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大谷光瑞与近代上海*

范宏涛

大谷光瑞（1876—1948年），法号镜如，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第22任法主，宗教家、探险家，大正天皇连襟，是亚洲近代史上极为复杂的人物。1899年他首次来华游历，并于同年末赴欧洲留学。1902—1914年，大谷组织三次亚洲“内陆探险”，相关发掘促进近代日本“东洋学”的发展。1906—1907年，大谷再次携门徒来华踏查，历时半年有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组织门徒参与“革命”，并趁机结交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人。1914年，因为“疑狱事件”被迫辞去法主职位而退居幕后。此后，他长期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各地活动，并开始以在野身份鼓吹对华强硬。九一八事变后，大谷连发多篇对华论稿，为日本侵华行为摇旗呐喊。七七事变爆发后，大谷由幕后走到台前，开始以内阁顾问、参议等身份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政客沆瀣一气。大谷一生紧随日本“开国进取”的步伐，被日本人誉为“亚洲的行者”“亚洲的智囊”“英雄僧”，甚至被归为日本“现代先觉者”的行列。此外，近百年来，日本国内关于大谷光瑞的各类长篇传记、小说不下十部。由此亦可见他在近代日本“雄飞大陆”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乃至近代日本人精神塑造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著作方面，有《大谷光瑞全集》（13卷）、《大谷光瑞兴亚计划》（10卷），以及《台湾岛之现在》《满洲国之未来》《中支地志》《印度地志》《印度尼西亚地志》《世间非世间》《光瑞纵横谈》等单行本著作约30本（部）。其中，涉华著作占据一半以上。大谷一生行迹遍及中国各地，其间更是往返上海数十次，将上海作为其在华活动的主要基地之一。可以说，大谷在上海的活动基本上是他在华活动的缩影。

一、上海踏查与殖民计划

（一）从中国巡游到辛亥革命

近代日本佛教僧侣在上海的活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僧侣小栗栖香顶来华宣扬“三国联盟”并在上海建立东本愿寺“上海别院”为序幕。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进一步加大在华扩张步伐。此时开始代替其父处理西本愿寺派教务的大谷光瑞，也欲调查中国宗教等各方面情况，从而借机在华建立传教据点，以求与明治政府“开国进取”的举措保持一致。1899年初，大谷光瑞在门徒的陪同下首次走出国门，他们先后历时三个多月，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如果说大谷等人此行到北京拜访李鸿章是出于政治考量，西行汉口有考察中国军事、教育发展状况的目的，南下香港看到了西方舰队的强大，那么他在上海的活动似乎更侧重于了解西方在华设立教会、开设教育机构的情况。对此，《中国见闻录集成》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加特利克教会大约百年前已经开始在此布教，现在的建筑始建于1851年。除修道院外，还有男、女学校及幼儿园等机构，十多名法国传教士常在此，其目的是培养中国传教士。不过，他们的服装、发辫完全是中国风，操熟练的中国语。我等一行巡览了礼拜堂、教场、图书馆、孤儿院等处。图书馆最为完善，其中洋书与汉籍数量大体相当。教室到处贴有耶稣画像。孤儿院有孤儿百余名，由中国牧师监护。

西方在上海如此活跃，而上海“城内街衢狭窄，加之不洁污秽，充满臭气，几乎难容他国之人下脚”。这样的描写，几乎与1862年日本“千岁丸”到上海时的情景如出一辙：“上海街道的脏臭难以言表。特别是狭窄的街道和小路上粪便堆积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打扫”。大谷光瑞首次中国之行便打着探索“宗教之未来”与“国家之前途”的旗号，虽然相关活动也有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成分，但本质则是日本国内当时盛行的“中国保全论”的宗教翻版与延伸。

