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年鉴的特征与启示*

方书生

引言：年鉴研究的厚古薄今

如今“志鉴”并立已经比较多地被接受，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年度的“鉴”比多年度的“志”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是，如果与“志”相比，在已经蔚为壮观的方志学面前，年鉴的研究则比较缺少，且大多是当代年鉴实践工作中技术层面的研究。研究者大多为方志领域工作者，一般从实践经验工作出发，就相关的技术问题，在各类史志期刊上发表相关的年鉴编辑与年鉴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章。

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时段：第一是近代中国各类年鉴文本研究。例如，杨永成比较分析历史以来中西方对年鉴的定位与认识、中西方综合年鉴编撰体例的差别①杨永成：《中西方对年鉴的认知和定位》，《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1期。；王燕亭等对我国早期年鉴编中体例、功能等方面的简单分析②王燕亭、刘崇民：《从馆藏民国年鉴看我国早期年鉴的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陈友乔分析柳亚子及通志馆同仁在地方志与年鉴功能、理念及编修原则方面的探索③陈友乔：《柳亚子志鉴编撰实践的意义及启示——以上海通志馆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第二是三份关键性年鉴（年刊）研究。（1）Shanghai Almanac，1852－1863，主要有周振鹤分析1854年年鉴的重要性、该年鉴出现背景、西方年鉴起源、中文词汇“年鉴”演变、近代年鉴类出版物、年鉴功能等④2016年6月24日《文汇报》文汇学人专栏论文《如何理解＜上海年鉴（1854）＞的重要价值》。；裘晓燕讨论西方年鉴的起源、特征、传播，并比较1854年《上海年鉴》与1858年《纽约年鉴》⑤2016年6月24日《文汇报》文汇学人专栏论文《西方年鉴与＜上海年鉴（1854）＞》。。（2）Reports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Returns of the Importand Export Trade，1859－1948，主要有托马斯·莱昂斯、吴松弟与方书生，对旧海关年度报告与统计册的内容、演变、特征、规律进行了较为详细深入的研究①代表性作品为托马斯·莱昂斯：《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1859—1948）》，方书生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②吴松弟、方书生：《中国旧海关统计的认知与利用》，《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3）The China Year Book，1912，1921－1922，1935－1936，1944－1945，主要有闫浩等对英文、日文、中文《中国年鉴》的简介与简析③闫浩、杜小军：（《简析民国时期多版本＜中国年鉴＞的编辑与出版》，《编辑之友》2016年第8期；平保兴对两份英文《中国年鉴》内容介绍与体例比较④平保兴：《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及其学术意义》，《年鉴信息与研究》2008年第2期。。

对当前我国年鉴学与年鉴史而言，基础仍比较薄弱，一方面需要发掘近代年鉴演化中的属性与特征，一方面更需要对接1980年以来的当代年鉴，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需要关注自己的历史经验。

一、近代中国年鉴的起源与发展

近代中国英文版本年鉴的二个起源，第一、基于经济活动需要的综合性年鉴，以《北华捷报》社1852—1863年上海年鉴最为典型；第二、基于专门需求的专业性年报，以海关总税务司署编辑的年度贸易报告与年度贸易统计（1859年开始）最有代表性。

近代中国中文版本年鉴出现于1909年，奉天（今沈阳）图书馆谢荫昌辑译出版日本伊东佑谷所著《世界年鉴》，定名为《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近代中文意义上的“年鉴”即源自于此（日文）。在专家考证的基础上，《中国年鉴概览》一书认为：自1909年我国出版第一本中文翻译的年鉴至1949年我国出版的各种年鉴共207种⑤北京志鉴书刊研究院编辑：《中国年鉴概览》，2003年。。国家图书馆王燕亭、刘崇民增补（《图画年鉴》《暹罗经济年鉴》《闵侯医师公会第一届年鉴》和《西堤年鉴》等）20种⑥王燕亭、刘崇民：《从馆藏民国年鉴看我国早期年鉴的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民国时期共出版过各类年鉴约280余种，实际数量仍多于此。

