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格巴日记》与“西藏幸福事业会”的分裂活动(上)—— 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彬

■ 本刊记者

记者：国内西藏当代史学者对“西藏福利事业会”(以下简称“福利会”)的研究状况如何，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王小彬：这正是我想谈的。前面我们主要从正面、从国内介绍了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历史。现在我想谈一谈1951年以来以夏格巴为代表的国外流亡藏人集团所从事的旨在实现“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

记者：据知“西藏流亡政府”是1959年3月西藏发生全面武装叛乱后成立的。此前，在印度存在有流亡藏人组织吗？

王小彬：有，这就是“西藏福利事业会”。国内藏学界对此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夏格巴日记摘编》(以下简称“日记”)的公开出版，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史料。这要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的历史巨著说起。戈尔斯坦1989年出版了卷一《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1913-1951》；2007 年出版了卷二《西藏现代史：暴风雨前的宁静，1951-1955》；2014 年出版了卷三《西藏现代史：山雨欲来，1955-1957》；卷四《西藏现代史 ：风暴之眼，1957-1959》即将出版。其中第三卷中披露了夏格巴的部分日记。

记者：夏格巴何许人也？JKTS是什么含义？与“福利会”是什么关系？

王小彬：夏格巴·旺秋德丹，也称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简称夏格巴。(1907年1月11日－1989年2月23日)(威利：tsi dpon dbang phyug bde ldan zhwa sgab pa， 英 文：Tsepon Wangchuk Deden Shakabpa ；) 生于西藏贵族之家。其父夏格巴·扎西彭措曾任拉萨米本(市长之意)，是原噶伦赤门·罗布旺秋之侄。1930年进入噶厦的金库任职。1939年，被任命为西藏噶厦孜康(财政局)孜本(财政局官员)，一直任至1950年。从1947年到1949初，担任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到印度、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寻求各国特别是美国签订贸易条约的可能，并向外界宣示“西藏独立”。1950年1月14日，夏格巴和堪穷·土登结波被派为接谈代表，3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同新中国驻印度使馆人员进行了接触。6月，朝鲜战争爆发，夏格巴同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会见，寻求军事支持。8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夏格巴尽快去北京谈判。但是最终由于噶厦改变了计划，不愿进行和谈，把希望寄托于联合国，请求美国援引朝鲜战争之例出兵援助。此外，英国拒绝给与夏格巴赴香港的签证，夏格巴最终未能成行，后滞留印度。1951年7月，达赖喇嘛和噶厦官员返回拉萨时，夏格巴送达赖喇嘛一行到帕里后，奉命返回印度，此后长期驻噶伦堡和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堪穷·洛桑坚赞建立“福利会”，从事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执行、鼓动达赖外逃流亡、争取美国和印度支持等分裂活动。1959年“西藏流亡政府”组建后，担任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1960年至1965年)。1959年底，奉命前往美国纽约市，促使联合国关注西藏形势。1965年，夏格巴辞去在流亡政府的职务，寓居美国耶鲁大学，致力于《西藏政治史》一书的撰写和翻译工作，该书英文版Tibet:A Political History1967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认为中国和西藏的历史关系奠基于成吉思汗创立的导师和保护人的模式，其中“喇嘛充当成吉思汗的精神导师，而成吉思汗则充当喇嘛的保护人”。而西藏“只是在1951年藏军全军覆没之后才被强行纳入中国”。英文版发行后的10年里，夏格巴对英文版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于1976年在印度新德里出版。夏格巴曾经先后住在印度新德里、噶伦堡和美国曼哈顿。1989年，夏格巴·旺秋德丹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的一个儿子家病逝。

JKTS，Jenkhentsisum 之 缩写，音译为“哲堪孜松”，为在印度从事“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集团非正式的名称。专有名词“JKTS”为该集团三个主要代表人物嘉乐顿珠、孜本·夏格巴、堪穷·洛桑坚赞头衔首字母缩略词的组合。从文字上看，“jen”是“哥哥”的意思(指达赖二哥)、“khen”是“堪穷(四品僧管)”之意、“tsi”是指“孜本(噶厦审计局四品俗官 )”、“sum”在藏语中则为“三个”的意思，意为“三个人”。实际上就是“福利会”的前身。该组织又称“藏人福利会”，英文为the Committee for the Benefit of Tibet；藏文为po dedon tsogpa。

