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书写与异国想象——日本古文献《松浦宫物语》中的唐物研究

郭雪妮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2.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上海 200433)

日本古文献《松浦宫物语》以遣唐使在中国遭遇战乱为主线，通过对中国地理、风物、历史、人物的描述与评骘，最大幅度地呈现了古代末期日本文人所追慕的乌托邦唐土。作者藤原定家(1162—1241年)调动诸多中国舶来物以渲染异国情调，这些物质在细节上支撑了物语表现唐土的质感，牡丹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物质符号之一。《松浦宫物语》卷三部分，作者突兀地插入牡丹这条情节主线，并直接以“牡丹枝”“牡丹芳”和“牡丹证”来命名各章节，至于其间原委，以往研究者鲜有论述。即使《松浦宫物语》注释者萩谷朴先生，也是草草一笔带过：“牡丹不过是一种情节发展的道具，目的在于营造一种唯美、妖艳的异国情调。”①萩谷朴：《松浦宮物語作者とその漢学的素養(上)》，《国語と国文学》1941年8月第18号，第21頁。结合日本古辞书、风土志、本草学等文献，考察牡丹如何通过跨文化书写进入日本文学空间，会发现《松浦宫物语》以牡丹书写唐土幻象的诗学策略并非偶然，它首先得益于院政末期(1068—1185年)宋日贸易中牡丹大量移栽入日本庭园的史实，以及由此促生的牡丹审美。笔者曾以专文讨论过《松浦宫物语》中的长安地名、地形书写与中国典籍及神仙思想之关系，②郭雪妮：《从〈松浦宫物语〉中的长安地名看〈长恨歌〉的影响》，《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1期；郭雪妮：《神仙思想与〈松浦宫物语〉对长安郊外的山水想象》，《国外文学》2017年第1期。本稿为前两稿的续篇，拟以《松浦宫物语》中的唐物——“牡丹”为主线，借鉴本草学、名物学研究成果，考察《松浦宫物语》中的唐物书写与古代日本想象中国之方法。

一

《松浦宫物语》中描写牡丹的文本主要集中在卷三后半部，也即物语行将结束之际，作者有些突兀地以牡丹为叙事主线。关于这一问题，久保田淳指出：“《松浦宫物语》以牡丹作为解开谜一样的女性身份的关键，从牡丹在这一时期的移植可以看出平安季世文化中弥漫的异国感。”③久保田淳：《新古今和歌集全評釈》(第4巻)，東京：講談社，1977年，第165頁。久保氏的论述切中肯綮，可谓的评，遗憾的是这几笔评述只是他在注释《新古今和歌集》中牡丹和歌时的联想漫议，并非是针对《松浦宫物语》的专门研究。学者丁莉扼要中肯地指出物语中的牡丹具有隐喻美人的功能，“明月”“梅花”“牡丹”与唐国皇后的形象重合，成为皇后的象征，具有“渲染气氛、烘托情感、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注]丁莉：《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就不能不对作者的实际意图抱持疑问。其原因之一，是作者有意将梅花与牡丹并举，在人物与植物之间形成类比映射关系，这种以植物书写影射玄宗朝故实的策略，颇有借鉴宋人传奇《梅妃传》之痕迹。

首先来看物语如何借用植物书写人物。《松浦宫物语》以遣唐使弁少将入唐遭遇“燕王之乱”，辅佐唐幼帝平定内乱、收复长安为主轴，其间穿插弁少将与日本皇女、中国公主及皇后的三段恋情，其中又以唐皇后邓氏所占分量最重。然而，邓氏囿于“唐国皇后”这一政治身份的限制，怎样才能合情合理地与日本遣唐使发展恋情，这对物语作者藤原定家而言，恐怕也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因此，定家设定了替身角色——深山梅林中的神秘吹箫女子来作铺垫。物语卷二·二九萧女首次出场，便是以梅花为背景：

天色渐至暗下来，万籁俱寂里箫声愈发清朗。扑面而来的梅香，几乎不能呼吸。弁少将感觉被香气吸了进去，无法挪步。不觉已进入房内，吹箫女子却并无诧异之色。只是屋内光线太暗，萧女的神态并不能看清……[注]萩谷朴訳注：《松浦宮物語》，東京：角川文庫，1984年，第75頁。本文所引物语文本，在未特别注明的情况下，均引自该校注本，由笔者自译。

之后凡是萧女出现的场景，几乎都以梅花为背景，尤其是卷二·三一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宫中一个梅花吹雪的夜晚，萧女在月光中突然来访的场景，梅花的凌寒傲雪、不为尘劳，似乎暗示着萧女的高雅隽逸。物语中萧女与弁少将幽会共有五次之多，但所有对于她的描述都极为模糊与暧昧，“看不清(見えず)”“沉默不语(言ひいづることばもなし)”等词汇反复出现。萧女的容貌、声音总是处于朦胧里，她绝不透露身份，每次约会后便踪影难觅。弁少将怨恨道：“莫非你是传说中的巫山之云、湘浦之神？”[注]萩谷朴訳注：《松浦宮物語》，第75頁。这里借用巫山神女、潇湘女神的典故，表现萧女行踪之神秘，为后文将萧女与邓皇后合为一人提供了可能。作者还不断地抛出各种线索，如卷三·三 弁少将与萧女第一次幽会之后，隔日上朝靠近邓皇后时，越发觉得美艳不可方物的邓皇后与萧女有几分相似，这为下文揭示二者实为一人埋下伏笔。

