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宋学”看综合史学的学科构建与地方实践

时间：2024-09-03

徐可

一、“两宋学”构建的必要性

宋代以后，中国历史轨迹就开启了政治文化与经济重心不断向东南移动的过程。“两宋”交替之际，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与转折点。但是，当前关于“两宋”的历史研究还没有上升到历史哲学与反思的层次，一个标志就是对“两宋学”的认识尚不充分。“两宋学”能否由专门的学术领域上升成为一门学科，能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独具特点而自成一统，这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近年来，开封与杭州每年轮流主办的“两宋论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学者乘势提出了“两宋学”的概念。众所周知，宋史已经在历史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形成自己的理论研究体系。那么，“两宋学”的学术构建的意义与价值何在，“两宋学”的研究方法有何特色，其学科构建是否必要？本文尝试对此做出一些探讨。

（一）“两宋学”构建的历史条件已经齐备

首先，“两宋”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文官群体和雕版印刷技术促成了宋代史学的发达，《宋史》卷帙浩繁通贯“两宋”而自成体系。“两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内涵，在历史和地理上有着清晰的时间与地域的边界。“两宋”作为地理、历史和文化符号，都有着具体的指向和内涵，这是“两宋学”构建的理论前提。

其次，任何学科的兴起都是出于时代与现实的需要。***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历史长河的特殊时期，迫切需要在新的高度以新的视野对历史进行经验梳理与反思。而“两宋”时期的特殊历史内涵及其丰富的史料，在当前视域下具有深刻的反思价值与意义。因此，“两宋学”的构建可谓正逢其时。

再次，从现实层面看，文化昌盛离不开经济繁荣。浙江经济规模长期位居全国三甲。河南逐渐发展，其经济规模稳升至全国第五。随着中原城市群的崛起以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迫切需要培育具有世界影响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封与杭州共享历史与文化资源，联袂打造“两宋论坛”，这是“两宋学”兴起的现实条件。

最后，学术构建不仅需要明确的研究对象，而且需要具有特色的研究视域。“两宋学”的构建，则有助于整合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阔的视野来关注和研究“两宋”历史。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能够极大地助推“两宋学”的学科建设，同时也是“两宋学”建构的方法论，形成多学科综合的开放型研究态势。

由上述可见，“两宋学”在概念术语、时代背景、现实条件和研究方法上已经构成完备体系，迫切需要如“长安学”“敦煌学”“故宫学”“红学”一样为人熟知并走向世界。

（二）“两宋学”特有的研究对象与内核

任何学术领域都有自己的专属“内核”，以区别于其他学科门类。“两宋学”首先要区别于宋代史学，它不是北宋和南宋的史料叠加，而是要注重研究北宋和南宋的历史变迁过程。［日］斯波义信在其名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最被重视的未必是各地的微妙而细小的差别，而是有助于概括时代性和基本社会制度的那种内在的发展动力。”

“两宋”时期是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多重力量于这一时期交汇。经济发展、科技传播、政治变革、外族入侵，共同构成了历史前行的合力。因此，“两宋学”不仅是用史料来梳理的断代史学和地方学，也不仅涵盖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而且还要在史料研究基础上，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动荡和巨变以及随后呈现的历史趋势拐点进行分析，运用历史理性对国运兴衰做出思考，并且开展多学科的理论构建。

（三）“两宋”历史的转折拐点及其研究重点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段，其特征需要不同的词汇来描述。一是“空前绝后”，如邓广铭称“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的绝后的”。二是“纵横转向”，如［英］麦迪森称“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三是“新旧交替”，如［日］内藤湖南称“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两宋”历史具有特殊研究价值，在于这一时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转折与拐点。

首先，“两宋”时期开启了封建社会文治集权的政治统治模式。立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设立御史台和谏院并准许“风闻言事”，设科取士“欲得贤以共治天下”，等等。在新的政治统治模式下，世俗社会与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几乎将要步入“中国近代的开始”之门。可以说，“两宋”时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演化拐点。