记者：请介绍一下夏格巴日记的相关情况。

王小彬：2014年《西藏现代史，卷三：山雨欲来，1955-1957》出版，“日记”首次公开刊发在卷三第6章《哲堪孜松的发展及印度邀请达赖喇嘛》。梅·戈尔斯坦是这样介绍的：“夏格巴日记的复印件是1991年我的同事擦绒边觉(Paljor Tsarong)博士送我的。他又是通过孜本·夏格巴的儿子T.W.夏格巴得到这个日记的。当时用于西藏当代史项目(The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project)。但是，没有获得日记的全部。只得到了第6册(1955年11月16日至1956年7月1日)、第7册(1956年7月2日至1956年11月 19日)、第9册(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3 月 27日 )。”

戈尔斯坦特别说明：这不是夏格巴的个人日记，是他作为哲堪孜松“秘书长”的角色而记载下来的政治日记。内容包括这个集团的日常活动、谈话纪要以及决策决定。日记用钢笔墨水书写，书法为藏文草字体，并不讲究文学风格。日记内容按照时间先后排列，日记本分卷册编排。年月日采用西方通用的标注方式。这些日记对我们了解哲堪孜松这一时期做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但是，像其他很多手写日记一样，该资料字迹很难辨认。日记的内容一般均无完整的句子，或者清晰的主语。所记有关来访者、讨论和有关大事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间隔。内容常常包括很多毫不相干的主题及评论。内容已经按照字面意思逐一译出，使读者能体会到夏格巴是如何写下这个重要日记的。为帮助读者理解所指对象和日记内容，翻译文本将连续不断的若干日记分成几个段落，这就包括增加连接词、短语(置放在方括号中)，还有用斜体字来表示强调。

记者：请介绍一下“福利会”另外两位主要成员。

王小彬：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是该组织一位重要成员，尤其是他有特殊的政治身份。1939年他随达赖喇嘛及家庭其他成员到拉萨。1943年在拉萨上学。父母将他与彭措扎西(Phuntso Tashi，嘉乐顿珠的姐夫)送至拉萨热振寺一位马姓的汉族教师处学习汉语文。因教师身体原因，一年后即中止。嘉乐顿珠和他弟弟洛桑桑旦(Lobsang Samden)被送至扎康(Tarkhang)私塾。嘉乐顿珠一直想去内地学习汉语文。起初他父亲反对，后来在热振活佛的支持下，其父才同意。1945年底，在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安排下，以做生意的名义离开拉萨赴南京。1946年4月7日抵达南京，和他的姐夫一起在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学习。当时嘉乐顿珠19岁，彭措扎西24岁。1948年，与一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朱丹(汉族)结婚。达赖喇嘛父亲和热振摄政与南京中央政府关系密切，希望在与达扎(Taktra)摄政的斗争中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嘉乐顿珠赴南京就学之事遭到噶厦的强烈反对。噶厦曾采取多种办法要嘉乐顿珠离开内地回拉萨。1949年，国民党败退祖国大陆时，嘉乐顿珠与夫人绕道香港抵印度。噶厦曾以断其经济来源逼其返回拉萨未果。1949年7月29日，尼赫鲁会见了他。期间一度生活困难，靠借钱度日。随后嘉乐顿珠决定从香港赴美国上大学，顺便在香港与中共进行接触。由于无法获得赴港签证，随即改变计划，准备经由菲律宾赴香港。1950年4月21日，启程赴马尼拉。他再次改变注意，从马尼拉去了台北，而不是香港。台湾拒绝给他赴美国或其他地方的签证。1951年秋，在台湾生活一年多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为其办理了赴美许可手续。1951年9月26日，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威廉姆O.安德森(William O. Anderson)与他会面。1951年11月2日，嘉乐顿珠再次与威廉姆·安德森见面。其间，为争取美国支持，对拉萨的形势作了虚假汇报，称“反对汉人之势如若1911年”。1952年2月初，放弃去斯坦福大学上学机会，在美国逗留5个月后回到印度，随同其在印度的母亲等一起回到拉萨。在拉萨期间，曾试图劝说噶厦进行土地等改革，未获得赞同。同时劝说达赖喇嘛出走流亡。嘉乐顿珠在拉萨活动3个月的时间，后密谋赴印度开展反汉抵抗运动，得到了时任基巧堪布的弟弟洛桑桑旦的支持。洛桑桑旦背着达赖喇嘛和噶厦，以基巧堪布的名义写信给在印度的夏格巴，要求他与嘉乐顿珠团结共事。嘉乐顿珠还经印度驻拉萨使团办事处辛哈(Sinha)请示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得到了印度政府同意他赴印度的答复。嘉乐顿珠谎称到藏南视察他家的庄园，便秘密逃到了印度。

