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报刊宣传*

□文│毕 耕 谭圣洁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被迫撤出江西苏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先后历经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西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并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红军各部编辑出版了一批新闻与理论报刊，用以传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政策法令，报道红军行军作战的消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指导解决实际问题，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充分发挥了“宣传队”与“播种机”的重要作用，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伟大奇迹。

一、长征时期的重要报刊

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原在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等报刊相继停办，但为了加强政治宣传与信息传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各军政治部门还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坚持编辑出版了一批新闻与理论报刊，其中包括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政治部的《前进》报，红三军团政治部的《战士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战士报》、快报与副刊，红四方面军的《不胜不休》报、《干部必读》与《红色战场》，红二方面军的《前进》与《战斗报》，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的《健康》报，红军学校的《红炉》及副刊等。这些报刊虽然种类不多，发行量也有限，但在红军部队中影响极大，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

《红星》报是长征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报刊，原隶属于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后改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1931年12月在瑞金创刊，1935年8月终刊，共出版150多期。其中，在长征中改出长征专号，共出版28期。最初为五日刊，后为不定期出版，由张心如、邓小平、陆定一担任主编，毛泽东还曾亲笔题词和撰文。该报在中央苏区的发行量曾达1.7万份，长征后下降为七八百份，由铅印改成油印，大约10天一期，每期2～4版，特殊情况下则出8版，或者号外、副刊。由于该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唯一的一份机关报，故被誉为“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的喇叭”和“大无线电台”，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和传播力。

《前进》报严格来讲是刊不是报，外观为32开本的油印小册子，1935年6月创刊，不定期出版，每期约有5000字，终刊时间不详。该刊第1期卷头语云：“《前进报》是我野战军中上级干部的读物，它的任务是为着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与战略方针的彻底实现而斗争。”[2]该报是遵义会议后创办的政治理论刊物，主要撰稿者有张闻天、博古、陈云、罗迈、凯丰和李富春等，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指导性，并在随后替代《红星》报成为中央机关刊物。

在长征途中，还出版有名称相似的两种“战士报”。其一是由红三军团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外观为8开油印小报，每期单面2～3版，每版分3栏，约有1000余字，共出版200多期，主要供基层干部战士传阅。另一种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采用手刻横排单面印刷，报头下署名为“坚政治部出版”，读者对象主要是基层干部战士。该报还同时出版《战士》快报，以及政治性的理论副刊。

二、红军报刊的出版形态

红军报刊的出版形态，主要包括报刊的纸张使用、开本大小、版面形式、栏目设置、装帧设计、出版周期等外观形式，同时也涵盖编辑方针、读者定位、思想内容与稿件来源等的综合因素。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长征时期的红军报刊在总体上呈现出版面少、篇幅小、栏目省、文字短、不定期等特征，同时又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宣传性和指导性，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1.印刷与纸张

在长征前，江西苏区发行的许多重要报刊，如《红色中华》《斗争》和《红星》报等，都是采用铅字排版和机器印刷。长征中，由于物质匮乏与运输不便，《红星》《前进》《战士》《不胜不休》等报刊都是采用手刻蜡纸油印，大多使用粗糙的、各色的毛边纸，印刷设备也很简陋。《红星》报社开始还有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后在湖南因轻装而丢弃，另买一个手滚油印机，连同全部油墨、蜡纸、钢板和毛边纸等，装在4个铁皮箱里挑着行军。在经过藏族地区时，从江西根据地带出的毛边纸已经用完，只好用印过藏文佛经的纸张背面印报。《前进》报的用纸也十分粗糙，有红、绿、黄、白、灰等各种颜色，甚至还用废纸拼版印刷。此外，“长征期间，还出版过《叶报》，红军以树叶为纸，写上简单字句在战士中传阅”。[3]红军报刊的出版周期长短不一，通常因刊、因时、因地而异，多为不定期出版，在战争空隙进行编辑和印刷，然后下发到基层连队，以供传阅与学习之用。

