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欧农业史、农村史、农民史研究70年述评

柴彬 孙柳

[收稿日期] 2021-03-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英国海外贸易冲突史（14—19世纪初）”（编号：19ASS003）。

[作者简介] 柴彬（1970-），男，甘肃天水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孙柳（1989-），男，山东青岛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内容摘要] 70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欧农业史、农村史、农民史的研究经历了起步（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复兴（20世纪80—90年代）、成熟（21世纪）的艰辛历程。其研究范式也完成了革命史叙事范式—现代化框架下的历史叙事范式—现代化范式占据主导地位，多种范式共生共存的艰难转型。目前相关研究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样态，并已初步体系化，但亦存在着研究对象国别间研究着力分布不均匀，研究领域不平衡等短板。

[关键词] 西欧; 农业史、农村史、农民史;述评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2-0110-07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余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西欧农业史、农村史、农民史研究（为行文简洁，后统一略做“三农”）问题解决之道的曲折历程，也见证了中国史学界数代学人满怀现实关怀勠力研察西欧“三农”史问题的筚路蓝缕之旅。

70年来，经过一代代历史学人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对于西欧，尤其是英国、法国以及德国三大农业发达国家的“三农”史问题研究宏观上呈现出从无到有，研究广度与深度日益扩展的局面，体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样态，并已初步体系化。微观研究领域业已包罗宏富，成果丰硕。受国内政治气候和国际学术潮流的影响，研究范式也从20世紀50—60年代的革命史叙事范式为主导，到20世纪80—90年代现代化框架下的历史叙事范式崭露头角并走向成熟，到21世纪初期现代化范式占据主导地位、多种范式共生共存的局面。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拟通过梳理相关学术前史，回顾现有研究的成就进展，反思其不足缺憾。其中错谬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20世纪50—60年代： 起步与初兴

20世纪50—60年代系我国学者开展西欧“三农”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该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多呈现出点状、分散而非系统化，集中于介绍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或者前因后果。成果形式以介绍性论文为主，几乎没有研究专著。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氛围下，国内学界基本上抵制和排斥西方史学，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也极其有限。

这一时期国内的研究深受革命史范式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常被纳入各种政治框架之中，为政治服务。这种范式同样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内产生了回响与反馈。在西欧“三农”史研究领域内，往往以经典作家权威论述和权威文献为思想指导，多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既有观点，浓墨重彩地对革命、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以及社会形态演进有关的主题进行阐释。在革命史叙事范式的主导之下，“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两大学术争论和理论探讨所衍生出的西欧农民封建化、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英国圈地运动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内容。李成德：《英国封建化过程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58年第2期;束世澂：《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1期;齐思和：《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历史研究》1964 年第1期;吴于廑：《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耿淡如：《英国圈地运动》，《历史教学》1956年第12期;田广业：《关于德意志境内“第二次农奴制”的起源问题——读恩格斯有关德国农民历史著作的体会》，《史学月刊》1965年第5期。 同时，与革命与阶级斗争紧密相连的农民运动、农民起义也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王养冲：《德意志的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1期;肖明：《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意义与失败的原因》，《历史教学》1956年第Z1期;赵俪生：《恩格斯怎样分析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教学》1956年第1期;王荣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9期;向红：《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阶级关系和斗争形势》，《历史教学》1958年第8期。 学者们在考察具体问题的前因后果与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往往强调历史上农民阶级所受的严酷剥削和压迫的悲惨境遇，阐明农民暴力反抗斗争以及群众革命的正当性、正义性和正面意义。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革命史叙事范式主导下的西欧“三农”历史撰述暴露出诸多短板与问题。譬如，研究客体和考察领域过于狭窄，忽视了历史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导致历史人物形象的脸谱化，虚化了丰富而鲜活的历史层次和历史面相;某些作品在行文中语言词汇的使用过分诉诸感情，明显地展现出研究者的主观好恶等等。

