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常熟福、殿二山地名变化考论*

王 硕 吴俊范

一、问题的提出

地名是人类社会在不同时代与自然斗争和人类之间交往的产物，地名的产生及变化与不同历史阶段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各种现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地名作为人们赋予特定时空背景下地理景观的专有名称，不仅其所覆盖的空间范围及历史文化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而且地名所依附的景观实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景观实体与地名符号之间的关系，往往成为地名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鉴于地名与景观的紧密依存度，在地名研究中应充分考虑景观实体本身的变化、其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与地名存续更替的关系。历史上闻名江南的江苏常熟福山，其名称及其所蕴含的自然及人文内涵发生过复杂曲折的变化，以至于今人对福山地名的认知，仅是指一个普通的水乡小村庄，这一案例能够深刻地反映地名变化背后的人地关系机制。

福山今在地图上称为殿山，位于今江苏省常熟市区西北方向的沿江地带，是一座环山面海、高度不过百尺的小山丘。因其险要的地理位置，福山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倍加重视的江河要地，其周边的自然景观、军事与政区地名皆以此山命名，例如福山塘、福山镇、福山营等。然而明清以来，相关史书与地方百姓往往将此山称作殿山，也由此产生了福山与殿山名实不符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分为“一山两名”或“一山一名（专指殿山）”之说，更有甚者认为福山与殿山为两座不同的山，即“两山两名”。针对这个问题，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常熟知县刘沅（源）在殿山山顶立碑，以此证殿山原名为福山。碑文记：

该碑文交代了福山改称殿山乃是附近居民的讹传，福山与殿山为同一座山，但他并没有说明殿山得名的由来，以及两地名之间的转换关系。而在今人研究成果中，朱冠军与陆文龙对此问题的观点与前人保持一致，也未就福、殿名称的由来及混用问题进行追究。基于此，本文利用古今苏州、常熟地区的地方志及古代舆图等文献资料，对福山地名变化的具体过程及影响因素进行复原和分析。

二、福山之名的产生与演变

一个结构完整的地名，是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的，其中通名用来区分地名的类属，而专名则把同类地名区分开来。福山最初得名与山体的外部形状相关，在唐朝以前福山被称为覆釜山，“本名覆釜，山其形似覆釜也”，即山的形状如一只反扣于地的大铁锅。其时，在中国其他地区有许多山形相似的山都被称为覆釜山，“覆釜山，按山名覆釜者不止一处”，如《舆地纪胜》中所载的临海县龙符山，也称覆釜山。至唐天宝六年（747年），覆釜山改称金凤山，由于文献较少，此名由来无从可考，只知“天祐初吴越于此筑城戍守，控扼江道，亦谓之金凤城”。又至后梁乾化三年（913年），因釜的发音通福，且具有吉祥之意，因此将山名改为福山：“山形如覆釜，与福声相近，因名之福山云”，但此时福山在其周边的影响力有限，故时人对其仍有他称，如被称为江阴青山：“宋齐邱撰《徐温祠堂碑》云，江阴之征遇越兵于覆釜之邱，或云即江阴青山”。

自松江下口北绕昆山、常熟之境接江阴界，约三百余里……福山东横塘、福山西横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条，各是古人东取海潮，北取扬子江水灌田，各开入冈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间作横塘一条通灌诸浦，使水周流于高阜之地，以浸润高田。

至宋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在塘中置福山闸（又称范公闸），时任苏州知府的范公有言：“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扬子江沿江而西至江阴，一浦一港，大者皆有闸，小者皆有堰”。福山闸修成后不久宋廷又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通浚自常熟至福山的水道并命名福山塘，塘口入江处便称为福山港、福山渡：“亦自县城通江门而北行四十里入扬子江，是为福山港福山渡在焉宋以降，福山塘因其为自海入吴的七大水道之一，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入吴之路有七，曰孟河曰江阴曰福山港曰白茆港曰杨港曰刘家河曰金山”，同时又因其河口宽阔、河道平直，“常昭南境低乡之水由白茆入海取道八十八里，不如由福山入江为近。白茆水路纤曲海口尤甚，不如福山塘之直”而成为常熟境内乃至江南地区非常重要的入江北大门。

除了河流、闸堰等水利景观的取名与福山密切相关外，地方人文景观的名称也受其影响，其中又以地方政区名称的形成最具代表性。自东汉至五代时期，福山一直隶属于常熟下设的南沙乡，至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吴越遣将邵可迁等水军屯江南岸，与周师相应，即此处也，时谓之福山镇”，此为福山作为政区之名的最早记录。宋时，常熟下辖九乡、三镇，福山镇即在其列。截至1999年福山并归海虞镇前，在一千余年的时间里，福山地方政区级别无论是镇、乡还是区，其名称前缀一直以福山为其专名。除政区名称外，宋朝在此设置“福山务办钞”以收商税，明清两朝设福山总兵以驻江防等，都是以福山为专名进行命名。