萧女最后一次出场时，留下一枝牡丹作为线索，声称待弁少将找到牡丹枝时，便是她隐身所在。萩谷朴认为，萧女以“牡丹枝”为信物，约定弁少将去寻她的这种构思，可能来自李白《清平调》“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的诗句。另外，物语卷三·四一《牡丹枝》的章节名，也是来自李白诗中的“一枝浓艳”。[注]萩谷朴：《松浦宮物語作者とその漢学的素養(上)》，《国語と国文学》1941年8月第18号，第29頁。李白《清平调》词三章，写于开元中唐玄宗与杨贵妃夜游赏牡丹之际，尽管《松窗杂录》中的记载不乏虚构[注]详见李濬《松窗杂录》：“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牋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收录于《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但牡丹无疑于此时以极辉煌的姿态进入中国诗歌领域。李白借花喻人，以牡丹之大气雍容、艳压群芳喻杨贵妃，语语浓艳，字字流葩，成就了千古名作，牡丹也一跃而成为国色天香。需知唐朝之前，牡丹不过是生长于山野的杂草而已。欧阳修考牡丹史说：“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已后，洛阳牡丹始盛。”[注]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杨林坤编著：《牡丹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8页。在《清平调》中，李白将牡丹比作美人，比作巫山神女，令人魂牵梦绕。这一构想被反向替换在《松浦宫物语》中，即将美人萧女比作牡丹，她来去无踪影，恰如巫山神女一样神秘，令少将思之断肠。

至此，萧女作为邓皇后“替身”的作用完结，接下来的卷三·四三《牡丹证》讲述邓皇后借赠牡丹枝表明身份。其时，遣唐使即将归国，弁少将与幼帝、邓皇后叙离别之语，皇后忽然道：

“将一枝本不属于这时节的牡丹，怜惜珍藏至今，怕是有些奇怪了吧？”言毕，命侍女捧出一枝娇艳欲滴的牡丹，色泽鲜艳宛如刚摘下枝头。[注]萩谷朴訳注：《松浦宮物語》，第106頁。

这正是萧女嘱托弁少将寻找的牡丹枝。此处写法颇有薛涛《牡丹》诗之趣，薛诗有“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一句，正是将牡丹视为别后重逢的情人，用花传情，将花人同感、相思恨苦的诗情底蕴勾勒了出来。另外，弁少将从萧女处求得的牡丹，在遇见邓皇后的刹那，“牡丹自身的香气好像渐渐消失了，花蕊中却已完全是邓皇后身上的香味了”，[注]萩谷朴訳注：《松浦宮物語》，第106頁。因此弁少将感叹道：“原以为世间再无牡丹之色香者，但又有何种草木能被误认为是此花呢？”[注]萩谷朴訳注：《松浦宮物語》，第106頁。一语道破唐皇后身份的特殊性，至此牡丹之谜既解，花人合一，萧女与邓皇后合为一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次来看物语如何借鉴《梅妃传》的植物书写影射玄宗朝故实。梅妃其人，不见于正史，今本《梅妃传》为宋人作品，撰者不详。鲁迅认为梅妃是个虚构的人物，因此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梅妃传》列为“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之类。“盖见当时图画有把梅美人号梅妃者，泛言唐明皇时人，因造此传，谓为江氏名采蘋，入宫因太真妒复见放，值禄山之乱，死于兵。”[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9页。《梅妃传》以“梅”之清雅赋予传主，称其“姿态明秀”，喜“淡妆雅服”，所居栏槛遍植梅树，玄宗因称其“梅妃”。梅妃形象在中日文学中都不乏案例，如明代传奇剧《惊鸿记》便是根据《梅妃传》演绎而成。日本作家井上靖一仍其意，著有《杨贵妃传》一书，专述杨贵妃与梅妃争宠之事。要注意的是，梅妃形象是在杨贵妃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我们谈论梅妃，就不能忽略天宝年间“安史之乱”这一历史语境。《松浦宫物语》中的“燕王之乱”，来源于物语作者藤原定家对“安史之乱”的重构，其中投射着定家这一代知识人身处乱世的战争记忆，尤其是“源平争乱”带来的精神影响。因此，《松浦宫物语》也被视为日本战记物语的嚆矢之作。

总之，在那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安史之乱”不仅给唐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也给日本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随着《长恨歌》在日本的深度受容。《长恨歌》的故事实在包含了太多华丽浪漫的因素，宫廷风情、帝王生活、权力斗争、胡人兵变，以及美貌、恋情和悲惨的死亡。在《松浦宫物语》成书的时代，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早已为日本贵族所耳熟能详，但梅妃故事的化用尚无先例。《梅妃传》有一唐写本，为南唐藏书家朱遵度家所传，后长期湮没。今本《梅妃传》写定时间大约在12世纪中期，仅比《松浦宫物语》早五十年。[注]今本《梅妃传》写定时间大约在公元1143—1148年间，详见程杰《关于梅妃与〈梅妃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另据日本学者考证，《松浦宫物语》应成书于公元1189—1202年间，详见吉田幸一《松浦宮の成立年時と作者についての考説》，《平安文学研究》1959年7月(通号23)，第23頁。藤原定家是否接触过《梅妃传》，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定家特意使用梅花和牡丹来指代萧女和邓皇后，使人物与植物之间形成一种亲缘对应，且萧女、邓皇后与弁少将之间的三角关系，对应玄宗与杨、梅二妃，其借用《梅妃传》中植物书写的意图不能不说是很明显了。