二、20世纪80—90年代：复兴与推进

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90年代，曾经沉寂一段时日的历史学研究摆脱教条的束缚，得到恢复并逐渐活跃起来，国内历史学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完全拒绝和排斥西方史学的情况得到扭转，对外学术交流开始恢复加强。相较于之前，学者们的选题范围得到了拓宽与拓深，一些新观点、新见解也竞相涌现。研究成果不仅仅有论文，还开始有了较为系统化的研究专著。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由革命史叙事范式过渡到现代化叙事范式。

在西欧“三农”史研究上，改革开放前占主流地位的革命史叙事范式影响仍在持续，革命、阶级斗争和社会形态的演进是核心主题，西欧农民封建化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其影响、圈地运动性质和其后果等问题依旧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已经不限于简单平铺直叙，而是逐步深入化与系统化。代表性成果，如农民战争研究方面的《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 孔祥民：《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神法、公社与政府：德意志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 朱孝远：《神法、公社和政府： 德意志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此外，研究法国农民斗争的成果有许虹：《1793年法国旺代农民叛乱原因新探》，《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冯泉：《略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兼论农民起义的作用》，《江汉论坛》1994年第11期。 另英国圈地问题在国内研究者心目中依然占有较高的地位。郭振铎：《略论英国圈地运动》，《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计翔翔、洪朝辉：《圈地运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英国式”道路》，《江淮论坛》1983年第1期;张天：《也谈圈地运动的性质》，《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王章辉：《圈地运动——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丰华琴：《英国圈地运动与自耕农的消亡》，《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姜守明：《刍议都铎时代的圈地运动》，《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另尤天然的《论法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一文，将历史上法国的圈地活动与英国圈地运动相比较，以探求法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之原因。 同时，关于社会形态过渡的理论此时仍有不少学者关注。胡玉堂：《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马克垚：《应如何理解西欧“封建化”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改革开放以来，国情与世情发生了巨变，时代主题已不再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现代化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与之相对应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在国内史学界逐渐得到重视。因此，现代化架构下的“三农”史研究开始呈现出其现实合理性。这一时期，国内学者们满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进行研究，他们急欲解答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辉煌历史的中国为何到近代被动挨打，落后于世界大势，而西方诸国是如何捷足先登，率先踏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他们将目光集中于探讨西欧传统农业社会如何孕育现代资本主义，或者侧重于中西（英）比较，竭力在我国古代农业社会土壤中找寻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内生现代农业经济，最终无缘实现现代化的缘由。国内的西欧“三农”史研究初露锋芒并且渐趋成熟。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莫过于侯建新教授。他从研究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体力量增长出发，结合中外学者的其他研究成果，创立了英国现代化的“农民个体力量说”。凸显其思想精髓的代表作即其《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的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的变迁》。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的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的变迁》，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在该书中，作者率先运用农民个人力量发展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双重分析框架， 探讨了英国封建社会解体、农村现代化起源的条件和原因。其后，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农村中由于不具备或缺乏如英国那樣的条件和环境， 因此农村中也就没有形成足够的变异力量来冲破凝积了两千多年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和封建政治结构。该书作为首部研究乡村现代化在英国发生机制的专著，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与之类似通过中西比较研究形式来追寻中国缘何没有发展出现代农业经济的著作还包括，马克垚先生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王晋新先生的《15—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比较研究》，以及徐浩先生的《18世纪中国与世界——农民卷》。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年;王晋新：《15—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朱寰：《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法国“三农”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无疑是世纪之交问世的《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20世纪初》，其是首部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的对于法国“三农”史研究的综合性著作，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20世纪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另一涉及法国“三农”发展史的著作是端木美等著的《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农民·妇女·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辟专章考察了19—20世纪受工业化所冲击的法国农民与乡村。 另值得提及的是，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讨论的影响，一些学者对西欧农民生存地位与生活状况进行了研究与考察。庞卓恒：《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马克垚：《关于中世纪英国农民生活状况的估算》，《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侯建新：《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侯建新：《个人的发展与英国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王渊明：《法国封建社会农民生活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这一时期，一些较为传统的问题，如农民战争、圈地运动等革命史叙事框架下的重点问题，也逐渐被纳入现代化研究架构内进行重新阐述和解读。这种范式上的过渡影响到学者对某些问题的研究与评判。体现最明显者莫过于对英国圈地运动的认识与评价问题。受革命史叙事影响的研究成果延续了前辈学者的认识，坚持认为圈地运动是英国形成大地产和资本主义大农场生产的重要途径，对农民经济产生强烈的冲击，还为工业革命的进行提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着力强调圈地活动的血腥与暴力特征。郭振铎：《略论英国圈地运动》，《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张天：《也谈圈地运动的性质》，《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王章辉：《圈地运动——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丰华琴：《英国圈地运动与自耕农的消亡》，《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姜守明：《刍议都铎时代的圈地运动》，《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而现代化发展框架下的研究成果则淡化圈地活动的血腥与暴力特征以及对自耕农经济的毁灭性打击，转而强调圈地运动在土地私有产权和现代农业生产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给予圈地活动相对正面的评价。徐浩：《地主与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启动》，《历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此外，相较于传统革命史叙事架构下的“三农”史研究，由新的问题意识所建构的现代化叙事范式学理性显著增强，研究深度与广度明显增加，语言使用更为中性，较少个人情感色彩。

