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徽州刻书看明清文化传播地方互动*

文/王艳红 秦宗财

明清时期江南和徽州地区均属国内刻书繁荣地区，两地刻书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基础上，表现出较强的互动现象，尤其是徽商对这种互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于这种互动现象，陈学文、陈修英、范金民、刘尚恒、徐学林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谈到了徽州书贾、刻工在江南地区从事图书贸易、刊刻等活动，论及了徽州版刻风格、徽商（包括徽州书贾）、徽州刻工对江南地区的影响。但限于研究的视角或侧重点，其研究的深度不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这种互动现象加以探讨。

一、明清徽州刻书的发展

徽州刻书在明代中叶迅速崛起后，万历至崇祯年间达到顶峰期，除了徽州本土，还积极向江南地区发展。

1.徽州地区刻书的发展

从刻书时间分布来看，明代徽州本土坊刻从弘治初年始有发展，历经正德、嘉靖朝的延续，在万历中期达到极盛，图书市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至明末这种发展趋势由于受农民战争的打击而受挫，图书市场急剧萎缩。

明初徽州坊刻可考者，歙县仇以才、仇以忠在弘治七年（1494）刻印的《赤壁赋》1卷为最早，稍后则有歙县黄氏、汪氏等坊刻。明中叶以后，徽州府坊刻主要有四大姓：吴氏、程氏、汪氏、黄氏，其他还有许氏、方氏、周氏、徐氏等。从地域分布来看，徽州府六县坊刻以歙县为盛，其次为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则相对稀少。

徽州刻书市场带动了周边地区刻书市场的发展，形成了以徽州坊刻为中心的安徽地区刻书市场。万历学者胡应麟（1551～1602）评论当时各地刻书中心时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1]同时代的谢肇淛（1567～1624）也进行比较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吴兴、新安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2]从这两位学者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徽州不仅是安徽刻书的中心地，更是与国内其他中心地相竞雄的地区。

清初大兴文字狱，禁止私人刻书，徽州本土亦受到影响，坊刻发展有限。康熙中后期文化政策稍缓，徽州坊刻重新获得较快的发展，但徽州坊刻再也没有恢复到明万历、崇祯时期的繁荣。可是从清代整个刻书业的状况来看，徽州刻书仍是积极而活跃的，仍然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嘉庆道光以后，徽州本土坊刻开始衰落。从坊刻在各县分布情况来看，清前期徽州府各县虽均有坊刻，但从刻书数量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梯。第一阶梯为歙县，其坊刻人数和刻书数量占六县首位。第二阶梯为休宁、婺源，休宁坊刻在清代有所下降，婺源坊刻却有较大上升。第三阶梯为黟县、绩溪，黟县、绩溪二县坊刻在嘉庆道光以后发展起来，为徽州坊刻的殿军，这与二县后来居上的商业经济密切相关。从坊刻主姓氏分布来看，程氏、汪氏、黄氏刻书依然很多。婺源的俞氏在嘉庆道光以后异军突起，刻书数量骤增。

2.徽州刻书在江南地区的发展

自宋元以降，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地区。江南刻书市场的繁荣，吸引了大批的徽州出版家、刻工，徽州刻书在江南地区得到了较大发展。

明代大量的徽州人在江南地区或做官或游学或经商，他们积极主持或参与刻书活动。明代徽州刻书家最活跃的地区如金陵、杭州、扬州、嘉定等地，代表性刻书家有活跃在金陵的潘之恒、余懋学等，杭州的张士镐、胡宗宪、汪道昆等，扬州的黄瓒、黄埻、郑元勋等。

至清代，江南地区徽州刻书家，一改明代以官宦、士人为主为徽商为主，这是清代江南地区徽州刻书家身份最大的变化。因而徽商活动频繁的江南地区成为徽州刻书家比较活跃的地区。与明代徽州刻书家分布地区不同的是，清代的扬州是徽州家刻最为活跃的地区，金陵退居为次席，苏杭二州也很活跃。而这些地区也恰恰是徽商最为活跃的地区，扬州徽商几乎家家藏书、人人刻书。苏杭二地刻书业非常发达，经商致富的徽商为风气所向，纷纷投资刻书。

