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阅读背景下历史类有声读物的再建构

□文│卢 劲

2013年随着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应用，中国移动互联网进入高速全面发展阶段。到了2021年上半年，移动互联网（手机）接入流量达1033 亿GB，流量占比46.6%，同比增长速度达到38. 7%，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1]移动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之前纸质与电子的阅读模式，以个人智能电子阅读设备（手机、平板等）为代表的阅读载体的多元化、阅读内容的音频化和视频化，是移动互联时代阅读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此同时，阅读呈现的碎片化现象也愈发显现。有研究者指出，电子媒介是导致碎片化阅读的直接原因，[2]由于电子阅读设备便利性的不断加强，利用零碎时间进行阅读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3]但过往研究者把阅读仅仅定义为传统的视觉文字阅读，忽略了随着移动互联传播手段的发展，有声读物、短视频的高速发展，与碎片化阅读有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

本文认为，有声读物是碎片化阅读兴起之后的应然产品，是对传统视觉阅读的创造性发展。作为有声读物中的重要类别，历史类有声读物与传统以纸质历史书籍为蓝本衍生出的有声书有所不同，为适应碎片化的阅读趋势，新型历史类有声读物从产品的创意、构成、形态与应用等多个方面和维度，都需要与传统历史类有声书产出不同的建构。

一、历史类有声读物的特征

在过往的研究中，碎片化概念以及碎片化阅读的利弊是研究者关注的理论重点，本文将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提出历史类有声书在此理论背景下的特征。

1.碎片化阅读的利弊

“碎片化”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后现代思潮中出现的作为文化分析的概念，意指与主体失去内在的意识与思想联系，分裂成各自互不联系处于游离状态的文化片段。进入互联网时代，碎片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时代，整个世界都‘碎片化’：市场‘碎片化’，用户‘碎片化’，内容‘碎片化’，终端也‘碎片化’了”。[4]碎片化有典型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同时也是互联网迭代进化之后网民的一种行为习惯。在阅读领域，有研究者认为碎片化阅读是读者在确定的阅读目标指导下，以相对稳定的速度，投入较短时间，阅读某个内容的阅读方式。它有别于传统的纸质阅读，具有零散、随意、快捷、无序、简易等特征。[5]也有研究者认为碎片化阅读是一种零星、低效的阅读方式。[6]还有研究者认为，阅读的碎片化，是描述信息传播与获取情况的形象说法，有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原典内容碎片化，二是相对于连续阅读时间的碎片化，[7]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更带来了阅读场景的碎片化。从知识管理角度看来，认知发展既是一个从数据、信息与知识出发，向智慧不断推进、升级的过程。以上3种情形的碎片化，仅仅是对数据和信息的积累，不能实现认知层级的跃迁，进化为提升认知水平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

历史类读物是典型的知识类而非休闲类的阅读物，通过碎片化阅读获取的大量孤立、零散、缺乏联系的数据与信息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加工、编码与组织，相互之间没有建立起联系，无法进入大脑的长时记忆，只会随着新的碎片化信息的不断涌入而被遗忘。[8]从而难以形成完整成熟的历史观，只能得到一系列零碎存在，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历史信息。

移动互联网造成碎片化阅读的深层次原因，有研究者认为是信息过载所导致。信息过载是指社会信息超过了读者能接受、处理或有效利用的范围，并导致故障的状况，[9]历史类信息亦不例外。碎片化、浅表化的阅读方式兴起，是读者应对信息过载的方式。有声读物更是这种阅读方式兴起之后的应然产品，大量的碎片化时间由于无法使用视觉阅读，比如在开车、运动、行走、短暂等待（电梯、地铁、公交车等公共设施）等场景下，有声读物极好地填补了这些碎片时间。

尽管碎片化阅读有以上已发现的弊病，但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同时也为有声读物的生产者、出版者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可以利用好这种新型阅读产生的新市场“蓝海”，创造出新形态的有声读物产品填补市场满足需求。

2.历史类有声读物的特征

有声书（Audio Book）在 20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率先发明。此时的有声书特指依托留声机，利用一种存储容量较大、播放时间较长的密纹唱片录制书籍文字的声音。[10]有声书发明的初衷，是为了满足盲人群体的教育与阅读。随着广播技术的发展，有声书衍变为电台中的广播剧（Radio Drama）并大为流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有声书、广播剧等听觉内容是对传统视觉阅读的补充，传统出版社的有声书生产，也是以纸质读物为蓝本，由朗读者或主播完成内容的音频化，通过唱片、磁带、CD等介质进行储存并传播。在历史类的有声书中，以少年儿童出版社《上下五千年》（林汉达著）为蓝本制作的广播剧最为著名。2000年，台湾皇冠出版社以创纪录的投资，制作推出侯文咏、蔡康永演播的《欢乐三国志》广播剧（40张CD），影响甚大。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话剧演员王更新演播的《明朝那些事儿》的有声书版，也在音频平台上获得了6.6亿次的播放量。由此可见，广播剧或有声书在产品形态与特质上，更适应于传统音频（电台、CD播放）的传播特点，而内容上也依赖于原有的纸质文本，二次创造的空间有限。

