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的用与不用

文/张勇

当了官，手里或大或小总会掌握一些特权。特权的用与不用、怎样用，直接反映出一个为官者品格的高下。对此，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堪称楷模。

在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夜以继日地运筹帷幄，指挥战事。组织上考虑他太忙太累了，增调了小战士于河子当他的警卫员，任务是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于河子还没有到岗，刘伯承就告诫妻子汪荣华：“小于是组织上分配来照顾我这个司令员的，这是工作的需要，你没有使用警卫员的权利，不能揩公家的油。”汪荣华是司令部通讯处的电报员，工作很繁忙，常忙到深夜才回家。她记着丈夫的叮嘱，自己的事自己做，家里的衣服换下来马上洗了，实在来不及洗的，就先藏起来。

于河子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想帮汪荣华做点事，经过再三“侦察”，发现了汪荣华藏衣服的地方。一天，汪荣华前脚刚走，于河子就把汪荣华藏的衣服拿到溪边洗了起来。刘伯承在工作中无意发现了于河子的“秘密”。

晚上汪荣华回来后，刘伯承一见面就责问她，为什么让于河子把家里的衣服拿去洗。见妻子矢口否认，刘伯承脸色一沉说：“我都已经看到了，你还想赖？”汪荣华实在冤屈，难过得眼泪都流下来了。于河子暗暗责备自己让汪荣华受了冤枉，向刘伯承报告，是自己偷拿了衣服去洗的，汪荣华根本不知道。刘伯承还是责备妻子汪荣华为什么不把家里要洗的衣服藏好一点。刘伯承说：“汪荣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又是高级干部的家属，应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个好的样子，这样，我当司令员的话才有号召力。”汪荣华知道丈夫一向严于律己，甚至苛刻，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便作了心悦诚服的检讨。刘伯承这才算满意，但还有点不放心地说：“你必须言行一致，不能阳奉阴违。我再次告诉你，你没有使用警卫员的权力。”

彭德怀没有旅游的习惯，休闲游览也只有一次。1956年夏天的一天上午，他经不住警卫员景希珍的“撺掇”，同意去北海公园转一转。傍晚，在离公园还有一条街的距离时，穿着便衣的彭德怀就让车停下，然后他和景希珍步行朝公园走去。到门口一看，一块大牌子上写着“休息”，彭德怀问景希珍：“你搞什么鬼？”景希珍只好说：“牌子上写的不是休息嘛。”彭德怀反驳说：“休息，休息为什么叫我们进来？”彭德怀不仅冲着警卫员，也冲着景区里的几个工作人员说：“你们就是叫我脱离群众！你们是不是把群众赶跑了？”几个工作人员说他们是奉了上级指示闭园接待首长，彭德怀怒气更甚：“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么大一个公园，我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决不能有！”他愤而转身离开了公园。在路上，他还狠狠地瞪了景希珍一眼：“我以后再不逛公园了，免得老百姓背后骂我的娘！”

类似的不搞特殊化的例子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还有很多，但也有同志，利用手中的权力搞了“特权”，但这种“特权”，更加让人肃然起敬。

1966年，开国大将粟裕的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在儿子的就业去向上，粟裕利用了自己的“特权”：没有把粟戎生分配到研究机关，而是分配到云南前线某地空导弹部队。“在部队最好是从战士当起，取得逐级经验。半路出家，基础是不扎实的。”粟裕说。

粟戎生在前线的4年里，先后当了战士、班长、技师、排长，跑了上千次战斗警报，经历了十几次移防。

1969年秋，粟戎生所在的地空导弹部队移防，训练和生活条件大大好转。父亲粟裕再次动用“特权”，将他调往北线一个进入反侵略战争等级战备状态的野战部队，条件更加艰苦了。“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这是粟裕当年在武汉受训期间，被教员问的问题。粟裕将这个问题抛给了粟戎生，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却是要熬很长时间，要耐受。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这或许解释了粟裕两次动用“特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