综上，福山之名起源于自然山体本身，其外部形状决定了最初百姓对其的感性认识。其后，由于福山虎踞江海之交，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遂成为历代重守之地，因而以福山为专名，以自然河道、行政单位、军事组织等为通名的地方名称不断产生。由此，“福山”一词经历了由单个实体地名向区片性地名演化的过程。

三、东岳庙：殿山之名的由来

明清以降，在涉及常熟福山的相关文献记载中出现了殿山之名，如光绪《常昭合志稿》“打靶教场旧在殿山之西”，又如《江南经略》所记载的“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贼船六只从东海而来，入福山港，登岸劫杀至殿山桥而还”。除此之外，相关舆图中也将福山标为殿山，如绘制于清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794—1843年），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福山营汛总图》（见图1）。文献中对殿山的相关记载较少，但仍可依据其他资料梳理出殿山之名出现与流传的脉络。

农村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我国传统的四大银行大都选择在城市发展，撤离农村地区，以至于农村地区覆盖的金融机构比较少，主要为小镇上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或者邮政储蓄。个别农村地区建立了新型金融组织，但农民获取贷款资格条件高，贷款的相关程序繁琐，整个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供给存在不足，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民间借贷，具有较大的风险。

图1 《福山营汛总图》（局部）

关于殿山之名的由来，现普遍存在两种说法。其一，宋代在福山山上建立东岳庙，又称“东岳圣帝殿”，后来百姓就将福山改称殿山；其二，元末明初张士诚在福山拟建宫殿，并将福山之名改为殿山。通过文献考其原委，本文认为第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

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在泰山举行规模浩大的封禅活动，并将东岳庙大规模拓建。其后，全国各地大规模修建东岳庙，作为东岳大帝的“行宫”。福山东岳庙始建于宋仁宗至和年间，建成六十年后，因其对地方影响较广，遂又对其进行了扩建、翻修。宋政和七年（1117年）八月，昆山进士魏邦哲作《重修岳庙记》，对福山东岳庙的兴盛进行记录：

四方万里不以道涂围劳，往奉祠事，往往规模岱岳立为别庙多矣，然未有盛于姑苏之福山也。福山庙经始于至和之中，垂六十年，楼殿门廊并诸从舍巍然而轮奂，江淮闽粤水浮陆行者，各自其所有以效，岁时来享之。诚上祝天子万寿且以祈丰年，以后保其家，凡有求必祈焉。率以类至，号曰会社，箫鼓之音，相属于道，不知几千万人，不及之乎泰山，则之福山焉。福山临江海上，岿焉蓊郁，冈峦环回，殆亦胜地，父老云肇祀之日，有幅画乘潮水至，乃岳神像也，居民得之，钦事而加信焉……山初号覆釜，盖因其形似，后易名福山，庙据其上，遂为远迩祈福之地，岂偶然哉。

福山东岳庙自建成后，在当地及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相传为东岳大帝华诞之日，各地船民及邻远乡民车水马龙，均来进香。如至正《昆山郡志》记载，昆山居民“朝岳者比屋举家，岁往常熟之福山”。由此，福山自诩为“已为吴下丛祠之冠”，该庙从宋至和年间建造，后仅隔六十年，便于政和年间进行重修，也说明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在此后的时间里，附近居民为了区分福山镇与福山之间的区别，同时也为了表达对东岳帝的敬仰，就将建有圣帝殿的福山尊称为殿山，由此殿山也就逐渐演化为福山的一种代用地名。

另一种说法即张士诚改名说。据修于福山脚下大慈寺中的《大慈寺志》记载，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张士诚拥兵南渡，驻扎福山。在寺北面筑点将台，以便察看南北烽火，指挥军事作战，并在寺之前后开壕作为天堑，最后，又在寺的附近兴筑土城一座。另据《福山村史话》记载：今茅家山南坡有一叫壕底的深沟，沟旁有堆叠土；涛山西北面亦有类似堑壕；殿山的堑壕外东坡有条长长的土岗，颇似土城遗址，三山一寺尽在包围内。这说明张士诚确在福山有建土城的痕迹。《福山镇志》记载了福山本地关于张士诚的民间传说：张士诚筑土城后，拟造银銮殿，并将福山改名殿山，山南街道命名御道街，桥名殿桥。后张听信星相术士之言：“福山前有虎丘，后有狼山，前虎后狼非吉祥之地”，才改变主张，领兵入苏，最后定都平江。