以上海为代表，中国的衰败与西方在上海租界的繁华景象以及传教活动的盛行形成鲜明对比，这显然带给大谷光瑞不少刺激。《中国见闻录集成》中对西方教会等记载之细致，亦可见一斑。于是同年末，大谷就马不停蹄地同多名门徒前往当时世界学术研究的主阵地欧洲，希望全面了解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在各领域的最新成果，当然包括他们在对华传教方面的具体做法。可以说，首次中国之行与上海见闻，以及其后两年的欧洲考察，使大谷光瑞初步形成东西方之间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非文明的二元意识。在此基础上，他一方面在“东洋”与“西洋”的对比中认同日本属于“东洋”；另一方面则在“东洋”与“日本”的辨异中，尽力发掘日本的优越性，为日本争当“东洋盟主”创造条件。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大谷光瑞除了命门徒在汉口等地直接参与“革命”外，还在上海建立“临时部”搜集各方信息，同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收留从各地到上海的日本侨民。由于西本愿寺方面的“帮助”，包括孙中山在内，黄兴、黎元洪等革命派领导人不久均致函大谷光瑞，对他及西本愿寺方面在辛亥革命期间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次年1月23日，大谷光瑞之弟、“临时部”部长大谷尊由经神户至南京，受到孙中山接见，然后还参加黄兴主办的宴会，紧接着又赴湖北，与黎元洪会谈。1913年孙中山访日，其间特意到京都西本愿寺与大谷光瑞会谈。据《镜如上人年谱》记载，后来在上海旅居期间，大谷光瑞与孙中山依然保持往来，甚至还曾担任孙中山政府最高顾问。

（二）从“放浪”之旅到殖民计划

1914年5月“疑狱事件”后，大谷光瑞被迫辞去西本愿寺本兼各职，开始长达三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放浪”之旅。其间，他多次往返上海，以在野身份到处活动。对于当时的上海，大谷光瑞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在他看来，“将来要在中国树立我国权利，使我国在中国处于优势地位，应重点求诸于上海”。而且“长江下游，地利之便冠绝中国全境，土地富饶亦居中国之首”，所以说“国人应以上海为对华经营的策源地，对其重点开发”。无论是从政治、地理，还是资源、交通考虑，大谷光瑞都极力肯定上海在日本未来对华扩张中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他尤其对中日“二十一条”谈判关注颇深，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谈论最多。

大谷光瑞开启“放浪”之旅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在欧洲打响，日本则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占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1915年初，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大谷在上海期间，中日之间的“二十一条”谈判正在进行，他对此始终十分关注。比如，他还没到上海，就声言“现日支交涉未完，上海的愚人竟敢排日”。4月20日前后，他听到“日支交涉梗塞，流言蜚语百出”。不过，他不知如何得知“进入五月以来，连日晴好，日支交涉即将终结，天气都似乎由空蒙转为霁明”。紧接着，又言“日中交涉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到后来，“日中交涉告急，本日飞电警告辽东”。由上可见，关于“二十一条”每一步的谈判进展情况，大谷光瑞几乎都了如指掌，并随时将相关信息发送给他的好友、法西斯主义御用文人德富苏峰。关于相关消息来源，其一当然是他自己的耳听或眼见，其二也很可能源于日本军方、驻华机关或间谍机构。

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由于日本对华侵略行为的加剧，中国各地爆发不同规模的“抗日”“排日”运动，上海尤为突出。对于中国人的上述爱国之举，大谷光瑞站在日本国家主义、侵略主义的立场上，反诬他们以“中华”自居，“尊大倨傲”，而且“谲诈狡慢”，常使用“以夷制夷”之策。因此，他主张日本应对华强硬，即“此次若我执干戈去很好地指导他们，然后破其谬见，此必奠定我百年之基础。邻家有骚乱，我既然不悦，那么就应如严父对待孩子一样，教之以皇威”。正是因为这样的意识和判断，使得他在“放浪”之旅即将结束的1917年提出亚洲主义论，声言日本应发挥“使命”来“指导”中国。这一时期他的著作如《慨世余言》（1917年）、《帝国的危机》（1919年）、《危险思想论》（1921年）、《支那论》（1923年）等，开始赤裸裸地表达出对华傲慢与偏见，并极力鼓动日本对华强硬，并且愈行愈“右”。此后到日本战败投降的约20年间，或往返，或居住，或交往，或旅游，或渗透，或窃密，大谷光瑞在上海的活动愈发频繁。相关活动轨迹以上海为中心，总体上分为以下四大方向：

