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西藏的政权建设及西藏工作的历史经验(下)—— 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彬

■ 本刊记者

记者：总结这16年期间西藏工作取得的基本经验都有哪些？

王小彬：主要有九条。

第一，解决西藏问题要着眼一个“和”字，但又要有两手准备。

这里所说的“和”，是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主要是相对于战争来说的。在西藏这样一个民族、宗教问题突出、情况极为特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平解放、和平改革，可以把社会大变革引起的巨大震荡降至最低限度，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减少国家人力、财力、物力的无益消耗，有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并在国际上产生良好影响，于国于民都有利。共产党、解放军在各方面都占绝对优势，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感召力影响着藏区各阶层，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所无法抗拒的。所以，只要政策正确，措施得当，和平解决是可能实现的。这已经为解放西藏的历史事实所证实。不仅这样，处理西藏地区的涉外和边防事宜，也是着眼于“和”的精神。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取消印度继承英国在藏特权，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平谈判方式成功解决的。平叛过程中，部队全面进驻西藏边防时，也是按建设和平稳定的西南边防来设置的。对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中国政府又是反复多次采用政治、外交方法，力争谈判解决。这样才能与邻国和睦相处，有利于在南亚各国以至世界上展现新中国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边境的安定和生产建设的发展。当然，着眼于“和”，是在谋取国家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去争取和平，而不可能无条件、无原则地主张一切和平并反对一切战争，有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就西藏来说，人民解放军要坚定不移地进驻西藏、巩固国防，要支持西藏农奴群众的翻身解放，这些就是前提和原则，也是党的西藏工作的正义性所在。自古以来，凡有作为的政治家必然是既有文事又有武备，其成功的和平行动都必须有武力做后盾，能战方能求和。当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坚决阻止解放军进藏时；当他们顽固坚持“西藏独立”，反对任何改革而悍然发动武装叛乱时；当印度扩张主义者蓄意在边境上疯狂挑衅、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而又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时，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采取各种政治手段均无效果，经过耐心等待，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只能被迫动武，坚决举行了昌都战役、平叛作战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正义的、必要的军事手段促进各项重大原则问题的和平解决。昌都战役胜利后，中央要求西南局“将主力撤回甘孜”，参战部队不但没有前进，有的还后撤甘孜、玉树一带，以示和平诚意，并继续争取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终于成功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平叛胜利后，中央仍然在西藏实行和平改革，兑现对未叛农奴主的赎买政策。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大获全胜后，部队主动停火后撤，释俘并退还战缴物资，中国政府继续向印度政府建议应本着两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所以，这些动武根本上还是为了和，军事斗争完全服从于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

第二，在西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

西藏革命同全国革命一样，是分两步走的，即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在西藏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却又分为两步走，这与内地是不同的。在内地一般是反帝反封建两步(在解放战争时期还要反官僚资本主义)同时进行(仅抗日战争时期例外)，而在西藏却有明显的区别，第一步先反帝，暂不反封建，首先把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第二步为西藏劳动人民的阶级解放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时再反封建，争取将他们从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就形成了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分成反帝和反封建两步走的特点(西藏还没有形成官僚资产阶级，所以没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西藏从解放军进藏到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这一段，固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奴阶级和农奴主阶级的矛盾，但当时突出的是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怂恿支持下阻止解放军进藏，并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因而那时的主要矛盾是西藏人民(包括上层绝大部分人)与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的矛盾。因此，在这8年中，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地区的主要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取消外国特权，大力宣传反帝爱国，驳斥“西藏独立”，抵制对祖国的离心倾向，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等。这时，不但没有触动封建农奴制度，反而是努力团结除极少数死心塌地追随帝国主义的分裂主义分子以外的所有农奴主阶级分子，包括其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争取他们站到反帝爱国立场上来，与共产党、解放军合作共事。这是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内地的一大特点。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元代纳入中央政府有效行政管辖范围。后世治理逐渐制度化，但由于长期实行羁縻统治，导致中央政府对西藏管理松散，约束无力；西藏在体制上与全国整体存在很大的差别，表现出政治统一的程度比较低。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实现，彻底结束了间接管理的历史，同时解决了西藏与全国行政体制不一致甚至完全另搞一套的问题，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统一，从而更奠定了西藏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基础。这是必须肯定的主要历史功绩。

