辨析清楚这三者的关系十分必要。

（一）图书馆志与图书馆事业志

黄苇虽然没有直接对两者进行辨析，但是对专业志与部门志的关系进行了一定探讨：“专业志与部门志，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专业志只记与专业有关的事情，部门志除此之外，还记与专业关系不大但属于部门的事情。”这里讨论的图书馆志相当于部门志，即图书馆志是指对单一图书馆的所有关键机构进行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记述的文本。例如《南通市图书馆志（1912—2012）》，对南通市图书馆的历史沿革、馆舍建筑、图书采购、资金来源、馆藏特色、读者服务、学术研究、组织建设以及综合管理等做了全面、系统的记述。其有些内容就如黄苇所说，与专业关系不大但属于部门的事情，如学术研究、组织建设。图书馆事业志则指专业志。但是，专业志也不能准确表达图书馆事业志的意思，笔者故称之为“区域专业志”。图书馆事业志则是对该区域所有图书馆简要的介绍，主要体现该区域图书馆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三部宁波图书馆志就是图书馆事业志。虽然都是关于图书馆的志书，但是两者有着显著区别。首先，从记述单位数量而言，图书馆事业志记述较多，例如1997年版的宁波图书馆志记述了市级图书馆1家、县（市、区）图书馆8家、教育系统图书馆64家、科研系统图书文献资料室8家、工会系统图书馆（室）8家以及乡镇街道图书馆17家，总共记述宁波全市106家公共图书馆。其次，从内容详略而言，图书馆事业志因要记述多家图书馆，因此对于各个图书馆的介绍则相对简略；图书馆志则主要集中记载一家图书馆，因此记述内容相对全面。最后，从编纂参与人群而言，由于图书馆事业志要选取多家图书馆的文献，因此需要协调多家图书馆的人员参与资料收集、卡片制作、初稿撰写等；而图书馆志由于仅聚焦一家图书馆，因此参与群体主要是这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编纂成书也相对便捷。

（二）图书馆志书与图书馆史

无论是图书馆志还是图书馆事业志，相较于图书馆史记述，既有优势也有缺点。图书馆志书的优点：首先是涵盖内容全面。无论是图书馆志还是图书馆事业志，或是对一家图书馆或是对多家图书馆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事件都有涵盖，内容丰富、记述全面。而图书馆史则仅以时间为轴，无法将图书馆所有内容囊括。其次是板块系统。志书的编纂是横排门类，以目为纲，因此对于一些时间跨度比较长的事物记述则相对有利。比如图书馆中的一些特藏书籍，一般都是积少成多地积累，若使用史体，则记述效果不佳。最后是成书较快。因为分为模块来写，便于分工合作、齐头并进，自然成书过程相对较快。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其一是事件记述缺乏时间逻辑。由于志书体例的缘故，需要横排门类，而图书馆事业志对于一些部门变更的图书室或是图书馆（例如藏书楼后来变更为博物馆或是地方文物保护单位）做分开记述后，无法很好地追溯其原来面貌。其次是资金投入较多。编纂志书需要收集的材料很多，需要参与的人员很多，因此所要耗费的资金也较多。资金不足的一些乡镇级图书馆，编纂图书馆史则更为现实。最后是宣传效果较弱。相对于志书，图书馆史更为有趣可读，同时普通人对史书的熟悉程度更高，因此馆史的受众可能会更多，对于图书馆文化宣传更为有利。

现取同时间段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图书馆志、图书馆事业志以及图书馆史——《南通市图书馆志（1912—2012）》《宁波图书馆志（2001—2010）》《重庆图书馆馆史（1947—2007）》，通过对照其目录更加直观地认识三者之间的优缺点。

表2 《南通市图书馆志》《宁波图书馆志》《重庆图书馆馆史》目录对照表

五、小 结

宁波图书馆志的三次编修，扩大了修志范围，拓展了修志空间，推动了方志事业的发展，丰富了宁波图书馆的文化宣传产品，促进了宁波图书馆文化事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在文化上，宗教图书馆这一新的事物进入中国，为之后本土图书馆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宁波作为最早一批开埠的城市，很早就接受了西方文化包括其中的图书馆文化。据载，清光绪十年（1884年），在宁绍台道台薛福成的主持下，在其官署西侧辟地建“后花园”为课士场所，内设藏书楼——“揽秀堂”供士子学习，开创了宁波设置公共图书馆的纪元。随后，越来越多的人与单位投入到图书馆事业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宁波地区已经建成各级图书馆15家，基本囊括当时宁波及下属各个县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人们开始对精神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城市文化单位，图书馆被要求不仅仅是人们看书学习的地方、开展藏书研究的地方，更要成为一个留存地方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地方。因此，如何编著好宣传图书馆的文本就显得十分重要——既要简明扼要地宣传好图书馆的各方面情况，又要体现出图书馆的文化水准。编纂图书馆志是相对比较好的选择，其原因在于：一、志书是传统文献，在提高图书馆的文化趣味这一点上易于被社会广为认同；二、相对于其他文献，志书更具有官方权威性，同时志书的记述门类也可根据各个图书馆的情况进行调整；三、志书具有“育人”功能，如《宁波图书馆志》彰善抑恶可以充分发挥“育人”的重要价值。

宁波图书馆志的编修，首先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行为。志书编纂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编纂有《越绝书》《禹贡》等并留存后世。虽说志书编纂一开始专指地方志编修，但是专志编纂也起步较早，早在南北朝时期就编纂有《人物志》《异物志》等专门志书，距今也有1600年左右光景。到了明清时期，专门志书编纂更多，与图书馆志相似的“书院志”“书楼志”开始出现。所以说，图书馆志书编修是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行为。其次，宁波图书馆志的编修拓宽了现代志书编纂的范围。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方志文化的受众和覆盖面不再像以往社会那样广泛，作为一种信息传播途径也不再具有唯一性或不可取代性，而是受到多方面的冲击和制约。当代方志学的学科定位、价值定位、功能认知以及工作机制等一系列因素，使得方志事业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作用的发挥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开辟新的领域，更多地编纂出版宁波图书馆志这样的专志，有利于促进方志事业的发展。宁波图书馆志的编修，也体现了方志事业的时代性。201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提出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的地方志事业发展蓝图。客观而言，如此宏大的事业远景，仅由方志界推动必会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在努力培养方志人才的同时，广泛吸纳认同方志文化的人才加入地方志队伍，必将在推动方志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正所谓和谐共生、携手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