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内容生产者永非“夕阳的人”*——商榷“传统书写人面临职业生存危机”

□文 │王海涛 任媛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潘小松先生在《新媒介与传统写稿人》一文中不无伤感地指出，“传统书写人面临职业生存危机”[1]。文章把行业危机与职业危机相挂钩，认为文本“式微”，传统写稿人将走向没落。穿越“技术决定论”的迷思，我们不禁要问，“新媒介真的会让传统写稿人失业么？”笔者认为，无需对专业内容生产者的前景过于悲观，新媒介技术为其提供了改变的契机，其自身价值具有技术时代的不可替代性。

一、文本“式微”与纸媒“衰落”的判断标准问题

关于文本“式微”的判断，潘先生认为，由于文本的速成和去“思”灭“情”，造成文本本身缺乏吸引力。同时，新媒介的出现，颠覆了人类的文本观念和审美观念。在内外因结合之下，文本因此“式微”。这使笔者联想到新闻界争论了十多年的纸媒“衰落”命题。纸媒是以文本为载体的主要媒体，职业新闻人也是传统书写人中的一部分。

如同纸媒发行量下降，当前文本阅读确实呈现下降趋势。然而，一个行业的发展绝不能简单地只与一两个指标相挂钩，否则就容易以偏概全。这里牵涉到比较标准的问题，如果总是和过去相比较，文本的影响力与纸媒的发行量确实发生了下降。然而这种下降是现有技术条件下的“新常态”。

当前，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新媒介的出现，人类接受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发生变化，从文本和纸媒的“一家独大”到媒介形式的“多元并存”成为必然趋势。多元并存的“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传统文本的“式微”和“衰落”。“衡量一个行业是否健康发展，要从多方面来考虑。就好像地球上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公司破产，你能得出商业以后不会存在的结论吗？”[2]

潘先生看到了文本载体的多元化，由此得出文本内容的“式微”的论断，恰恰忽视了文本载体多元化对文本内容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互联网时代，文本依然有着不可取代的影响力，纸媒也会有一席之地，还在于人类信息需求的多样化。人类获取信息的过程，不仅仅在于获知信息本身，还在于获知信息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愉悦感、满足感与认同感。不同的传播介质会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传播介质的多元发展并不意味着传播内容的消解。新媒介的出现使文本的呈现形态更加多元化，实现了从纸质文本到电子文本的跨越，大大拓展了文本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扩大了文本的影响力。诚然，传统文本载体如书籍等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本内容的终结，经典的文本内容在当下更加稀缺珍贵。

纸媒亦是如此。当大众日益分离为小众，社会共识就变得更加宝贵，传统媒体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正如杰克·富勒所说，“社会分化程度越高，越是迫切需要拥有一个讨论和行动所仰仗的共同信息基础。报纸就是少数几个这种强大的和能起联合作用的、有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繁荣兴旺的社会公共机构之一，其他的都已经衰退了”。[3]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在传播格局的中心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职业新闻人也无需为此伤悲，任何行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其特定的使命，新闻业也不例外。传统媒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独唱时代已经结束，今天“众声喧哗”中谁能够一锤定音才是新闻业的新使命。

二、内容生产的结构性缺失

潘先生认为传统书写人存在生存危机，只看到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信息泛滥的一面，忽视了这种信息泛滥存在结构性缺失的另一面。新闻产品并非流水线产品抑或实验室结论，它是有观点、有深度、有情感的智慧载体。专业内容生产者的观点、深度与情怀，赋予新闻等产品以个性化的生命，使这一职业具有技术时代的不可替代性。

1.肤浅化内容泛滥，深度化内容匮乏

潘先生提到“文本泛滥导致文本读者对文本的排斥”，其实这种排斥恰恰是对肤浅化信息的排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自媒体的出现，人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息数量呈几何级增长，但信息质量并未同步增长，相反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被淹没在碎片化、肤浅化的垃圾信息中。这就出现了肤浅化信息供过于求和深度化信息供不应求并存的局面。而深度化信息的生产则需要经过长时间地调查、思考和相应专业知识的储备，这并非人人具备的能力。传统书写人和职业新闻人经历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有着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他们在生产深度化信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2.描述性内容冗余，观点性内容不足

潘先生在文中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技术进步的担忧，其实这种担忧大可不必。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不是技术的先进而是技术充分满足了人类的需求，充分体现了技术为人服务的宗旨。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数据信息的搜集、整理、呈现实现了新的跨越，使人类更加直观地了解“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我们应该怎么做”仍需要专业内容生产者做出判断。信息越多，人类越需要做出判断选择，需要参考专业内容生产者的观点和意见。

3.冷冰冰的内容过多，人情味的内容缺失

潘先生在文中谈到“工具理性久而久之让人觉得 ‘事实’以外的阅读都成负担”，传统书写人的哲思和诗情将变得多余。不可否认，在娱乐至上的背景下，经典文化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消解，信息消费的功利性占据上风，人情味的信息愈发可贵。尽管社会飞速发展，生活压力前所未有地增大，但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自己的一方精神领地。潘先生看到了人类信息消费的功利性，却忽视了精神世界的复杂。功利性和人文性从来都是统一于人的精神世界，哲思和诗情并不会消亡。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信息疲劳与信息稀缺并存，肤浅喧哗与理性深刻并存，情感宣泄与真情流露并存。用户的信息需求亦发生改变，对有深度、有观点、有温度信息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谁来生产有深度、有观点、有温度的信息内容呢？当前互联网媒体传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来源于传统媒体，传统书写人和职业新闻人的专业主义积淀和人文情怀传统无法被技术所取代，业余内容生产者也很难在短期内具备这些素质。更何况传统书写人和职业新闻人并不排斥新技术的应用，他们与新技术的结合使其固有价值得到进一步放大。