2.版式与栏目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红军报刊的版式多种多样，大多为4开、8开和32开本。题头部分除名称、期数、单位和时间外，还有红旗、红星、人像等装饰性漫画。栏目设置基本上大同小异，主要有消息、通讯、社论、统计、人物、军事、卫生与文艺副刊等。《红星》报在早期开设的栏目很多，包括社论、要闻、专电、前线通讯、国际时事、党的生活、革命战争、扩大红军、新的工作方法、捷报、红军家信、敌后电讯、铁锤、自我批评、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军事纪律、卫生常识、群众工作、列宁室工作、诗歌、问题征答等。后期因版面减少，篇幅压缩，栏目设置大量削减，但基本栏目仍然保存。红三军团的《战士报》，主要栏目有评论、指示、训令、消息、通讯、统计表、小插图等，并结合当时的中心工作，刊出一些富有鼓动性的政治口号，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3.作者与稿源

红军报刊的主办单位，通常是各方面军、军团的政治部门，在宣传部内设立报社，专门负责具体的组稿、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为了加强报刊管理，一般都设有编委会，通常由党政军高层领导直接担任主编和编委，并负责撰写重要的社论与文章。同时，还组建有人数不等的通讯员队伍，以便拓展稿件来源。长征开始前后，邓小平曾担任《红星》报主编，很多重要的社论和通讯等，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报社工作人员通常只有四五人，甚至两三人，但通讯员却多达500余人，其中仅骨干就有百余人。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等都曾为该报撰写过文章，或者接受访谈、发表讲话等。

三、红军报刊的宣传功能

长征途中的红军报刊，既具有新闻媒介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同时又是思想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是新闻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统一。通过报道红军各部的作战情况与胜利喜讯，传播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的重要指示，宣传党的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提供各种精神文化食粮与实用信息，从而对红军指战员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为红军的战略转移与军事行动服务。

1.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4]红军报刊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就是作为党中央、中革军委的“耳目喉舌”，通过刊登首脑机关的政策、法规与训令，发表上级领导的指示与讲话，发布各阶段的中心工作与任务，以此来实现指导工作、宣传民众与打击敌人的目的。1934年10月，《红星》报出版长征中的第1期油印报，并在头版刊登《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的文章，传达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挺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作战计划。遵义会议后，《红星》报不仅对会议内容进行了专题报道，而且在长征专号第9～11期发表《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并刊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和《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传达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中心任务。当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红星》报第21期发表《伟大的会合》《向全野战军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等文章，以及文艺作品《两大主力会合歌》，并在第22期开辟《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发扬红一方面军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特长》的专栏，号召两军官兵相互学习，加强团结，共同抗敌。在党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路线斗争中，《前进报》先后刊载张闻天的《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和博古的《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等文章，提出了北上创建川陕甘边区的正确主张，为红军长征最后落脚陕甘边区、创建西北红色根据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与目标。

2.报道红军作战消息

红军报刊作为新闻媒体的重要功能，就是及时报道长征途中的重要战斗，宣传红军勇敢作战的英雄事迹，树立和表彰先进模范典型，传播战斗胜利消息，鼓舞官兵士气。1935年初，《红星》报刊登《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和《军委奖励乌江战争中的英雄》等前线通讯，报道红军突破乌江、占领遵义的作战经过。随后，该报刊登《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一日克服桐梓遵义战斗经过》《模范的“勇”部红五连五个子弹夺取一个重要阵地》《啊！！！你是红军！我缴枪！》等通讯，报道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的消息，并在《遵义新闻》的标题下，报道群众慰劳红军、庆祝胜利的活动。对于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的关键战役，《红星》报在长征专号第18期用《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团的英勇战绩》的大标题，分别报道了红一团、红三团、红四团、红五团抢渡大渡河的主要战斗经过。红一军团《战士》报在第184、186期也集中报道了这一战役，同时刊登战斗英雄名单，总结在大渡河沿岸的胜利成果。除此之外，红军军事刊物《红色战场》刊登朱德的《绥崇丹懋战役中我左支队二十七师两河口、抚边、达维、夹金山、日隆关、巴郎山一带战斗经过及其模范教训》、王树声的《宝光、芦山战斗的经过与教训》和李先念的《太和场、朱家场、灵关、百丈战斗之经过》等文章。“这些文章及时分析了战役中的得失利弊，宣传了毛泽东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红军战略战术，批判了王明的军事教条主义，提高了指战员的军事素养、胜利信心和勇气。”[5]