三、21世纪：不断进步与走向成熟

进入21世纪，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程度进一步加深，将其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内西欧“三农”史研究也在新的历史机遇下获得了更多学者的青睐与关注。各类论著成果层出不穷，研究的专业性与专门化程度与以往研究相比有较大提升，而且研究成果也在呈现出逐步系统化的趋势。同时，在外国最新研究成果的滋养以及吸收前人研究精华的基础之上，一些既有的认识或拓展或深化，一些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陈旧的观念逐渐得到改变和修正，出现了一批言之有理有据的创新性学术观点。此外，国内研究队伍与研究阵地不断壮大，研究条件也大为改善，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西欧“三农”史研究范式日益多元，形成了现代化范式占据主导地位，多种叙事范式并存的局面。

当下，现代化框架下的西欧“三农”历史撰述处于主导地位，以此为基础的宏大叙事和宏观性研究占有重要地位。21世纪里，现代化叙事范式引导下的代表性著作无疑是侯建新先生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作者立足于经济-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性地提出了英国社会发展的三种机制学说，即英国能够率先实现工业革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原因在于中世纪英国的三大机制保障，分别是生产的积累机制、产品要素流通机制以及法律保障机制，三者相互依赖，密不可分，从而形成了一解读中西历史发展分流现象的重要逻辑框架。该书以中西贯通、视野宽广的理论厚度，获得了国内学者的普遍推崇。21世纪之初，另一部关于中英“三农”历史发展比较的成果是徐浩教授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作者另辟蹊径，转换研究视角，关注于清代华北地区和前工业化时期英格兰乡村社会间的比较，并选取了粮食生产、农民的支出与消费、农村工副业和市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等比较项。通过比较两地区间乡村经济和社会诸多环节上的发展差距，阐明了清季中国在阶级关系、生产关系乃至向近代过渡缺乏实质性变化的根本原因。