明弘治、成化年间，徽州刻工开始崛起，在徽商经济的带动下，发展迅速并延续至清中叶。在明清徽州刻工的发展过程中，尤以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为高峰。明代中后期插图版画辉煌时期的领军人物，皆是徽州刻工。郑振铎评价说：“万历中叶以来，徽派版画家起而主宰艺坛，睥睨一切，而黄氏诸父子昆仲，尤为白眉。时人有刻，其刻工往往求之新安黄氏。……即金陵刊之养正图解、南北宫词纪，杭刊之海内奇观与夷白堂诸演义，吴刊之吴骚、吴歈，浙刊之徐文长改本昆仑奴，王伯良校注西厢记，凌蒙初朱墨本西厢五剧之类，无不出于歙县虬村黄氏父子昆仲手。”[3]徽州刻工凭借着精雕细琢的精湛技艺活跃于江南地区，在当地书商的组织下，往往与所在地的刻工合作刻书。如胡正言“十竹斋”在金陵刻印《十竹斋笺谱》时，组织徽州刻工与金陵当地刻工合作，胡正言还亲自与他们朝夕研讨刻印技艺。在杭州、苏州徽州刻工与当地刻工合作的现象更多，如在杭州，黄氏刻工中的黄应光、黄一彬，吴氏刻工吴凤台，洪氏刻工洪国良等，与当地刻工项氏刻工项南洲，蔡氏刻工蔡思瑛、蔡照初等合作，刊刻了《集雅斋画谱》《元人杂剧选》《九歌图》《任渭长四种》等。项南州、洪国良还合作刊刻《七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40卷、《骚隐居士选辑》中插图版画，其中《骚隐居士选辑》史称“雅典绮丽、柔情绵绵，幅幅佳作” 。[4]

二、明清徽州与江南刻书的互动

明清时期，徽州与江南刻书的互动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1.徽州刻书进入江南市场并广受欢迎

明中叶以后，大批徽州坊刻主、刻工前往江南各主要刻书中心，从事坊刻业务。苏州、杭州、湖州均是徽州坊刻经营的重要阵地，徽派刻书风格对当地的坊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金陵有汪云鹏“玩虎轩”、郑思鸣“奎璧斋”、汪廷讷“环翠堂”、胡正言“十竹斋”，不少黄氏刻工在杭州、湖州等地开设刻坊等。正是这些前期流寓江南的徽州书贾，促使徽派刻风走进了江南，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高的声誉。如学者谢肇淛（1567～1624）通过比较杭州、南京、苏州、徽州等地刻书版本时说：“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5]谢肇淛推崇的刻本中，《庄》《骚》《墨谱》《墨苑》等均是徽州所出，占据了其所推崇者近二分之一。徽州坊刻将徽派的刻书风格带到了江南，并与江南地区的刻书风格相互影响、融合，推动了当地刻书风格的转变。

2.徽州与江南两地刻书风格彼此交融渗透

徽州地区刻书市场与江南刻书市场彼此交融、渗透，共同促进了江南图书市场的发展。其发展动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明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徽州地区与金陵、苏州、扬州等地在行政管理上是同属于一个行政区域，如明代同隶属于南直隶，清初则同隶属于江南省。因而，这就造成了两地域人的心理认同感，尤其是明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徽商流入江南地区，更加强了徽州人这种心理认同感。这有利于形成一种彼此融通的文化空间。二是徽派刻书风格与江南等地刻书风格的渗透和融合。明中叶以后，徽派刻书风格能够享誉天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走出家门的徽商包括书商、刻工在外地的宣传和刻书活动。他们活跃于江南图书市场，带来了徽派的刻书风格，并与江南刻书风格相互融合、彼此促进。如万历年间歙县人程渭用朱墨套版刻印《闺范》，首创分色分版套印技法。不久，此法由徽人传到吴兴、金陵等地，寓居金陵的胡正言将此法加以改进，开创饾版、拱花技法，推动了套版印刷的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套版印刷为世人所推重。