1.关于综合性年鉴

综合性年鉴的代表作是1924年《第一回中国年鉴》与1912—1935年英文版《中华年鉴》。

阮湘主编的《第一回中国年鉴》⑦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1924年2月初版6月再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人编写的关于中国的中文年鉴。主编阮湘序言中陈述编纂缘由：“不观乎欧美日本乎？政治修明，社会整饬，凡国政之大端，以至社会琐碎之事，公私统计，条理井然；举而纳诸年鉴，随时展阅，若示诸掌，所谓以简驭繁者非耶？顾返观吾国则何如？公私统计，素不讲求，纵或有之，非紊即伪；求其系统秩如崭新可恃者，殆如凤毛麟角。……本年鉴应时代之要求，从事编纂，参考图籍，不下百数十种，分门别类，广为搜辑，都三百万言。或取诸公私记录，或译自外人调查，犹有未尽，则直接稽考编次之，以期充实。各门内容，特措意于数字统计，篇幅逾全书三分之二；而于各种典制沿革，以及凡百近况，加以简要说明，以补统计之不足，……故殿以二十年来中国大事记，以明既往开而测将来；附以世界之部，以资参较而图改进焉。惟此种国民年鉴之发刊，在吾国实为创举”。该年鉴带有历书与Almanac的色彩，附有1923、1924年阴阳历对照表、最近280年中东西三历合表，500年间星期检查表、中外度量衡比较表。全书共设32个部类：土地、人口、宪法、国会、官制、司法、外交、陆军、海军、财政、盐务、货币、银行、铁路、电政、邮政、航务、航空、治水及筑港、农业、林业、渔牧、矿业、工业、商会、公司、外国贸易、度量衡、教育、宗教、20年来中国大事记、世界之部。内容比较丰富，属于综合性年鉴。全书细目共170多条，少数是文字表述，多数用表格表述。各种统计表格约占全书三分之二。许多统计资料详尽，也便于检索。

伍德海（Woodhead）创办的英文版《中华年鉴》（The China Yearbook，1912，1921－1922），是另外一份代表性作品。最初在英国伦敦创刊，1921年起先后迁至中国天津和上海出版。内页有“中华年书参考书：特资中华民国教育应用”的字样。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反映1921年至1922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外交、财政等情况的综合性年鉴。从主编所写的前言来看，这实际上就是英国于1912年出版的《中国年鉴》的再版本。大部分为英国专家撰写，包括森林、矿产、邮政、军事、鸦片、外交、工业与公司、北方饥荒、汽车、保险、船业、报刊、民法、盐业、教育、河流等。附录了人名、地名索引和中国地图。英文《中国年鉴》主要采用一种文字描述加图表的模式。1935年中国人自编和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1935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了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5－1936。涉及历史概要、地理学、天文学、气候、人口、国民党、中央与地方行政系统、行政立法司法考试检查院、国家经济委员会、对外经济关系、华侨、教育、体育、军队、航空、铁路、航运、电信、邮政、农业经济与科学、森林、渔业、劳工、工业、对外贸易、商业、饥荒、公共财政、银行金融、佛教、基督教会、伊斯兰教、健康与医药等方面，均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与名士撰稿，内容更加完整，参考了1924年的《第一回中国年鉴》和当时中国国内出版的各种年鉴。1945年上海的中国日报论坛出版公司，出版曹文彦主编的The Chinese Year Book1944－1945，编辑方法格式与1935年类似。

2.关于专业性年鉴

除了综合性年鉴之外，近代中国还编纂大量的专业性年鉴（银行年鉴、外交年鉴、妇女年鉴、中国电影年鉴、中国烟祸年鉴、中国劳动年鉴），地方综合年鉴（东北年鉴、上海年鉴），地方专业年鉴（浙江司法年鉴、成都市市政年鉴），约40多种。1931—1937年约70多种，大批著名的学者参与编纂。其中著名的如：申报年鉴5卷、世界知识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外交年鉴、中国教育年鉴、中国保险年鉴、全国银行年鉴、铁道年鉴、财政年鉴、岁计年鉴、内政年鉴、航业年鉴等。

3.近代年鉴的三个系列

随着时间的演变，仅就近代中国综合类“中国年鉴”编撰而言，形成了英文、日文、中文三个序列。

（1）日文系列“中国年鉴”是建立在大量情报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东亚同文会7卷“中国年鉴”（1912、1917—1918、1920、1927、1935、1942年）；上海日报社 7卷“中国年鉴”（1931—1937年）、大陆新报社4卷《大陆年鉴》（1940年）。

（2）英文系列“中国年鉴”是建立在数据与研究的基础上。包括1912、1921年伍德海（Wood Head）的《中华年鉴》（The China Year Book），1935年中国出版自编的第一份英文年鉴The Chinese Year Book，1935－1936，1945年发行The Chinese Year Book，1944－1945。

