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建构与情感认同——从《近世爱国志士歌》看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

盛 名孙洛丹

(1.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24;2.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列宁曾经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①列宁:《列宁全集》卷2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7页。世界观的形成一般由逻辑认知和情感体验两个层面构成，这两个层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挥着整体性的功能。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知识建构和情感认同共同导向的例子。作为晚清首任驻日公使馆文化参赞，黄遵宪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知日人士当中“对日本明治维新观察之早、时间之长、了解程度之深且影响之著者”，②戴东阳:《论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其所作《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也经常被研究者用来引证他对明治维新的观点和态度。其实不光是这两部冠以“日本”之名的著述，《人境庐诗草》中也收录了一些与明治维新相关的诗歌，《近世爱国志士歌》就是其中的代表，对这些文本进行综合解读可以深化我们对黄遵宪明治维新观的认识。此外，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近世爱国志士歌》不是单纯的就日本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的历史有感而发，而是黄遵宪在特定阅读之后的创作，文本的形成与他对蒲生重章《近世伟人传》的阅读有着非常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试图从互文关系出发，在重审《近世爱国志士歌》的基础上探讨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

一、《近世爱国志士歌》的文本生成

黄遵宪出使日本期间，曾与日本各界汉学家(不是现在意义的研究汉学的专家，而是写作汉诗文的学者)展开广泛交流，王韬在《日本杂事诗序》曾形象地描绘了黄遵宪等公使馆一行人到达日本后，所受到的众星拱月、风起云从的盛况:“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唱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③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页。蒲生重章正是这些急于求见的日本汉学家之一。

蒲生重章，字子闇，号褧亭，别号精庵、青天白日楼主人，他是幕末和明治时代著名的汉学者和诗人，对经学颇有研究，曾任议政官、史官、大学教授。蒲生重章与黄遵宪往来甚密，曾为黄遵宪校评《日本杂事诗》，拾遗补缺，而在其代表作《近世伟人传》中也经常能看到黄遵宪的序跋、点评和题字。①《近世伟人传》(仁集第五编上册)卷首就有黄遵宪的题字;蒲生重章在篇末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感慨之情诗中云“斯文未坠地，彬彬在乎人。谁其兴之者，维同盟诸君”，诗后转引黄遵宪的点评:“黄公度曰，煌煌大文足以支撑人道。使之不坠于地。凡有血气，皆宜钞一通置之座右。”蒲生重章:《近世偉人伝》(仁字集)五編上，自序第13—14頁。(早稲田大学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bunko11/bunko11_a1695/index．html)。

蒲生重章在《近世伟人传》中记述了日本近代“有伟功于中兴维新之际”的人物事迹，全书分为仁、义、礼、智、信五集，每集分为五编，每编分上下二卷，故整部《近世伟人传》共有五集二十五编五十卷，各编均有众多名士的题跋、批语、序言。然而实际上，蒲生重章在写作之初，并没有如此系统的计划。所谓“仁集”五编中，前四编在刊行之际分别以“初编”“二编”“三编”“四编”名之，唯独到了第五编，作者在“近世伟人传第五编例言”中写道:“今五编既已上梓，并十卷。夫十成数也，因合为一帙。续成每帙十卷，以仁义礼智信记帙号。”②蒲生重章:《近世偉人伝》(仁字集)五編上，例言第15頁。

关于“近世伟人传”之“伟”，蒲生重章也在《近世伟人传自序》中解释道:“欲网罗遗事而传诸后世，宁不招世之嗤笑，然幸得托伟人传名于后世，比世之侥幸躁进冒昧势利死而无关者或有别焉。抑传中有不可必称伟人者，然司马迁作滑稽传，若优孟摇头而歌优旃临槛疾呼，皆论之以为伟。且伟即奇也。”③蒲生重章:《近世偉人伝》(仁字集)初編上，自序第8頁。所以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书多记载幕末维新志士英勇慷慨之事迹，但题目中“近世伟人传”之“伟人”与我们惯常对该词的理解并不相同。按照蒲生自己的解释，他所谓“伟人”大概可以理解为“奇人异事”，但准之以“仁、义、礼、智、信”的分类，可见他此处借司马迁滑稽传之前例不免自谦，以“有伟功于中兴维新之际”作为选择标准，无论怎样的“奇人异事”也脱不去时代英雄的印记。