此外，传统的革命史叙事范式影响力渐趋消退，传统主题受到现代化叙事范式影响的程度进一步强化。如关于英国圈地运动，更多的研究者强调圈地运动的渐进性、非暴力性以及在英国土地私有产权确立中的关键作用。卢海清、赵航：《关于英国圈地运动中失地农民权利保障的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2期下;石强：《清初圈地运动与英国圈地运动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10期;刘金源：《农业革命与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中国农史》2014年第1期;石强：《英国圈地运动研究（15—19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侯建新：《地租市场化与英国“圈地”》，《世界历史》2019年第4期;侯建新：《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英国16世纪农业变革的实证考察》，《史学月刊》2019年第10期;倪正春：《英国都铎时代圈地运动的暴力性——基于农民保有权的解读》，《中国农史》2019年第5期。 另对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研究者们将其纳入近代德意志社会转型层面进行考察，突出农民战争的重大意义与价值，成为德国“三农”历史研究中的亮点与焦点。朱孝远：《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道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钱金飞：《德意志近代早期政治和社会转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朱孝远：《“双轨制”与德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和性质》，《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同时，随着国内学界与西方史学界交流的日益深入，新的理念、思想和方法日渐渗透到我国西欧“三农”史问题的研究之中。在国外新学术潮流的启发之下，国内研究者已不再单单局限于相对宏观的论题，研究的中观化与微观化的趋势和方向得到显著加强，专业性与专门化程度明显强化。随之带来的是土地制度、土地法、村社、田制、庄园制运作机制、农民日常生活的变化、土地财产继承制度等因素纷纷被单独抽离出来，成为学者们单独研究与考察的重要论题，这就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者们对西欧“三农”史问题的认知，丰富而多彩的历史内容得以浮出水面，让历史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明了。沈汉：《英国土地制度史》，北京：学林出版社，2005年;咸鸿昌：《英国土地法律史——以保有权为视角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黄春高：《分化与突破——14—16世纪英国农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赵文洪：《英国公地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此外，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于田制的研究有着一定的热度;如向荣：《敞田制与英国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孙立田：《中古英国敞田制的运作及其经济效应》，《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李云飞：《中古英国庄园与乡村社会研究》，廣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郭爱民：《多角度透视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与经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何洪涛：《近代英国贵族地产开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陈志坚：《英国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家产分配方案》，《世界历史》2007年第5期;陈志坚：《中世纪英国财产继承制度的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陈志坚：《中世纪英国托管制起源研究述评》，《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陈志坚：《中世纪英格兰家产继承中的限嗣继承》，《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 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成为一时之潮流，大批学者将习俗、心态、“社交性”等各种“文化性”要素引入对传统社会史的考察范畴内。朱孝远教授在此方面进行了一定尝试，他在《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道路》等著作中利用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们在整理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传单和小册子方面的重大突破，对德意志1525年农民战争进行了重新审视，敏锐地指出1525年农民战争是对宗教改革运动划时代的发展，是一场目标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普通人革命，推动了德国社会向近代的过渡。朱孝远：《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道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四、不足与前瞻

70年来，国内学界在西欧“三农”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肯定70年来前贤们所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已有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短板：

其一，研究成果以英国或者英格兰为主，法国和德国涉及较少，国别之间研究着力分布不均匀，研究领域不平衡，并且呈现出三国之间不平衡性日趋加重的趋势。目前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多集中在英、美等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国家的历史。但是仅凭英文材料的占有和使用，远远不能满足对法、德两国乡村历史研究的需求。而法、德文外语功底优良者，多为在本科即为该专业学习者，在研究素质上又会暴露出历史思维的欠缺和史学功底的薄弱，很难做到外语熟练与史学专业功底并重，无法胜任一些难度较大、对历史思维要求较高的研究工作。此外，20世纪80—90年代，在历史撰述的现代化范式指引下，大批学者围绕“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19世纪法国农业发展模式”“普鲁士改革与法国革命中的农民”“法国农民的革命与保守”等主题进行讨论与辩驳，从中衍生出一系列关于法、德乡村历史的研究著作与论文。金重远：《法国大革命与土地问题的解决：兼论其对法国历史的影响》，《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王春法：《法国近代农业革命简析》，《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张庆海：《雅各宾派的土地革命对法国农业近代化的影响》，《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张庆海：《大革命前后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本质特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张庆海：《小农与卢梭思想、雅各宾主义和波拿巴主义》，《史学集刊》1998年第3期;徐宏英：《小农经济与近代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秦声德：《普鲁士近代农业的发展道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王健：《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法国范式与普鲁士范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2期;姜德昌：《农业改革与德国的工业化》，《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孙炳辉：《论普鲁士道路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历史正当性》，《史林》1995年第4期。 进入21世纪以后，法、德“三农”史的研究热潮已过，相关研究探讨趋于饱和，而且愈加呈现出被边缘化的态势。随着国外学术界新研究热点、理论和方法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国内学者亦多关注国外学界的最新潮流，思想史、心态史、疾病史、环境史等新热点吸引了研究者们的目光与注意力。