《松浦宫物语》中的“牡丹”承担着三重功能。第一，对情节的粘连与润滑作用，是弥合人物身份与情节冲突的关键，也是将邓皇后和萧女这两个形象合二为一的重要工具。第二，借花指人、以花喻人。借玄宗朝以“梅花”和“牡丹”代指梅妃与杨妃的故实，以梅花写萧女，以牡丹写邓皇后，并赋予这一人物形象以“妖艳美”的特征。第三，以牡丹作为唐土的符号，将其作为大气恢弘的唐帝国的象征，但剥离了中国牡丹审美中“雍容富贵”的政治属性，主要渲染因恋情无法实现而带来的悲哀，强调牡丹的女性气质与异国情调。值得注意的是，《松浦宫物语》中的牡丹审美，深深植根于平安朝牡丹接受史中这一事实。

二

藤原定家汉文日记《明月记》中，明确记载了其宅邸种植牡丹的情况。如《明月记》宽喜元年(1229)五月五日记事：“牡丹花盛开。此花逢端午日，年来不见之”。[注]藤原定家：《明月記》，東京：國書刊行會，1912年，第97頁。藤原定家自贞应年间(1222—1223)至去世，都住在一条京极第，可知牡丹已种植于其宅邸。日记中言牡丹“年来不见之”，约略可知这一时期牡丹在日本仍属珍贵植物。《明月记》其后仍有多处记载，如《明月记》宽喜元年(1229)四月十五日记事：“折牡丹花一枝，供于佛前”。[注]藤原定家：《明月記》，第96頁。如天福元年(1233)三月二十八日：“天晴，牡丹盛开”，[注]藤原定家：《明月記》，第343頁。同年三月三十日有：“风雨之景气无春尽之色，损枝绿树之中牡丹独盛开”。[注]藤原定家：《明月記》，第344頁。这些独特的观察与记录，足见定家本人对牡丹的喜爱。那么，牡丹究竟于何时舶来日本，又如何进入日本文学谱系，兹略作考述。

牡丹并非日本原产，而是从中国舶来的植物，但究竟始于何时，说者不一。“牡丹”二字最早可见的文献是《出云国风土记》(733年)意宇郡条：“凡诸山野，所在草木，有……五味子、黄芩、葛根、牡丹……。”[注]松本直樹注釈：《出雲国風土記》，東京：新典社，2007年，第116頁。但《风土记》研究者后藤藏四郎指出，这里的“牡丹”应属毛茛科，而非今日庭园之观赏花卉，因中国赏玩牡丹始于唐朝开元年间，牡丹渡来日本应在唐朝之后。因此《风土记》中的牡丹应是一种草牡丹。[注]後藤蔵四郎：《出雲国風土記考証》，東京：大岡山書店，1926年，第73頁。整个有唐一代，日本文献中再没有任何关于牡丹栽培的记录。日本有空海携牡丹种子归国一说，但其实并没有史料支持。尽管在遣唐使往来最为频繁的时期，恰是唐长安城“一城之人皆若狂”奔走赏玩牡丹之际。李肇《唐国史补》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徐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注]详见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赵璘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6页。在唐贞元(785—805)、永贞(805)、元和(806—820)年间，赏玩牡丹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段时间恰逢日本宝龟度(779年)、延历度(804年)、承和度(838年)遣唐使渡唐，不难想象橘逸势、空海、最澄、圆仁、常晓、圆载等活跃于长安的日本人，目睹唐人贵尚牡丹的风俗。

10世纪初，日本的本草文献开始记录牡丹。如深根辅仁《本草和名》(918年)云：“牡丹，一名鹿韮，一名鼠姑，一名百两金(出苏敬注)。……和名布加美久佐，一名也末多知波奈”。[注]深江輔仁：《本草和名》，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 第30輯下 雑部》，東京：続群書類従完成会，1976年，第390頁。文中“出苏敬注”乃指唐朝苏敬在《新修本草》中的注解，醍醐天皇在《延喜式》中云：“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可知日本早期本草文献受中国影响之深切。深根辅仁对牡丹施以和名训读，一为“布加美久佐”，旁记注音“フカミクサ”；一为“也末多知波奈”，和名为“ヤマタチバナ”。在本草学中，名与物的对应关系潜在着的变化非常普遍，更何况要在跨语言的范畴内讨论这一问题，因此青木正儿说：“对于名物学者来说，本草学是一个珍贵的宝库。可是，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研究时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动植物的汉名相当于什么样的和名的问题。”[注]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外一种)》，范建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1页。他由此推崇深江辅仁的《本草和名》，指出这是我们不得不借助的日本先贤的著作。 “也末多知波奈(ヤマタチバナ)”在《万叶集》中曾多次出现[注]详见《万叶集》第669、1340、2767、4226、4471番歌。，但都被译为“山橘”，因此有学者认为《万叶集》中的“ヤマタチバナ”其实是薮柑子的一种古名，因其根部与用来入药的牡丹根相近，对于没有见过牡丹实物的日本人来说，可能会因此将牡丹误训为“ヤマタチバナ”。[注]橋田亮二：《牡丹百花集：ボタン観賞への誘い》，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6年，第62頁。其后，平安中期儒者源顺在编纂汉文辞书《和名类聚抄》时，对牡丹施以训读时就删除了“ヤマタチバナ”，仅保留了“布加美久佐”。其《和名类聚抄》云：“牡丹，本草云牡丹。一名鹿韮。举有反，和名布加美久佐”。[注]详见《倭名類聚抄》卷10草木部草类牡丹条。源顺：《倭名類聚抄》，京都：臨川書店，1987年，第467頁。源顺江户时期学者狩谷掖斋在《笺注和名类聚抄》(1827年)中曾对源顺的做法提出质疑：