其次，中华文明在自身系统内部的演化发展于“两宋”时期达到了巅峰。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随后，北方民族的入侵与融合改变了这个演化走向，以至于有人感慨“崖山之后无中国”，认为传统华夏在文明政治上出现断层。这种连续与转折已经成为当前学术探讨的焦点。例如《“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中的“文化分期”，《对历史背景的阐述：十一世纪的新世界》中的“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的“思想与文化的创造性向妥协性（指制度化、世俗化与常识化）转变”等等，都指向文化演化的拐点。

再者，南宋偏安标志着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在“两宋”时期完成了南移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秦汉以来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经济重心南移，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自然经济向开放型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成为经济演化的拐点。

历史的拐点也就意味着历史进程中转折与变革的分叉路口。这些可供选择的历史路径与窗口，恰恰是历史反思的重要内容。这些路径依赖与选择，如同基因的继承与变异般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趋势与走向，理应成为“两宋学”的研究重点与焦点。

（四）“两宋学”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总纲领，而且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战略。中国既要在国际事务中发出声音，提出方案，也要从更宽阔的世界历史角度反思自身，剖析国运兴衰，在历史理性的基础上重塑理论自信。

“两宋学”有着厚重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总书记2016年在银川考察时指出：“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早在“两宋”时期中国就开始孕育了这种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葛金芳在谈到“两宋”历史地位时指出：“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就是不断靠近机器生产与市场经济机制，而‘两宋’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在传统社会的母胎中的急速成长和原始工业化进程的首次启动。”

中国崛起本质上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两宋”时期的“原始启动”虽然被多次打断，但砥砺前行至今，仍然可以成为“大历史”的理论分析起点。“元明清那些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都是在宋代时出现的”。因此，“两宋”历史具有当代的现实价值，有必要彰显为一门独立学问。

“两宋”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中国知网查询显示，以“两宋”为篇名的论文有962篇，其中“文化”方面234篇、“社会”方面217篇、“经济”方面177篇、“艺术”方面101篇。可见，“两宋学”的构建已经具有良好的理论研究基础。“两宋学”的内核以及学科建设，也必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学界共识。

二、综合史学视域下的“两宋学”

在综合史学视域下，“两宋学”迫切需要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研究方法，以将相关研究推向新境界。“两宋”时期的文献与考古资料丰富，若将该时期的古典文献整理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技术史等相互结合开展综合研究显然能够获得系统工程的整体性成果。

（一）经济史、政治史与文化史相互结合

当前应将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和文化思想史进行对比和综合分析，构建“两宋学”“经济—制度—文化”三位一体的研究框架。

“两宋”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三条线索。首先是都市繁荣。分别成书于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成为记录和彰显“两宋”时期都市经济繁荣的标志性文献。其次是人口大规模迁徙带来的江南区域的粮食生产以及工商业的大力发展。这在地方志中有着具体和丰富的描述。再者是偏安之后的南宋因为陆上国土日益减少，转而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据《宋会要·职官·市舶司》记载：“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招徕远人，埠通货贿。”

当前学界对“两宋”经济史研究热忱不减。但是，在注重“考据”的同时还应强化对“义理”的探索。“两宋”时期，中央集权程度加大并强化了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出现，政治改革措施（北宋时期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以及南宋时期的端平更化等）频频出台。这些政治改革措施都涉及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最终都体现在了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制度”相对于“经济”来说是一种更为缓慢的变量，市场经济也被认为是“嵌入”到更高系统层级的社会环境与结构之中的自我调节机制。因此，“制度结构”也是经济变迁过程中的深层原因，制度史与经济史两者之间相互提供意识支援与历史启示，更有利于揭示历史转折中的规律与哲理。