3.徽州与江南刻书彼此影响共同发展

徽州坊刻与江南地区坊刻之间的相互影响并非是彼此间的纯粹模仿，而是在市场竞争中，取长补短，逐渐融合。尤其是刻工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徽刻受江南刻风的影响，促使自身刻风转变。如明嘉靖年间黄氏诸名工刻《筹海图编》，曾受建安版画的影响；明末《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粗豪作风更是受金陵派早期版画的影响。另一方面，江南刻书在徽派风格的影响下，亦发生转变。如金陵刻风，至万历中后期，由于徽派版画的影响，由粗枝大叶转向精工雕镂，并出现了一批插图名手如王少淮、王希尧、凌大德、陆寿柏、钱贡、汪耕、杨文聪、高友、胡正言、王君佐等。又如杭州版刻，很多徽州刻工流寓杭州，带去了徽派刻风。杭州刻本的插图版画，“它与徽派版画有血缘关系，像孪生兄妹，面貌仿佛，确乎难以辨认”。从插图版画风格角度来看，“版画到了明末清初间，苏州、杭州、徽州乃至金陵，都趋向工巧纤细，彼此间只是大同中的小异，不少作品都显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 。[6]

以胡正言、汪廷讷为例，他们生活在金陵数十年，与金陵名流、书画家广泛交流，“《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是徽州与金陵两地文人书画家默契相投，相互交流、亲密合作的艺术结晶”“《环翠堂园景图》可以说是充分发挥金陵、徽州各家的专长和智慧，通力合作创造出来的艺术珍品”。[7]再如武林戏曲版画，虽然在表现手法上走的是徽派绵密婉丽的路子，但在构图上却很有自己的特色。杭州风光甲天下，武林版画取本地佳山秀水入图，一般来说非常重视配景的描绘，设景布图重视对场景的烘托，从审美角度来讲，更具有欣赏价值。因此，它并不是徽派的简单模仿，而是对徽派版刻艺术的超越和升华。无论是寄寓武林的徽州名手，还是刘素明、刘次泉这样的建版巨匠，都在武林地理环境的浸润下，创作出了更为精丽完美的作品。比如《顾曲斋元人杂剧选》《青楼韵语》等诸多本子，所刻人物俊秀，景色绮丽，构图别致，皆为流寓武林的徽籍黄氏子侄辈所刻，已具有鲜明的武林风格。

三、徽商在刻书市场互动中的作用

徽商称雄商界尤其是江南商界，也引起明清文学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除文人文集中有大量的徽商传记、墓志铭、诗文之外，在明清小说中也有很多关于徽商的形象塑造。“徽商的崛起投影于明清文坛，引起了宋懋澄、冯梦龙、凌濛初等众多作家的关注，导致突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模式，创作出一批以徽商为角色的小说……真实而又颇有力度地展示了徽商的经济活动、情欲世界与价值观念。”[8]而这些小说大都诞生于江南地区，表明了徽商与江南作家、出版界有着潜在的关联，这种关联表明了商业在文化传播领域中的渗透，而这种文化传播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徽商在徽州与江南刻书市场互动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他们积极投身于刻书活动中，且在其商贸活动的导引下，徽州刻书获得迅速发展并向江南地区扩展。同时，由于徽商在江南商业市场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文化消费品位，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江南地区文化消费风气，这种文化消费风气促进了包括徽州刻书在内的各种刻书风格的融合。

1.带动了徽州刻坊、刻工的外向发展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在江南地区的兴盛，带动了徽州刻书在该地区的发展。徽州人素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徽州商贾发财致富以后，往往在桑梓乡土修建祠堂、拓展道路，使得先前的僻野乡村迅速城市化……桑梓的乡土的城市化，刺激了当地手工业的发达。新安四宝……都成为精制的拳头产品。与苏州的手工业品相比，丝毫不见逊色。徽派版画刻工，皖派和歙派金石艺术，也为世人所瞩目”。[9]随着徽州笔墨纸砚在国内的畅销，徽州刻工技艺享誉海内，以及同宗同族商人的带动，徽州刻坊很快走向了金陵、扬州、杭州、苏州、湖州等江南刻书中心地。随之越来越多的徽州刻工走向江南地区，将徽派雕绘技艺传播各地，并赢得广泛声誉。明中叶以后，活跃在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地的刻工大多数都是徽州人。郑恭《杂记》云：“歙邑刻工盛于明季，而虬村黄氏尤多良工……明时杭州最盛行雕板画，殆无不出歙人手，绘制皆精绝。”[10]金陵、扬州、苏州、湖州等地，徽州刻工技艺皆享誉一方。

