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办文学期刊在提升文艺出版社核心竞争力中的作用探析

□文│刘旭涛

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12月发布的《2020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586家（包括副牌社24家），出版期刊10192种（其中文学、文艺类期刊661种）。[1]据不完全统计，586家出版社中超过1/3的出版社有主办的期刊。

全国数十家文艺类出版社主办的社办期刊，在当代出版中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这些社办期刊一方面与其他期刊一样具有公开发行、连续出版等特点，但由于其母体出版社高度聚焦文学艺术领域出版的特点，其往往与母体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依存性，书与刊互动现象和特点较为突出，值得关注。

为了解文艺类出版社社办期刊的发展现状，探究社办文学期刊对提升文艺出版社核心竞争力所能起到的作用，笔者选取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花城出版社（以下简称“花城社”）一南一北、一中央（中央级出版社）一地方（地方出版社）两家文艺类出版社为研究对象，就其发展规划、扶持措施、管理模式、书刊互动情况等进行研究分析，试图从社办期刊发展概况、所起作用、经验总结3个方面，对社办文学期刊在提升母体文艺出版社核心竞争力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探析。

一、两家文艺出版社主办期刊的发展概况

人文社成立于1951年，现主办有《当代》《新文学史料》《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学语文之友》4种期刊和《帅作文》一种报纸。其中，《当代》创办于1979年，是原创文学期刊，专注报告文学和中长篇小说；《新文学史料》创刊于1978年，是专注于文学研究的学术期刊；创办于2020年的《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为长篇小说专刊，由《中华散文》改刊而来；《学语文之友》和《帅作文》都是2000年后创办的报刊，前者是面向小学生语文教与学的教辅类读物，后者是面向中小学生以写作、阅读和鉴赏为主旨的教辅类报纸。从人文社办刊方向来看，都是紧紧围绕本社专攻的文学板块进行布局。

花城社创建于1981年，现主办的《花城》《随笔》两种期刊均创刊于1979年，最初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以丛刊形式出版，花城社成立后改由花城社主办。建社以来，花城社曾主办《历史文学》《文化广场》《旅游》《译丛》《译海》《风采》《海韵》等10多种期刊、丛刊，这一波创刊热潮与当时出版界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贴合花城社自身出版方向，市场、读者的需求与出版社的出版方向一致，共同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期刊的繁荣发展。[2]后来因为业务调整等各种原因，花城社只保留了《花城》《随笔》两种与自身业务紧密关联的文学类期刊。其中，《花城》专注于刊发原创文学作品，创办以来刊发了路遥、海子、王小波、毕飞宇等一批知名作家作品，与《收获》《当代》《十月》并称为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随笔》是以文史、思想随笔为主的文化类杂志，被称“北有《读书》，南有《随笔》”。

二、社办期刊的多维价值供给：贡献效益、引入资源、培育人才

《当代》《花城》两种社办文学期刊均高度聚焦母体出版社文学领域的出版方向，在发展和管理上虽各有特点，但从期刊对母体出版社核心竞争力所起作用的角度分析，则有贡献效益、引入资源、培育人才三个方面的共同点。

1.创造收益，提升品牌知名度

从发展历程来看，两家出版社所办期刊对出版社效益方面的贡献，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20世纪80年代是出版界的繁荣发展期，《花城》期发行量达到60多万册，最高单期发行76万册；《当代》期发行量维持在50万—60万册。巨大的发行量带来丰厚的发行收入，社办期刊产生的经济效益尤为显著。[3]此外，《当代》《花城》各自的特点十分突出，在文学界各树一帜，其期刊品牌影响力为母体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附加值，较大地提升了母体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第二个阶段是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应用，读者阅读习惯发生改变，传统期刊尤其是文学类期刊的发行量断崖式下滑。国内传统文学期刊的主要收入来源仍是发行收入，在市场多元化经营方面很难有大的创新或突破。《当代》目前仍保持盈利状态，但与黄金时期比，贡献给母体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已不可同日而语。《花城》同样面临期刊发行量萎缩的难题，但对母体花城社而言，它依旧是一个响亮的招牌，依然在持续不断地为提升母体知名度和影响力作出贡献。