经过8年的深入细致工作，反帝的第一步走好了，当农奴群众逐步觉醒，要求改革，而反动农奴主顽固反对改革并发动叛乱，农奴和农奴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中国共产党才不失时机地在仍有反帝任务的同时以主要力量领导百万农奴走好了反封建的这个第二步，埋葬了封建农奴制度，取得了在西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这也表明，进军西藏、经营西藏，有力地捍卫了中国国家的主权，完成了西藏民主革命两个阶段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在改变西藏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还促使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等方面与全国尽量一致，解决了因这方面差异造成的隔离和分裂性等问题，巩固了国家统一的政治基础，也创造了西藏与全国共同前进的必要条件。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慎重稳进方针，一切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

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没有工作基础，对情况了解很少，缺乏工作经验。因此，解决西藏问题需要特别慎重。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虽然军事力量处于劣势，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却还处于强势，反动上层势力还能利用民族、宗教和其他欺骗性宣传统治和掌握群众。共产党的工作一旦发生偏差，不但历史上遗留的问题解决不了，还会增加西藏各阶层人士的疑虑，造成新的隔阂，给分裂主义分子及外国敌对势力以挑拨离间的口实。因此，在“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接着，邓小平也指出，“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应该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是稳步前进。就是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事事都想一下搞出伟大的成绩来”。后来，成立军政委员会的问题，“十七条协议”有规定，但西藏地方政府害怕，中央就决定暂不成立，后来改为直接成立自治区，并先成立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备。以后又因条件不成熟，一直到1965年，才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了10年，如从西藏和平解放起，时间就更长。足见中国共产党的耐心等待和坚持慎重稳进方针的决心。

事实证明，“慎重稳进”方针是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十六年极为正确的工作方针。它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和做好各种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方法；无论什么工作都不能离开它，更不能违背它。慎重稳进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方针。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辩证的统一，既要慎重又要稳进，不是不进，也不是盲目乱进，而完全要根据条件决定。事实还证明，凡是遵循这一方针办事的，就成功，就前进；凡是违背这一方针的，就失败，就后退，教训是深刻的。1956年急于进行改革准备，就碰了钉子；后来实行“六年不改”，反而提前进行了改革。1960年急于进行合作社试点，引起群众不安；后来确定“五年不办社”，却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大好形势。

第四，从大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到实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在西藏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同全国的统一战线工作一样，是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但又有许多特点。西藏上层人士(基本上是三大领主)既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又在历史上曾领导西藏人民反抗过帝国主义入侵和国内封建王朝、反动统治的大民族主义压迫，维护过西藏民族的利益，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西藏人民。解放初期，藏汉隔阂仍然较大，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很不了解，加上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挑拨离间，群众还受控于上层人士，所以，西藏平叛改革前的8年间，西藏工作是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中心的，其他各项工作，包括群众工作都服从于上层统战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作的一大特点。

由于那时西藏的主要矛盾是西藏人民(包括上层人士)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所以西藏的统战工作是以“十七条协议”为纲领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对象非常广泛。而上层统战也有重点，中央明确指出：西藏“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首先是争取、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而在团结达赖、班禅方面，中央特别强调：“一方面固然要估计到班禅方面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性，并善于推动这种进步性。但同时必须认识和估计到达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禅为高的事实。因此，我们在西藏的各种工作政策，都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这是由达赖、班禅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达赖的地位、影响和实力及其代表性所决定的，是长期历史和社会条件形成的。

当时的统战工作几乎是全党全军动手，形式、内容、方法灵活多样，而又特别注意团结和稳定，根据上层人士政治态度的左、中、右对象等不同的情况，积极开展工作。工作的实质是对上层人士进行爱国教育。其中，对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予以鼓励支持，对违背“十七条协议”、损害团结的予以批评帮助。有时不得不斗争，但斗争也是为了团结。有时既有团结又有斗争，有时还有让步，力求做到有理有礼有节。即使对暂时还没有揭掉假面具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如索康之流，也是这样对待的。只有对极少数公开闹“独立”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如鲁康娃、洛桑扎西之流，才予以坚决打击。

事实证明，执行上层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稳住上层，以争取达赖及其集团的大多数为首要任务等方针是正确的，对他们的工作是成功的。不仅争取达赖两次回归拉萨，做到使达赖集团基本上同共产党、解放军共事了8年，同时又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减少了工作中的阻力，增加了爱国力量，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包括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帕巴拉·格列朗杰等。