第一，上海—神户方向：神户是距京都西本愿寺总部最近的大港，该线路可以直接连通西本愿寺与上海，便于其调动两地的资源和人脉，实现两地之间的迅速往返。

第二，上海—汉口方向：即以长江航运为依托，东起上海，西至汉口，便于其对长江沿线各地进行探查、渗透。然后再以汉口为出发点，西到巴蜀，北至北京。

第三，上海—大连方向：由上海到大连，配合其与“满铁”、关东军等侵华机构、人员往来，协力日本经略“满蒙”。同时，也可延伸至整个东北和华北。

第四，上海—香港方向：由上海到香港，然后再到东南亚、南亚等地区，推进其热带农业“兴亚”计划，实际上是便于其对亚洲农业资源的全面渗透和掠夺。这一路线，堪称日本“南进”论的前奏。

上述四条路线，是大谷光瑞以上海为圆心，在亚洲的主要活动方向，支撑其在各个方向达到不同目的。由此，更足见上海在其对外渗透中的重要位置。1939年前后，为更好地协力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国策，大谷光瑞撰写煌煌十卷的《大谷光瑞兴亚计划》，这些计划很大一部分在上海完成，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水利交通、各省资源概况等，可谓包罗万象。对于上海的殖民规划，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上海海运与港口。1939年前后，中国国土半壁沦丧。对此，大谷光瑞声称“日满支已经浑然成为一个经济区域，政治上虽然独立考虑，经济必须综合”。于是，他“兴亚”计划中的海运线路，完全将日本海、渤海、东海作为日本的“内海”来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国内”航路共30条。其中，以上海为核心的航路有6条，分别是神户—上海（中国中部总线）、长崎—上海（上海辅助线）、小樽—上海（北海道到中国中部线）、仁川—青岛—上海（黄海顺环线）、上海—广东（中国中南连线）、上海—广东（上海广东快线）。涉及上海的还有南北联络线和东海西岸线2条。两类合计超过规划总线路的四分之一。此外，他还建议日本应在中国本土建设三大港，分别是北部的大连港、南部的高雄港和中部的上海港。这三个地方，分别建有“浴日庄”与“关东别院”，“逍遥园”与“台湾别院”，“无忧园”与“上海别院”，正好是他长期在华渗透的三大主要据点。对于上海港，他强调还需要开发连云港、三江营、南京、芜湖、镇海、三门、乐清、温州等地为其辅助港。

需要说明的是，大谷光瑞开始撰写“兴亚”计划的时候，日本国内的“南进”论虽然开始占据上风，但“南进”与“北进”之争尚未尘埃落定。对此，包括海运路线和港口设计在内，大谷光瑞都竭力批评日本国内的“北主南从论”，反复主张以“南进”为主，“开发”广大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南亚的资源，以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这样，上海在他“兴亚”计划中的重要性当然不言自明。

第二、上海铁路。铁路是物资运输的主要渠道，战时尤其如此。大谷光瑞认为“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引者注）参战以来，我帝国与中国一体同心，努力建设大东亚虽无需多言，但反观中国的现状，其最大的不足便是交通”。众所周知，“满铁”作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觊觎中国的大本营，其创建之初就曾以控制铁路为主。更何况大谷光瑞本就是“满铁”的大股东之一。因此，他深知铁路在对华侵略中的作用。基于这样的判断，他将铁道计划作为其“兴亚”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谷光瑞的铁道计划共设计路线25条，其中以上海为起始的路线6条，分别是上海—昭南线、上海—成都线、上海—缅甸—印度线、上海—青岛线、上海—汉中线、上海—厦门线，约占总路线数的四分之一。不难看出，大谷光瑞的铁路线依然以中国为中心，同时辐射亚洲多国，而上海又是这一中心的中心。

二、大谷光瑞与上海“无忧园”

1922年落成的“无忧园”，是大谷光瑞在上海的豪华别墅，被日本人誉为他“经纶的策源之地”和“思想的源泉之所”。无忧园占地面积三万多平方米，园内水池取名“沧浪池”，约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住宅名叫“濯足堂”，书斋雅号“魏瓠斋”，均源于中国古诗或古籍。此外，园内有樱花、梅花、桃树、樟树、菊花、牡丹、玉兰等鲜花异草。关于无忧园的基本状况，同年3月11日参加落成仪式的宗方小太郎的记录颇有代表性：午后四时半与天野大佐、北冈少佐同车至星加坡路十四号列席大谷光瑞师新建无忧园落成公开宴，来客有：吉田司令官、船津领事等五十人许，享受中国料理。园之境域一万坪，绕池造丘，结构壮大，室内之陈设亦极完美，为上海邦人邸宅之巨擘也。

