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军长征报道的源起、完成及其影响（1935～1937年）

时间：2024-09-03

□文│吴潮赵晓兰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学报编辑部）

红军长征，目前的定义性解释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的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到1936年10月红军的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历时两年。[1]

虽然长征期间红军沿途遭遇围追堵截，境遇十分险恶，最后被迫落足于中国偏远贫瘠的西北角，但是，还在长征进行期间的1935年，国内外的媒体已经出现了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系列报道。长征结束仅一年之后的1937年，关于长征无论是宏观的全景报道还是微观的细节特写，已经通过国内外的媒体，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国外媒体称之为“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和“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2]从而为全世界所知晓。因此，媒体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无论从传播学视角还是宣传层面，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本文对1935～1937年期间国内外关于红军长征报道的源起和完成过程进行回顾，以及这些报道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和抗战期间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评述。

一、1935～1937年间关于红军长征报道的基本概貌

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向来重视宣传工作，当时的中央苏区设有中央出版局，出版了多种报刊和书籍。红军长征初期，甚至连笨重的铅字印刷机都雇了挑夫扛着上路，但很快就弃之于途了。长征途中，居无定所，征战不断，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红军以油印的方式，持续着报刊出版工作。根据目前的资料，红军长征途中坚持出版的报刊主要是《红星报》。该报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长征途中由铅印改为油印，10天左右出版一期，每期印七八百份发到连队。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共出版了长征专号28期。[3]此外，红军在长征中还出版过一些刊期短暂或隶属于红军某一分支的报刊。它们分别是：红三军团的《战士报》；中共中央总政治部在遵义会议后创办的以红军中上级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前进报》；军委总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4]

红军主办的这些报刊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报道和宣传了长征，但刊期没有保证，有的仅出版了几期便难以为继，而且其读者对象限于红军自身。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无法证明这些报刊将长征的信息传递到红军势力控制之外的地区，这些报刊对于传播和宣传长征的功效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将红军长征的信息完整传播到中国和世界的，是国统区和外国的报刊与出版物。

1.国统区

在抗战全面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国统区内尤其是国民党所控制的报刊，登载有关红军的消息主要是“剿匪”类的新闻。红军开始长征之后，由于红军的军队原本就分布和活动于赣、湘、鄂、川、陕等区域，国统区的普通读者并不能区分出此时涉及红军长征的“剿匪”新闻与往日的“剿匪”新闻之间有什么重大的不同。

真正从长征的意义上对红军这一重大军事行动进行新闻报道的，是时任《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著名记者范长江。1935年7月开始，范长江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查旅行，他的考查活动区域正好与红军长征路线相交叠，他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个沿着红军部分长征路线进行调查研究，并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5]1935年9月13、14日的《大公报》刊发了范长江撰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一文，文中详细报道了红军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军的长征活动：“肖克以异常的速度，过湘南，入湘西，会合贺龙，……朱毛主力又渡过乌江，直逼綦江赤水，重庆泸州皆已震动。徐向前更以近十万大军由通南巴南下……，徐向前横过嘉陵江、涪江，移主力于岷江上游，朱毛于渡过金沙江之后，续过大渡河。两股终于七月接合。”[6]一幅红军长征的全景图跃然展现在读者面前。

之后，范长江又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红军之分裂》（1935年11月21日）、《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1935年11月26日）等十余篇涉及红军长征的新闻报道。在当时国统区的舆论环境之中，这一系列的通讯报道虽然是以“剿匪”类名目发表，但实际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公允的中性立场的报道风格。范长江以其迅即的时间、宏大的篇幅和翔实的内容，在国内外新闻界中最早、并较为完整地报道了红军的长征活动，他也被誉为“在国内报纸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7]

“西安事变”“七七事变”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逐渐形成，国统区内出现了对于红军长征报道内容更为完整系统、报道用语客观正面的出版物。

1937年7月，在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以连载形式发表了长篇报道《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该文系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以笔名“幽谷”撰写。尤其令人瞩目的是，《逸经》在发文的同时，还配上了“全身军服的‘毛泽东像’及‘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经过地点及历程一览表。[8]

1937年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长征时代》一书，“长征”这一术语正式在国统区公开出现。该书收入多位作者撰写的关于红军长征和苏区情况的报道及记述共9篇，将之前发表在其他出版物中有关报道红军长征的文章，或编纂或改写后汇编成册。《长征时代》所收录文章的作者类型广泛，且大多非中共人士，对于国统区的读者而言更具有客观性。书中反映长征的报道既有全景式的描写如《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也有反映长征途中某一片段的特写如《抢桥》《雪山行军的插话》等，该书成为在国统区内出版的完整记述红军长征的专著。[9]

