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原繁“战后体制构想”之教育观*

卢 丽 李兰迪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吉林 长春 130117)

南原繁“战后体制构想”之教育观*

卢 丽 李兰迪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吉林 长春 130117)

在日本杰出的政治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南原繁的诸多活动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是其构建的“战后体制构想”，其中“教育改革”是其重要支柱之一。他带领“教育刷新委员会”坚持自律自主的改革原则，睿智地协调文部省和GHQ，相继出台了《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法规，被誉为“战后给日本人带来最大福利”的“建国之父”。

战后体制构想；教育基本法；教育刷新委员会；大学的自治；学术的自由

日本著名的政治学者、理想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南原繁(1889—1974)在二战结束后日本国民生活物质匮乏、精神虚脱， 国家不知何往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导引航程舵手般的作用，被誉为“建国之父”。

作为东京大学校长，为了践行他本人提出的“战后体制构想”中的教育改革，他辞去了所有的社会工作，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中。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寺﨑昌男高度评价：“战后10年的东大历史无法与南原繁校长的名字切割开来。东大受益于南原繁这位具有明晰的洞察力和现实的政治力、极强的统帅力和众多人脉的校长，才完成了战后改革。”*寺﨑昌男：《教育改革者としての南原繁—真理·创造そして平和の探求者》，東京：東信堂，2016年，第289頁。“南原繁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坚信只有通过依据真理的教育和培养国民的创造力，方可完成日本人的精神革命，而支撑起信念的则是世界的永久和平。这位给予战后国民最大影响的理想爱国主义哲学家、虔诚的基督教徒，不仅故乡的人不会忘记，即使是现在众多的日本人也不会忘记。”*寺﨑昌男：《教育改革者としての南原繁—真理·创造そして平和の探求者》，第304頁。

一、南原繁的“战后体制构想”

关于南原繁的“战后体制构想”，笔者认为应包括：日本宪法的制定、日本教育改革、日本的国体问题、放弃战争和永久和平等系列问题。加藤节认为南原繁的“战后体制构想”是其努力践行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高度体现，现归纳如下：一是鼓舞了陷于战败后精神颓废的日本国民，使他们重新唤起了民族自负和骄傲；二是切断了旧体制历史。对于祈求实现真正爱国的南原繁来说，唯有彻底清算毫无正义的旧体制，才能重新开启新征途；三是谋求自律自立的改革。从“战后体制构想”我们不难看出他十分关注的是在切断历史的基础上，日本国民是如何自律自主地进行这场势在必行的战后改革的，这与他的民主主义论和“共同体论”*卢丽：《“爱国的民族主义”：南原繁的“共同体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相关联；四是构成“战后体制构想”基本要素即针对GHQ主导下推进的改革过程中是如何进行抵抗的问题。南原繁对GHQ推进的日本民主化本身没有异议，但他对于来自于外部的强制性改革有所抵触和抗议，因为他无法失去作为强烈的爱国民主主义者的民族自尊和傲骨。*加藤節：《南原繁の思想世界》，東京：岩波書店，2016年，第81—85頁。

加藤节高度评价构建“战后体制构想”的南原繁，“犹如当年唤醒在拿破仑军蹂躏下的德国国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德国从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转化的费希特。他发出的‘创建新日本文化、建设道义国家’，以图‘民族的复兴与再生’的《告日本国民书》，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给予战败后失去信心，丧失前进方向的日本国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强烈的共鸣。”*加藤節：《南原繁の思想世界》，第81頁。

在日本战后的各项改革中，南原繁主张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应该与制定新宪法一样同等重要。“日本要实现真正的复兴，就要尊重个人意志，培养追求真理和正义、热爱和平的新国民，要将人类的理想渗透到国民的心灵，需要进行一场‘人间革命’，从大学到小学有必要进行一场大改革。”*山口周一：《資料で読み解く 南原繁と戦後教育改革》，東京：東信堂，2016年，第289頁。为此，1946年9月4日和5日，被选为知识分子代表的议员南原繁在宪法会议上提出，明治以来的《教育敕语》已不符合新宪法的精神，希望政府在研究的基础上，寻求符合新宪法精神、培养新国民教育体系的理念和方法，并用政令取而代之。