以后虽然由于1959年西藏发生了全区性的叛乱，统一战线的性质适时地改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力度也有了转化，但统战工作仍具有其特殊重要性。统战工作不仅为实现“十七条协议”、平叛改革和稳定发展西藏局势，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打下了重要的上层基础，创造了争取团结农奴主阶级出身的多数上层人士与共产党一道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先例。这时的统战工作是对未叛农奴主实行赎买，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进程中，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设想，运用到推翻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大胆尝试，并取得完全成功的伟大创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国际影响。

第五，从积极进行影响群众工作到放手发动群众。

群众工作是共产党的基本工作，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任何时候都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所以，共产党、解放军无论在哪里进行革命和建设，都要抓好发动群众工作。而在西藏，尽管群众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最终群众是要起来的，但由于要首先做好统战工作的特殊原因，中央人民政府又在“十七条协议”中明确地作出“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的承诺，因此，共产党、解放军必须从实际出发，在平叛改革前的8年中不去突出群众工作，而是在服从上层统战工作的前提下相应地进行群众工作。就其性质说，只能称为影响群众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作的又一大特点。

影响群众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但不是一般含义的群众工作，是一种还不能正常开展的群众工作，是在不便进行阶级教育和动员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情况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工作。影响群众工作就是做工作影响群众或者说做一些能够使群众受益的工作，使群众从受影响到受感动，进而受到启发和启示。为此，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必须模范地遵守党的民族、宗教等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各项章程、守则、制度等，既尊重群众，丝毫不侵犯他们的利益，还积极地为他们做好事，如免费治病，放农贷，发布施，搞救济，助民劳动，修桥补路，抢险救灾，帮助群众解决急需的困难等；并通过这些工作和开荒生产、搞贸易、办学校以及利用放电影、演节目等形式，大力宣传“十七条协议”、反帝爱国、汉藏一家、共产党和解放军及地方工作人员到西藏的目的、意义等。这些工作，既未触动上层的根本利益，又是通过上层进行、得到他们同意的。事实证明，这样做很得人心，群众从耳闻目睹中提高了认识，引起想象和对比。他们逐渐感到共产党、解放军同清兵、军阀部队、藏军完全不一样，是“嘉萨巴”(新汉人)、“菩萨兵”。同时在他们心目中，解放军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解放军，两位一体。他们逐步认识到三大领主是欺压他们的，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共产党、解放军，从而逐渐提高了思想觉悟，树立了祖国观念，消除了民族隔阂，增强了民族团结，日益热爱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样，当1959年西藏发生全面叛乱时，看了8年、比了8年、想了8年的西藏群众，就很容易看清西藏反动上层顽固地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改革的丑恶面目，因而他们就积极拥护、支持、参加平息叛乱，并发出强烈要求改革的呼声。这时，群众工作的性质随即也进行了改变，影响群众工作改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工作。西藏工作从以上层统战为主及时转到以直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为主。接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向叛乱的和反动的三大领主开展斗争，西藏百万农奴如同万马奔腾，燎原烈火，顷刻间砸碎了封建农奴制枷锁，得到翻身解放。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共产党、解放军在西藏的群众工作特别成功之处。

第六，特别注意积极物色、大力培养、放手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民族平等、促进民族繁荣以及彻底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关键，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问题。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沟通民族关系的桥梁，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藏不像祖国内地，没有受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解放前没有党的组织和干部，解决民族干部问题，既迫切又困难，必须在认识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多种形式去解决。如从外区调来天宝、杨东生等人和中央“藏民研究班”的学员，在川康吸收专家学者和西康巴塘的党员及青年，十八军和其他进藏部队在甘、青、康、滇和南疆(包括途中)吸收了一批藏族青年等。这就形成了解放西藏早期的藏族干部队伍和领导骨干。部队进藏后，又在当地陆续吸收数千名青年(包括送到学校学习的)和随后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吸收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形成区内第一批民族干部队伍和基本骨干。