法、德“三农”史研究在21世纪的相对沉寂，固然与以上所提及的原因即语言关或国内外新学术热点不断涌现产生的强大吸引力有着直接关系，亦更与原有研究的困境与旧有体系的束缚有关。在国内，相对教条化地阐释“法国革命与农民”“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法国小农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迟滞”等问题的形式逐渐被国内学者所搁置甚至被摒弃，而法、德“三农”史研究亟待新因素的注入，以重现往日之活力。法、德两国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相对松散而且体系化程度不强。代表性作品如王亚平：《关于中世纪德意志“二期农奴制”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徐继承：《19世纪德意志地区农业改革与经济结构转型——以普鲁士为研究视角》，《安徽史学》2018年第3期;郑寅达、陈暘、韩昕暘：《纳粹德国的农业政策和妇女政策》，《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4期;许平：《法国农村社会庇护性社会关系解体过程分析》，《世界历史》2007年第5期;熊芳芳：《近代早期法国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熊芳芳：《试析近代早期法国农民税负的经济效应》，《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詹娜：《16—17世纪法国奥弗涅地区乡村贵族命运重探》，《世界历史》2013年第4期;熊芳芳：《艰难的小农经济：法国农民贡赋的历史考察》，《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二辑;熊芳芳：《“乡村的复兴”：19世纪以来法国的乡村城镇化与城乡关系的转变》，《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1期;邢来顺：《回归乡土与德意志时期的现代化危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在国际层面，至少从法国的情况来看，“三农”史研究的黄金时代逐渐远去，20世纪80—90年代的法国史学界，曾将“三农”史作为研究重点与核心的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拉布鲁斯式传统的、计量色彩的、宏观性的经济社会史在学术上本身也陷入某种发展瓶颈中，难以重现昔日辉煌，致使“三农”有关的历史研究与探索即使在法国本土也发展后劲不足。研究者们转而将视线投向传统政治史、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和心态史等。与法国和德国“三农”史研究在国内热度明显下滑呈现鲜明对照的是，在前辈学者鼎力支持和推动之下，国内对英国“三农”史的研究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深化并且发扬光大，研究范围不断扩展，专题性探讨与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这种研究对象国别之间研究热度的差距日益扩大，不平衡性日趋明显，成为亟待学界重视与解决的问题。

其二，国内学者普遍选择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一国的总体情况，而忽视其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差异与不一致性。在国内世界史研究中，学者们多以国别为研究主体，按照国别门类进行研究自然有其优势与长处。但众所周知，整个西欧自然与地理条件差异巨大，而农业又严重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影响。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业生产类型、组织路线与技术路线往往是当地农业从业者自主选择的结果。除自然条件之外，交通条件的优劣、某个区域领主或者地产主影响力的强弱、国家政策的演变、不同区域内人口和劳动力密度大小等社会-经济因素，每个区域间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因素对当地农村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各种迥异的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叠加，导致其一国家内区域之间乡村或者农业发展模式有很大的不一致性。举例而言，马克思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其著作中所阐述的英格兰“三农”状况，只是英格兰东南部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的缩影和理想形态，而英格兰西北部“三农”情况则与东南部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将某一地区的情况视为整个国家的情况往往会导致失之偏颇的历史认识。此时，研究者可能需要像国外的同行那样，跳出以国别为撰述主体的视角，关注地方性与特殊性，宜将微观区域作为历史论述的主体，进行一定程度的个案研究。甚至如国外的研究者那样，将研究视角固定在某个地区、甚至是某个领主与某个庄园上，以此体现出历史实际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特征。同时注意在考察地方性与特殊性的过程中，处理好总体与局部间的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整体把握相结合，防止研究的过度细化与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事论事和缺乏问题意识等倾向。

另值得指出的是，囿于种种限制，在英、法、德“三农”史的研究中，目前国内学界尚缺乏大部头的通论性研究著作，很少有学者会进行国外同行那种“三农”整体史研究的尝试，如英国学者合力编纂的多卷本《英格兰与威尔士农业史》，法国学者共同写作的四卷本《法国乡村史》，德国诸学者协同编纂的三卷本《德意志农业史》系列等等。而从总体性的视角书写反映一个国家“三农”史发展事实与规律的著作，是要求我国学者直面的挑战。