对于《近世伟人传》，黄遵宪曾认真习读，从其亲笔撰写跋语和点评即可窥见一斑。在礼集初编上卷，也录有黄遵宪与蒲生重章笔谈遗稿二页，蒲生在旁注曰:“黄公度尝喜读伟人传，一日过余于俎桥，促后编出。此系其笔语，今礼集成，而其国难以来，邈绝消息，为之黯然。”④蒲生重章:《近世偉人伝》(礼字集)初編上，題詞第11頁。在附上的笔谈记录中，黄遵宪问及蒲生重章《近世伟人传》和《近世佳人传》的进度。其实这部礼集初编刊行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底，此时距离黄遵宪离开日本已经有十几年了，并且此前一年爆发甲午战争，所以蒲生重章更多的用意似乎在于怀念。准确的说，考察黄遵宪的经历以及《近世伟人传》的题批状况，不难推断他对于《近世伟人传》的阅读只限于仁集的五编。

《近世伟人传》仁集五编共为141位志士立传，而黄遵宪从中选取若干，写入自己的《近世爱国志士歌》。两个文本中完全重合的人物有七位，分别是蒲生秀实、梁孟纬、佐久间启(象山)、月照、浮田一惠、黑川登几、佐仓宗五郎;此外同样被黄遵宪赞誉有加的高山正之、林子平、吉田矩方(松阴)尽管也出现在《近世伟人传》中，但并没有作为独立的中心人物被立传书写;而两者没有交集的是第一首山县昌贞以及第六首渡边华山。

今日共尊王，九原君知否?化鹤倘将来，摩挲柳庄柳。(山县昌貞)

草莽臣正之，望阙辄哭谒。眼枯泪未枯，中有杜鹃血。(高山正之)

怒鞭尊氏像，泣述山陵志。可怜默默齐，犹复不恤纬。(蒲生秀实)

拍枕海潮来，勿再闭关眠。日本桥头水，直接龙动天。(林子平)

文章亦小技，能动处士议。武门两石弓，不若一丁字。(梁孟纬)

锁港百不知，惟梦君先觉。到今鴂舌声，遍地设音学。(渡边华山)

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能知四国为，独君识时务。(佐久间启)

丈夫四方志，胡乃死槛车?倘遂七生愿，祝君生支那。(吉田矩方)

宁死不帝秦，意蹈东海死。当时互抱人，今亦骑箕尾。(月照)

手写御屏风，美哉犹有憾。君看红旗扬，神风扫夷舰。(浮田一惠)

鸡鸣晓渡关，鸟楼夜系狱。长歌招和魂，一歌一声哭。(黑川登几)

宗五汝宗五，呼天诉民苦。恨不漆头颅，留看民歌舞。(佐仓宗五郎)①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1—290页。

上引《近世爱国志士歌》共12首，收录在《人境庐诗草》第三卷中，每首诗集中歌咏一位“志士”，诗后附以长短不一的小注，介绍该诗所歌咏主角的突出事迹和背景信息。而之所以判断《近世爱国志士歌》与《近世伟人传》互文的证据之一，就是《近世爱国志士歌》相关诗歌后面的介绍性文字几乎原封不动来自于《近世伟人传》中的记载。比如以蒲生秀实为对象的第二首诗注云:“蒲生秀实，字君平，下野人。作山陵志，以寓尊王;作不恤纬，以寓攘夷。路过东寺，见足利尊氏像，大声数其罪，鞭之数百，乃去。上书幕府，几陷重法。由是自号默默斋，不敢论事矣。”②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第283页。而《近世伟人传》中的相关记述为:“尝上山陵不恤纬二书于幕府，有司谓其皆非布衣所宜言，却之。且议处之重法。会一钜儒为权贵所重者，辩解其无他，得免焉。君平自此不复言，号默默斋，以自警”，“尝路过东寺，见足利尊氏像，不堪忿忿，大声数其罪，鞭之数百”。③蒲生重章:《近世偉人伝》(仁字集)初編上，第3頁。