在没有本地民族干部的情况下，第一位的是根据条件先吸收一些藏族人员进行培养，并不断扩大。在西藏的特定情况下，首先是本人自愿，一般的还必须取得上层同意。而有些上层则极力阻挠，这就出现了斗争。江孜发生的“本根却珠事件”就是明显的一例。后来坏事变成好事，1957年12月，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免去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各族人员、学员人役税的决议。经过自治区筹委会与西藏地方政府协调，免除了参加工作人员和学员的差徭，使他们从乌拉差役中解放出来。这是本地吸收民族干部的一大胜利。有了对象就是培养、使用问题。数量固然是重要的，而提高他们的质量、素质则更加重要。为此，又采取多种办法去培养，并大胆使用。对参加工作的藏族人员，在工作岗位上传、帮、带，或先培训后工作，或先工作后培训，或边工作边培训，促其逐步成长。再即送校(咸阳西藏民院或中央、西南等民院)培养，工作一段时间即送学。或从社会上吸收青年直接送校学习。其中一大批男女学员因在西藏平叛改革时请缨返藏参加斗争而提前毕业分配，仅西藏军区部队就接收近500人。这些藏族干部，在各地成为改革的骨干力量，在军队成为平叛和巩固国防的重要力量。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各分工委、军分区(包括师、警备区)还办有短期培训班，或藏干校、藏训班；进藏干部不仅在工作岗位上学习藏语文，还调一部分到藏干校或培训班学习。另外，西藏全区和各地区成立的爱国青年联谊会和爱国妇女联谊会或协议学习委员会、训练班等，又是吸收、培养上中层青年为干部的一种特殊渠道，并卓有成效。

这些逐步成长起来的藏族干部，到1965年自治区成立前夕，不仅数量上已达16000多名(其中1000多人已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而且经过革命锻炼和学习，文化知识、思想觉悟、政策水平、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在各种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成为重要的骨干力量。这是西藏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各级领导，对他们特别重视，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大胆破格使用，待遇上优先照顾，生活上多方关怀，使他们有职有权，放手工作。

当然，重视本民族干部不等于搞干部“民族化”。要彻底改变民族自治地方智力资源贫乏、缺少足够的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的状况，单靠培养本民族的干部，无论如何是不能在短期内迅速得以解决的。工委、军区在大力培养藏族干部的同时，也注意防止单纯强调干部“民族化”的民族主义思潮。西藏革命和建设，除需要本民族干部外，也离不开汉族和其他民族干部进藏工作。多几个民族的干部在一起工作，有利无害。工委、军区强调藏汉干部团结，各自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倾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事实上，进藏的内地干部在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实际工作中自觉遵守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藏族干部和群众一道，为发展和振兴西藏而奋斗，同藏族人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和在对藏族干部的“传帮带”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学习了藏族干部的许多优点和知识，提高了自己。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16年，就是汉藏和其他各民族干部团结奋斗的16年。由此也形成了藏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藏族的政治局面。

第七，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和全国支援相结合。

在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各地区间的帮助和支援是相互的，也是共同的责任，而不是额外负担。毛泽东在1955年就说，“民族之间的帮助是互相帮助”，“比如拿国防来说，西藏对我们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将来在经济上西藏也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还说过各民族要“共同建设”。西藏由于一穷二白、底子薄等特殊情况，革命和建设没有全国的支援和帮助，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要推迟相当长的时间。但又因西藏遥远、交通不便等原因，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特别需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外因是重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内因。无论全国怎样支援，西藏都不能有等、靠、要思想，自己努力还是主要的。

中央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极为关心。进军初期，在“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等号召下，全国在人、财、物上大力支援西藏，以后还动员成千上万的职工、干部、科教医生等人员，源源不断地投入西藏的革命建设事业。从解放初期起，工委、军区领导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团结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担负起建设西藏的各种任务，进行开荒生产，修公路，建机场，组织运输，打通内外贸易等，冲破了反动上层的封锁，粉碎了敌人企图困死、饿跑进藏部队的阴谋，在西藏站稳了脚跟。接着又在各种困难都很大的情况下，白手起家，逐步办起了西藏第一个汽车修配厂、机修厂、皮革厂、毛纺厂、水泥厂、农场，修建起第一座大型水电站、第一个现代化的医院、第一所现代化的小学、中学、农牧科研单位以及第一个国营商贸、银行、邮电等机构。这些都是以驻藏部队、地方工作人员和藏族民工为主力来建成的，为尔后全区生产建设和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事实证明，将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和全国支援有机结合起来，是西藏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根本途径。