记者：嘉乐顿珠仅在美国停留5个月时间就回到印度，在拉萨停留3个月又重返印度，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小彬：嘉乐顿珠放弃美国学习机会回拉萨，原因就是因为他希望能对噶厦及中央政府的政策，甚至汉藏关系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主要是想在西藏废除传统的庄园制度。其逻辑是与其由共产党在西藏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不如由我们藏人自己主动结束庄园制，赢得藏族群众拥护，但没有得到噶厦的支持。中共西藏工委坚持中央制定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赞同这样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如果到国外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可以在国际上宣传西藏问题，争取国际支持，建立军事反抗组织，进行武装暴动。

记者：第三位成员情况如何？

王小彬：堪穷·洛桑坚赞是四品僧官，是哲堪孜松中第三号重要人物。堪穷是僧官四品官职头衔，洛桑坚赞是他的名字。他的家族在西藏很有影响。他的兄弟堪绕丹增(Khyenrab Tenzin)曾参加过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曾任那曲堪布，后任达赖喇嘛的司寝堪布，直至基巧堪布。洛桑坚赞是帕拉集团的重要成员。1951年11月12日，噶厦几个僧俗官员集体发誓正式成立一个小集团。其首领是达赖的管家(也译侍从长或副官长)，主要成员仅一位僧官，就是堪穷·洛桑坚赞；另有两位俗官：扎西代本扎西白拉及孜本·朗色林。洛桑坚赞先前任江孜商务官，1953年底被任命为噶伦堡贸易使团两代理之一，1954年初赴噶伦堡任职。他积极利用印度的自由与资源来向外界宣传反对汉人“占领”西藏，反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同时希望以此鼓舞境内反汉藏人的斗志。1955年8月，哲堪孜松派洛桑坚赞送该组织的秘密代表去拉萨，并决定由洛桑坚赞负责哲堪孜松与拉萨进行联系。

鉴于印度无噶厦设立的办事机构，夏格巴曾向噶厦建议建立类似办事处的机构。由于印度政府不允许开设“领事馆”或其他官方政府派驻的办事处，夏格巴把新建立的办事处称作“商务代理处”。实际上该代理处是噶厦的一个非正式的办公机关，建立于1950年前后，起初由一僧一俗两官员负责管理。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后，该办事处撤销，代之以新的贸易代表处，由爱国人士邦达养丕负责。噶厦曾将洛桑坚赞等召回拉萨，但他们愿意继续留在噶伦堡从事“西藏独立”运动。

记者：“福利会”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如何？

王小彬：从1952年至1954年是“福利会”的初创时期，或者说是该组织形成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时期“西藏幸福事业会”这个组织的名称尚未出现。以“哲堪孜松”的面目出现，这是该组织的前身，如前所述，这是几位分裂活动分子在印度从事“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集团非正式的名称。他们积极活动，与印度、美国、台湾当局联络，寻求支持，均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此前锡金王室及在噶伦堡、大吉岭、甘托克的流亡藏人有个松散的藏人团体，以锡金王子巴登顿珠(Palden Thondrup)和他的姐姐库库拉(Coocoola)为中心。他们通过各种媒体及外交官向外传播“西藏问题”。但不论是哲堪孜松还是锡金王室，他们的活动都很有限。原因是印度政府不允许他们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嘉乐顿珠离开拉萨前就向印度政府保证，他不住大吉岭和噶伦堡，将严格回避政治活动。夏格巴也曾说，他们哪怕是从事小小的政治活动，都有可能被印度政府驱逐出境，因此夏格巴也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计划。