参加落成仪式者包括政界、军方人士，也包括此前像宗方小太郎这样长期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通”。大谷光瑞和宗方小太郎有过多次接触，且主要集中在大正时期。此外，两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辛亥革命，都与孙中山有过交往。和宗方在华活动轨迹相近，大谷光瑞在无忧园内一方面逍遥自适，组织日本人游园观光；另一方面从事间谍活动、“兴亚”人才培养和鼓吹对华侵略。关于前者，主要表现在汉诗创作、美食体验方面。关于后者，则主要依靠园内的“策进书院”和《大乘》杂志来实现。

（一）诗文创作

大谷光瑞出身佛门，从小跟随佛学前辈接触佛教经典，有扎实的中国文化功底，善作汉诗，且后来“住华尤久，深通汉文。自谓汉文程度较高于日文，”并常以此自夸自赞。在上海无忧园居住期间，大谷光瑞依然沿用这一习惯和传统。此间《无忧园之记》一文中所作的三首长诗，其中第一首比较有代表性：

君不见漆园傲隶说逍遥，大鹏一举抟扶摇。又不见箕山狂客赋颍水，洗耳自称逃唐尧。空言卖名逐何益，堪笑清高比孤标。任他沧浪清泉水，可怜屈平赋大招。我来结庐松江畔，吴中自古鱼稻饶。负郭二顷我事足，不愿珪组上春朝。绕池芙蓉东篱菊，荷锄灌畦养花苗。耕读欲学南阳士，时赋长啸解无聊。请看禹域将横溃，驺虞不到豺狼骄。深惭无献济时策，圣代何询舍刍荛。老骥犹想千里志，烈士暮年心未消。霜鬓如雪叹明镜，江湖浪迹老渔樵。

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学样式，如和歌、俳句等，追求“物哀”“侘寂”的审美风格。但当文人学者需要抒发壮志豪情和政治抱负时，则往往借助汉诗汉文。作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国通”，大谷光瑞自然也不例外。诗中“吴中”主要指上海及其周边。该首诗总体上以七言为主，也有部分五言和十言句，这种体裁样式与乐府风格近似。大谷光瑞在诗中引用大量汉籍古典，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高洁之士，如庄子、屈原、陶渊明等圣贤自况，其实也是意欲表明自己因“疑狱事件”遭受不平待遇，一腔“雄飞大陆”的抱负难以施展，然后希望仿效中国古代圣贤看淡功名、追求逍遥的心境。诗中“请看禹域将横溃，驺虞不到豺狼骄”，直接将日本比作仁兽“驺虞”，而将中国比作凶狠的“豺狼”，言下之意是说中国出现军阀混战局面，是由于没有日本这个“驺虞”的“管理”。可见，大谷光瑞此时虽然处江湖之远，其实一直没有忘记对政治的关注。

大谷汉诗中表达的不满，当然也与日本当时的对华政策乃至国际局势有密切关系。1918年原敬内阁上台以来，改变大隈内阁和寺内内阁对华强硬姿态，逐渐以相对柔和的方式推进日本对华策略。这种对华外交后来为多任内阁所继承，基本持续到大正末期。由于大谷光瑞与陆军关系密切，坚持对华强硬，所以对日本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时常批评。如上面的“驺虞不到豺狼骄”，也是暗指日本柔和的对华外交致使中国肆无忌惮。

（二）上海美食体验

大谷光瑞一生足迹遍及亚欧多国，甚至到过北极，领略过世界风光，也品尝过天下美食。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当然也少不了各类美食佳肴。在他看来，中国料理可以分南北中三大区域，上海居中。有关大谷在上海期间的美食体验，画家石井柏亭曾提到：“我在法租界的一家店吃过鸡丝沙面。该店是附近最好吃的一家，据说大谷光瑞伯爵来过……之前也有坐马车前来的食客，而伯爵应该是最早坐汽车来的”。在无忧园内，大谷也经常做中国菜。对此，他曾说：“我家的中国料理，并非盛宴。虽然都是中国家常菜，但住在上海无忧园七年多来，一直在做，周围有中国人伴随，然技艺仍未熟练，不过好在味道本真”