第八，树立和发扬“老西藏精神”，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驻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包括后来当地的藏族干部，在解放西藏初期遇到的特别复杂的情况和各种各样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进藏任务，主要靠加强和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提高指战员的觉悟，调动大家的积极因素，去奋力完成。也正是这种艰苦的斗争实践，又培养了“老西藏精神”。十八军和新疆、云南、青海等各路部队接受进军任务后，即特别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问题，重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传达学习中央和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形势和进军西藏的任务要求，特别是遵守政策纪律、克服困难等方面的指示，进行诉苦、回忆对比教育，学先进，学长征精神，学张思德、白求恩的伟大崇高品德，解决世界观、人生观、苦乐观等问题。这样，使广大指战员的思想，不仅从安家川南转为愉快接受进军西藏任务，还逐步升华。从“三年一换”到西南局、西南军区提出的“长期建藏”，再到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提出的“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从十八军党委开始提出“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到昌都战役时的“吃大苦、耐大劳”，再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时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从修筑公路中的“叫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到在半饥饿中战天斗地开荒生产、建工厂。而且进军西藏和建设西藏，又是在严格遵守政策纪律和照顾西藏人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

经过西藏工委、军区党委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常抓不懈，大家把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西藏革命建设的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热爱祖国和热爱西藏结合起来，把为人民服务和具体的为西藏人民服务结合起来，并把革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以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一个个的胜利。这样，就从斗争中铸就了“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觉遵守政策纪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战胜各种困难，长期坚持在西藏工作，并按党的指示和政策纪律，紧密地与西藏人民团结在一起，像建设自己的家园一样，建设西藏，巩固国防。

当然，精神并不是万能的，也不能简单地代替物质保障。工委、军区在抓精神建设为主的同时，也认真负责地逐步研究解决了进藏部队和干部、职工的一些实际问题，注意提高大家的福利待遇。这样，使大家感到革命队伍的温暖，就更加安心愉快地在藏工作。

第九，坚持集中、统一的党的正确、坚强领导。

在解放西藏的斗争中，党的正确、坚强领导同其他地区一样，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其中的集中、统一领导尤有特色。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西藏工作实际上实行了类似抗日根据地时党的一元化领导。不仅表现在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等方面，而且在组织上，一些军事机关基本上就代表了党的机关，领导干部也多为军地兼职；甚至一些小的单位，如兵站和运输站等，都是在一起执行军地双重任务的。

党的领导，首先要保证中央指示及时、有效地贯彻执行。1952年4月8日，毛泽东根据工作实践和西南局的建议，以中央名义电示西南局和西藏工委，决定“我方和藏方”之间发生的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还规定了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强调事无大小，必须事前请示，事后报告。这就从体制上保证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实施正确领导的问题。从此，不仅是党内工作，而且西藏上层人士，包括达赖、班禅等到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亲自接见，亲切谈话，并与他们商谈工作，直接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也体现了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部队方面，自从中央同意十八军担负进军西藏、经营西藏任务后，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就决定十八军脱离五兵团建制，直接归西南军区领导，从各方面保证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开展。

以张经武、张国华为核心的西藏工委、十八军党委、西藏军区党委，既能坚决地忠实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又能创造性地把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同西藏的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制订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正确政策，并能采取恰当方式开展工作。西藏工委注意了坚决纠正党内出现的离开党中央正确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另搞一套的思想和行为，力求用党内的团结、统一去推动党外势力集团的团结，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在解放西藏各个历史阶段的斗争和各项工作中，工委、军党委、军区党委都特别强调和坚持集中统一的领导，使全区党、政、军、民在西藏工委的统一领导下，拧成一股绳，上下一致，军地一致，军民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计划，统一步调，统一方法，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排除了内外干扰，使中央的方针、政策得以完整地、准确地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在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优良的党风和干部作风，是西藏工作取得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由于西藏的特殊条件，进藏人民解放军事实上必须承担许多地方工作。加上供应补给特别困难等原因，大家最易接受关于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教导，而且在实践中充分表现出来。不仅部队和组成的随军工作队做地方工作，还抽出干部转业地方工作。他们在严重缺氧、补给万难的情况下，放下背包就修路、搞生产，完全模范地执行了“三队”任务。在西藏工委、各分工委、市委、县委的一元化领导和上级首长的指挥下，部队既训练又打仗，又做统战、群众等项工作，在西藏革命、建设中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凸显了人民解放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本色。正因为如此，西藏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特别良好，感情融洽，军地一家亲，到处呈现出一派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可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