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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越
光绪十一年(1885年),马建忠向李鸿章呈文《改革招商局建议》。文中称:“唐道绅私设长裕泰装船行,退客货,先装己货,至欠水脚一万余金。又顶招商局名,伙开栈房(长发栈),双扣九五用钱,专写客票,欠一万余金……”此唐道绅为何许人也?马建忠并无另指,唯汪敬虞先生指出此人为唐廷庚。汪氏为国内最早研究唐宝臣家族之学者,其研究每每参阅中西史料,翔实准确,深为国内外学者信服。然专此一端,汪敬虞先生并没有指出其出处,却被一些学者采纳。笔者揆诸史料,此说并无根据。为澄清史实,特考证如下。
因唐家唐氏谱牒散失,目前只知道唐道绅与唐廷枢同为广东省香山县唐家乡人。根据是唐家《梁氏家乘》(宣统二年版)载“十七世祖幹公……生四女。长适本乡婿唐道绅”。另据光绪十六年(1890年)冬立之《重修花堂庙碑文》载,唐道绅曾在是次重修中“喜捐银拾大员”。唐家唐氏分3房即豪杰、森轩、子英,分5大字派。其中唐廷枢所属之森轩房字派有“道”字派,故唐道绅当属森轩房,即为唐廷枢之房亲,同为第20世。这与郭嵩焘日记所载唐道绅为“景星从弟”吻合。
唐廷庚为唐廷枢胞弟,字建廉,号应星,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1835年12月19日),卒于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1896年7月15日)。唐廷庚娶妻梁氏,为本乡梁泽嘉次女,另有副妣徐州刘氏和扬州余氏。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纬经堂名义参与唐家平里庙重修。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为筹备公产以接济团练,防御海盗,众乡贤禀请官府,请其作证,所买田产只接济团练用,以杜绝日久生弊,出现偷取契据私按、私典、私卖等情形。5名值事中,唐廷庚居首。光绪十五年十二月(1890年1月),唐廷枢拟在黄良都(今属斗门县)筑厂取泥,制造细棉土。唐廷枢向李鸿章请准,由其胞弟候选道廷庚妥为照料,毋庸支领薪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唐廷庚与邑中诸同人在前山倡建大型慈善组织福善堂。
史料所限,目前只发现唐道绅起码在光绪四年(1878年)便已进入轮船招商局,并于6月25日至7月5日与沈松茂以该局经理人名义在《申报》发布告白,为浦东栈房招储火油。半年后,于11月19日至12月18日,唐道绅独自在该报以轮船招商总局经手人名义发布《存货按银》告白,为局南北两栈房招揽生意。至1880年1月27日,上述《存货按银》告白中的经手人再度加入沈松茂。马建忠指责唐道绅“顶招商局名,伙开栈房”当为此事。唯唐道绅此举实乃奉会办徐润之命,因徐润见太古、怡和“两洋行均有行栈在外招揽生意,故嘱本局总司事唐道绅于上海南北二市各开一行,揽载货物,又在英、法两界各开一栈,揽载搭客,以期局船生意兴旺,足与该洋行等相抗”。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79年1月9日),轮船招商局由盛宣怀、唐廷枢、叶廷眷、徐润、朱其诏等5人与陈辉庭、毕拉、唐秉彝、唐道绅等4人签订“承办轮船招商局合同”。这里的所谓“承办”即承包,试办两年。4人中,唐秉彝也是唐家森轩房人,字“广良”,属第19世,即与字“广善”的唐廷庚父亲同辈。
光绪八年(1882年),总办唐廷枢以“局生意日见扩充,揽载一切事宜,时与外人争竞,尤为局中要务”,而“各股商佥称郑道官应前在太古洋行总理揽载诸务,与各行商往来最熟,该行船务日见兴旺”为由,乞请李鸿章“札委郑道帮办招商局,专管揽载事宜,以资臂助”。郑官应乃于三月初一日(4月18日)到局。入局伊始,郑氏即向唐廷枢提出整顿积弊颇深之招商总局。他发现“本局轮船各处上落货不如太古之快,而汕头、厦门两处耽搁愈久”,“拟请通饬各局设薄专记,各船何时进口,何时出口,行船几天,每月造报总局,以备查考。并令各船,如今早到之船要明早开,即午到之船,明晚要开”,并称“与唐君道绅筹商,当破除情面,一一整顿”。唐道绅等人所设揽载行和栈行,数年以来,“揽载货物水脚约四十余万两”,“揽载搭客亦有万人”,在抗衡洋商方面“不为无功”。唯该行栈积弊深,开销重。故至光绪九年(1883年)底,因有十年(1884年)三公司重订水脚合同之议,会办徐润、郑官应乃“令经手之唐道绅将该行栈分别招顶闭歇”。