对比两种说法，第一种“东岳圣帝殿”由来说更符合实际，原因有三。其一，东岳庙建成后对常熟福山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影响深远，其宗教力量在民间传播的过程中被逐步放大，成为越来越多地方百姓的精神寄托，福山东岳庙在周边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如在《福山东岳庙兴造记》中记：“绍兴二年（1132年），邑人请于知县施侯乞崇大庙，制以答神贶，盖岱宗远在鲁，而福山则宋京畿近地，东南士民奔走祠下乞灵祈福，于是福山岳庙遂为泰岱行祠之甲”；其二，在有关殿山的史料记载中，仅在崇祯《常熟县志》卷2《山川》关于福山的说明中有一句：“（福山）俗呼殿山，以其有殿故”，这里后一句说的殿为实体名词，指的就是东岳圣帝殿；其三，关于张士诚改福山为殿山之说听其合理，但却找不到相关史料支持，而且作为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其在福山地区盘踞的时间有限，对地方文化造成的影响远远达不到圣帝殿的高度。因此，殿山之名来源于“东岳圣帝殿”之说更符合实际。

四、福、殿混用的地名学启示

自殿山之名出现之后，世人对其地名说法的使用出现了混乱。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一，在明清苏州府或常熟县地方志书的记载中，在《山志》一项中都以“福山”为名进行记载，如嘉靖《常熟县志》卷1《山志》、洪武《苏州府志》卷2《山》、康熙《常熟县志》卷2《山》、光绪《常昭合志稿》卷1 等方志资料，其主要内容记录了福山古时地名的转化（即由覆釜山到福山）以及山势的大体状况（后世方志大致为前世方志的传抄），并没有涉及对殿山的记录，亦未见任何说明（除上文中出现的崇祯版外）；其二，在明清地方舆图资料中，有将福山直接标画为殿山（见上文《福山营汛总图》），也有将福山与殿山当成两座山进行标画（见图2）；其三，在今人的研究中也存在对两山历史发展与地名使用的混乱问题，如陈祖明“常熟滨江福山镇原有毛家山、石家山、铜管山、西山、陶山、福山和殿山七峰而著称,其中,以殿山最为著名。殿山,唐以前因山形似覆釜,故名覆釜山,又名金凤山,后更名殿山。”

图2 《江南水陆营汛全图》（局部）

不难看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没有厘清福山与殿山名称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必须从两地名的缘起与含义嬗变出发，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两地名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如前文所述，福山一名源自山形，并凭借其险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区域著名的景观，周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名称皆因其而生、因其而变。福山一名的指代范围也由点及面，不断扩大，经历了从一座山到一片区域的演变过程。

就殿山而言，东岳庙在设立之初，仅作为福山上的一座庙宇存在，但随着此庙被不断神话，附近百姓对这种人文地理景观的认识也逐渐产生了转变，从而影响了殿山之名的形成与流传。

在中国民间传统的天神崇拜观中，一般认为土地神是村庄的保护神，其行使职权只限于一个自然村，城隍作为城市的保护神其行政范围是一个城市，而在城隍之上管理一个区域的保护神则为东岳大帝；其次，由于泰山神曾被封为帝，在神界中等级最高，人之生老病死、寿命长短、庄稼之丰歉、地方灾祸等许多事情尽在他的掌握中。因此东岳大帝在地方所修建的行宫“东岳庙”也就备受地方世人的崇拜。

福山东岳庙自兴建起，经历了被附近地方百姓不断神化的过程，如在金兵南侵时，福山东岳庙与常熟县安然无恙，这无疑加深了地方百姓对福山东岳庙“法力”的敬仰之感：“及高宗渡南，金兵迫逐，不少置东南郡县悉被焚荡，而福山庙与常熟县岿然独存，吴人益神之”。而且文献资料中也记载，在江南地区众多的民间祠庙中独属东岳庙的地位最高，每当东岳庙会之时，福山当地及邻郡百姓皆聚于此，场面盛大：“天下岳庙未有甚于姑苏之福山……每岁季春岳诞，旁郡人不远数里结社火、具舟车、斋香信、诣祠下，致礼、敬香、吹箫、击鼓，揭号华旗，相属于道随着东岳庙在附近百姓心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其原有福山的称呼逐渐被殿山所取代，只知有殿山，不知有福山”，殿山之名在百姓中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这种现象与笔者在福山脚下询问当地百姓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

地名的形成与流传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地名的沿革史能够反映和代表人类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许多内容。福山一名，首先是因其所指代实体景观在地方社会和军事防御上的重要性，逐渐变成用于描述区域性诸多景观的专有地名。而殿山作为一个由宗教实体景观衍化而来的名称，在民间具有很高的接受度和认知度，因此逐渐替代了福山之名。然而由于地名的实际使用者是民间百姓，官方文献中对已经变化的地名并不一定及时做出更改，由此造成官方认可的地名与民间对地名的实际使用之间，具有一定的偏差。这种官方地名系统与民间实际使用地名系统之间的差异，在许多地方都是存在的，本文对福、殿二山地名嬗变的研究便是提供了一个翔实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