源君以本草牡丹误为赏花牡丹，故列之女郎花瞿麦之下、金钱花萱草之上，虽知也末多知波奈是百两金，非赏花牡丹，删之。然未知布加美久佐亦为所谓吴牡丹，存之而不削，皆误。后世歌人或咏牡丹为布加美久佐者，皆袭源君之误也。[注]狩谷棭斎：《箋注倭名類聚抄》(第10巻)，印刷局，1883年，第16—17頁。

狩谷掖斋认为，源顺之所以删除“也末多知波奈”，是因为他已知今日之赏花牡丹与本草牡丹原是两种植物，但源顺没弄清楚的是“布加美久佐”俗称“吴牡丹”，仍属于薮柑子及其近属物种的别名。因为源顺之影响，后世日本文人皆以“布加美久佐(フカミクサ)”咏牡丹。然而，江户时期学者曲亭马琴在《南总里见八犬传》中对牡丹作注时，提出了不同见解：“牡丹，上古大皇国无。延喜天历时，经渤海国商船渡来。渤海国称‘フカミ’之故，牡丹和文名称为‘フカミクサ’。崇德帝时始有咏牡丹歌。”[注]曲亭馬琴：《南総里見八犬伝》，小池藤五郎校訂，《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24巻，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271頁。马琴认为，日本将牡丹训读为“フカミクサ”是受渤海国的影响，这与狩谷掖斋的观点，因“草生林丛中，故名布加美久佐”显然相异。

10世纪末至11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牡丹种植于寺院的记载。如《蜻蛉日记》天禄二年(971)六月，藤原道纲母到鸣德般若寺的场景：“进寺之后，先入僧坊。向外望去，庭院前扎了一圈篱笆，院中长满了不知名的草花。牡丹盛期已过，花落枝疏地立在那里。脑海中反复地浮现出‘花开一时’的歌句。心里感到悲凉。”[注]藤原道綱母：《蜻蛉日記》，今西祐一郎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89年，第138—139頁。但也有学者质疑文中“牡丹”可能只是龙胆草，详见布村浩一《「牡丹」考——「くたに」に注目して》，《立正大学国語国文》(47)，2008年， 第49—57頁。《荣华物语》(1028—1092年)描写藤原道长法成寺的阿弥陀堂：“堂前有池，池边回廊高悬，廊下植栽有蔷薇、牡丹、唐抚子、红莲花。每逢诵佛，至堂前观赏，心似已至极乐之境。”[注]《栄花物語》，松村博司、山中裕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76巻，東京：岩波書店， 1965年，第87頁。另外，11世纪日本也出现了牡丹花纹的器物和织物，如现藏于爱知县陶瓷资料馆的“牡丹纹经筒外容器”[注]平安末期末法思想盛行，当时贵族将佛经藏于容器内埋藏，这类容器即为经筒。详见爱知县陶瓷资料馆收藏http://www.pref.aichi.jp/touji/collection/06/collection/01.html。，及醍醐寺唐绫藏品“萌葱地牡丹唐草山茶花纹绫”[注]河添房江：《源氏风物集》，丁国旗、丁若依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221页。，它被用于院政时期国宝山水屏风的内衬，由此可知平安末期牡丹已进入贵族生活世界。

大约成书于12世纪的《作庭记》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庭园文献。据《作庭记》异抄本《山水抄》之“前栽项”记载，在不附园池的小型宅邸内修筑庭园时，应采用“前栽法”，即靠近筑地塀之处种植高大型花草，在其前方种植“桔梗、女郎花、牡丹”等植物。[注]小林文次：《「山水抄」について》，平安博物館：《日本古代学論集：古代学協会創立25周年·平安博物館開設10周年記念》，京都：古代学協会， 1979 年，第337頁。据此可知，牡丹至少在12世纪已广植于日本庭园。我们还可以选取这一时期的公卿日记来佐证。据《玉叶》承安二年(1172)四月二十日条记载：“右大臣兼实，呈法性寺牡丹献与法皇。”[注]九条兼実：《玉葉》，東京：国書刊行会，1907年，第199頁。《玉叶》是九条兼实(1149—1207年)四十余年笔耕不辍的日记，是解读平安末期政情的一级史料，据其日记可知法性寺种植有牡丹的事实。

问题是，为何遣唐使时代没有牡丹传入，直到12世纪左右才大量舶来日本？笔者以为，原因有二：其一，从传播源头看，两宋时期中国牡丹栽培技术及谱录学的发达。唐朝末年，战乱频仍，长安城渐成废墟，曾经在皇家园林尊贵一时的牡丹，却在此间隙流向民间。至北宋时期，民间的牡丹育种与栽培技术已日臻成熟，涌现出大量新品种。另外，宋朝至少有十七部左右的牡丹谱，[注]久保辉幸：《宋代牡丹谱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1月第29号，第46—60页。最著名的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约成书于宋景祐元年(1034)，北宋时有刻本广泛流传于士大夫之间。李约瑟曾高度评价过这批植物谱录文献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艾朗诺则从思想史的角度肯定了“欧阳修及其后士人关于牡丹鉴赏的写作，体现出宋代士人在文化上的创新与勇敢。”[注]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杜斐然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2页。至南宋，周必大(1126—1204年)主编《欧阳文忠公文集》(1196年)问世，其中“居士外集”收入欧阳修牡丹花谱，并很快传入日本。