关于具体的食材，他也有所介绍和评价，比如“鲈鱼产自长江，尤以上海南边的松江为第一”，实为秋季之美味。螃蟹以长江下游的芜湖最为有名，其次就是上海西边的阳澄湖。至于醉蟹，那么则是“上海最佳，饭店自己做好，供给顾客”。此外，他还常常用醉蟹赠送友人。烤乳猪是上海的盛宴必备之菜，大谷多次品尝，盛赞其“皮外酥内软，淡而不腻，实为美味”。当然，这里的美食并非没有缺点。他认为上海固然是中国最大城市，物资来源于中国全境，汇集全国各地的菜品，但没有十分特别的烹饪方法。此外，在他的散文《味》中，也提到世界各地美食，足见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食客。

（三）策进书院与《大乘》杂志

“策进书院”比无忧园主体落成时间稍早。据武田圆治回忆，策进书院的学生主要“学习园艺、无线电信。帮助《大乘》杂志社干些杂物，为猊下（大谷光瑞——引者注）书斋上的万卷书所惊讶。庭院有数百棵樱花树”。此外，他们还种植苜蓿，养蜂采蜜。与较早建立的旅顺策进书院性质一样，上海策进书院所教授内容也以实业为主，辅之以经略亚洲的思想引导。这与大谷光瑞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实用主义，以及培养实业人才、应用人才为主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大谷光瑞虽然声称此举是为解决国内就业难问题，但实际上主要是服务于对亚洲各国的渗透和侵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大都输送到中国及南亚、东南亚乃至西亚各地，充当大谷光瑞的手足和耳目。包括策进书院在内，大谷光瑞在中国设立的教育机构其实和“满铁”“上海同文书院”等具有相同的性质。

1919年，大谷光瑞在上海成立“光寿会”，自任总裁。1922年，又在无忧园创办《大乘》杂志。该杂志先后持续20多年，直到1943年终刊。《大乘》创刊伊始，虽然声称以印度撰述的佛典为基础，从根本上探究大法的幽赜，以将无量的法光普及全世界为宗旨，主要进行“（1）翻译梵文经典并将各种译本进行比较研究；（2）研究并宣传佛教；（3）收集梵本及诸翻译文本”。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大乘》杂志的创刊及发行，多少受到西方佛学研究的启发，是大谷光瑞试图通过直接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佛学原典进行佛学研究的重要尝试。但同时，他的不少政治思想、侵华言论，也都由此发出。其中影响较大且体系比较完善的就有《满洲国的将来》《台湾岛之现在》《热带农业》《印度尼西亚地志》等，都堪称其“经略亚洲”思想的代表。

三、大谷光瑞与上海别院

日俄战争前后，大谷光瑞及西本愿寺方面紧随日本对华扩张步伐，连续在华设立关东别院、奉天出张所、北京出张所、汉口出张所等机构，有效地配合日本在华活动和对华扩张需求。1906年，西本愿寺上海出张所在乍浦路成立，由中国开教总监藤井尊正担任负责人。1908年，上海出张所转移至文监师路（现塘沽路），所内开设佛教妇女会、洗心讲、青年会、周日学校等机构。1913年增设上海女校，开展高中学制教育，课程包括英语、作文、茶道、刺绣、裁缝等12种。1931年5月，出张所升格为“上海别院”并进行重新扩建，正殿、会馆及相关附属设施一一落成。上海别院外观主体采用印度样式，内部装饰为日本风格，由大谷光瑞亲自参与设计，著名建筑师冈野重久主持建造。

上海别院是大谷光瑞在上海活动的重要场所。1932年1月18日，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金碧辉）受命唆使日莲宗僧人及信众闹事，引发冲突。十天后，日本海军借机发动对华进攻，“上海事变”随即爆发。十分巧合的是，与大谷光瑞的身份一样，“上海事变”导火索就是日本僧人。由此看出，这一时期日本僧人在华不仅素行不良，而且很大一部分已经与间谍、军方沆瀣一气。“上海事变”前后，大谷光瑞就在上海别院。对此，他立即设立总务部、吊慰部、情报部、通信部、交通部、配给部、遗骨部、送迎部、警备部和法要部十个部门，命小笠原彰真负责事变相关事宜。对事变后的相关活动，小笠原彰真的报告比较能够说明问题：

