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文/ 王 艳 董倩倩
民国时期的教材如《开明国语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在近几年的整理和重印下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再现了百年前的精神风貌,引发普通读者、出版界、教育界、文化界热议,点燃了图书市场的热情。在亚马逊2011年度图书排行榜及教辅教材类图书排行榜上,《开明国语课本》位列第八名,教材类第一名。在此带动下,多家出版社纷纷瞄准了民国教材这一图书市场。打着“经典重温”的旗号,民国课本、民国辞典、民国小学生作文等同类或相似题材的图书也纷纷面世。
以今观之,民国语文教材清新的课文选择、踏实的编纂态度、先进的教育理念,依然有值得借鉴之处。它们之所以受到读者青睐,一是贴近生活,篇目虽简单,却朗朗上口,加上传神的配图,构成了一幅幅意象优美的儿童诗;再者就是它的编写有一条清晰线索贯穿始终,教材中渗透着公平、正义、爱与被爱等基本社会价值观,体现出人道主义脉脉温情。
民国处在特殊历史过渡时期,古典文化尚存,现代思潮崛起,各种思想和意识相互碰撞,文化和学术先贤群星璀璨。近年来,很多学者作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这段“百家争鸣”的历史,认为若以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质为标尺来考虑,国民精神集体的从容开放、个性张扬,形成了“民国范儿”。画家陈丹青先生就把“民国范儿”形容为是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人们对民国相关读物的热衷,不单是对百年前古意的推崇,更是怀念在那个经典辈出的时代,对待文化和教育的严肃态度。民国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而一个培育出大师的教育体系自然有其被怀念的理由。从民国课本的多元化、课文语言文字的选择、大师级的编写者来看,均体现了对待基础教育的严肃和用心。
从教材多元化来看,由于当时没有全国统一语文教材,出版社有出版教材的自由,教授者有选择教材的自由。民国时期大型出版社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4家,但已知的教科书品种在4000多种。各出版社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要在教材编写上下足功夫。从课文语言文字上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等提倡使用白话文,建立白话文学。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则明确提出,民国教育要“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1]这一思想伴随着“五四”的民主运动得以深入民心。
从教材的编写者来看,近100年前的国语老课本,能够反映辛亥革命的共和气象,开启现代教育的先风,与“大学者编小学课本”分不开。老课本的编写者,大都是当时闻名的文化大家,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丏尊等。他们有扎实的旧学根底,深谙传统之道,又接受了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想,能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语文教育足够重视,乐意用学养和智慧滋润下一代。商务印书馆馆长张元济曾亲自校订《商务国语教科书》,叶圣陶在编写《开明国语课本》共264篇课文时说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可见先生们对教材编撰、原创性坚持的投入和用心。
图1 民国语文教材的封面
语文是工具,更是生活的载体,语文教材不仅承担着阅读写作的功能,更需要起到触动学生心灵,引发学生共鸣和思考的作用。民国语文教材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目的,在读书写字之外展现出生活的情趣和道理,教材编写和选材上能触动人心,篇章之间显示出“温度”,贯穿着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的人文关怀。