其二，从传播媒介看，宋日贸易[注]所谓宋日贸易，是指从宋商初现于日本的公元978年，至南宋时期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贸易港口先后被元朝占领的1277年。详见森克己：《日宋貿易の研究 新訂》，《新編森克己著作集》第1巻，東京：勉誠出版，2008年，第39—40頁。的繁荣带来了牡丹及其栽培技术的东渐。两宋时期，在日本状似森严的锁国政策之下，赴日宋商却在东亚海域悄悄活跃起来。宋商将大量书籍、药材、瓷器、香料、染料及金属等输入日本，这些舶来品很快就为日本贵族阶层所争相稀罕。尤其是到了11世纪后期，宋神宗(1048—1085年)为缓解国防与财政危机，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启用王安石颁布一系列新法，积极推动海外贸易。此时日本的海禁政策也一再松动，庄园政治到达顶峰，拥有豪华庄园、过着奢侈生活的贵族们，急需中国舶来的高级货物。宋日贸易带动了大量的唐物进入日本，由宋朝输入日本、高丽的物品清单中，不时有奇花异草的记载。[注]可参考森克己关于日宋贸易品的研究，详见森克己：《日宋貿易の研究 続続》，《新編森克己著作集》第3巻，東京：勉誠出版，2009年，第115—117頁。室町末期编纂的类书《尘添壒囊钞》(1532年)卷九《芍药事》记载了牡丹舶来的趣事：“木芍药，木牡丹也。……丽牡丹此土未渡。宋人秘藏也。”说明舶来日本的牡丹品种无法与宋朝媲美，因为宋人将希贵品种偷藏了起来。

三

承上所述，牡丹在12世纪左右开始广植于日本贵族宅邸及寺院，这一时期恰是《松浦宫物语》成书前后。不难想像，牡丹作为中国舶来的珍贵植物，自然容易成为异国情调的象征符号而进入文学书写系统。但在文学创作中，物质的传播固然能为书写提供审美客体，但传世文献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尤其是考虑到平安朝文学史上这座赫然壁立的高峰——《白氏文集》，几乎是所有平安朝文人都无法逾越的存在，藤原定家当然也不例外。《松浦宫物语》物语卷三·四一《牡丹枝》部分，便是化用白居易《牡丹芳》诗句铺衍而成。

过二十余日，御苑的牡丹依然姹紫嫣红。到底是在唐国的缘故吧，赏牡丹的盛景真是无与伦比的壮观。(弁少将)见这牡丹生得甚为华丽妖艳，便手折了一枝归宅。[注]萩谷朴訳注：《松浦宮物語》，第99頁。

《牡丹芳》是白居易咏牡丹诗中最长的一首，该诗作于元和四年(809)长安，诗序云：“美天子忧农也”，也就是委婉地劝谏。全诗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极写牡丹之秾丽，如化工肖物，诗至“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时到达顶峰，之后突转至“美刺兴比”。引文“唐国赏牡丹的盛景真是无与伦比的壮观”，显然是对《牡丹芳》“一城之人皆若狂”的演绎，目的在于通过对唐人赏习牡丹风俗的渲染，以增强物语的异国氛围。而关于唐人赏牡丹之习，陈寅恪在对《牡丹芳》的笺注中指出，“白公此诗之时代性，极为显著，洵唐代社会风俗史之珍贵资料，故特为标出之如此。”[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46页。藤原定家可能正是通过《牡丹芳》，对唐代长安城的赏牡丹盛事进行了铺陈演绎，从而虚构出了一种浪漫、繁华的唐土景观。

这段引文中需要注意的是关于“二十余日”的暧昧性问题。萩谷朴注释本为“弁少将十八岁那年的四月二十日左右”[注]萩谷朴的注释显然是从《松浦宫物语》的书写结构出发，考虑到卷三第41章与其后第42、43章开篇的对应关系，将三章的开篇分别注释为“四月二十日后”“入五月”“六月十日以后”。详见萩谷朴訳注：《松浦宫物语》，第99頁。，认为这里应指具体的时间，但樋口芳麻吕校注为“经过二十余日(廿日あまりになりて)”[注]樋口芳麻呂校注：《松浦宮物語》，《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40，東京：小学館，1999年，第113頁。，认为应是指一段时间，蜂须贺笛子也解释为“二十余日(廿日頃になって)”[注]蜂須賀笛子校：《松浦宮物語》，東京：岩波書店，1935年，第119頁。，笔者以为此处理解为“二十余日”更合理。理由是，牡丹在日本古典和歌中又称“二十日草”，作为著名歌人的藤原定家不可能不熟悉这一典故。为了深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来追溯一下“二十日草”作为牡丹别名的形成过程。

日本文人对牡丹的吟咏始自菅原道真，其契机则是受白居易咏牡丹诗及唐代观赏美学的影响。唐人赏牡丹之习既盛，故多咏牡丹之诗歌。《全唐诗》收录了五十多位作家百首咏牡丹诗，白居易一人独占二十四首[注]其中讽喻诗6首，有《白牡丹(和钱学士作)》《邓鲂、张彻落第诗》《伤宅》《秦中吟·买花》《叹鲁二首》《牡丹芳》。感伤诗3首，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秋题牡丹丛》《和元九悼往》。律诗14首，有《见元九悼亡诗因以此寄》《重题西明寺牡丹》《微之宅残牡丹》《白牡丹》《惜牡丹花》两首、《移牡丹栽》等。另有《牡丹》(绝代只西子)收录于《文苑英华》。，为唐人咏牡丹诗之冠。白居易通过状物、抒情与讽喻三种诗歌范式，赋予了牡丹一种独特的文化品格，这种审美趣味通过《白氏文集》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也进入到了平安贵族的植物审美中。仅就现存资料来看，菅原道真的《法花寺白牡丹》是日本最早咏牡丹的汉诗：