居于移动互联的音频平台兴起的有声读物（Audio Reading Matter），在其历史类别中，与过往的历史类有声书、广播剧有如下不同的特点。

节目化的二次创作。以2016年“得到”APP上线为节点，该平台提倡碎片化学习方式，目标定位于让用户短时间内获得有效的知识。其“罗辑思维”栏目，就是早期极好体现了以二次创作为显著特征的有声读物。首先，节目不再以书为单元主体呈现，在一年50期左右的节目中，以主播者（罗振宇）为主体，由其提炼话题，用话题去覆盖一本书或几本书。每一期节目的核心内容来源是其推荐的纸质书，但传播方式不再是简单的复读纸质书的内容，而是经过二次创作之后时长为30—50分钟的“新”内容。其中，历史类内容占其节目份额的一半左右，《第三帝国的兴亡》《一战秘史》《天朝的崩溃》《万历十五年》《饥饿的盛世》等一大批优质历史书籍，完成了二次创造，成为节目化的有声读物。

课程化的内容结构。这是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有声读物的迭代产品。以2017年“得到”平台推出的《施展·中国史纲50讲》为肇始，历史类内容以课程形态呈现，保持了体系的完整性和内容的连贯性，同时每节课不超过15分钟的时长，也满足了碎片化学习的需要。这种课程化的历史类有声读物大获成功，之后“喜马拉雅”平台陆续推出《中国通史大师课》《世界历史大师课》《近代大师传》等历史类有声读物。与前期的二次加工不同，课程化的有声读物完全按照新传播方式重组内容，以先建构音频内容为主体，再附加上文稿为收听时的辅助。文稿此时成为音频内容极好的补充，特别是遇到专有人名和名词，以及图片信息时，文稿能够提高声音信息的吸收率，保障收听的持续畅通。课程式的有声读物，由于在版权上与传统书没有关联，也很好地规避了有声书版权与传统图书版权的纠葛。

作者主播化。有声书的主播，往往以传统播音员或话剧演员的台词要求标准进行筛选，但这种朗读者往往缺乏对原书内容的深刻理解，有很大一部分主播根据一般的话剧式朗读风格处理文本，结果音频呈现出来的效果浅表化、模式化，反而给原书内容造成极大的损害，令人无法“卒听”。而由原作者充当主播者，对原创内容的把握远胜一般主播，往往可以避免以上流弊。以《易中天中华史》为例，该系列的有声书以纸质书为蓝本，由相对优秀的朗读者完成。平均每本书的播放量在200—300万次。其中，《禅宗兴起》一书的核心内容，还有一部由易中天本人主播的版本，由于作者本人对禅宗内容深入浅出的理解到位，语言表达更是一流，该有声书的播放量达到3700余万次，是一般主播播放量的10倍以上。在“流量为王”的移动互联时代，有声读物的作者主播化，带来的流量增幅不容小觑。

二、历史类有声读物的一般性模型建构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研究可知，历史类有声读物的建构不能再是简单的纸质书“说书版”的转换，而需以碎片化阅读为背景，打造新的有声读物新模型。本文就历史类有声读物的建构，从产品决策、作者筛选、内容选择、产品结构4个维度提出建议。

1.反向决策：先音频后纸质的逆转

从课程化的历史类有声读物的兴起可知，新的市场需求创造了新的产品形态。以施展2017年的《中国史纲50讲》为例，由于之前的有声读物策划准确，在有声读物领域声誉鹊起之后，其纸质书在2018年出版，由音频到纸质的二次传播效应非常成功。先做音频内容，并生产有声读物，待获得市场认可之后，再出版纸质书。这样的选题和出版决策，正好是对传统出版流程的逆转。

对于出版者来说，必须对市场业态发生的逆向变化具有敏感度，重新定位出版者的角色意识。传统出版以纸质载体作为最终的产品形态，也就意味着其自身的角色是一个出版型企业。但我们可以看到，“发明”课程化有声读物的恰好不是出版型企业，而是移动互联企业，两种不同企业性质导致其角色意识不一样，对市场的敏感点也不一样。

2.挖掘文字写作与语言表达“双强”的优秀作者

优质作者资源从来都是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新有声读物兴起后，经过市场迭代筛选，原创与原说能力俱佳的作者，最能带来流量。在历史类领域，除了已提及的易中天、施展，原创并主播《精讲唐史》《精讲佛教史》的浙江大学教授孙英刚、《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等，都是新涌现的文字写作与语言表达双过硬的优质作者。

在历史类有声读物领域，有一批原本语言表达就很突出的主播，比如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袁硕（河森堡），在有声领域声名鹊起之后，其原创出版的《进击的智人》一书也属佳品，同时，他在音频平台的节目《了不起的博物馆》也出版了同名图书，成功完成了二次传播。安森垚在有声领域不仅拥有巨大流量，作为“知乎大神”，他还是《祖先》四部曲的作者。这样的“两栖”甚至“多栖”的跨界作者在移动互联时代层出不穷，作者的高频跨界，出版业并未被抛弃，反而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栖身之地，高度关注跨界作者，更能让出版方在作品筛选与作者培养时更有目标感。