但是印度政府认为，一旦中国在西藏站稳脚跟，有朝一日会因边界问题与之发生冲突，因此视中国为潜在的威胁。因此，印度政府一方面为了不影响中印友好关系不允许流亡藏人从事反华活动，另一方面尼赫鲁在1952年3月悄悄地部署印度情报局形成收集西藏情报的系统计划，指示他们保持与嘉乐顿珠等人的联系。同时这也迎合了哲堪孜松希望与印度政府和情报局发展关系的需求。这也是此期间哲堪孜松虽然不能从事政治活动，但又能得以存在的原因。

记者：“福利会”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下正式成立的？

王小彬：1954年，是哲堪孜松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该组织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个背景就是1954年中印协定的签订。中印关系的好坏几乎始终与麦克马洪线问题连在一起，而流亡藏人在印度所从事政治活动的起伏涨落与印度的反对、默许、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印边境问题始终对涉藏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是这年夏天，哲堪孜松与印度关系持续加深，印度政府开始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包括定期每月提供活动经费。“福利会”是在印度政府支持的背景下成立起来的。

尼赫鲁希望用放弃印度在西藏的特权来换得中国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承认。当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后，在印度情报局的坚持下，尼赫鲁允许流亡藏人进行有限的政治活动。这个“有限的”就是指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必须是分散进行且非连续性的。他也授权情报局与哲堪孜松秘密合作，培植亲印藏人组织，以便监督和收集西藏情报。哲堪孜松和印度政府的关系发展至相互支持和合作关系。这期间恰好堪穷·洛桑坚赞被藏政府派到印度来。他虽不懂英语、印地语，但他催促嘉乐顿珠和夏格巴，要不怕被驱逐的危险，积极开展工作。这时候三人团体进行了内部分工，嘉乐顿珠主要负责与美国、欧洲及其他国家的联系；夏格巴主要负责与印度发展关系；而洛桑坚赞主要负责与西藏噶厦及境内其他分裂组织的联络。

1954年7月14日(藏历第十六绕炯木马年5月14日)，哲堪孜松召集秘密会议，会议人员在各种保护神面前发誓，将献身新成立的组织。其成立宣言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商讨有关西藏重获独立的问题。会议确定该组织的名称为“西藏幸福事业会”(也称“西藏福利事业会”，英文为the Committee for the Benefit of Tibet；藏 文 为 po dedon tsogpa)。

记者：“福利会”成立后主要从事哪些分裂活动？

王小彬：这正是该组织发展和扩大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从时间上集中在1955至1956年，是该组织活动的活跃期。期间与印度、美国、西藏境内、锡金王室、台湾等关系从深度上广度上不断深化和加强。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更加组织化，尽管按西方标准来看，还比较松散。该组织的核心人物定期开会、集体讨论活动方案等，尽管有时也有单边行动。“福利会”所从事的分裂活动要从他们与印度政府、美国政府、西藏噶厦政府、锡金王室、台湾当局等几个方面的关系来看。

1、从与印度方面的关系看

“日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自供书，因为日记中将他们与印度政府、印度情报局两个重要人物的会面几乎收录殆尽，他们所从事的分裂活动也暴露无疑。这两个人是：印度外交部官员阿巴·潘特(Apa Pant)，是以甘托克(Gangtok)为大本营的锡金政治专员；穆古·波斯(Mukul Bose)，为印度情报局局长B.N.穆立克(B.N.Mullik)负责与哲堪孜松联络的特别代表。

一般情况下，阿巴·潘特代表印度外交部与哲堪孜松打交道，诸如处理他们要求会见印度领导、向印度领导呼吁，也包括邀请达赖来印、向联合国提交请愿书诸如此类的外交事务。另一方面，穆古·波斯代表印度情报局秘密支持哲堪孜松。通常他是在很多技术层面与哲堪孜松接洽。诸如，发放每月活动经费、提供无线电发报设备等。尽管波斯与潘特没有同时与哲堪孜松会面，但很明显两人经常互相联系，都明白对方在从事什么工作。哲堪孜松也常常与他们两人讨论同样的问题。