另一方面，文化起到了社会“粘合剂”的作用。［日］斯波义信指出：“（‘两宋’时期）完成了政治形态的转变和奠定。（其后的）政治和文化虽然变化不大，但底层的经济却一直在变化，这是难以觉察的。对于中国来说，文化的统一是重要的，所以能超越社会的变化”。“两宋”研究是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综合研究与相互支撑的金字塔——市民社会的经济因素是最具革命性的自变量，基础是文治精英所创制的正式制度，最底层是最具稳定性的文化也即属于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两宋”时期演变成型的宋明理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思想，其影响至深至巨），三者构成“两宋”历史宏大叙事的分析框架。

（二）将物价水平与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史研究

“两宋”研究不仅需要宏大叙事，而且需要微观层面的技术分析支撑。“两宋”时期江南粮食生产有了巨大的跃迁，主要表现在太湖流域的开垦以及复种制度的形成。记载“两宋”时期粮食亩产量、漕运、粮价等信息的文献资料，不断被发掘出来。江南地方志也为“两宋”不同时期的粮食价格比对研究提供了条件。粮价是物价的核心。因此，有可能根据现有文献和粮仓考古资料推测出“两宋”时期物价的整体水平并计算通货膨胀系数。如果再进一步结合“两宋”时期的货币状况并围绕当时贵金属铸造的政策环境、原料供应、冶金技术、物价波动与购买力变化等开展研究，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发现。例如：依据出土的“小钱”（小面值货币）状况，参照当时冶金铸币技术，运用当代西方经济学交易成本的有关模型，针对古代市场交换中的“找零”现象进行专门研究，就有可能推测出当时的货币发行与流通状况以及市场繁荣的程度。

将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美国新制度学派的福格尔因此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市场繁荣将导致日常生活的交易规模扩大，而此时的货币需求与“大钱”（大面值货币）的“找零”麻烦（交易成本）就越发凸显，因此达到规模阈值的市场经济必将对小钱铸造产生大量需求。如果这一需求得不到满足，将引发“钱荒”“铁钱”“私铸”“会子”“称提”等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不断积累并相互作用，在客观上又将反过来促进冶金技术的进步与扩散，降低由铸币造成的社会交易成本。

（三）补足技术史与技术传播过程的研究短板

“两宋”时期的科技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航海、建筑与冶金等领域都有重大突破，以至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总论》中写道：“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下，航海技术史研究迅速成为学界热点。人们普遍认为宋代造船技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北宋朱彧的《萍州可谈》和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因为记载了很多航海技术而备受瞩目。相比较而言，冶金技术史的研究则冷清了许多。

“两宋”时期，小钱铸造以及军事和农业方面对器具的大量需求促进了冶金技术的提升。炼钢熔炉的雏形已经出现，并能够通过鼓冷风反复锻造以脱碳。更重要的是，1959年在鹤壁挖掘出土了“两宋”时期的煤矿，这一考古证据足以说明当时煤炭开采技术已经成型。煤炭的规模化使用是冶金技术跃迁与传播的标志。但是，当前学界对技术扩散与进化的过程研究尚不充分。从理论上讲，陶瓷烧造是艺术品创作，其技术应该比标准化的铸币方法更加复杂。陶瓷烧造技术也远早于冶金铸币技术的出现和传播。然而，两者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两者之间的技术模仿与传播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这对于“两宋学”来说更具有重要意义，意味着可以一方面从冶金技术角度研究小钱铸造，另一方面从陶瓷、琉璃、玻璃的技术进化角度研究五大名瓷的烧造。牛津大学目前已经开展了“一带一路中的玻璃烧造技术传播”研究，国内应该加大投入积极开展“两宋学”的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