色即为贞白，名犹唤牡丹。嫌随凡草种，好向法华看。

在地轻云缩，非时小雪寒。绕丛作何念，清净写心肝。[注]详见《菅家文草》第257首。菅原道真：《菅家文草 菅家後集》，東京：岩波書店，1966年，第306頁。菅原道真另有一首《牡丹》：“不知何处种，喜见牡丹花。带雨倾临架，随风引亚沙。岂攀尘容苑，当断玉仙家。朗咏丛边立，悠悠忘日斜。”菅原道真：《菅家文草 菅家後集》，第423頁。

该诗大约作于日本仁和二年(886)至宽平二年(890)之间，菅原道真时任赞岐国司，在参拜境内法花寺时，吟咏寺内白牡丹之清洁宁静。道真汉诗对白牡丹孤高自赏的赞叹，系化用白居易两首《白牡丹》诗而来——白诗其一有“素华人不顾，亦占牡丹名”，其二云“白花冷澹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这种用例显然是继承中国传统的植物“比德”审美，以色泽素雅的白牡丹自喻诗人孤高的精神品格。

日本吟咏牡丹的汉诗，至院政末期的《本朝无题诗》中急剧增多，而这一时期恰逢牡丹在日本庭园种植开来。从菅原道真到《本朝无题诗》成书，日本人没有创作以牡丹为素材的汉诗，填补这段空白的是《千载佳句》和《和汉朗咏集》[注]《千载佳句》六首(441·646·647·648·649·678)，参考大江維時编纂：《千载佳句》，宋红校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分别见第63、97、98、102页。《和汉朗咏集》两首(666·709)，分别是白居易《牡丹芳》和《别后寄美人》。参考川口久雄、志田延義校注：《和漢朗詠集 梁塵秘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73巻，東京：岩波書店，1965年，第221、233頁。中收录的牡丹诗句，且基本是以白居易诗歌为中心。《本朝无题诗》(1162—1164年)中收录的牡丹诗，也无一不受白居易的影响。如藤原通宪《赋牡丹花》直言以“白氏古篇”为草本，诗云：

造物迎时尤足赏，牡丹栽得立沙场。卫公旧宅远无至，白氏古篇读有香。

千朵露熏幽砌下，一条霞耸废篱傍。若非道士投龙脑，定是美人忘麝囊。

唯惜飘飖风底色，不堪二十日间妆。[注]原诗见《本朝无题诗》植物部第52首。详见《群書類從第九輯·文筆部》收录《本朝無題詩》，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60年，第9—10頁。

其中“白氏古篇读有香”即指白居易《牡丹芳》，诗中三处划线部分别是对《牡丹芳》“卫公宅静闭东院”“当风不结兰麝囊”“花开花落二十日”等诗句的化用。白居易《牡丹芳》在“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时到达顶峰，之后开始了美刺。藤原通宪《赋牡丹花》诗却在“二十日间妆”处戛然而止，这种轻讽刺的化用方法，与日本平安朝文人喜欢白居易感伤诗、闲适诗的倾向是一脉相承的。

牡丹作为和歌素材，大抵也是在院政时期确定下来的，但与汉诗白描牡丹或赋予牡丹“比德”的品格不同，和歌对牡丹颜色之瑰丽、香气之销魂和姿态之诱人的描写明显缺少，歌人们普遍攫取《牡丹芳》中“花开花落二十日”这一时间意象，以“二十日草”借代，专写牡丹从盛开至凋落过程之迅速，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生命盛极而衰的共鸣。似乎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都可以纳入“花开花落二十日”这一短小的缩写之中。牡丹始现于日本和歌是在《经信集》，但最有影响的却是敕撰和歌集《词花集》(1151年)卷一春部所收藤原忠通(1097—1164年)[注]藤原忠通是平安后期公卿，摄政藤原忠实长子，官至从一位摄政关白太政大臣，世称法性寺殿，擅长歌道、书道、汉诗。咏歌，其歌云：

花开花落间，日日长相伴花眠，旦夕二十日。[注]原文：咲きしより散りはつるまでみしほどに花のもとにて二十日へにけり。详见藤原顕輔：《詞花和歌集》，工藤重矩校注，佐竹昭広等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9巻，東京：岩波書店， 1989年，第233頁。

这首歌附歌序云：“新院在位之日，令吟咏牡丹花”，这里的“新院”指退位后的崇德天皇，自保安四年(1123)至永治元年(1141)在院政位，热心和歌，是院政歌坛的中心，《词花集》正是由崇德院敕令藤原显辅编纂而成。在藤原忠通咏牡丹歌之前，《绮语抄》和《奥义抄》所收古歌中也有“ふかみくさ”用例，且《奥义抄》曾给古歌本文作注曰“ふかみくさ，牡丹也”[注]鈴木德男:《『詞花集』の「牡丹」について》，《和歌文学研究》1991年4月(通号62)，第20頁。，但忠通咏歌并没有使用“ふかみくさ”指牡丹，而是特别使用了“二十日草”这一意象。关于这一问题，藤原显昭注释为：“文集牡丹芳云，花开花落二十日云云，此心也”，一语道出忠通咏歌的歌心来自《白氏文集》中的《牡丹芳》。以藤原忠通的牡丹咏歌为契机，牡丹作为和歌题材开始出现在“公”的场合。因为忠通在院政时期政坛、和歌领域的双重影响，牡丹又被借代称为“二十日草”，与“ふかみくさ(深见草)”一起成为后世和歌的重要意象。