又如第六首是关于佐久间象山的，自注中交代了象山的生平，着重介绍了他精通西方军事技术及主张开港两个特点:“佐久间启，字象山，松代人。喜读西书，凡铳炮及筑垒造舰诸技，皆研究其术。尝创意制迅发铳，曰比旧法铳利三倍。当时萨、长、肥、土诸藩议防海者，多师象山云。为门人吉田松阴书策航海，事发，并下狱，久之乃释。时水户藩士结党连名，请宣布攘夷诏。象山独主开港，将上书诣山阶亲王陈其利害，为暴客刺死。”④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第286页。这些介绍与《近世伟人传》中的相关描述极为相似，不仅如此，诗中“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既以修辞的手法写出锁国时代对外认知的闭塞，又巧妙呼应了《近世伟人传》中的记载——“壬寅冬，象山上书陈八策，……，后观所舶载清魏邵阳圣武记，其书亦作于是岁。象山乃跋其书曰，呜呼，余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书，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冥合者，一何奇哉。真可谓海外同志矣。”⑤蒲生重章:《近世偉人伝》(仁字集)三編下，第2頁。魏源之于佐久间象山的影响这些年来已经有很多日本学者进行了详细的展开，⑥此类研究如源了圓《幕末·維新期における〈海国図志〉の受容:佐久間象山を中心として》，见于《日本研究》，第9集，1993年。在蒲生重章的笔下我们也能够读出象山对于魏源“心有戚戚焉”的共鸣，尽管这段“佳话”隐匿在黄遵宪的诗中，似乎不着痕迹，但“一衣带水”“远隔重雾”背后是迈入近代的东亚两国共同的困境。

二、“尊王”视域中的明治维新

《近世爱国志士歌》中的第二、第四、第七和第八四首，曾以“日本四君咏”之题收于《饮冰室诗话》，梁启超为此作按云:“四君皆日本维新前主动人物:高山彦九郎即高山正之，每语君国辄哭，卒以哭动全国;林子平、佐久间启，皆首唱开港论之人，启即象山，吉田松阴之师也，屡欲航海舰入国，不能达其志;吉田矩方即松阴，日本维新后人物皆其所造出者也。公度于二十年前歌颂四君，其志可知矣。”⑦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舒无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38页。梁启超的此番赞誉奠定了后世对该组诗的评价和定位，他对诗中四位维新志士的了解与黄遵宪在篇首所介绍的该诗中人物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亦关系密切:

日本自将军主政凡五百年，世不知有王。德川氏兴，投戈讲艺。亲藩源光国作《大日本史》，立将军传，略仿世家、载记及藩镇列传之例，世始知尊王之义。后源松苗作《日本史略》，赖襄作《日本外史》，益主张其说。及西人劫盟，幕府主和，诸藩主战，于是议尊王，议攘夷，议尊王以攘夷。继知夷之不可攘，复变而讲和戎之利。而大藩联衡，幕府倾覆，尊王之事大定矣。家康初政，颇欲与外国通商。继而天草教徒作乱，遂一意锁港，杜绝内外。下令逐教士，炮击外船。甚至漂风难民，亦不许回国，处以严刑。识者深忧之，而未敢昌言也。外舶纷扰，屡战屡蹶。有论防海者，有议造炮舰者，有欲留学外国者，德川氏皆严禁之。唱尊王者触大忌，唱通番者犯大禁，幕府均下令逮捕。党狱横兴，株连甚众。而有志之士，前仆后起，踵趾相接，视死如归。死于刀锯，死于囹圄，死于逃遁，死于牵连，死于刺杀者，盖不可胜数。卒以成中兴之业，维新之功，可谓盛矣。明治初年，下诏褒奖，各赠阶赏恤。今举其尤著者十数人，著于篇，以兴起吾党爱国之士。①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第274—275页。

这里黄遵宪主要介绍的是江户后期以来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动荡，交代了明治维新的背景，但他显然不像惯常的叙述那样从西洋船舰东来所引发的危机入手，而是往前追溯到了《大日本史》、《国史略》和《日本外史》这三部由汉文书写的日本史中的“尊王”传统。这与黄遵宪本人对明治维新的理解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世爱国志士歌》中选择人物的标准。无独有偶，相似的论述还出现在他本人在蒲生重章《近世伟人传》仁集第四编书后亲笔写下的跋语中。

“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余之此诗，盖为蒲生秀实、高山彦九郎诸人作也。日本自德川氏崇儒，读书明大义者，始知权门专柄之非。源光国作《日本史》，意欲尊王，顾身属懿亲，未敢昌言。其后蒲生、高山诸子，始公然著论废藩，尊王攘夷之议起，一倡百和。幕府严捕之，身伏萧斧者，不可胜数，然卒赖以成功，实汉学之力也。余读子闇《伟人传》，以君平为冠，喜引为同心。子闇此书，为近世功利说深中于人心，欲以道德维持之，故举诸君子以为劝。今四编告成，犹初意也。他日与子登富士之山，泛琵琶之湖，寻烟云缥渺、涉水波浩荡之处，我读君书，君读我诗，更相与酹酒，呼诸子之灵而吊之曰:尔其上告神武、崇神在天之灵，以护斯文乎!吾知清魂义魄，旷世相感，必有被萝带荔、披发而下太荒者矣。②郭真义等编著:《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4—165页。

