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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出版公共服务路径与空间优化研究*

时间:2024-09-03

□文│邢梦莹

我国有声出版在商业领域的发展阔步前行,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与经济收益。有声出版作为数字出版的创新性出版形式,是技术赋权下的产物,同时作为一种出版物,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应遵循出版规律。借助以听觉为主导的功能特性,结合我国知识文化鸿沟与数字技术鸿沟等现实背景,有声出版如何大力发展其社会服务功能与人文关怀,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发展目标,是有声出版行业的现实考虑与社会责任。本文着重研究我国有声出版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路径与优化策略,以期为有声出版业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一、有声出版概念及行业背景

根据美国有声书出版商协会(Audio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APA)的界定,有声书是指包含不低于51%的文字内容,复制和包装成盒式磁带、高密度光盘或者单纯数字文件等形式进行销售的录音产品。[1]国内学者将其概念做了进一步界定,即“有声语言为主要传播符号,以音乐、音响、图文等为辅创作形成的,具有一定知识信息含量的媒体产品和服务”。[2]这一定义主要在产品形态方面将服务纳入了其中。

有声出版的实质是一种以声音形式来复制传播文字内容的知识服务产品,本身是数字出版的一种创新实践。作为数字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国家层面的关注。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在专栏4“出版融合发展工程”关于“数字出版内容精品工程”中,就提出了“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3]

有声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美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其在西方的出现,最初的出版意图始于公益而非商业。[4]例如美国,有声书最初是专门为视障人群提供的有声阅读服务,随着不断发展被广大普通民众所关注并喜爱。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有声书逐步覆盖了美国整个公共图书馆系统。与此同时,“有声读物图书馆”最初在英国成立,为失明人士和其他有阅读障碍的人群提供有声书服务。有声书开始逐步面向更多的特需人群,同时也与图书馆产生了自然而然的合作关系。随着有声书的兴起,从服务于特殊人群,逐步转向普通读者。从视障人群到图书馆再到普通阅读者,呈现出从公益资源到公共资源和商业资源相结合的变迁,为有声书扩展商业市场与数字媒介习惯的养成带来了有利条件。一方面满足了商业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公共服务和资源共享等方面提升了活跃度。有声书“一体两面”的社会功能得到充分的挖掘与利用,离不开配合公共资源以及公益资源的共有发展空间。

我国的有声书业务相较于美国起步较晚,最早可追溯到1994年,如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中国名著半小时系列”有声书、北京鸿达以太公司研发了MP3格式的有声书。[5]到了2010年以后,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在各行业的逐渐兴起与应用,以及所伴随的AI技术日趋成熟和有声阅读市场的实际需求不断扩大,有声书行业也因此而步入了快速增长期。2016年是有声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随着有声书所属的音频行业被资本市场持续看好,各方资本大量注入其中,我国有声书的发展规模也逐渐壮大,有声出版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二、有声出版在公共服务领域所面临的挑战

有声出版不同于传统的文字出版,改变了原有的以视觉为中心的阅读模式,丰富了数字时代多元的阅读体验,众多用户也将有声书视作数字时代背景下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近年来,我国有声书市场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市场规模与潜力逐年上升。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有声书行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在用户规模方面,2016年有声书用户规模为2.18亿人,2017年为2.96亿人,2018年为3.85亿人,2019年为4.78亿人;而2020年有声书用户规模将达到5.69亿人;在产业规模方面,2016年中国有声书行业市场规模为23.7亿元,2017年为32.4亿元,2018年为46.3亿元,2019年为63.6亿元,持续增速高于30%。[6]然而,随着有声书在资本市场的逐渐发展,其在实现一定商业价值的基础上,还应充分考虑社会责任与社会效益。尤其是出版行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其自身的文化属性同社会公益和文化传播紧密关联。因此有声出版产业的发展不能被资本所左右,而要将社会责任与社会效益放在重要地位,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共进的发展目标。

1.知识付费所强化的信息鸿沟与阶层分化

有声书市场的不断发展离不开音频用户对知识付费意愿的不断提升、相关配套行业的日趋成熟、NLP(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数字智能语音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网络文学市场的发展与支持等。然而,优质的有声书资源常常伴随着知识付费行为在其中,而知识付费区隔并强化了知识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差别,[7]这就在无形之中强化了数字鸿沟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反作用于知识分层的加剧。

例如2022年6月21日,全球首部《哈利·波特》官方授权中文有声书正式上线喜马拉雅FM,得到了广大用户的喜爱,上线仅1天多的时间就收获超过240万的收听和9.7分的高评分。同时,《哈利波特》1—7部中文有声书的定价在268元,同版英文有声书的定价为825元。作为尤其受青少年群体喜爱的作品,这一价格对于收入较低群体和地区的青少年家庭而言并非能够轻易支付,这其中既有价格的固有因素,也同时包含在数字平台购买知识或有声阅读行为不被完全接纳的观念。这就在客观上为听读此书带来了因经济或观念因素而生发的技术屏障。此类问题在信息差和阶层分化愈发强烈的当下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表现,信息富裕者和信息贫穷者在知识付费的数字行为下也会愈加分化。

2.制作成本较高所带来的供给端受限

在供给端方面,因有声书的制作成本涉及声音的录制和专业技术设备的使用以及版权的授权,因此对出版主体而言,高效地制作出优质的差异化内容产品是重要挑战。有声书作品的生成并不是简单地将书籍内容进行音声化处理,而是对书籍作品的一种再创作的艺术化过程,需要对其进行剧本编辑、配音配乐以及后期剪辑等环节的创作,尤其是面对小说文本,更是对其艺术创意的综合考验。