1949年1月1日，南原繁在“振兴祖国”的演讲中向日本国民阐明，振兴祖国是一场自律自主的“人间革命”，唯有培养人格的确立、追求真理、崇尚自由的新国民，此乃教育的真谛。同年12 月，南原繁赴美国华盛顿出席了“被占领国全美教育会议”。他在“日本教育改革之设想”的演讲中再次阐述道：“承认每个人的个性，以真理探求自由，乃构成日本教育改革之核心。”*南原繁：《思い出の人々》，《南原繁著作集》第十卷，東京：岩波書店，1984年2月特装版，第299頁。“教育最本质的问题即指导战后日本教育的理念，其实质亦即探求人格的完全确立和真理的自由。这既是西洋‘文艺复兴’的理想，也是日本，我本人的一贯主张——我们一定要有日本自身的‘文艺复兴’。”*南原繁：《内村鑑三先生》，《南原繁著作集》第十卷，東京：岩波書店，1984年2月特装版，第301頁。南原繁认为1868年的明治维新应是进行各项改革的最佳机会，然而，整个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只专注于国家权力的确立和国民的富裕，人们的价值观也只能停留于此。“亡羊扑牢为时不晚”，“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正是这个重大的历史缺欠，让我们可以通过复兴文化和基于普遍的人文主义精神使人性复归，这正是我们进行‘文艺复兴’的绝好时机。”*山口周一：《資料で読み解く 南原繁と戦後教育改革》，第302頁。

二、南原繁与《教育基本法》

1946年1月，GHQ发布了《关于日本教育制度政策的备忘录》：禁止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参入教育行政工作；停办军事教育学校和军事学校；开除有军国主义思想和过激思想的教职员工，不准许复员军人在校任职；可聘任曾受军国主义迫害的教员返校任职；废除有关神道及军国主义的修身课，焚毁有关天皇和国家言论的教科书等等。其后南原繁在一次帝国议会上做了题为“国民新教育”的质疑性演讲，内容广涉义务教育的扩充、高等教育机关的增设、教育行政制度的地方分权等问题。他主张日本要放弃战争、走和平之旅，就必须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化国家”和“道义国家”，而民主主义则是通过国民平等地接受基础教育，将自由的精神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成员们都具备社会责任并通力合作方能达成。为此，必须整合国民学校(小学)和各类中等学校，导入“六·三”制，进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制度也必需进行改革，完成国民普通义务教育，进入上一级学校学习。南原繁认为原有的旧教育体制，普通国民很少能享受到公平均等的教育机会，因此，对于有困难交不上学费但可进行持续研究的学生，要在财政方面给予支持；对于文科、自然等诸领域科学上的新发现应给予奖励并提供相关的设备和条件。此外，南原繁还坚决主张要彻底“清算”在《教育敕语》下培养的“皇民”意识以及中央集权统治制下的战前旧教育体制，要以民主教育取而代之；针对日本战前长期以来从小学至大学完全在“中央集权主义”和“官僚统治”的管辖之下的弊端，要将教育和学问解放出来，创造自由清新的氛围。南原繁极力主张教育的民主化和地方分权化，削弱政府对地方教育的干涉，给予地方教育一定的权限，使地方行使教育的自由权等。南原繁的这些提案日后成为日本政府制定《教育基本法》的基本框架和教育理念。

1946年3月5日，把“教育的自由化”作为对日民主化政策的一大支柱的GHQ邀请了“美国教育使节团”访日。“美国教育使节团”来访之前，为了配合其工作，日本设置了“教育家委员会”，任命南原繁为委员长。南原繁指导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日本自律自主进行教育改革的报告，此报告经“美国教育使节团”讨论后把日本的教育体制由战前的德法模式改为美式教育体系。南原繁等人向“美国教育使节团”和日本政府提交的关于日本战后教育改革的“秘密建议书”*南原繁：《日本における教育改革》，《南原繁著作集》第八卷，東京：岩波書店，1984年2月特装版，第214頁。基本上被“美国教育使节团”所采用。对此南原繁曾有说明：“我国战后的学校教育体系和《教育基本法》的实质和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此时已基本确定了方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美国教育使节团在日本的一个月的时间内，从他们的立场和观察所做出了调查，他们给GHQ提交的《报告书》的内容和我们“教育家委员会”的意见在大纲上是基本一致的。”*南原繁：《日本における教育改革》，第214頁。此举在日本教育史上意义非凡。