日记显示，波斯和潘特与哲堪孜松之间的互动平均每周一次，但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下，需协商某些特别问题，此种会面便会频繁。从现今已掌握的日记内容看，总的来说，显然印度政府，主要是印度情报局涉嫌积极参与了哲堪孜松的活动。鼓励并培育他们的反华代理以及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知的反华活动。然而，我们看到，印度政府、印度情报局与哲堪孜松的合作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他们几乎不支持哲堪孜松在西藏境内进行攻击活动，如拒绝向他们提供炸药及爆炸训练。同时，印度政府也不同意大规模提供经济援助，以使哲堪孜松成为发挥实际作用的暴动指挥部。

日记披露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相关话题，全部是哲堪孜松寻求帮助方面的内容。

1、向印度政府寻求经济上、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如下需求：

a.无线电设备及培训，要使哲堪孜松能够有效地在全西藏建立起一个秘密的无线电通讯网络。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堪孜松反复催促印度政府向他们提供无线电设备，以及为他们培训操作人员。

b.军事武器、物质补给、培训人员，尤其是炸药的使用。哲堪孜松希望有能力在适当的时候计划建立游击队。但是印度政府拒绝提供此种军事援助。但印度政府也不愿哲堪孜松切断与他们的联系而另寻出路，因此，印方会委婉地告诉他们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搞得很糟而加以拒绝。如果他们建立了，适当时有可能会给予支持的。

c.协助印度与西藏间人员和信件的来往。这里我们发现印度政府乐意为从西藏进入印度与哲堪孜松会面的人员提供便利，并允许哲堪孜松利用拉萨的印度使团办事处收发电报。

2、把达赖搞到印度来。如果他决定流亡，印度政府要给以支持。

3、记录汉人压迫、向国际社会提供西藏独立证据，尤其是向联合国请愿、为了寻求印度的帮助要求与印度领导会面等方面寻求建议和帮助。

戈尔斯坦在评价夏格巴日记时这样说：“此种关系(指哲堪孜松与印度的关系)之深，范围之广，令人惊诧。”

记者：该组织活动的大本营在印度，日记中也披露了大量的活动内容，能否具体谈一谈这一阶段印度政府与“福利会”的关系。

王小彬：这一期间二者关系最大的特点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印度政府为流亡藏人的政治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福利会”则协助印度情报局在西藏境内收集军事情报。还配合印度政府鼓动和唆使达赖赴印度参加政治活动。从日记中看，可以举出相关记载说明：

1、印度情报局穆古·波斯 (Mukul Bose)，从 1955年 11月19日开始每月发给哲堪孜松1762卢比。已公开的日记中最后一次发放活动经费截止到1956年10月29日。戈尔斯坦专门用以下两个数据分析这笔款项的价值：“这不算一大笔钱，但也不是一个小数目。1950年，噶伦堡肯文特(Convent)中学每年的学费及食宿费大约600卢比(2010年 采 访 N.T.Shelling)；后来，1956年，从西藏逃至印度的三个僧官每月可得到哲堪孜松支付给他们的工资150卢比(即每人每月50卢比)。”

2、印度继承了英国使团驻拉萨办事处的特权，印度政府在拉萨办事的代表处充当了“福利会”与西藏噶厦政府等有关方面联络(电报及信件等)的喉舌。当然噶厦也通过该办事处与“福利会”联系。夏格巴1956年1月9日的日记，记载了达赖的侍从官帕拉每月两次从印度驻拉萨使团办事处发电报和信件的事实。戈尔斯坦分析说，拉萨的贵族也有从这里拍发生意上或家庭方面的电报等，但噶厦与“福利会”之间的联络明显是政治性质的、反华的。此外，1952年达赖二哥嘉乐顿珠秘密离开拉萨，也是经过印度驻拉萨办事处与尼赫鲁取得联系，得到他的首肯后，才逃离赴印的。1956年1月2日日记，记载了哲堪孜松编制了姓名电报密码。达赖的代码为丹增，帕拉为平措，印度政府为“白帽子”，美国政府为钦宗，中国共产党为鲁贡等。

此外，日记还大量记载了“福利会”从西藏境内招募人员，印度政府派教师在大吉岭开设无线电培训班，为每位学员提供每月250卢比的津贴，学成后派回境内从事情报收集等相关工作。并向他们提供无线电设备4台。