跋语中的诗被收录《日本杂事诗》，诗后的文字带点的部分也几乎原封不动成为诗注。跋语也好诗注也罢，从中不难读出黄遵宪对明治维新认识的基点是建立在“尊王”的语境中，其实在最初的倒幕政治运动中，“尊王”和“攘夷”本是两种不同的思路。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曾明确的提出，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二三强藩巨室，乘浪士愤激之势，王霸离间之交，始欲假朝议而顺人心，继乃用士气而亡幕府”。③黄遵宪:《日本国志》，吴振清等点校整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76页。在黄遵宪看来，“攘夷”并不是一个可以与“尊王”相对等的概念，而更多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他认为，志士们提倡“尊王”，是欲借天皇与幕府之间的矛盾，实现倒幕的目的。所谓“攘夷”并非盲目排外，而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用以激发国人对幕府的仇恨和反抗。而当幕府被推翻后，维新志士们便“决然变计，大开外交”，主动与外国通商，同时要求改订不平等条约。“攘夷”实为倒幕，而“尊王”的文脉始终未曾改变。④董灏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历史远因考察》，《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

就对“尊王”、“攘夷”的认识而言，黄遵宪与继任驻日大使黎庶昌就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在为冈千仞《尊攘纪事补遗》所做的序中写道:“文禄、庆长之际，德川氏秉政，天皇恭己以听，虚拥神器，几三百年。至嘉永中，西洋英俄美，先后叩关，乞互市，兵威强盛，大将军不能拒。于是临藩水户氏倡‘攘夷’之说，士夫左袒，哄然一辞，欲以夺将军柄，而德川氏不悟，遽起大狱激怒之，适以速覆亡之祸。内讧外沮，迫胁无聊，卒乃稽顙归政，奉还大权，成其为‘尊王’之局。”①王宝平编:《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这里姑且不论黄黎二人在“尊王”“攘夷”话题上判断的高下，但客观的说，黄遵宪的尊攘观念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除此之外，值得关注的是，黄遵宪坚持将“尊王”的成果归功于汉学。所谓“尊王终赖读书人”，这里的“读书人”不是一般意义的有知识的人，而是掌握汉学知识的人。这一点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在整体“向西看”的明治日本，“汉学—尊王—维新”的脉络与其说展现了时代的复调，倒不如说是对维新变革更为敏锐和深邃的洞见。

三、佐仓宗五郎的明治“再发现”

《近世爱国志士歌》中最后一首诗所歌咏的佐仓宗五郎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知名，黄遵宪的注解相比之前的几首也更为详细:“佐仓宗五郎，下总国农人。为佐仓主崛田某封内民。崛田氏厚敛，民不能堪，农夫二百余人，合谋上诉。宗五郎曰:此事宜死生以之。至江户，诉于崛田氏邸，诉于阁老久世和州，皆不允。宗五又曰:将军近日将诣东台庙，吾冒险为之，事终必成。及期，乃缚诉疏于长竿头，潜匿下谷三枝桥下，将军乘大舆喝道来，宗五躍出投疏，卫士缚之。将军以责崛田氏，崛田氏乃轻税。而以越诉，故处宗五郎及其妻磔死，其子斩。既而崛田氏家多祟，乃为建祠，曰山口大明神，每岁以二月三日、八月三日祭之。”②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第290页。

如前所述，《近世爱国志士歌》的总体基调是歌咏有功于明治维新的志士形象，那么这位生活在江户前期、为民请命的佐仓宗五郎之于明治维新的意义又是什么?相比于诗歌中涉及的其他主人公，佐仓宗五郎的存在略显异质，至少他的事迹表面看上去与黄遵宪所看重的“尊王”脉络并无直接的联系。

其实关于佐仓宗五郎起义之事迄今未有直接的史料予以证明，但经由江户中期以来成为众多物语小说的演绎而广为流传，③如《地蔵堂通夜物語》《堀田騒動記》均围绕佐仓宗五郎的事迹展开。特别是幕末以后，佐仓宗五郎一跃成为歌舞伎表演中的新的“英雄”形象，④如1851年歌舞伎《東山桜荘子》。在日本各地特别是农村地区频繁上演，一时风头无二，福泽谕吉还在著名的《劝学篇》中称其为“舍身成仁而无愧于世”的唯一一人。⑤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4页。