“二十日”作为牡丹由盛而衰的哀婉象征，在日本古典和歌中有诸多用例。如《词花集》编纂者藤原显辅之子藤原重家(1128—1181年)，撰有私家集《重家集》，其中一首牡丹和歌云：

倏忽二十日，瞬间不离深见草，花开又花落。[注]原文：二十日まで露もめかれじ深見草さきちる花のおのが色々。详见藤原重家：《重家集》，谷山茂、樋口芳麻呂編：《未刊中古私家集》，東京：古典文庫，1963年，第112頁。

这首歌与忠通和歌一样，都借用了白居易《牡丹芳》中的“二十日”意象。这首歌作于二条天皇初期的内里歌会上，因“深见草”之“深”可与情深谐音，一语双关，牡丹也因此被作为恋歌意象使用，多哀伤缠绵。藤原定家《每月抄》说：“要知道和歌是日本独特的东西，在先哲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到和歌应该吟咏得优美而物哀。”[注]藤原定家：《每月抄》，王向远译：《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古代卷 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日本和歌以“二十日”这一描述花期的时间意象指代牡丹，且不论其是一种有意或是无意的选择，选择的标准也不一定容易全面领会，但作为最核心的原因，可以指出牡丹在花色(娇艳)、花香(浓郁)、花态(硕大)方面给人视觉及味觉带来的强烈冲击，与和歌“美”而“哀”的抒情感觉来说，容易产生一种不和谐感。另外，从日本语的语言特征来看，很少用既物性、具象性的比喻来白描事物，因为“这容易使人产生通俗性、幼儿性的感觉”[注]松浦友久：《唐诗语汇意象论》，陈植鄂、王晓平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5页。，因此与汉诗描写牡丹的明确化、限定化相比，和歌用“二十日”借代牡丹，恐怕是日本歌人追求朦胧化、非限定化的心理在起作用。牡丹在日本古典和歌中一旦被赋予“物哀”的色彩，便容易作为稳定的表现形式而为后世继承。

四

毫无疑问，《松浦宫物语》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三分之二以上章节以唐土为舞台，因此物语中的唐土问题一直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池田利夫[注]池田利夫：《見ぬ唐土の夢——『松浦宮物語』を中心に》，《国文学》1981年12月第16号，第85頁。、三角洋一[注]三角洋一：《唐土にたたずむ貴公子たち》，齋藤希史：《日本を意識する》，東京：講談社，2005年。、塩田公子[注]塩田公子：《浜松中納言物語と松浦宮物語——唐国らしさをめぐって》，糸井通浩、高橋亨編：《物語の方法：語りの意味論》，京都: 世界思想社， 1992年。、龟田慎[注]亀田慎：《『松浦宮物語』における唐土—先行する物語·説話との比較から》，《創価大学大学院紀要》2012年3月第34号，第397—414頁。、神尾畅子[注]神尾畅子：《松浦宮の唐土女性：月光と女性美》，《学大国文》2002年3月第45号，第39—50頁；神尾暢子：《松浦宮の女性美—桐壷更衣と楊貴妃》，《日本アジア言語文化研究》2000年3第7号，第1—19頁。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有过讨论。从先行研究来看，《松浦宫物语》中的唐土形象可分三个层面：其一，是对平安朝物语中唐土观的继承，即以“月”和“琴”构成主旋律的浪漫唐土。其二，是爆发战乱和政治争斗的历史唐土，物语以“安史之乱”为原型，其描写却是来自“源平争乱”的现实记忆。其三，是具有高唐神女色彩的谜一般的女性唐土，以梅花和牡丹为符号，传递出一种华丽妖艳的异国形象。本文仅就第三种唐土形象——“以牡丹为乌托邦唐土的符号”这点进行补充。

平安末期，随着武家势力的抬头与政情的复杂化，平安京沦为权力角逐的战场，公卿贵族在对乱逆之世的不断哀叹中，开始创作以唐土为政治乌托邦的拟古物语，“遣唐使物语”由是兴盛。《松浦宫物语》是日本遣唐使物语中的集大成之作，早期的“遣唐使物语”如《宇津保物语》《滨松中纳言物语》等，无一不出自贵族文人之手，这些物语在描述中国历史、地理的场合谬误百出，但在将中国塑造成一个高雅、浪漫、神秘的理想乐土方面，构想却惊人的一致。佐野正人通过分析藤原定家所生活的时代，指出当时整个贵族社会和僧侣阶层对中国都抱有一种热切的渴望，佐野氏特别列举源实朝和明惠两人意欲渡唐的例证，说明《松浦宫物语》诞生的新古今时代，浮动于整个日本社会的对唐土的憧憬，无疑是酝酿乌托邦唐土形象的文化土壤。[注]佐野正人：《『松浦宮物語』論——新古今時代の唐土》，《日本文芸論叢》1990年第8号，第23頁。

物语之所以选取牡丹作为唐土的象征符号，与定家书写唐物的手法有关。《松浦宫物语》中出现了极多的唐物，然而在定家描写唐物时，明显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对照。如卷二·二八《梅里逍遥》关于“箫”的描写：