3、印度政府为在大吉岭、噶伦堡的流亡藏人以及来往于西藏与印度之间从事政治活动分子提供便利。锡金政治官员系印度外交部派驻锡金甘托克的高级官员，主要负责有关锡金、不丹以及印度政府驻西藏使团相关事务。这套制度源于英属印度政府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亚东边防检查站成立于1955年，隶属日喀则军分区，业务工作由公安部门负责。当时流亡藏人从亚东边境不方便出境。1956年2月2日和3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锡金政治官员与不丹政府总理打招呼，要求其允许从西藏秘密赴印接受无线电培训的人员过境不丹，并保证他们安全的细节。日记中还记载了其他人员包括噶厦僧官、印度所需藏语广播人员、“西藏人民会议代表”等几乎都是在印度政府的关照下经不丹到印度的。日记中多处提到为了方便这些人出入西藏，哲堪孜松还与印度政府协商专门为他们制作了带有布达拉宫图片的身份证。此外日记也披露了印度政府促成达赖大哥及时从美国来到印度，有意允许达赖的两个兄弟随便出入达赖住所，纵容他们的政治活动。

4、邀请达赖访印是印度政府的意愿，也是“福利会”的目的。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意图。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活动，可以达到宗教和政治目的。一是达赖作为一个宗教大师到场势必会提升大会的声望；二是尽管印度与中国政府刚刚签订了中印协定，印度政府还是想利用达赖访印来抵消其赴北京参加国事活动的影响。印度想向世人宣示他们仍然是西藏的老朋友，不会放弃他们在西藏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利益。印度的政治目的重过于他们的宗教目的。锡金政治官员声称：“尽管我们放弃了在西藏政治方面的‘特殊利益’，但我希望关于西藏的地位问题，印度和中国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承认印度在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机构、制度方面的利益。”

在达赖访印问题上，印度政府煞费苦心，为了淡化其活动的政治性，有意安排一个宗教组织负责人锡金王子亲赴拉萨向达赖面呈邀请函；同时印度政府请哲堪孜松出面帮助游说达赖赞同并接受邀请。这正是哲堪孜松所希望的，不仅符合“福利会”的宗旨，而且他们可以利用印度的这种需求密切与印度的关系。“福利会”成立的宗旨和任务之一就是策划达赖逃亡国外，充当“西藏独立”运动的领头羊。早在1951年达赖还滞留在亚东的时候，美国曾极力敦促达赖流亡国外，夏格巴是负责与美国联系的主要人物，极力主张达赖流亡印度，但未能得逞。1954年，达赖赴北京参加国务活动，哲堪孜松给中央政府以及达赖写信发报，要求达赖经印度返藏，遭到中央、达赖两方的拒绝。因此，他们将1957年达赖访印看作流亡的最好机会。“福利会”在达赖访印问题上几乎充当了西藏噶厦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的角色。该组织积极主动与达赖的侍从官帕拉联系，商量达赖访印的具体细节；还亲自给达赖写信，信中明确提出他们的政治目的：“若达赖喇嘛以‘全球佛教大师’的名义参加此次世界佛教协会大会是当之无愧的，您的声誉必将大增。这将是实现西藏独立的最好机会，请您接受邀请。”戈尔斯坦分析说：“他们明确提出：参会不仅是因为达赖是伟大的佛教领袖，更重要的是为了政治原因，认为这是实现西藏独立的一次难得的机会。”

达赖访印事件，不仅强化了“福利会”在噶厦政府中的半官方地位，也促进了其与印度政府的密切联系，也使得“福利会”更加组织化。期间，印度政府的支持激励了“福利会”把自己从一个以宣传影响世界舆论为主的流亡反对组织转变为一个以从事政治活动、武装斗争为主的抵抗组织。1956年中期，“福利会”督促印度政府为他们提供武器、炸药、资金，装备，以便在西藏从事游击战争。这期间“福利会”还计划建立新的流亡政府，武装占领与锡金毗邻的亚东。

此外，日记中也暴露了印度政府在涉藏事务上陷入很深。诸如，印度情报局不同意达赖流亡至美国；“福利会”拜会印度领导的人员中需要有西藏“人民代表”；要求哲堪孜松帮助他们将印度间谍派入西藏的外事部门中去；要求流亡藏人在达赖即将访印期间不要向联合国请愿；不同意“福利会”向印度以外的国家寻求经济帮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