民国教材的人文关怀在篇章布局上可窥一斑。初级课文的教学以识字为主,教学内容遵循了从儿童身边小事物开始教起的原则。在掌握一定基础词汇量后,再引入抽象的概念,然后才进行文学创作和情感教育。课本中包含童话故事和寓言,包含谜语和科学读物,绝大部分篇章都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在认字的同时促进思考,增广知识面。低年级学生着重课外的游戏、劳动,照顾到儿童的心理特点,把学习和玩乐有机结合。高年级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工作等社会基本常识,为进入社会做好准备。另外,从民国教材的教学效果上也体现出人文关怀。初级语文教育,遵循着“认识自我、体验情感、感悟自然、关注社会”的顺序和规律。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编写者们也在思考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学习、模仿、思考,从而寻找到言语形象、言语内涵、言语情感的最佳结合。比如《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的第22课《太阳红》只有短短的20个字:“太阳红,天气好,我上学校。老师说我早,我说老师早”。学生早起去上学,见着老师,上前鞠躬问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国文语,翻开教材,方才那温馨的刹那原来已经写进课本中了。这样的课文很亲切,通过引导学生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和描述,逐渐养成言语文明,品行美好的生活习惯。
语文课除了听说读写的训练,还是熏陶学生正向情感的场所。孩子们的思想观念还不成熟,灌输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情感上做出合适的引导,也是儿童期教育的重点。《开明国语课本》第六册第25、26两课,就给孩子们上了“生老病死”这一课。第26课原文节录如下:
先生来了。他第一句对我们说:“我从此没有父亲了!”他的声音很凄惨,泪珠儿留在眼眶里。我们觉得心里一阵酸,似乎也要流泪了。先生又说:“我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断断续续对我说了两句话:‘要尽力做事!要尽力教你的小朋友!’以后再也听不见父亲的话了,我要终身记着这两句。我教你们要比以前更尽力!”先生从柳条箱里取出一张相片来,自己看了一歇,就反过来给我们看,他说:“这是我的父亲!”相片上一位慈和的老人,微微地笑,白胡须铺在胸前。一个同学说:“太先生爱我们,请把他的相片挂在教室里,作为纪念吧。”大家齐声说:“这个提议好!”先生眼眶里的泪珠儿掉下来了,他说:“依你们的”一下说不出来了……
这篇课文行文平和,但弥漫着浓浓的伤感,润物细无声般自然地提出死亡议题,面对死亡,不该讳莫如深,教会学生以正确心态对待生老病死,尊重生命。故人的离去会带来悲伤,但关爱不会离开。
法国思想家和教育家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提出,以发展人的自然本性、培养自然人为教育根本目的。老课本的编写使用了“儿童本位”的视角,为了达到良好教学效果,在编写上力求贴近儿童心理,揣摩儿童的视角,使用“童真式”的言传身教。
老课本“儿童本位”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课文篇幅不长,多采用儿童易于理解的角度和口吻,读来童趣盎然。比如《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的第23课:“太阳,太阳,早上,你在东方;傍晚,你在西方;夜里,你在什么地方?”以“太阳”为题材的课文,在语文教材中出现的频率不低,但这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以儿童口吻、儿童视角,表现儿童心理。文章中的太阳并没有被赋予什么象征意义或带有拟人色彩(比如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太阳公公”),而是儿童在与太阳对话,对话内容很可能正是许多小朋友心里都曾经有过的疑问。课文正是借孩子之口,表现了宝贵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老课本在识字启蒙阶段,课文内容多为儿童日常游戏生活场景。比如《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前面几课内容是捉鱼、拍球、弟弟捉老鼠,配上活泼的插图,把熟悉的课外游戏搬上课堂,教师可以通过启发儿童描述游戏的过程开发他们的语言能力。《开明国语课本》第二册用了5篇课文详细讲述小朋友模仿成人世界开店的游戏,包括做店柜、写招牌,扮演商人和顾客的角色进行买卖,受当时杜威“教育即生活”思想的影响,以游戏和写作形式锻炼儿童心智,改进、重组、完善儿童的生活经验。
老课本的采编使用了儿童文学的手段。作为一个独立文学门类,儿童文学在“五四”之后形成。民国语文教材在编写上有儿童文学的意识,增添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不同,在教育性、形象性、趣味性、故事性、知识性上有特殊要求。“七八岁,宜用儿歌,谜语歌谣,新诗,童话,物语,民间的传说,自然界的故事……十岁到十四岁,宜用乐府古诗歌,叙事民歌、传记、写实故事,寓言,剧本等。”[2]而民国课本中描绘出的童真、童趣,诗意隽永的孩童世界,完全可以立足于儿童文学的范畴。叶圣陶先生本人,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儿童文学家,他在编写《开明国语课本》时提出自己的原则,“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因此,叶圣陶明确地把编写初级语文教材视为儿童文学活动,在他看来,这套课本秉承了“五四时期”开创的“儿童本位论”文学创作传统。