（3）中文系列“中国年鉴”在20世纪初至1930年代中逐渐形成。1909年宪政编查馆即要求各部院衙门，按照奏定章程在各署中设立统计处，进行基础数据准备。1909—1911年清提学司使卢靖组织发行了《新译世界统计年鉴》等3部。1913—1914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第一部国人编辑的年鉴：《世界年鉴》。1924年出版第一部国人编写的完整的中文年鉴：《中国年鉴（第一回）》（阮湘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因出版了《申报年鉴》《外交年鉴》《经济年鉴》《教育年鉴》等一系列年鉴，被时人称之为“年鉴年”。大约在1934—1935年，近代中国年鉴编撰水准初步赶上国际序列，并形成了中文年鉴系统既包括综合年鉴（全国或地方）也包括专业年鉴。

二、近代中国年鉴的属性与特征

现在一般认为，年鉴的性质是“资料性、年度性、检索性”，在近代中国除了这些基本属性之外，还形成了其他的价值属性。

1.基本属性

（1）资料性。1852年《北华捷报》社（North－China Herald）出版英文《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1852－1863），本意即为在沪上海英美侨民和商人提供一本有关上海的“百科全书”和实用手册，就英文书名Shanghai Almanac and Miscellany而言，它也不仅是一本有关上海信息的汇编，还有相当五花八门的文章、中外交涉的文件和太平天国起义等国内重要事件。

上海日报社调查编纂部编《中国年鉴》（1931—1937年，全7卷）的目的：（1）为一般读者和在沪日侨提供客观的中国信息；（2）为人们提供各种数据，以便于分析中国社会形势；（3）向日本国内和日本殖民地介绍中国情况。该系列《中国年鉴》中，广泛收集并参考中国政府的公报、统计数据及《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报纸与《东方杂志》《经济月刊》等杂志。大陆新报社编《大陆年鉴》（1940年，全4卷）亦如此，非常重视资料性。

《申报年鉴》第一卷编例认为，“年鉴编制，大体可别为二，甲为专门性质者，如某种学问事业或团体机关所编印之年鉴是。乙为普通性质者，如书店报馆所出版之年鉴是。本书依照第二种体例编辑，故于政治军事经济产业教育学术社会交通历象等材料，悉加搜罗，以供一般人之参考”。

在1935年10月《内政年鉴》的编辑凡例中，在1947年10月《财政年鉴》三编的凡例中，即陈述“本编内容，事实与数字并重，理论文字概不录采”，关注资料性。

当时编辑的各类年鉴的资料来源，第一，机构或个人。例如，1909年宪政编查馆建议各部院衙门按照奏定章程各于署中设立统计处，按该馆颁给照式填注，并将1907年10月至1908年10月各省各部详报统计审核，以便编订统计年鉴，1909年10月宪政编查馆将第二年度填报的各项资料整理汇编①《广益丛报》1908年第160期、《四川官报》1909年第32期。。《广东年鉴》资料来源于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公共团体及个人。《南洋年鉴》中的“各项统计资料，皆系根据各地政府之报告”（1939年郁树锟的序言）。第二，来自于调研或其他二次资料。例如，《申报年鉴》的材料来源，一是取材自一年当中《申报》的记载；二是派人或发函向社会上各界征求稿件；三是充分利用《申报》馆所藏图书资料；四是从其他刊物选择一部分材料。

当然，如果缺乏必要的资料，也就没有年鉴。“民国十一年银行周报社编辑银行年鉴，搜罗资料，惜尚简略，刊行一年，又即停止……”。

（2）年度性。年鉴即以“年”为度。1935年王亮《清季外交年鉴》序，“至清顾栋高氏有春秋大事之作，则就春秋纪年之书，分别事实列诸表以纬之，是皆年鉴之例类。……仿司马氏资治通鉴目录，暨欧美各邦年鉴之例，别为清季外交年鉴四卷，以时间为次，系年缀月，分别胪列，事详而确，文简而赅。”并附有《清季外交史料索引》一书。

在第一部地方综合年鉴《无锡年鉴》中，荣宗敬题“与年俱进”，蔡元培题“岁计有余，”裘可桴题“岁有比较，为用至宏”。突出了以“年”为单位，连续存在。第一回《航业年鉴》序中，虞和德认为“近人汇录一年以内各种经历，详列统计，表而出之，以资观鉴，名曰年鉴，殆亦同寓此意乎？”

1932年《铁道年鉴》中，曾仲鸣序言：“而外人所办如英文、日文之中国年鉴，则逐年出版无延期……又如海关邮政等，其初为外人办者，亦岁有年报，相沿至今，而国营重要事业如铁路反付阙如。虽自民四以来，即有会计统计总报告。铁道部成立后，尤注重本部每月之工作报告，各路路政大事及一切统计月报、旬报等，即年鉴之雏形。而偏于一端难得其全，且向不刊布，仅供主管人员之参考，而未公诸国人，求群众之批评。最近以来，执政者亦渐知此事之重要，如教育、实业等，均有年鉴之规划”。