三、专业内容生产者的转型

新媒介技术条件下，传统书写人和职业新闻人面临的危险，正如潘先生所言，即“工具阅读把现代人交给了电子读物和网络微信”。然而，我们无需对专业内容生产者的前景过于悲观，新媒介技术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改变的契机。专业内容生产者通过开放的内容生产，其平台更加广阔、方法更加丰富。具体的路径如下：

1.专业生产内容（PGC）和用户生产内容（UGC）相融合的内容生产

今天，以微信、微博、博客、播客、社会性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维基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为内容生产带来了一个关键性概念：用户生产内容（UGC）。用户比专业内容生产者更了解自身的信息需求，用户生产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专业内容生产者的素材采集过程中，用户与专业内容生产者最终汇流，形成PGC和UGC相融合的内容生产。

《赫芬顿邮报》从2007年7月开始启动了名为“走下公共汽车”(Off the bus)的美国大选报道项目。该项目最大的特点即征集平民去报道美国大选新闻。对报名参加者，项目的组织者每周都会发给他们一个报道任务分配表，并告诉他们新闻报道的一些规则。在2008年的美国大选中，超过1.2万人参与了该项目，其中包括1700名作家。这些分布在美国各地的平民记者将他们填写好的表格发回网站，由编辑根据收集的信息编发新闻消息。这种“分配式”的新闻报道把信息的数量优势累积成信息的质量，并提供大量鲜活的细节。任何一家媒体都不可能雇佣如此数量且分布广泛的记者队伍，开放的线索收集实现了聚沙成塔的功效，而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新闻人起着策划、组织、统筹的关键作用。

2.个性化、特色化的内容生产

在过去，专业内容生产者属于内容生产流水线的一颗螺丝钉，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但总体上还要服从于内容生产组织，如作家与出版社、记者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传统的书写人和职业新闻人将比普通人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专业内容生产者跳出流水线的内容生产转入更加自由的创作平台，与互联网时代的用户需求、用户体验相结合，有组织地调用用户智慧，将生产出更具个性化、特色化的内容。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内容生产原本主要集中在图书领域，属于潘先生文中的“传统书写人”。2014年5月，吴晓波开办了自媒体视频节目《吴晓波频道》，同时结束了其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的专栏写作，将图书出版吸引的用户群体移植到视频领域。不论纸质文本还是手机客户端，传播介质的拓展是形式，带有个体独特视角的财经内容是实质。个性化、特色化的内容是专业内容生产者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同时，这一核心通过不断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载体进而获得传播影响力的提升。

3. 专业内容生产者与用户的互动

以参与、对话和社区化为特征的社交媒体，深刻地改变了当下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的信息接收及交流方式。专业内容生产者借助社交媒体可以实现与用户面对面的互动，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用户也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而具备了与内容生产者平等对话的地位，这使得内容生产更加注重用户需求。

在互动过程中，一些用户有机会成为专业的内容生产者，如网络作家群体的崛起。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业余爱好写作，并最终走向了专业写作的道路。与此同时传统的书写人也不排斥网络写作，互联网上大量的用户贴文为专业内容生产者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英国老牌纸媒《卫报》将社交媒体视为新闻生产的资源与新闻传播的渠道。“《卫报》希望能打造与读者沟通的文化，即读者们多的是各行各业专家，可以帮助我们的报道更多元。因为有这种文化，记者就会用社群媒体和读者结合，常见读者提供某件事情的证据。我们也把新闻单公开，让读者知道写些什么，寻找到对某事特别感兴趣的人，跟我们联系。”[4]《卫报》在其经典的“调查国会议员开支”报道、“伦敦骚乱中的谣言”报道，以及对“2012年美国大选”的报道中，都利用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与用户展开深度互动。

在新闻扩散方面，《卫报》在网络终端的每一篇报道最后，都设置了“一键分享”按钮，用户可以将浏览过的新闻分享至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谷歌 +（Google+）、影享（in share）等多个渠道。“分享”按钮的设立，避免了《卫报》自营网站或新闻客户端的资源投资和有限收益。通过借力业已成熟的社交媒体渠道，《卫报》走进了用户、特别是年轻用户的交际圈，其新闻扩散方式由直线式转为裂变式。

对于新技术，专业内容生产者更多地应采取开放的心态和拥抱的态度，将创新开拓内化成迎接变革、引领潮流的内生动力。事实上，在信息无处不在的时代，专业内容生产者的角色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其多年形成的敏锐视角、信息占有的相对全面、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都会帮助其对信息进行筛选、整合，最后以知识的集约有效性赢得用户。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思维和夕阳的人。开放的内容生产，或许为专业内容生产者转危机为机遇打开了一扇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1]潘小松.新媒介与传统写稿人[J].中国出版,2016（15）

[2]王海涛,任媛媛.传统媒体衰落是个伪命题——对“报业消亡论”及“报业转型”的再认识和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5(4)

[3][美] 杰克·富勒.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M].展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52

[4]林照真.聚合对传统报纸转型的冲击：《纽约时报》与《卫报》的比较研究[J].新闻学研究,2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