3.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为了促进党组织和军队建设，打造英勇善战的铁军队伍，红军报刊结合党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宣传教育与组织动员的重要作用。在长征开始之际，《红星》报先后发表《消灭一切脱离群众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红军是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的文章，号召红军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严格遵守纪律，不能损害群众利益，并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争取做好群众工作。在进入湘贵川边区后，《红星》报在发表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的同时，还刊载《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等系列文章，要求红军各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注意搞好民族团结工作。由于红军在四川努力开展“扩红运动”，参军的新战士较多，《前进》报发表《百倍努力巩固新战士》等文章，强调要加强对新战士的思想教育与军事训练，并介绍相关的工作方法。此外，《红星》报“还注意批评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生怕死等不良现象，并经常传播军事知识、文化知识、生活知识，以活跃红军的文化生活，做到寓教于乐”，[6]从而对红军的思想工作与组织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4.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在长征途中，红军报刊针对部队的后勤保障、军事训练、卫生健康与文化生活等问题，通过交流推广工作经验，提供实践案例与指导意见，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长征开始时，针对不少战士没有鞋穿、赤脚行军的情况，《红星》报第2、4期发表《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等文章，要求把解决草鞋提到减少病员和巩固战斗力的高度加以重视，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贵州作战期间，针对蒋军飞机进行侦察轰炸的战况，《红星》报刊登《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介绍防空、隐蔽、对空射击的方法，及时开展军事知识教育。进入川西北后，针对以前从未与敌骑兵作战的难题，中革军委颁布《关于对敌人骑兵作战的指示》，《红星》报等纷纷加以刊载，并介绍有关骑兵作战知识，供部队训练和演习之用。在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北上后，针对部队掉队减员、粮食匮乏与补给困难等问题，《红星》报连续发表《为消灭掉队落伍现象而斗争》《为筹集充足的粮食而斗争》等文章，并通报红六团没有重视储备粮食的教训，动员部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针对官兵的卫生健康问题，《红星》报与《健康》报先后刊登《预防伤风咳嗽》《加紧卫生运动为消灭疾病而斗争》等文章，介绍各种防病治病的卫生知识，为保障部队战斗力提供科学指导。

5.揭露敌人反面宣传

除正面报道红军作战消息、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外，红军报刊还注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造谣污蔑和对民众的欺骗恐吓等，以便对内稳固军心和鼓舞士气，对外加强军民关系和民族团结。在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后，国民党大力宣传“剿匪”的胜利，叫嚷“红军已经消灭”“赤区已经荡平”，并说什么“观于历代著匪巨寇无不以入川黔之日，兆其末路而归崩亡”，诅咒“红军也会重蹈历史的覆辙”。[7]《红星》报针对敌人的欺骗宣传，发表题为《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的讨论提纲和《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敌人》等文章，用以扫除撤出中央根据地以来的悲观失望情绪，鼓舞革命必胜的信心。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恐吓所导致的民族隔阂与恐慌情绪，《前进》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关于夷民中的工作》《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大力宣传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并为部队开展民族工作提供指导。

四、结语

在历时两年整、行程数万里的长征途中，红军报刊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红色号角”，通过发表大量的消息、通讯与社论，及时传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重要指示，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大力报道红军战士的作战情况与胜利消息，有力地动员、鼓舞和保证了部队完成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红军报刊以其朴实的文风、精练的文字和生动的文笔，真实地记录了红军长征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为后人研究长征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既具有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还可为当代传媒的改革与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