2.聚拢作者作品，引入优质资源

从社办文学期刊的发展路径及效果来看，两家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都属于与母体深度交融发展的模式。社办期刊与出版社深度交融、相得益彰，社办文学期刊作为资源平台和重要招牌，招揽作者、聚拢作品，期刊的重要作者同时是图书作者，或者反过来，出版社的重要作者变成期刊作者，期刊融入母体出版社的发展并贡献重要力量——期刊、出版社在一个体内循环系统里进行资源互动，期刊品牌与出版社品牌形成合力产生叠加效应，实现书刊良好互动。

在聚拢作者及作品方面，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名家名作。对于文学期刊而言，争取知名作家作品的首发权是期刊行业地位及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评价标准，具备条件的期刊都会集中人力、精力、物力去尽力争取名家名作。与一般文学期刊不同，《当代》《花城》首发的名家作品，除在期刊发表之外，往往还能同时签订母体出版社的图书出版计划，形成出版一条龙服务，这意味着期刊重要作者及作品也是母体出版社日常图书选题的重要来源。其中以《当代》效果最为显著，其期刊平台首发的《芙蓉镇》《白鹿原》《尘埃落定》《国画》等作品，后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成为经典畅销书，至今仍在发行且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花城》首发的《这边风景》，由花城社出版单行本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并成为畅销书。二是新人新作。《当代》历来注重与青年作家的合作，2016年专门推出青年创作专号，刊发了徐则臣、李师江等一批青年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花城》在培育新人方面也倾注了不少精力和功夫。比如，在王小波籍籍无名的时候就连续刊登了他的作品。近年来，《花城》又推出《花城出发》《花城关注》栏目，重在关注青年作家与新锐的创作，发掘更多文学新生力量，张悦然、王威廉等一批青年作家由此崭露头角，走向中国文坛舞台的中央。

3.一岗多职，培育复合人才

从管理模式来看，两家出版社均采用传统的一体化内部管理模式，社办文学期刊的人、财、物等都纳入出版社管理体系，《当代》《花城》均为出版社内设编辑部，属于非独立法人单位。这种与出版社母体高度联通的一体化内部管理模式，使得社办期刊的编辑同时拥有出版社编辑、期刊编辑的双重身份，一岗多职、一岗多能，有利于在实践中培养复合型编辑人才，这一点在《花城》最为明显。

《花城》的编辑每年兼做若干图书选题，如《花城》前主编带领期刊编辑参与策划出版的“蓝色东欧”系列丛书，被确立为母体花城社的重点出版项目，从2012年至今已出版60种。编辑深度参与该丛书的选题策划、组稿、编辑工作，担任部分图书的责任编辑，同时在《花城》推出《蓝色东欧》专栏，图书与期刊进行深度互动，达到较好的效果。由于在图书方面的良好实践，《花城》编辑担任责任编辑的图书还荣获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评论协会“中国好书”等重要奖项。

期刊由于风格连贯和连续出版的特性，需要编辑密切关注文学动态，以更积极的姿态去联系作者，及时掌握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的创作动态。从出版流程看，虽然期刊出版与图书出版在很多环节是类似或相通的，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期刊编辑着重的是前端的组稿、改稿工作，对期刊后期的宣传、营销不负主要责任。[4]而图书编辑更像是一个产品的项目经理，除了前端的组稿、改稿，还要负责跟进内文编排等出版具体事项的敲定，参与宣传营销工作等。从《花城》《当代》多年的人才队伍发展情况来看，两个编辑部都横向、纵向培养出了一批出版社的业务骨干，输出到其他图书编辑室或其他相关单位成为中坚力量。

三、社办期刊的经验启示：构筑品牌力、竞争力、影响力

综上，从实际成效综合分析，《当代》《花城》在各自母体出版社核心竞争力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效益、资源、人才3个方面，功能突出、作用显著。如果把视野横向扩大到全国，一些社办期刊的经验做法也值得关注。比如，商务印书馆曾实行过“以刊带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高度聚焦专业化的办刊方向，广东教育出版社依托教育出版优势在其主办的《课程教学研究》开设特色专栏专题等。