3.内容选择：讲故事追求生动化

视觉和听觉阅读方式对人接收信息效率的比较，一直是人类工效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焦点。有研究者发现，同样的阅读时间下，视觉对信息的接收效率高于听力 。[11]但听觉阅读也有不可取代的优点，比如听觉的强制性作用比视觉阅读更为明显，因为声音是外在的，具有强制“灌入”的效应。优质听觉自然也会增加信息接受的效果，比如听一个优秀演说家的讲演就比看他的讲演集效果好得多。该研究的结论指出：在都只允许阅读或听一遍的情况下，听的效果会比阅读更好，而且当文章内容比较生动时，听觉的劣势会逐渐地消失。[12]

因此，出版者在选择有声读物的品种时，内容的生动化将是一项重要考量标准。在实践中，“说书”型的有声书中，内容生动的小说类别的播放量最高，在多个音频平台中，小说有声书的单本播放量大多在千万级以上，上亿的播放量比比皆是。而历史类的有声书，大多是在百万级。

传统的历史读物，在传统写作模式下，通常缺少适合声音传播的生动性。让严肃的历史读物变成可讲述的故事，以故事带来收听效果的生动性，已逐渐达成业界的共识。而网络历史读物，在写作时已经先行试水。《明朝那些事儿》最早在天涯网站连载，为了适应网络阅读的需要，作者当年明月把大量的明史材料通俗化，通过故事方式讲述明朝史。而这种故事化的内容完全可以平滑无碍地移植到音频平台，仅在“喜马拉雅”平台，《明朝那些事儿》9册书，共获得的播放量达6.6亿次，平均单册书的播放量超过7000万次，达到了有声小说的播放层级。

4.产品结构：从“说书”到课程化转型

从内容结构上看，传统历史类图书以文字为核心，服务于视觉阅读。图书的结构以序言、后记（跋）为前后，以章节为主体框架，作者需表达的内容，最终借助章节之“骨架”落地纸面。文本的一般结构最多可达4层，每个层次的逻辑与内容逻辑必须吻合，同时自身层次分明。长期以来，这种内容结构已成为默认的纸质文本阅读品的底层结构。

但这种产品的结构显然是不适合声音传播的。传统章节形式呈现的内容逻辑，很难通过声音有效表达出来，而听众更多需要依靠关键词的多次提醒，才能明白内容逻辑的转换。因而，在历史类有声读物的建构上，要求内容的结构更加扁平化，逻辑也更简单清晰。比如文字阅读的文本结构最多能到4层，但显然这是适合文字逻辑而不适合声音逻辑，声音的逻辑结构应扁平化，内容结构应保持在一层最多不超过两层。课程化的有声读物因此应运而生，课程化的特点在于破开原来文字文本的宏大结构，依照内容逻辑把原有大结构内容分拆为20分钟内的单个课程，用多个课程的结构来呈现整体的主题内容。从而，在阅读内容、时间和场景均碎片化的情景下，也能有效传播历史类的知识信息。

同时，每个课程都有主播自己撰写的电子文稿同步呈现，文稿是对声音的极好补充，听众如果以收听和阅读双通道同时获取信息，那获取知识的效率将更会提高。对于历史类的信息来说，涉及大量不常用的专有人名和专有名词，有些信息甚至要以图片形式表现，这时双通道的获取模式优势显著。

《中国通史》是常销的经典中国史读本，目前通行的版本有近20个，其中不乏吕思勉、范文澜、白寿彝、卜宪群、傅乐成、钱穆等大家的编著，但如果直接以“说书”的形式呈现其内容，可能会因为内容过于冗长、结构过于宏大导致收听效果不佳。而音频平台上的《中国通史大师课》，以当下各个历史阶段研究中的17名权威学者为主笔兼主播，分292节课程，每节课不超过20分钟，来完成对整个中国通史的解读。每节课围绕一个主题或知识点来展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又是在通史大逻辑下的一个有机环节。这个产品的播放量达到2440万次，不仅流量喜人，更开创了适应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多人合作制的有声读物新形态。

三、结论

本文就碎片化阅读视阈下历史类有声读物在产品决策、作者筛选、内容选择、产品结构4个方面的建构进行了一般性的探讨。随着移动互联应用型创新的不断出现，如何克服碎片化阅读带来的浅表化、快餐式消费弊端，不仅有基于社交网络技术的升级建构，例如利用社交化的交互手段，升温听众的参与方式，从而降低碎片噪音干扰，提供有声书的完整体验。[13]还有借助算法技术，追踪读者阅读消费的大模式，完成产品形态的二次创新的升级建构 。[14]出版者应该意识到，有声读物是碎片化阅读兴起之后应然的产品，碎片化在对传统纸质图书阅读造成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为出版者提供了有声读物这一新的市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