（四）技术变迁背后的历史沉思

重大技术的形成、应用和传播的背后，一定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并留下丰富的思想史料。这些都应该成为“两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人直到唐朝时期才掌握琉璃烧造技术，在时间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与“两宋”同时期的罗马，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玻璃并对技术严格保密、封锁其传播。而当时的汴京和临安，还把玻璃制品当作水晶“供奉”。中国最早的玻璃作坊不在都市而在偏远的新疆若羌县瓦石峡。在瓦石峡遗址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大量玻璃残片，虽未发现原料和坩埚，但大量废料和单一的器皿证实这是玻璃生产作坊。这一考古发现同时也证实了丝绸之路是“两宋”时期玻璃技术的传播路径。

中国人最早掌握了冶金与陶瓷烧造技术，令人疑惑的是却没有烧制出玻璃。缘何如此？其背后也许隐藏着深层的原因，有待发掘。也许是时人对艳丽色彩的心理需求弱化和对装饰性艺术品的审美偏好抑制了对玻璃的大规模有效需求，也许是陶瓷烧造技术的高度发达造成的技术路径依赖抑制了烧制玻璃技术的创新，也许是当时社会对技术进步的激励不足。无论怎样，这个谜底的揭示或许能够为“李约瑟之问”提供另一个视角的答案。

当然，上述只是“两宋学”众多研究路径中的一条小道而已，本文只是以此表明：按照“大历史”的思路，由“两宋”时期的都市经济与粮食生产入手，通过货币铸造与冶金技术的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可以将古代文献与经济史、政治史、技术史与思想史相互勾连起来，这样就能够如同“夏商周断代”工程那样开启“两宋学”研究的系统工程。

四、“两宋学”开放式研究的优势

“两宋学”的都市特征非常显著。作为地方性的“综合史学”，也需要周边区域研究力量共同参与，汇聚而成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独特优势。

（一）“两宋”历史的社会成型

［日］斯波义信认为：“创造出宋代时代性的重要原因，是有效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发挥作用才形成这样的局面；以及与之相互呼应而产生的社会发展，例如技术进步，边境移民运动，人口增长，定居方式的变化，商业、城市管理程度与控制技术，社会和文化的城市化等。”“两宋学”所具有的多元社会属性，使之能够从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借来全新的研究工具，成为多学科的全方位综合性研究方法的样本。

（二）“两宋”方志的文化集成

在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中可查北宋方志172种、南宋方志304种。宋代方志在体例上用地记与图经表明疆域山川，并记载地方沿革、物产、风俗、艺文、职官、人物、诗文、杂记等内容，可谓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到了南宋时期，方志在体例上基本定型，成为综合研究的工具性资料文献。蔚为大观的宋代方志，可为“两宋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充足的基础资料。

（三）都市中心的文献资料

“两宋”时期城市经济比重逐步增大。而开封与杭州长期作为“两宋”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与科技中心，具有强大的文献优势。“两宋”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达到巅峰状态，以都市为中心的图书典籍、名胜名物、小说戏曲、佛经、金石资料等卷帙浩瀚。文献资料自然为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提供了基础素材。

（四）文物考古的新发现

近年来文物考古方面的新发现，不断为“两宋学”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提供机会。例如：2008年在洛阳出土了富弼夫妇墓志。《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刊登了《富弼家族墓地发掘简报》，信息量巨大，为研究北宋政治（包括边疆治理以及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重大事件）、经济、文化、习俗、军事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印证。富弼夫妇墓志已经引起“两宋学”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热忱。又如：2014年开封出土的宋金玩具陶模与宋元瓷器标本为研究北宋的日常市井生活提供了实物印证；杭州、武义、扬州、南京等地不断出土的南宋墓葬也为研究南宋社会经济与文化提供佐证。

（五）地理环境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地理与环境变迁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华中师范大学张全明教授编著了《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煌煌800多页，统计并辑录了南宋临安地区152年来的气候变迁资料，涵盖“两宋”时期的气候、水文、生物、土壤地貌、矿物等五大方面，为研究“两宋”时期粮食生产、人口迁徙、灾害防治、冶金技术、漕运兴衰等提供了环境资料，也为“两宋学”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