从总结成功实践经验的角度切入，在社办期刊的良性发展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可以从品牌力、竞争力、影响力3个维度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1.聚焦精准办刊定位

办刊定位是报刊发展的原点和起点，每种期刊的繁荣发展，首先离不开精准定位。[5]两家出版社已形成品牌效应的社办期刊，共同点是书、刊深度交融并能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出版生态循环系统。以人文社为例，《当代》是人文社文学出版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人文社而言，《当代》是一个响亮的招牌，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聚拢知名作者、发现并出版（发表）重要作品。在数十年的变革中，其他几份社办期刊根据形势变化或改刊或对外开展业务合作，但人文社从未动摇过对《当代》的支持。人文社将《当代》与出版社的关系形象地称之为“前店后厂”，并提出“以书养刊”的理念。“前店后厂”描述的是资源的次第开发和一条龙服务，将资源利用最大化、最优化；“以书养刊”指的是母体出版社通过期刊之外的图书发行收入确保社办品牌期刊的持续发展。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80年代曾实行过“以刊带书”，与之可谓“异曲同工”，其主办的《名作欣赏》，通过期刊这个纽带把各学科的优秀人才聚拢起来，先在刊物上发表这些作者的作品，然后再集结出书。无论是“以书养刊”还是“以刊带书”，重点都在于“书”与“刊”的深度交融互动，书刊并举，书刊相长。母体出版社对所办期刊的定位中，资源聚合平台是其最为重要的功能，也是出版社愿意投入较大人力、物力、财力扶持的内在动力。社办期刊的平台功能性也是其赖以生存的价值。从《当代》《花城》的办刊实践来看，母体出版社一直保持高度的定力，坚定不移地支持两种期刊的发展。

2.坚持专业化发展方向

社办文学期刊通过坚持贴近母体出版社的专业化办刊方向，获得资源赋能，办出特色取得实效，综合竞争力得到大力提升。人文社主办的5种报刊、花城社主办的2种报刊，均与母体出版社专注于文学出版贴合，紧紧围绕文学领域，从原创作品、文化随笔、学术研究、语文教学阅读等多个层面展开，在选题上与母体出版社图书出版主攻产品线定位高度一致。与此类似，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小说月报》《散文》，也与母体出版社图书出版主攻产品线定位高度重合；三联书店主办的《读书》，与自身在社会科学出版领域的优势密切关联。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近年来对所属80多种报刊进行资源整合，高度聚焦期刊的专业化发展，明确不再鼓励转办生活类、市场类报刊，重点支持改办跟出版社定位一致的期刊，如《辞书研究》《书法研究》《出土文献》等。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6家出版社主办期刊14种，近年来坚持“专业化、生活化”的发展方向，社办期刊通过强化专业化、书刊资源共享互动的办刊方针，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课程教学研究》依托母体广东教育出版社的教育出版专长，先后推出教科书历史研究专题、走进核心素养教育专题等，率先就教科书研究形成特色专栏。这些社办期刊结合母体出版社主攻产品板块和特色，聚焦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

3.继往开来传承文化招牌

从各个维度评价，《当代》之于人文社，《花城》之于花城社，都是不可分割且相融于一体的重要招牌，这些社办文学期刊，在特定时期甚至比母体出版社的名气还大，如《花城》创办时间比花城社还早两年，有人形象地称为“先有《花城》，后有花城社”。这些品牌社办期刊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聚拢了一批又一批知名作家，培养了一群又一群年轻作者，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是当代中国期刊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面对阅读方式变化、读者流失、发行量下降等共性问题，“老刊如何保持影响力、如何焕发新活力”是社办期刊需要攻克的重要课题，要想保持、扩大既有文化招牌的影响力，则必须保持与时代同步，关注当代年轻人的思想动态。争取年轻读者，是人文社、花城社及其主办期刊的长期战略。在发展规划及重点工作布局中，两家出版社都非常重视与高校的联系、合作，进一步加大培养年轻读者的力度，继续保持既有品牌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