史量才认为编印《申报年鉴》，又可与《申报》《申报月报》互相配合，“俾日报、月刊为经，年鉴为纬”。“因之，本馆于日报月报之外，乃复有年鉴之编辑，以月刊辅日报，乃又益之以年鉴，俾日报、月刊为经，年鉴为纬，论时治史者得日报为之备载无遗，月刊为之征引提要，而年鉴之统计史表，则又足以包举日报月刊而增补其未能详于旦夕经月之间者。”①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1932年12月。。

2.价值属性

年鉴价值属性突出了内在的专业价值，无论是专门化、标准化、系统化所显示的技术专业性，还是严谨、准确、专业所显示的知识权威性，以及因为价值丰富、精良可信而具有资政参考性，都是近代年鉴发展完善中所形成的有益的经验。

（1）技术专业性。1936年在编辑《航业年鉴》之余，提出年鉴编辑的“专门化”、“统计化”，以及编制索引②《航业月刊》1936年第3卷，第12期。。《文艺年鉴》1935年序言中亦陈述其专业性，“年鉴”不是“年选”。史量才认为，在编印《申报》报纸之余“未能多印旁通之刊物”，而随着统计学的发展，“集结各种统计以供按索”既是年鉴的任务，也是社会上提出的客观要求。“西谚有云‘数字不造诳语’，统计之足征，盖驾文字记载而上之也，集结各种统计，以供按索，为年鉴之职责。”③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1932年12月。1936年8月王更三在第二回《航业年鉴》出版前言中提出按照年鉴的需要征集资料，年鉴必须要专门化、标准化、系统化，并提出需要设立航业标准目录，在常规征集资料之外，需要委派专员调查统计。

（2）知识权威性。《中国经济年鉴》认为，“本年鉴所列各种数字，除了官方发表之调查统计而外，皆根据国内著名研究机构名报社及著名学者的调查报导，来源忠实可靠。”④1947年3月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编者绪言。1948年出版的《浙江经济年鉴》依据《浙江经济》月刊，资料来源于主管机关，聘请专业研究编辑，提供意见与补充，预期能够“使得政府机关、学术团体与社会各方获得研究参考之依据”。1934年《申报年鉴》改编的重点是专家约稿、通讯调查。1935年写作者增加至公私机关团体，进一步扩大调查，采用专家的新著。该年鉴收入的历史事件，均经过去粗取精、分类整理。

（3）资政参考性。无锡县县长孙祖基在《无锡年鉴》序言“因法欧美制度，于县市月刊之外，并约各机关团体，共辑《年鉴一书》，将其视为资政参考。《无锡年鉴》中保留了“鉴”的色彩，对于“从前各县办理田赋，对于民间请求办粮过户、官应编造粮册等事”的弊端也进行了记述。1934年6月第一次《全国银行年鉴》例言中陈述，“本书力求精尽完备，并注意其应用之普及，既以供专门家之研究，且足为学生教授及银钱业从业人员必备之参考。”⑤第一次《全国银行年鉴》序言，张公权。《申报年鉴》五编，前后经历十二年时间，它提供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详细记录多集结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统计数字，刊载了学术各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记录了当时新闻事业（报纸、刊物、广播电台）的发展状况。

三、当代启示及年鉴学上的意义

近代年鉴上承西方年鉴的传统，下启当代年鉴，彼此之间存有一定的学理一致性与知识传递性。

1.解惑当代年鉴

就近代年鉴的基本属性中的资料性与年度性而言，技术层面多能有效做到，但就价值属性中的技术专业性、权威准确性、资政参考性，目前仍有比较多需要改进之处。

我国《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因此在年鉴的内容上，必然强化政治、政策意识，突出各级行政机构的政绩政务信息，直接从事生产基层单位的信息较少，忽略了信息资料的实用性与针对性，以至于被称之为“官书”。此外，也体现在类目、分目的设置上，一般以各单位、部门为基础。从资料来源上看，综合年鉴的初稿一般由政府各部门、相关企事业和部分社会群众团体组织提供。“从读者结构现状看，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不是‘寻常百姓家’的必读书，而是为政界、商界、学界专业人士服务的工具书。”①田润宇：《关于省级综合年鉴编籑工作的理性思考》，《黑龙江史志》2016年第12期。以至于出现一个新情况，资料收集人、撰稿人、阅读人局限于比较小的群体。年鉴史上良好的专家撰稿制度、广泛参考性很大程度有所弱化。当代年鉴研究者建议：1、年鉴编辑要贴近百姓生活，及时地将有价值的民生资料编入，不能完全记录政府的业绩；2、编辑方法上要创新，增加个性化内容，通过栏目与文字形成地方或行业特色；3、推动年鉴工作的市场化，让普通群众接触使用年鉴②邢玉波：《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应淡化其“官书”色彩》，《广东史志》2016年第2期。。在近代中国各类的中英文版年鉴的编辑、出版、销售中，职业的专家学者与商人群体一度参与其中。