我国称之为筚篥的乐器，在这个国家称为箫，对其音色本来并非有特别的好感，然而到底是地域不同的缘故，此处听来却是无与伦比的优美。听闻“古时有位皇女(弄玉)，正是吹着箫升天而去”，便忍不住被这声音打动而流下泪来。[注]萩谷朴訳注：《松浦宮物語》，第73頁。

引文以日本对“箫”的命名和喜好为基准，引用汉籍中“弄玉吹箫”的典故来说明中国的“箫”。这种描写唐物的手法在物语中俯拾皆是，物语但凡涉及唐物的场合，多会出现“我国(わが国)”“本乡(本郷)”“日本”之类的词汇，相对应的以“唐土(もろこし)”“此国(この国)”来指称中国，由此可知作者对于唐土的 “他者意识”是自觉且鲜明的。因此，为了增加物语的异国色彩，作者会特别选取那种“他者形象”识别率高——即最能代表中国形象的物质来突出描绘，而牡丹无疑是最能代表整个盛唐气象、表现长安都市繁华的典型植物，这种观念在平安朝贵族世界很是普遍。如《枕草子》描写了藤原道隆没落之后，中宫定子移居至小三条宅邸时的情形。左中将谈起中宫那边时说，女官们的服装，无论是下裳或是唐衣，都与季节相应，并不显出失意的形迹，觉得很是优雅。尤其是“露台之前栽植的牡丹，颇有一些唐土风味。”[注]清少纳言：《枕草子》，林文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与同属中国舶来植物的“梅”“菊”不同，牡丹在日本文化中是最具异质性的一种舶来植物。原因之一，梅、菊早在奈良时代已传入日本，《万叶集》中咏梅和歌有一百一十九首，居“万叶植物榜”第二。相较之下，牡丹传入日本的时间，已是日本国风文化自觉、独立与成熟的时期。原因之二，“梅”“菊”早在中国六朝诗文中，就被赋予人格化的理想，并形成了稳定的艺术内涵，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象征。受中国六朝诗文浸润的日本古代文人，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植物书写的诗学策略。在中国文化中，花木因天地所赋不同，也有高下之分，故中国文人喜赋名花以“风骨”。“梅”，不与百卉并盛衰；“菊”，不求闻达于俗世。因此“囿于儒家和佛教关于感官愉悦的训诫，中国文人对梅兰竹菊等植物的审美书写显然要比牡丹容易得多， 牡丹的华贵及其硕大花朵显示出视觉上的炫耀和嗅觉上的诱惑，它的人格象征与女性有关，往往容易跟女性的情色和诱惑联系在一起。”[注]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第83页。牡丹花容端妍、殿春而开，容易与女性产生联想，故日本中世文献中的牡丹也多与“唐土”“异国”“神秘”“女性”这些词联系在一起。

最后，从白居易诗文对定家产生影响的角度来考察“牡丹”这一部分文本，就不能不关注物语结尾部分的省笔与伪跋。《松浦宫物语》卷三·五一以“省笔”的方式戛然而止：“原本这样记载：物语末尾部分绳线腐朽，故脱落散佚。”[注]萩谷朴訳注：《松浦宮物語》，第102頁。情节至此不了了之，之后便是卷三·五二的“伪跋一”：

此物语乃上代之物，和歌和文章均别具一番古雅风韵。然自蜀山蒙尘部分之后，却是今人自作聪明的改作，不合章法之处满目皆是。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呢？这或许正如唐人在《寝间》所言，假亦有假的有趣之处。

贞观三年四月十八日，染殿院西止笔。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注]萩谷朴訳注：《松浦宮物語》，第102頁。

《花非花》这首诗在白居易的所有诗歌中比较特殊，就在于它并非是明白晓畅的，而是朦胧的、含混的、暧昧的、欲说还休的。诗歌借用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中关于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典故，以“春梦 ”“雾”“朝云”等意象，将男女欢爱描写的隐曲含蓄、缥渺妩媚，兼之意象之间又故意省略衔接，显示出极大的跳跃性，因此显得朦胧精致、余蕴无穷。《松浦宫物语》以此做结尾，为物语所追求的“余情妖艳”更增添了一种朦胧的美感。同时，“花非花”又一语双关，对文中的牡丹与美人原为一体作了最好的诠释。最后，卷三·五三“伪跋二”云：

此诗所言不虚。然而曾邂逅倾城倾国的美人亦不动心的白居易，为何会留下这样的诗句，很是让人费解。恐怕唯有唐土，才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雾”的存在吧。[注]萩谷朴訳注：《松浦宮物語》，第103頁。

物语最后以“唯有唐土，才会有‘雾’一般神秘的美人存在”来为唐土定性，由此可见《松浦宫物语》不仅是在诗句上借鉴《白氏文集》，在创作思想以及对唐土的观念与态度上，也深受白居易的影响。《松浦宫物语》成书的年代，中国已由唐易宋，但物语似“不知有宋”而专写《长恨歌》时代的唐土，这种模糊时间观念的手法充分体现出乌托邦文学的特征。“因为乌托邦是不变的完美社会，其完善的社会状态既不允许衰退，也不需要改进”。[注]张隆溪：《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张隆溪：《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定家才会特别选取白居易诗歌中的“雾”“梦”“朝云”“花”等意象，来遥想大唐盛世，将已经消逝的长安的繁华面影封印在文字里，描述出一种古代末期日本人眼中的乌托邦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