1947年3月31日，日本政府公布实施了《教育基本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教育目的：“教育要以人格的完成为目标，培养作为和平的国家和社会的完成者，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重视劳动与责任，充满自主的精神和身心健康的国民”。第二条，作为“教育方针”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全部场所加以实现。为了达成此目的，尊重学术的自由，依存实际生活，培养自发的精神，通过相互的尊敬与协助，致力为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做贡献。*山口周一：《資料で読み解く 南原繁と戦後教育改革》，第55頁。此外，还规定了教育机会要均等；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取消了对天皇肖像的顶礼膜拜和参拜神社；将战前德法式“六·五·三·三制”改为美式的“六·三·三·四制”的学制；学校按法律规定要设置法人；实行男女同校制；对宗教要有宽容、尊重的态度；对建立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者要有奖励等。《教育基本法》最重要的基本理念即培养真正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自主自律的新国民。

日本《教育基本法》具有等同“宪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有关的教育法规都必须以此为基准。正因为如此才使战后的日本教育迅速地步入了民主与法制之路，从根本上消除了战前的天皇教育诏书和极端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使二战后日本教育跨入了以民主、平等和地方分权为特点的世界教育领先的行列。1946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废除《教育敕语》标志着战前“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教育的终结，日本教育迈进了民主法制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教育基本法》不仅为战后的日本人提供了平等的教育机会，也为日本人爱好和平、战后经济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2岁的南原繁在回母校的一次演讲中回顾日本战后教育改革时说：“《教育基本法》的基本教育理念，特别是‘六·三·三·四’制的新学校体系是正确的。但此体系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可以随之进行变化，这也是当初我们制定此教育体系时一致达成的共识。我确信《教育基本法》是任何教育法都无法代替的建设新日本的基石。”*南原繁：《わが歩みし道 南原繁 : ふるさとに語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4年，第78頁。

三、南原繁与“教育刷新委员会”

美国教育使节团回国后，日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律自主的教育改革。1946年8月10日，吉田内阁为了使教育改革更加具体化，落实教育改革的各项措施，成立了“教育刷新委员会”(1949年6月改名为“教育刷新审议会”)。其后的6年，作为教育改革的中枢机构，该组织主要负责审议大纲，将审议的事项提交内阁，政府及文部省接受提案后逐渐具体实施。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长由安部能成文部大臣担任，由此可见对“教育刷新委员会”的重视程度。任副会长的南原繁在第一次会议上阐明了委员会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十分明确此刷新委员会是为了创建全新的日本而特设的重要机构。官方不参与委员会，委员们可以自行调查、审议，并将结果直接向总理大臣汇报。委员们将采取主动权，独立地进行调查和审议。本委员会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就是给予我们充分的自由和自主调查审议权。我们协调好GHQ、日本政府和教育刷新委员会三者的关系，经再次审议后做出最后的方案。重建战败后的新制教育体系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更要站在世界普遍的教育原理上优先考虑教育体制问题，与此同时，将昔日的好传统以何种形式传承下去也是今后我们‘教育刷新委员会’最大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信仰 思想 業績》，東京：教文館，2013年2版，第244頁。

在南原繁和“教育刷新委员会”的委员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战后体制构想”中教育改革的各项措施不仅集中反映在给GHQ 和日本政府的提案中，也在战后的日本教育改革中逐步付诸实践。例如：《教育基本法》与《学校教育法》取代了旧教育体制中的《教育敕语》；实现了面对全体国民的“六·三·三·四”学制的大众教育制度；在大学教育中加入了一般教育的教养学科；废止了培养国家精英的旧制高中和师范学校；创建了培养地域职业人员和“发展地域文化”为目标的新制高中；打破教育“中央集权主义和官僚统治”的文部省掌控，扩大了地方教育的自主权；设立了由地方公选的《教育委员会制度》；将培养教员的旧制师范学校并入新制大学的教养学科，诸如此类均构成了日本《教育基本法》中极为重要的教育理念。1946年2月至1952年6月，南原繁率领由学界、舆论界、政界、经济界、宗教界组成的“教育刷新委员会”50名成员，经过6年4个月142次的会议审议，25次的审议总会，向内阁提出了35条建议，先后制定了以《教育基本法》(1949年3月31日)和《学校教育法》(1949年3月31日)为主要的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1950年7月15日)《教育公务公务员特例法》(1951年1月12日)《教育职员免许法》(1951年5月31日)《社会教育法》(1951年6月10日)《私立学校法》(1951年12月15日)《图书馆法》(1952年4月30日)*由岩波书店出版了13卷内容浩大的《议事录》。等重要的教育法规。