其三，各种新资料与原始文献的使用亟待加强，尤其体现在对法国和德国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在研究西欧“三农”史方面，在史料利用上的确面临着获取不易、语言障碍等诸多困难，导致国内许多研究成果主要引用国外著作中的二手材料，多使用国外学者既有统计数据与研究结论。不少研究成果呈现出重观点罗列，长于宏观分析与综合而轻史料应用的倾向，凸显出史料利用上的短板。此种现象在法国和德国乡村历史的研究领域内表现更甚。许多法国和德国农村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在国内图书馆里难觅踪迹，且随着该研究领域在对两国历史考察中由热转冷，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再关注，甚至许多相关的英文著作也未能得到重视与利用，更遑论各种原始资料如地籍册、土地买卖合同、租佃合约、抵押文书、赡养协议等等。仅以19世纪的研究情况为例，19世纪法国政府和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于农业生产情况组织了多次调查，并撰写了调查报告，记录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基本状况。除了较为权威的调查报告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私人游记、笔记，官员与农民之间的谈话记录等，也有助于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这些原始文献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利用较少。因此，如何进一步扩宽历史资料使用的渠道，更多地在论著中使用一手资料与原始档案，从而提高论著的实证性，成为我国学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其四，由于研究开展时间较短，学术积淀相对不足，国内研究者们整体上理论素养较弱，对自身领域内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掌握不足，导致国内研究者在相关研究领域内创新性不足，创造力不够。具体表现在缺乏创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观点、问题与概念，对重要问题的解释架构依然受困于国外学者的既有认识与看法，也体现在缺乏创新性的研究手段與方法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往往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在国外的研究潮流之后，对外国研究者既有成果过于看重，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同时，国内研究者还多追热点，跟风潮，而这些热点与风潮都是由西方学者在他们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语境下所引领的。诚然，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具有国际视野，能够获得与国外学人进行平等地交流的能力，紧跟与融入国际学术大潮，确是国内研究者需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中国学者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立足于国内的实际国情，富有现实关怀，特别对新一代年轻学者而言，从中国人的视角对一些“陈旧”、不再“时尚”的主题和内容进行重新思考，重新挖掘，可能更具有创新性与创造力，往往能够言西方学者所未能言，发出中国学界的声音。

在研究方法上，囿于条件所限，国内学者基本上倾向于直接利用国外学者的既有资料、数据甚至是结论来来佐证自己的研究，原始资料的使用比较薄弱。随着科技手段的日趋先进，历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推动发展的程度日益加深，各学科之间原来很难跨越的鸿沟正在逐渐弥合。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可以引入西欧“三农”史的研究领域内。在这一点上，国外研究者多有尝试，且成果著述丰硕。而在国内，由于学科背景所限，至少在历史学研究者中对此乏人问津。以与“三农”史研究有着密切关联的经济史研究为例，国内学者现在已经认识到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弊端，这些研究往往会忽视人的作用，“过分依赖计量和技术层面，使经济史数理化”龙秀清：《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纪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17页。。国内经济学研究者在研究历史问题之时，普遍缺乏历史学的视野与素养，可能会暴露出方法至上，过度征用现有结论，史料把握和利用不足之短板。但是，防止过度依赖不等于完全放弃。事实上，计量和技术的定量方法有其独有的优势，如利用得法，可以让研究者的论证更为精确，让某种业已存在的演变趋势以更为直观的方式体现出来，而且更有利于发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在前工业化时代的东西方社会内，一个共性现象即农村地权占有分布高度不均，传统的定性研究往往只停留在对这种地权分布不均进行描述上，或者单纯列举出一些数据，无法更为精确地展示地权分布不均的程度。此时，数学和计量方法上的定量分析便可以发挥其作用。在相关数据齐备的前提下，研究者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或者手动计算地权分配的基尼系数，可以使得对于分配不均程度的描述更为精确化。而地权分配的基尼系数越高，不均程度就越高。不仅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地权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可以计算，还使不同区域、不同国家数字之间的比较成为一种可能，更有利于学者们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因此，一些新手段和新方法的应用也应是国内学者未来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郭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