图2 民国语文教材的内页
在小学高年级课文中,儿童文学的介入越发明显。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戏剧在课文中的比重增加。这些儿童文学由中外名著改编过来,经过合理删减,突出故事情节,人物性格鲜明,蕴含处世之道。《开明国语课本》的高年级教材,就包括了《鲁宾逊》《花木兰》《西门豹制邺》《晏子使楚》等为人熟知的故事,情节丰富、可读性强,是引导孩子们步入文学殿堂的阶梯。这明显差异于现今小学生追求“好词佳句”以及“几段式”的谋篇构局法,民国小学生“求诚求真”的作文风格透露出民国国语在言语教育以及人文思考上的独特之处。
当然,民国老课本无法取代现行语文教材,尤其在现行教材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呼应,与国际的接轨程度,对时代感的强调中,更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它们可以作为教师和学生的课外阅读材料,欣赏汉语之美,学到作文之真,触摸民国风范,陶冶精神气质。尤其在长期呼唤语文教改的背景下,老课本提供了教育观念上的对照和文化上的借鉴。
随着现代教育产业的兴起,人们对基础人文教育越来越密切关注,因此现行教育制度和教材的某些弊端很容易被发现和关注。不少人对现行教材不满,认为其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不足之处。有人以目前使用最广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为例,认为存在四大缺失:是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而以“童心、童言、童趣”为精髓的民国语文教材,正好适合于儿童心理特点展开的人文教育。
目前由于基础教育统一教材,缺乏市场压力下的竞争,一定程度阻碍了教科书编写的进步。现行教材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形式单一,选文过多;名人逸事层出不穷,成人观念较多植入,言语上亲切感欠缺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儿童的想象力;写作课的训练与课文脱节,过于强调写作模板与应试以及语言的修辞手法等。出版社在听取学生、教师、家长等受众反馈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因为,“反馈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帮助传播者调整讯息,以适应接收者的需要和反应。”[3]在此情境之下,民国国语课本在出版社推动下,被重新受到关注。大师的编撰,家国的情怀,清新的课文,再现了古朴厚重的华夏语言文字之美。当然,现行小学语文教材,具有老课本不可比拟的优势,比如在课本单元任务的设计上更加科学,在教授认字、拼音、修辞手法、读写能力、德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上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审美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语文教材应该是审美教育的范本。语文教材除了知识的启蒙,伦理的教化,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审美的感知。语文教材中应体现美学内容,包括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等多种形式。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因此,民国老课本无论从装帧、排版、插图到手写体,在视觉上简洁大方,有一种古朴之美。它将中国文字之美,书法之美、绘画之美融于一体,创造出极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国语教科书的样式,儿童使用这样的国语课本,得到的不仅仅是语言能力的提高,还有对中国书法、绘画的欣赏能力,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审美观。从教材内容上来说,表现更多的是自然万象、生活常识、科学知识,渗透着对传统文化和人道主义的尊重。课本中体现的审美元素,包括采用优美生动的表达方式,抒发到位的情感色彩,创造丰富的艺术形象,营造美好的思想境界等。
首先,体现在美的语言表达。初级语言教材之所以隶属于文学的范畴,目的是让儿童感受到语言使用的艺术,体会到母语在广泛情景下的运用。在民国老课本的编写年代,教育家推崇白话文,首度提倡使用标点符号。由文言文过渡而来的白话文精简生动,标点符号的使用较之今天区分更加严格,这使得老课本的行文如行云流水,清新自然。反观当今小学生的语文教材及相应的阅读材料,某些地方由于过分追求修辞而削弱了表达的精准简练,新式网络语言和外文的引用有时会破坏语体纯粹,强调规范的句式使用有时遏制了儿童的作文创作。其实,表达的文学性之美,并不在于使用夸张的排比铺陈,清新自然的文风也在民国小学生的习作中看出来。《民国模范作文》里有小学生这样描写下雪的时候一家人坐在屋中的场景:
“吃过晚饭以后,雪依旧下着,天气也似乎比较日间要冷很多。我们一家人坐在一间房子里,围着一双火炉。火炉中的碳,都是炽红的,放射着很美丽的火焰。火光照着个人的脸上,脸色也好像红一点儿了!大家坐在这间屋子里,很是温暖,谈谈笑笑,差不多已经忘了外面在下雪。”
简短的句子,让人身临其境,一家人风雪夜围炉夜谈的天伦之乐跃然纸上。
其次,体现在美的情境营造。作品的情境美在于事、景、情、理的和谐统一。体会到文章的意境美,有利于学生产生审美情绪体验,塑造学生审美心理结构,启发学生审美情景感知。因此,教材在情境营造上的主要手段包括:插图设计方面,插图是最直观的情境营造手段,用图片再现课文情境,把内容具体化形象化;课堂表演方面,通过台词演绎、道具准备、角色沟通,表演课本上的戏剧、童话和寓言故事,可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课文所描绘的情景中去。《开明国语课本》从第七册与第八册共82篇课文中,就包括适合课堂表演的戏剧4篇,童话和寓言故事10篇,演讲材料4篇。
从几本民国老课本对比发现,老课本的编写体系非常简单,并没有庞大的“语文教学编写组”存在,大多为一人编写。相比于庞杂的小组,人员精简的好处使得整套教材更具有关联性。与此同时,对编写教材的人当然提出了更高要求,编写者必须具备有真学问、真童心。
首先,对编写者在专业知识上的高要求。儿童文学作家叶圣陶、漫画家丰子恺编写了《开明国语课本》;近现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庄俞编写,商务出版社社长张元济亲自校订了《商务国语教科书》;胡适、鲁迅、梁启超、周作人、梁实秋等一批作家编写了《民国语文》……可见民国老课本的编写者都是当时代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文学家。这些作者的真知卓识保证了老课本的质量。课本内容涵盖儿童文学、生活常识、传统礼仪、科技知识,需要编选者对各个领域都有所涉及,视野开阔,境界高远,才能为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树立探究学问的榜样。老课本通过生活化的教学内容,清楚质朴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游戏设置,让儿童在知识的接受上少了距离感,从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这就要求编写者站在儿童的心理上考虑问题,尽量摈弃成人世界的主观色彩,理解和尊重儿童认知规律。
其次,对编写者道德修养上的高要求。初级语文教材最基本的功能应该是让被教育者明辨是非,懂得美丑,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并懂得欣赏美的人。与此相应,编写者也要善于发现、理解美,才能正确引导孩子们去探索发现美,追求积极的生活意义。语文教育就是要培养孩子们优秀的道德品质,正确的审美取向、积极的生活态度,让他们通过语言文字的感受,从而走上成才的道路。因此,作为基础语文教材的编写者,除了要求拥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更要求他们在心态上保持童心,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打开儿童弥足珍贵的想象力,牵着孩子们的好奇心,引导他们探寻人生的美好,自然的奥秘。
近年来,民国语文教材重新出版,广受家长们的欢迎,这是怀旧民国风的延续。民国年代提倡白话文,对语言文字的推敲,教材的多元化,大师们对编写初级教材的热忱,均保证了老课本的质量。课文的人性化设计,则给予阅读者丰厚的人文体验,也拉近了课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编写者要站在儿童立场上,把初级教材当作儿童文学创作,使得语言性、故事性和童趣相得益彰。老教材在编写上折射出来的智慧和经验,也可以敦促今天的编写者们牢记提升自己的能力与修养。
注释:
[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三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吴研因.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M].上海:中华书局,1921.
[3][美]约翰·菲斯克著,许静译.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叶圣陶编,丰子恺绘.开明国语课本[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1.
[2]范远波.论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材[J].教育学报,2007,(6).
[3]王丽.安身立命少年书——重温民国小学国语老课本[N].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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