综上可见，日本战后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几乎全部出自“教育刷新委员会”的建议或提案。建设新型的民主文化国家、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尊重个人意志、培养希冀和平、探索真理的新国民、普及尊重传统与充满个性的文化教育等《教育基本法》中的教育理念，使日本快速走上了恢复元气的正轨。加藤节认为：“这些工作构成了与新宪法精神相匹配的战后日本教育的原点，南原繁通过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在《教育基本法》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加藤節：《南原繁——近代日本と知識人》，岩波新書514，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第160頁。

作为日本战后教育改革的重要机构，“教育刷新委员会”自律自主地进行各项审议和调查、讨论后向内阁总理大臣和内阁直接提议，然后由政府具体实施，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和权威性，被认为是“日本战后教育改革的中心和原点”。*山口周一：《南原繁と戦後教育改革》，《南原繁と现代》，東京：to be 出版，2005年，第32頁。

四、“大学的自治”与“学术的自由”

关于大学的教育改革，南原繁主张“大学是真理之府，亦是理性之府。在确保大学所具有的教育、研究和传道授业三项职能时，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的自由’。一旦不具备这两项条件亦或丧失了大学应有的教育理念和职能，这个国家便会自行消亡。”*立花隆：《南原繁の言葉》，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108頁。南原繁认为：“能否坚持大学的办学理念？此理念能否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起到引领作用”，将会导致“大学改革的必要性”。“‘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的自由’，不仅是大学和大学人所关注的，实际上还是日本建设新民主文化的必备条件。”*韩东育：《两个八·一五》，《读书》 2006年第11期。

然而，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就任文部大臣后却即刻着手进行大学相关的改革时规定任免大学总长或校长、系主任、教授、副教授时必须向文部省申报。不久，此规定又扩大到大学行政机构人员，甚至还要求改变大学的使命和培养目标。对此，南原繁在《大学之自治》一文中针锋相对地指出：“日本大学具有选拔教授、副教授的权利，采用通过推荐选举校长、系主任的方式在‘文教’方面是‘立宪主义’的表现。荒木文部大臣提倡的‘改革’不仅与法西斯的大学政策相近，还包含了超越此政策的强制性压制，这种改革不适合日本大学。”*南原繁：《大学の自治》，《南原繁著作集 》第六卷，東京：岩波書店，1984年2月特装版，第10頁。在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分子接二连三地对大学知名教授和知识分子进行迫害之时，“洞窟之人”*南原繁的弟子丸山真男等人给埋头做学问的南原繁起的绰号。南原繁勇敢地挺身而出，再次撰写文章指出：“我国现在需要改革的事项诸多，我们并不反对改革或革新，只是改革的原则必须尊重日本国民的意志，要以全体人员的参与为前提进行改革。政治以及产业等诸方面的改革也不例外，作为文化之府的大学就更应该努力践行。大学不同于与其他的机关团体，要做好学术研究，就必须发挥团队成员的创造性，维系学者们的‘自由共同体’，团队成员之间不是行政事务机关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平等与携作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大学一定要超越政府的掌控之外，而是作为国家机构的一个有机体，作为学问理性之府的独特性使然”。对战时有着强烈的判断和信念的南原繁进而阐述道：“在此意义上，‘学术的自由’并不与国家原理相对立，相反，是国家存立必备的条件，这与‘大学的自治’也不相矛盾。如若不然，单凭政府当局的意志或是大学内部一部分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话，甚至用‘权利意识’取代压制‘真理的意志’，那么，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大事件，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将不复存在。”*南原繁：《大学の自治》，第11頁。无需质疑，南原繁主张的“大学的自治”并不是强调与政府对立，而是要求大学人要对国家尽义务和责任。大学必须自觉地履行国家使命，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探求真理而努力尽职。“学术的自由”最重要的也是思想及学术研究上的自由。南原繁主张除“军国主义”分子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分子之外，要尊重不同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学术观，唯有相互理解提携，共同探求真理，切断旧历史，开拓新文化，方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的自由”，进而达到“思想意识上的自由”。