至光绪十年(1884年)春,李鸿章札委马建忠会办招商局。先是,正月间徐润因病请假二月,郑观应奉彭玉麟命调赴粤东,而盛宣怀则回天津。四月初,唐廷枢北上开平矿务局。五月,张鸿禄丁艰离局。故五六月间,局务由马建忠一力主持。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15日),马氏致函盛宣怀,内有“道绅事究竟应否严办?办则怨府,不办亦无以服众”。六月十一日(8月1日),马氏电禀李鸿章,称“局账昨已划清,现应尊谕严追水脚押欠各款”。唐道绅所设行栈倒账逾二万两。至1885年10月3日,《申报》报道“提长发栈经事人梁应南讯供,交保,由总办据实申详。后李傅相又札道,着查经欠人唐道绅之职衔、籍贯,以便奏参。”
光绪元年(1875年)秋,唐廷庚由盛宣怀委派,管理湖北煤铁局广州分局。十月,轮船招商总局成立保险招商局,唐廷庚被委为广东分局商董。1876年,帮办招商局广州分局。同年,与唐廷枢、陈茇南、徐润等成立仁和保险公司。1879年8月,向两广总督刘坤一请准派招商局轮船“和众”号搭客前往檀香山。1880年7月20日,招商局轮“和众”号开行檀香山和旧金山,唐廷庚以局董身份随行,赴檀香山、旧金山、古巴等地考察,后转赴欧洲各国,历时200天。其间,唐廷庚还赴纽约与驻美公使陈兰彬一道与美国政府交涉“和众”号被额外征收关税一事;又考察当地船厂,为招商局订购船只。回国后,唐廷庚禀送《局轮搭华人到檀香山章程》,并禀请北洋兴办远洋航运,唯受多方掣肘而未果。
1881年,唐廷庚奉命以广州分局局董身份赴越南谒见越王及各部大臣,获准在越南海防、顺安两地购地设局。翌年6月15日,双方签订10年合约,招商局得以在两地购置栈房。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82年1月15日),奉两广总督张树声札饬,带同马复贲、黄秀玲、李春华等以运粮为名前往越南刺探军情,并于十二月二十三日(1882年2月11日)抵达越南首都顺化。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1882年4月5日),唐廷庚返程香港。在越期间,唐廷庚觅得重要军情——越南与法人议立和约一本;而仍留越之随员马复贲,亦探得越南国内君臣之大略情形。至十月间,越南王密召唐廷庚至其都城密商要事。十一月二日(12月11日),唐廷庚赴越南顺化。光绪八年十二月二日(1883年1月10日),李鸿章电两广总督曾国荃,“请其传谕招商局员唐道廷庚,商同越南派明干大官一二人,于正杪来华备问”。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中旬,唐廷庚护送越南陪臣范慎遹、阮述一干人等抵港。至月底,又奉李鸿章命护送越南官员赴沪,再转搭轮船赴津。至二月底,因“美利”船失事后局事烦,唐廷庚复被召回广东。
由上文可知,唐廷庚与唐道绅两人的活动没有任何重合之处。首先,他在乡娶妻为梁泽嘉次女,而唐道绅则在乡娶梁祖幹长女为妻。唐廷庚字“建廉”,而唐道绅字不详,难以认为是同一人。其次,据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三月初八日(1879年3月30日)郭氏“于景星处见唐道绅,为景星从弟”。郭氏与唐廷枢相熟,而与唐道绅则为首次见面,经介绍方知其为唐廷枢从弟,故特意注明。从弟自然不是亲弟。再据《唐景星家谱》,谱中并无唐道绅;笔者向家族后人了解,亦不知有此人。可见,唐道绅当是相隔多代的堂弟。再者,唐道绅所设行栈位于上海,而他身为“总司事”,其活动地区自当为招商局船经营范围内之长江流域,不可能如唐廷庚般长时间在外洋。而唐廷庚捐有官衔,为候补道台,同时又为保险招商局广州分局商董及招商局广州分局帮办,相当于今天之企业高管。1880年,他远赴外洋,前往檀香山、旧金山、古巴等地考察达200天。回来后又以道员身份率马复贲、黄秀玲、李春华等赴越南刺探军情。继而,面见越南王,传达大清重臣张树声、李鸿章等人之谕令。末了,奉李鸿章命护送越南陪臣赴津,以供其备问。最后,唐道绅因倒账问题被新任会办马建忠遣散。而唐廷庚则早在光绪六年(1880年)便以在光绪四年(1878年)运送漕粮有功获湖广总督李瀚章奏准以候选道加三品衔。唐廷庚拥有三品衔候选道这一官衔,以同为道员的马建忠断无资格直接遣散唐廷庚,而须上奏李鸿章,再由其上奏光绪皇,请将唐廷庚斥革。唯目前并没有任何文献显示唐廷庚曾遭到任何处罚。综上所述,唐道绅与唐廷庚并非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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