2.境外

境外媒体对于红军长征的报道，从报道者和出版传播渠道来看，显得较为复杂多样。

从目前发现和公布的资料来看，关于红军长征报道最早见诸于国外媒体的，源自于苏联。1935年“五月一日，苏联《布尔塞维克》发表《红军的力量》文章。文章介绍了红军从江西撤出以后至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红军的斗争形势，这时红军西征到了川西”。[10]从时间上看，这一报道是目前已知在境外最早涉及红军长征内容的报道，早于范长江的通讯报道4个多月。不过该刊只是一份属于苏共党内刊物的俄文媒体，而且当时的苏联也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很少，所以这一报道的传播效果是极为有限的。

这一时期，中共在海外也通过媒体积极介绍和宣传长征，主要的出版物有：其一，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陈云，遵义会议后受中共中央派遣离开红军秘密前往苏联，他根据亲身的经历，以“廉臣”的笔名，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春在巴黎出版的中文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其二，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2期合刊，发表了署名“施平”撰写的《英勇的西征》一文，该文系根据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整理而成。[11]其三，由中共主办的出版于巴黎的中文刊物《救国时报》发表了关于长征的系列报道，主要有，1936年6月8日第34期第一版刊文《晋陕红军势力扩大朱德贺龙西康会师》，1936年10月25日第63期第一版刊文《红军主力全部会合北上抗日》，1936年12月28日到1938年1月20日，连载了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和《从甘肃到陕西》两篇长篇通讯。[12]

中共在海外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多由亲历者撰写，内容翔实，报道及时，但是由于发表的刊物都是中文媒体，无疑使其在境外传播的影响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世界范围内对红军长征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来自非共产党系统人士以外文形式发表的报道。

1936年8月，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抑制的手》一书。[13]作者是一名曾被红军扣留的瑞士籍传教士，扣留期间随红军长征，获释之后回到西方撰写了此书。薄复礼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跟随红军长征的种种见闻，描写细腻，极具资料价值。但是鉴于作者的身份和地位，书中的内容偏于生活细节和内心感受，对于读者从宏观层面和军事意义上了解红军长征的面貌，显然是力所不逮的。

在世界范围内对红军长征的传播作出最大贡献的，首推当时在中国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于1936年7月至10月秘密赴陕甘宁边区采访，其间正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长征结束。斯诺采访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内的中共多名领袖级人物，从高层获得了关于长征详尽的第一手资料。11月14日、21日，斯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并附有他拍摄的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的半身照。之后，在英国的《先驱报》《太阳报》，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生活》等报刊上，斯诺发表了一系列的采访报道和新闻图片。最为重要的是，斯诺根据他的采访记录，写作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的第五章“长征”，对长征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短短一个月里，就发行了5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出版社在美国出版该书。同年，《红星照耀中国》更名为《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了中译本。[14]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称斯诺为“第一个公布长征真相的西方人”。[15]

综上所述，1935～1937年间国内外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大致可以勾勒出以下这样的场景。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纸质媒体成为唯一的传播渠道。

1935年9月范长江发表于《大公报》上的系列通讯，是最早的具有广泛传播意义的长征报道，此时红军的长征尚在进行之中；到1937年10月和11月，《红星照耀中国》和《长征时代》在国内外的出版，意味着对红军长征全景式报道的完成。

这些报道文章的作者群构成非常多样，包括了作为长征亲历者的红军成员，跟随红军长征的传教士，国统区的新闻从业者和观察家，外国新闻从业者等。

这些报道者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察视角，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运用了丰富多样的报道体裁。

关于红军长征报道的传播区域，基本覆盖了中国境内的国统区和边区以及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

也就是说，距离红军结束长征仅仅一年之后的1937年，国内外的媒体已经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基本完成了对于红军长征的全景式报道。这是一次非常成功有效的出版和传播行为。

二、1935～1937年间红军长征报道的影响和意义

长征本是红军在反围剿失利后被迫采取的战略转移行动，长征结束时红军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与军事实力下降成反比的是，中共与红军的政治影响力在国统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却反而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一局面的形成，与1935～1937年红军长征的报道密切相关，其影响和意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向国内外的读者有效地传递了红军的真实情况，为中共构建了自1927年国共决裂以来所未曾出现的良性舆论环境，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后，丧失了固定的苏区根据地和稳定的后勤补给，随着长征的队伍渐行渐远，游弋在荒凉西部，红军活动的区域，最后囿限于西北的黄土高坡，他们很难凭借自身之力有效地传播长征的相关信息和宣传自己的主张。但是，由于媒体上这些及时、大量、完整的新闻报道，使得红军的长征活动与事迹并没有隐匿在崇山峻岭之中，而是通过报刊和书籍传播到世界各地。