事实上，佐仓宗五郎相关叙事在明治前期的盛行与当时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渊源颇深。在1879年出版的植木枝盛所著《民权自由论》一书中，佐仓宗五郎的画像就与森藤右卫门、福泽谕吉、板垣退助三人共同出现在封面上，能够与这三位明治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齐名，足以想见佐仓宗五郎在当时的被赋予的意义。佐仓宗五郎被蒲生重章收入《近世伟人传》中与这样的时代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真实性待考，但蒲生将其写入《近世伟人传》，显然是为了“伤古庆今”，当时著名的学者同时也身为明治政府官员的鹫津毅堂就在读过《近世伟人传》中佐仓宗五郎的传记后，议论道“方今人民欲诉于官，皆可以诉始审听，其不服审理者，可以控诉终审听，而终审有违于法律，犹可以上告大审院。官之于保护人民，权利周且密矣。使宗五生于今日，安有罹惨毒如斯之事哉!”⑥蒲生重章:《近世偉人伝》(仁字集)二編下，第37頁。可以说，明治前期不断发酵的佐仓宗五郎叙事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自由民权的感同身受，只有将佐仓宗五郎的悲惨境遇“放置”在“专制”“黑暗”的幕府统治背景下，自由民权运动才能获得充分的叙述空间。

黄遵宪对这样的背景有多大程度的了解尚未可知，但既然被写入这组诗歌中，就说明了佐仓宗五郎符合黄遵宪对于“爱国志士”的评判标准——“而有志之士，前仆后起，踵趾相接，视死如归。死于刀锯，死于囹圄，死于逃遁，死于牵连，死于刺杀者，盖不可胜数。卒以成中兴之业，维新之功，可谓盛矣”，①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第274—275页。亦符合他对于明治维新的理解。正如蒲生重章在《近世伟人传》中特别引用坂谷朗庐的观点——“宗五当时所谓土民也，而民外无王，王外无民。余以比楠公，比岳公，以为尊王爱国之鉴。”②蒲生重章:《近世偉人伝》(仁字集)二編下，第37頁。在自由民权的现实政治诉求之下，如何将维新前的故事编织整合到“尊王”的脉络当中?佐仓宗五郎先后进入蒲生重章和黄遵宪的文本中就展示了这样的可能性。

蒲生重章的《近世伟人传》为黄遵宪认识明治维新提供了阅读文本，在互文性创作《近世爱国志士歌》的过程中，黄遵宪继承的不仅是知识脉络，更有其中的情感逻辑。从《近世伟人传》到《近世爱国志士歌》，“近世”一词应为黄遵宪照搬蒲生重章的说法，指的是江户以来的时间跨度。③尽管“近世”一词很早就成为中国史家和学者叙述历史的重要用语，但清末“近世”再次进入汉语语境，却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和制汉语”词汇。日本学者在译介西方史学著作时以汉语词“近世”对译欧洲历史分期中的“modern”，之后在对本国史进行划分时“近世”用以指称德川幕府和1853年开国前江户幕府的时期。那么取名“近世”，自然是要对维新之前的“遗产”进行梳理，将视线固定在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向度之上。而从“伟人”到“爱国志士”，变化不可谓不大，黄遵宪没有选择更为耳熟能详、更具代表性的高杉晋作(仁集第二编)、木户孝允(仁集第三编)、大久保利通(仁集第五编)，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明治维新理解。固然这是一个由强藩主导、豪杰蜂起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但同时又是社会各阶层人群广泛动员的结果。关于黄遵宪明治维新观的研究从来不乏其人，但似乎多强调黄遵宪所说的“二三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的一面，甚至还举出《近世爱国志士歌》作为例证。④陈国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及其明治维新观》，《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4期。但在笔者看来，这是对黄遵宪的一种误读。因为从《近世爱国志士歌》的选择来看，他更强调的不是个别豪杰的“乘世而起”，而是自江户以来在整个社会酝酿的“尊王”的思想传承以及由此形成社会动员。从黄遵宪的具体选择来看，有汉学家，有洋学家，有僧人，有译者，有画家，有义士，有普通民众，有女性形象……这些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够自主自动自觉投入到这场革命中来，或提供智力支撑、开一代风气之先，或协助豪杰、舍生取义，或为民请命，或身先士卒，这显然不是个别英雄人物所能够造就的。忽略广泛的社会动员而仅仅指出黄遵宪对英雄人物的肯定和呼唤，并由此归结到地主阶级改革派立场的局限上，⑤章扬定:《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显然是对黄遵宪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