坚持“大学的自治”与“学术的自由”并引领全社会脱离战后泥潭，是南原繁主持东京大学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任6年间，南原繁辞去了所有的事务性工作，奔走呼号在文部省和GHQ之间，汇集各种信息和情报，坚持“自主自律”地进行教育改革，睿智地指导东京大学进行了以下几项重大改革。如：1947年10月，把“东京帝国大学”的名称改为新制“东京大学”；将原来的法、医、工、文、理、农、经7个学部(相当于我国大学的院系)改为新制大学的学部；将战前旧制高中担任日本传统教养的教育改制成面向战后的一般市民教育；合并了旧制第一高中和东京高等学校，创设了日本唯一的相当于一般教育以及专门教育的教养学部；动用各方面的力量大力资助教育学部；开设了新制大学院(相当于我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此外，南原繁还创建了日本第一个大学附属出版社“东京大学出版会”，并出任首届会长。

为了确保“大学的自治”与“学术的自由”，南原繁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在1948年3月19日召开的第61次“教育刷新委员会”总会上提出：“日本大学的自治可以通过教授会、评议会、大学机构等实现，并要立法。”*山口周一：《資料で読み解く 南原繁と戦後教育改革》，第139頁。。此提案经3月26日第10次特别委员会讨论，于4月9日第64次总会，以“关于大学的自治与学术的自由之确立”建议项目被采纳。南原繁以其睿智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以东京大学为首的日本教育远离了战后日本教育的危机。

结 语

南原繁在《日本的教育改革》一文中曾指出：“战前的教育基本上是依据《教育勅语》的教育理念，自明治以来一贯集中于以国家精神，培养皇室一统为中心的皇国国民的教育理念上。这种做国家的忠良臣民，追求扶翼皇运与民族兴旺，发展到极致便导致在太平洋战争中培养‘皇民’的极端教育。 近代日本兴于《教育勅语》，也毁于《教育勅语》”*南原繁：《日本における教育改革》，第223—224頁。晚年的南原繁再次断言：“战后教育改革不是单纯的教育制度的改变，是日本战后‘文艺复兴’的保证。特别是《教育基本法》和《日本国宪法》代替了天皇的《教育勅语》和《明治宪法》的今日日本，教育已经不是独特阶层的特权，已充分显现‘文艺复兴’之兆。教育改革是战后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最大福利。”*山口周一：《資料で読み解く 南原繁と戦後教育改革》，第302頁。

日本战后教育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笔者认为南原繁有五大贡献：一是学校体制采用了面对全体国民的“六·三·三·四”教育体系，使普通百姓有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指导“教育刷新委员会”制定了《教育基本法》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和法规，为日本迈入民主法制化教育，踏入世界先进教育国之列奠定了基础；三是废止了旧制高等学校和师范学校，消灭了原来只有一部分人才能享受到的教育特权；四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教育改革原则和方针，对来自于外部的高压政策进行了抵抗；五是改革了培养教员的旧制教育体系，转换了培养具有时代精神和人类见识、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新国民的教育目标。这些贡献应源于南原繁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希冀日本战后要真正走向和平民主的新国度，对教育自由、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强烈关心和责任感。

曾有人提及日本战后教育改革是在GHQ和美国教育使节团的高压下进行的，不是独立自主的教育改革。对此，南原繁在《日本的教育改革》一文中指出：“美国教育使节团最终提交的《报告书》是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指标的确属实，但据我所知，在教育改革期间，日本一次也没有接受来自GHQ和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指示和命令。GHQ邀请的是‘民间情报教育局’的专家学者和教育者们，他们也确实向文部省和省内委员会提过建议和建言之类的，但至少我们‘教育刷新委员会’的所有提案都是经过自由讨论形成的。在很多重要的事项上，我们没有采纳的也不占少数，如《大学管理法》案等。”“从开始他们就尊重了日方委员会的自由讨论结果。出现问题，通过彼此间的协议和谅解的基础上基本全部得以解决，这是个十分贤明的政策，也是我日本之幸运”。*南原繁：《日本における教育改革》，第217頁。

在南原繁和“教育刷新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各项教育改革促使战后日本各层次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教育基本法》的实施、“大学的自治”与“学术的自由”的办学理念并引领全社会的示范作用，促使日本教育迈上了“和平民主”、“为社会服务”之旅。普通义务教育和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次第形成，为日本战后培养了一大批富于创新意识和具有批判精神的各领域专家，也为整体提高日本国民的素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冯 雅)

2016-11-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原繁对侵华战争的‘谢罪’认识与影响研究”(编号：13BSS017)。

卢丽(1963-)，女，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教授；李兰迪(1992-)，女，河南商丘人，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硕士研究生。

*本文得到2016年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特此致谢。

A

1674-6201(2017)01-003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