这些报道一部分出自亲历者和当事人记述，这些报道注重细节，现场感强，使读者能够细致地体验到红军长征的过程。例如陈云以笔名“廉臣”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翻越“老山界”的行军过程，突破乌江的激战情景，乃至红军到达遵义城后与当地中学生的篮球比赛场面，娓娓道来，那种现场感非亲历者所不能为也，读者从中真切地了解了红军行军作战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至于来自媒体人士的报道，他们虽然不是长征的亲历者，但是具有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素质，读者的覆盖面广，而且非党派的身份也使其报道对于读者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例如埃德加·斯诺，新闻科班出身，其行文风格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正如西方学者所评论的：这些报道如果出自“一些有着公开的党派色彩的作家笔下，就绝不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斯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特色鲜明的风格，既非冷漠超然，又不热衷于抒情，而是调查研究恰如其分：他的做法是观察、记录，然后分析、比较，再用比较朴实的具有人情味的措辞加以评估”。[16]

范长江和斯诺在他们的报道中向国内外的读者有效地传递了红军的真实情况，这是读者在国民政府所控制的报刊上所无法知悉的。范长江的报道称：“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万左右之人枪。”他还对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前景进行了展望：“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17]斯诺则告知读者：“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18]

媒体对于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详细、完整的报道在长征结束之后的一年之内就已完成，这些报道让世人了解到红军并不仅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存在，为中共构建了自1927年国共决裂以来所未曾出现的良性舆论环境，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也得以预判到中共依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无法忽视的强大力量。这一切，都为接踵而来的西安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中共得以发挥重大政治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2.帮助世界认识中国的政治现状，为抗战期间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建立与中共的直接联系提供了相关依据

20世纪30年代之前，碍于各种限制和信息源的不足，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政局甚为隔膜，尤其对于中共和红军的了解非常有限。抗战爆发之后，美国逐渐加强对中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成为中国在国际上最主要的盟友。如果美国政府和民众依然对中国错综复杂的局势和政治力量缺乏全面了解，无疑会影响美国对于中国局势的判断和战时中美关系的发展。西方媒体对于长征的报道尤其是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横空出世，非常适时地弥补了这一缺憾。关于红军长征的记述只是斯诺书中的一章，但却是关键性的章节。美国历史学家里奥·胡柏曼认为“长征是《西行漫记》一书的高潮”，[19]斯诺不仅描绘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而且还给予了非常诗性的赞誉，诚如英国读者诺曼·威尔金森所言，“至为感人的描写了这一史诗般的壮丽事件”。[20]斯诺在书中写到：“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21]

斯诺的报道对于美国朝野了解中共和中国的政治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斯诺及其《西行漫记》在当时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和美国官员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22]美国著名汉学家、外交官拉铁摩尔称赞，“斯诺起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23]

这种影响甚至通达到美国的最高决策层。根据斯诺的回忆，罗斯福总统阅读了他的著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次接见他，“与之亲切交谈，这使总统早在40年代就预见到有朝一日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将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24]抗战期间，美国方面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在与执政的国民党结成战略同盟的同时，也与在野的中共建立了直接联系。美国方面在延安派驻了美军观察组，美国政府“一方面加大对国民政府军队的援助力度，一方面试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一些援助”。[25]这些行为说明美国对于中国政治力量的状况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和认识。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学报编辑部）

注释：

[1]夏征农.辞海（军事分册）[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123；郑文翰.军事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1269

[2][18][2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180-181，180，164

[3]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 [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924

[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325-327

[5]蓝鸿文.范长江三次写红军长征[J].军事记者，2009（1）

[6][17]范长江.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N].大公报，1935-09-13.转引自沈谱.范长江新闻文集（上）[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284,284-285

[7]胡愈之.忆长江同志[A].新华月报资料室.泪雨集（丙编）[C].北京：三联书店，1979：284

[8]谢其章.最早全面报道红军长征胜利的《逸经》杂志[J].出版史料，2006（4）

[9]姚群民.一部珍贵的关于红军长征和苏区革命的早期报道文集——《长征时代》一书简介[J].党的文献，2005（2）

[10]向青，石志夫，孙岩.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指示、决议、文件简介[A]//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