各部队的军人看到我们都非常高兴，笑脸相迎，因此赠送慰问品完全是一件快乐的事。上海别院的妇女会会员成为勇敢的护士，在各布教使的交代下，或为军人购物、代写书信，或在野战医院服务。居留民团时局委员会各联合会与本派共同努力，民团对于我们行动赞赏不已。当前，正在尽力分配来自日本的慰问品。江湾镇、庙行镇等地发生战争时，布教使穿梭于战壕之中，爬上土袋读经，收拾遗骨然后安放在别院。以师团长为首，参拜者络绎不绝，烟火不断。

不难看出，事变爆发后，西本愿寺上海别院的主要活动包括捐资捐物、分发物资、诵经念佛、收拾尸体等，既有物质协助，也有精神鼓动，已与日本军方行动保持高度一致，俨然已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大谷光瑞本人一方面于同年2月15日从上海出发到长崎、京都、大阪等地频繁活动，希望教团、政府方面为事变及相关人员提供粮食等物资，取得了实效；另一方面，事变发生不久，他即发表《支那的将来》一文，从所谓“历史的因果律”出发，污蔑中国是“恶魔集团”，中国军队是“魔军”。与之相对，在他看来日本则继承中国的“王道”，甚至日本自己本身就有“王道”，如今“王道”更成了日本的专利，因此日军自然是“王者之师”，代表“诸天善神”赏善罚恶，他甚至将负责进攻上海的头目植田谦吉美化为“毘沙天门”。此外，他还大量引用《大无量寿经》《大涅槃经》等佛法经典，声称非武力不能维持正法，真正的大慈大悲、真正的菩萨行是“自利利他”，因此中国的未来在于发挥日本的使命。

与大谷一样，事变发生期间，日本作家、《朝日新闻》临时特派员村松梢风发表《话说上海事变》一文，宣称：“中国的排日运动，其本身就已经是一场很厉害的战争了。虽然导致直接的交火是由中国方面对我陆军警备区域出动进行开枪挑战引起的，但事实上，上海抗日救国会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经济绝交的范围，与公然对日本宣战已没什么两样”。正是如大谷光瑞、村松梢风这样有影响力的文人学者，通过文章歌颂日本的“正义”和“勇敢”而不断误导日本民众，更加剧两国之间的矛盾，从而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大谷光瑞先后担任“中支宗教大同联盟”副总裁、“兴亚学院”名誉院长、近卫内阁参议、“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委员、“大东亚佛教总会”名誉总裁、小矶内阁顾问等职，其弟大谷尊由则担任“拓务相”，上海别院随之也成为日军的军事据点。对此，1937年10月20日的《申报》就以“乍浦路本愿寺藏大批军火及炮位，虹口总指挥部设施高塔路女学内”为题进行报道：

据确息，虹口乍浦路本愿寺（日本佛教寺院）为敌军重要军事机关之一，寺内大殿下辟有地道，储藏大量军火，驻炮兵三百名，置有重炮位两门，屋顶架设高射炮两尊，高射机关枪两挺，又西华德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亦设有炮位。

此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方政府高官、军界要员、侨民领袖、佛教僧侣、间谍特务经常来此参与各类相关活动。可以说，这一时期上海别院与西本愿寺乃至日本宗教界在华机构一样，与日本对华渗透、扩张互为表里，为祸甚深。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高约36.6米的九层佛塔在别院的正殿西侧落成，主要用于安放侵华日军战死者遗骨，但不久就因日本的战败而被毁。日本战败之后，上海别院被我国接管，1999年被上海市政府认定为优秀历史建筑。

大谷光瑞一生继承日本佛教“王佛一体”“镇护国家”的传统和净土真宗“真俗二谛”的法门，始终追随日本“开国进取”的步伐。他在上海的各类相关活动以西本愿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遍布中国的传教机构为依托，然后凭借自己强大的人际交往能力，最终是服务于日本的海外扩张。因此，他在上海的各类活动以及其他相关规划，大都以此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