目前,有声书的制作基本存在两种形式,分别是民配有声书和商配有声书。前者聚集了大量的配音爱好者,为该领域提升了较好的活跃度,并且丰富了有声书的内容选择。但由于配音爱好者的专业水准不一,有声书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后者在有声制作各环节中具有专业把控,制作精良,也由此导致投入成本较高,且带来一定商业风险。例如美国有声书的制作平均每部长达12小时,每小时费用在300—400美元之间,再加上其他环节制作投入,有声书成品费用大致在5000—6000美元之间。[8]优质的有声读物需要高投入,并获得作者的授权、支付报酬,且版权期限问题致使制作者在投入时难免会有经济成本投入的考量,顾虑颇多。加之屡禁不止的侵权行为,导致传统出版机构参与到有声出版业的意愿相对不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有声出版的供给端受到严重掣肘,尤其是在公益供给方面,导致对文化公益资源的丰富性形成了限制,对推进全民阅读的公益化目标产生了一定阻碍。

3.有声书资源服务体系建设参差不齐

公共图书馆在面向大众推广和普及有声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省、市、区(县)各级图书馆再到社区图书馆,有声书资源的加入丰富了图书馆内容与服务的多元化与多样化,能够做到资源与知识更广泛地普惠大众。同时,有声阅读作为以声音为介质的阅读方式,对各项技术环节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包括声音存储、播放以及输出等,这也对图书馆相应的数字系统的适配提出了要求。

当前,我国图书馆已经初步建立起系统完善的数字内容资源体系,并逐渐对接各类权威出版机构搭建的知识资源服务平台,更精准、更精细地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专业知识阅读需求。[9]但由于数字化水平以及数字建设意识的差异导致各级图书馆有声书资源建设参差不齐,有的甚至还相距甚远,难以将有声书内容与服务得以真正地引入并落地。例如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在有声书资源的引入与建设上投入了较大力量,形成了较为完善丰富的有声馆系统。但是在某些省市级图书馆及区(县)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较为薄弱,引入的数字有声出版资源较为稀少甚至完全不涉及有声书内容。这在推广普及有声书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表现了明显不足,并在区域间加强了数字鸿沟所带来的公共知识服务体系的差异化,无形中又加剧了公共资源分配不平衡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4.针对特需人群有声出版服务尚显不足

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人都很容易地会说、会听、会看,但在读和写上却需要持续而长久的学习训练,并且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个体差异。[10]有声阅读的低门槛同文字阅读相比呈现出更好的便捷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特需人群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数字阅读服务,尤其对文字阅读能力有一定欠缺或障碍的人群,包括低幼龄儿童、老年人和视障人群等。而对特需人群阅读的关注与重视也正是全民阅读在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中的重要体现。2017年9月,由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残联共同推进并组织实施了“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包括“一个平台、两个盲文数字阅读推广渠道”。但“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在推广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城乡两地阅读服务的明显差异。例如在部分县城郊区、乡村等地域公共图书馆仍然存在推广落实不到位的现象,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县乡农家书屋甚至不具备为盲人提供数字阅读服务的阅读资源与数字设备的客观条件。[11]经济欠发达地域以及乡村等地区在关注视障群体的阅读困难与服务提供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整个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中的薄弱环节。有声阅读作为公共阅读的一种方式,对特需人群的关照与服务还尚显不足,在缩小群体间数字阅读鸿沟方面任重而道远。

三、加强有声出版公共服务能力及空间建设

随着用户在有声阅读领域的多元需求不断增长,为我国有声出版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也对其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加强政策引导,强化技术赋能。有声出版的内容生产供给与国家政策引导及健康的市场环境密不可分。《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明确,在政策方面鼓励打造高质量的优秀有声读物精品工程并给予相应的扶持,这无论是对出版机构还是对相应有声书平台而言都能够起到很好的激励效果。为了营造良好的有声出版市场环境,出版管理部门还就相应的盗版和侵权现象进行了整治,例如“剑网2018”专项行动的重点整治对象之一就是有声读物平台版权问题。同时,作为数字出版创新形式的有声出版想在供给端有所突破离不开相应的技术支持。虽然有声出版的产业规模在不断增加,但仍难以满足用户需求。有声出版内容制作方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产品种类的多元化和产能增长,降低制作成本,提高社会服务效率,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户群体对有声阅读的需求。

强化公共服务属性,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加强不同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空间建设,强化有声出版物的公共服务属性,实现有声出版数字技术和资源内容服务的平衡,努力缩小群体间和地域间由数字鸿沟所产生的在公共文化领域的分化加剧。[12]这需要相关行为主体实现多渠道资源的整合。一是有声出版行为主体加强同各地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的合作与资源协作开发,加强空间建设,并着重针对视障或阅读障碍等特殊人群提供有声书的知识服务。二是在内容供给方面实现资源的互通、完善产品质量,为读者用户提供满足普适性需求的声音产品,并通过场景化设计结合特定用户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强化情感连接,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社区图书馆已充分发挥了公共服务功能,尤其是在一些由老人和儿童组成的家庭结构中,社区图书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其中,有声书因其易用性及伴随性等特点能够较好地为儿童和老人提供知识服务,满足两代人的学习特点与精神需求,为推进全民阅读提供了多元渠道与社会支持。这就需要加强社区图书馆等阅读空间的数字化建设,引入丰富优质的有声书内容,充分考虑到儿童、老人等人群的实际需求,强化情感连接,建立有声阅读服务体系,有效提升服务质量与服务内容。

四、结语

随着广大用户在有声阅读领域的多元需求不断增长,对我国有声出版公共服务能力及空间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发展和提升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出版社和商业平台等多方组织、机构共同协作探讨,有机结合各项相关政策,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为有声出版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同发展下提供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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