2.促进了徽州与江南地区刻书家、刻工的交流与合作

明清徽商贾而好儒，在当时文化艺术界是非常活跃的。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能够组织各地的学者文人、艺术家参与刻书活动。徽州家刻、坊刻正是在一些知名学者、艺术家的参与下，从刻书内容到版式装帧方面，其质量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出身盐商世家的徽人吴骞酷爱藏书、刻书，与江南一带学者文人关系密切，常常合作校勘刻书，黄丕烈云：“海宁吴槎客（即吴骞，笔者注）先生藏书甚富，考核尤精。每过吾郡必承枉访，并出一二古书相质。”据记载，吴骞曾与黄丕烈、陈仲鱼等人合作校勘翻刻宋版《前汉书》，“且余所深服乎槎客者，如此种残编断简，几何不为敝屣之弃，而装潢什袭直视为千金之比，可谓爱书如性命。……始幸天壤之大，不乏好古之士” 。[11]明清徽商中类似吴骞的富商可谓多矣，不但他们自己与知名学者、艺人合作，而且还带动徽籍刻家、刻工与外地合作。如胡正言刊刻《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时，就与金陵等地的30多名著名画家合作，并组织徽州刻工与金陵刻工合作、研讨。在徽商尤其是徽州坊刻的组织和带动下，徽州刻工也纷纷与江南地区刻工合作，从而促进了徽州刻风与江南地区刻风的交流与融合。

3.带动了徽版刻书走向江南市场

由于宗族血缘关系的存在，在外经商闯出天地的徽商会将所见所闻的外地相关信息带回家乡，图书出版信息也不例外。同时，明代家族同宗经营书业的现象比以前较为突出。一人在外致富，会带动一批同族人共同出外经营，如此，经营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歙县黄氏刻工同族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迁徙江南地区从事刻书活动，便是极好的证明。据黄氏第三十三世孙开梧、开簇、开植、易堂同刻《虬川黄氏宗谱》（清道光十二年刊本）考证：从明正统元年（1436）到道光十二年（1832），400年左右，黄氏家族刻工约三四百人（不包括女工），其中雕镌过版画的亦不下四五十人，现已发现刻书约270余部，其鼎盛期在万历至清初。又如歙县虬川仇氏家族，明弘治至嘉靖年间仇姓刻书的就有20人以上。另有汪氏家族刻工、刘氏家族刻工、洪氏家族刻工、项氏家族刻工、吴氏家族刻工、鲍氏家族刻工等。家族合作刻书在家谱刻印中也是常见的，而徽商则是这些家族外出刻书的导引者和资助者。

四、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发现，不同地域的文化传播主体相互交流、碰撞，促进客源文化（徽州出版文化）与土著文化（客居地出版文化）相互渗透、融合，逐渐对各自的文化本体（出版文化）进行了解构与重构，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其实质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吸纳、包容，进而发生嬗变，文化元素重新组合、建构，最终形成新的文化的过程。

[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谢肇淛.五杂俎 (卷13)[M].上海：上海书店，2001:266

[3]郑振铎.西谛书话[M].北京：三联书店，1998：203,206

[4]董智慧.中国美术全集(版画卷)·图76[M].呼和浩特：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

[6]周芜.中国版画史图录[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7,10

[7]张尔宾.从十竹斋看徽州文化与金陵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J].东南文化,1993(5)

[8]章尚正.徽商的生活情态与价值观念——从明清小说看徽商存在[J].安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3)

[9]王振忠.两淮盐业与明清扬州城市文化[J].盐业史研究,1995(3)

[10]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85：206

[11]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2)[M].清光绪十年(1884)滂喜斋刻本

[12]秦宗财.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