阳晓儒认为：“一般说来，评价一部年鉴编纂质量的高低主要有四个方面：框架设计、条目编写、装帧设计和编校质量”③阳晓儒：《省级综合年鉴编纂比较研究——以2015年卷＜广东年鉴＞＜广西年鉴＞为例》，2017年第3期。，第五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即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第二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比采用的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进行评审，从四个方面进行：框架、内容、出版、政策及差错率。其中框架设计、条目编写、装帧设计分值权重分别为27%，37%，24%。这样安排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难免缺失个性。于是，当下时常感觉到年鉴在编写体例上趋于同质化，然而，在中西方的年鉴史上都并非如此。以至于当前年鉴学界，反复呼吁要增加年鉴的地域性、可读性、实用性④例如，被赞扬的2014年汕头市龙湖区《龙湖年鉴》，系统详细地记录了2013年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为读者提供了有价值有个性的材料。。1976—2013年间台湾《出版年鉴》进行9次大规模改版，目的即是增强资料性、实用性，简洁明晰、不枝不蔓。每年的概况或专题，由业内权威或专家学者撰写，内容既文采较好也通俗易懂，对于一般读者了解该年出版业的情形比较有帮助。附录一些法规、社团专栏，相关的统计栏目都有前几年的类别数据以资比较。目前的趋向是小型化、杂志化、轻松化和利用数据光盘⑤刘书峰：《专业年鉴理论创新——以台湾＜出版年鉴＞改版历史为视角》，《史志学刊》2016年第6期。。

1.近代年鉴的借鉴意义

（1）适宜的资料来自哪里？众所周知，编辑年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但同时，民国时人均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界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涉及到各类数据与材料的获取，历史上曾经针对不同类型的年鉴，各有侧重地通过公私等多种渠道经济且有效地获得。目前资料来源丰富得多，但批评者认为来自“官方”与报告的内容过多，来自群众与调研内容的过少。

（2）编辑体例上的创新。循着王亮在《清季外交年鉴》序中所言的精神，“仿司马氏资治通鉴目录，暨欧美各邦年鉴之例”，近代中国不断地在寻找符合各类型年鉴的不同体例与方法。一般涉及到类目与条目这两个层级，如何根据地域、行业、主题，选择代表性的“类”与“条”，是年鉴编辑实务中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的话题。

（3）年鉴发展史上的创见。1936年8月王更三在第二回《航业年鉴》出版前言中，就提出年鉴编辑的“专门化”“标准化”“系统化”原则，以及索引、数据、图表等的重要性。参照西方年鉴史上的实用（Practical）、可靠（Reliable）、权威（Authoritative）、完整（Complete）、精要（Essential）、亲民（User－friendly）等原则，对于专业性年鉴而言，无论是技术专业性，还是知识权威性都很重要，否则即将失去资政参考价值。

（4）拓展现有的年鉴编撰理论。例如1946年《上海市年鉴》第一次即明确了年鉴为修志服务的编辑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鉴”是长编的“志”（黎锦熙亦如是认为），“鉴”是“志”之源，“志”“鉴”合体，成为方志学的一体两翼。

四、简约的结语：回望近代年鉴

近代中国年鉴源自于英文《上海年鉴》与海关年报，同时受到日文年鉴与中文方志的共同影响，出现了英、中、日三个版本的年鉴系列。大约在1934—1935年间，近代中国的年鉴编撰水准初步赶上国际序列，并形成了中文年鉴系统既包括综合年鉴（全国或地方）也包括专业年鉴，一度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近代年鉴的基本属性（资料性与年度性）、价值属性（专业技术性、知识权威性、资政参考性）。新中国建国之初，年鉴编辑出版工作暂停，1980年来迅速得以恢复发展，尤其是在近年第二轮修志中，随着数字化、互联网＋、大数据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展望未来的同时，多回望历史，将有所裨益，关注历史之“鉴”经验，编辑今日之“鉴”，以为明日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