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象学视野下何炳松出版观及启示*

文/刘泱育

“凡是兼有多种才华的人物，经常会发生某一项特别卓著的盛名掩盖了其他方面的名声的情况”。[1]就此而论，何炳松(1890～1946)是幸运的，尽管自去世至1986年，由于各种原因其名曾长期湮没，但作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编辑出版家的身份，在其100周年诞辰之际，皆已得到承认。

然而，本文聚焦的既不是作为史学家和教育家的何炳松，也不是作为编辑出版家的何炳松，而是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以整体的观点追问作为史学家、教育家和编辑出版家的何炳松，支配其从事史学研究、编辑出版和教育活动背后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并以这种价值观念为钥匙，解读他当年为何选择进商务印书馆工作，进而深入理解其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出版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探讨吸引何炳松加盟的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对于今天的出版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何种启发？

一、从定见到悬置：“价值关联”与何炳松的身份生产

检视迄今关于何炳松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无论史学界、教育界，还是编辑出版界，聚焦的都是何炳松与研究者存有“价值关联”的特定部分。史学者认为，“何炳松的学术贡献主要在历史学方面”，[3]教育界认为何炳松首要的身份是“教育家”，因而将“教育家”排在“历史学家、编辑出版家”之前——称其为“20世纪中国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编辑出版家”，[4]而出版人则认为何炳松“从35岁到45岁，人生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出版事业”。[5]

无论从史学家的角度、教育家的角度，抑或编辑出版家的角度研究何炳松，聚焦的都只是何炳松的一种角色，并且，问题的实质还不在于此——按何炳松不同的人生阶段分角色来研究他，由于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律动，因而对于他当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为何那样选择、那般思想和行动，缺乏连续性的审视，自然也就无法从内在理论层面理解何炳松以不同的社会角色从事社会活动的深层次原因。

如何深入理解何炳松？按照现象学的观点，首先需要将迄今所生产出来的关于何炳松的身份(史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悬置起来，将何炳松由“人化世界”里拉回“生活世界”中，“从而保证自己能够以很纯的直观性去接近与感知事实本身，让自己在接近与感知事实本身时不会受到原有理论的主观影响，让自己形成的意识真正来自于事实本身”。[6]

二、笃信文化重要：变化中的身份角色与不变的价值观

现象学的“回归事实本身”，亦即还原，要求研究者采用整体的观点审视研究对象。[7]何炳松的生命历程作为一个整体，就事实本身而言并不是分阶段的(“划分阶段”只是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因而，所谓的史学家、教育家或编辑出版家的身份，究其实质不过是在不同的价值关联者(亦即社会圈子)眼中，据何炳松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其所发挥出来的社会功能的一种命名而已。

何炳松虽然从事过史学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11年，又担任过暨南大学校长——其身份是变化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指引并推动何炳松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价值观也随着身份的变化而变化——一个人的价值观一旦形成，便会内化为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

那么，指引并推动何炳松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价值观是什么？

何炳松的价值观，从思想源头上可以远溯至其家学，他的许多品格，如“为报效国家民族，不畏艰险，尽忠尽责”，都“与其父的潜移默化有关”。[8]但在入职商务印书馆之前，对何炳松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和中国的章学诚(1738～1801)。

1919年何炳松任北大史学系教授，依鲁滨逊《新史学》(英文本New History)讲授历史研究法，后又将该书译成中文。1920年，何炳松为《史地丛刊》撰写发刊词，第一次明确表达了他的新史学观：“研究历史者，当推求过去进化陈迹，以谋现在而测将来。”[9]何炳松发表过长文《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对章氏推崇备至，在其所撰的《历史研究法》凡10章中，有5章篇首引用章学诚之言，以示“英雄所见略同”。无论鲁滨逊，还是章学诚，都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受此二人之影响，何炳松在《历史研究法》中点明历史之用主要在于，“历史为说明现状由来之学，学者果能对于已往陈迹，多所会心，则对于当代情形，必能了解”，而一旦“得以恍然于人类社会之消长盈虚，势所必至”，则可以“革新改善，与有固然”。[10]何炳松后来(1925年)甚至说，“历史除在帮助我们明白现状外，没有别的效用”。[11]

在形成了治史学是为“明白现状”的“经世致用”史观后，何炳松入职商务印书馆，发表过《五代时之文化》一文，言明“著者尝欲试著一部《中国文化史》”，“主张以说明历代之‘一般状况’为主”，因为“文化二字之意义，简言之即文明状况逐渐变化之谓。故文化史应以说明一般状况之变化为主”。[12]文化史由文化与史构成，研究中国文化史亦即是从文化的向度，以史的方法，以求得明了中国文化的现状。

为什么要明了中国文化的现状？在后来担任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看来，“文化”关乎民族和国家的兴衰与存亡——“世界上所谓文明古国：在欧洲有希腊、罗马，在非洲有埃及，在亚洲有巴比伦、印度和我们的中国。但是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印度诸国都早已亡国了，独有中国立国已四千余年，到如今还巍然存在。这当然不是偶然，其中必有缘故。中国所以能够永存，就是因为它有它独特的文化，足以随时适应各时代特殊的环境，不致因思想或行为落伍而趋于灭亡”。[13]

由于“文化”关乎民族和国家的兴衰与存亡，对于怀抱报效国家和民族之心的何炳松而言，“笃信文化重要”便成为其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变的价值观。

因此，研究历史，研究中国文化，比较中西文化异同，进行文化论战、编译出版书籍，乃至投身教育，尽管何炳松所从事的活动不同，扮演的社会角色各异，但相同之处都是，在价值观层面笃信文化重要，都是在为践行自己的价值观而努力。

三、择善传播文化：践行自己价值观的编译和出版逻辑

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长达11年，所做的主要工作可分为三类：一是主持编译所的工作。包括自己译著，编译出版各国优秀著作、编辑出版教科书和编印各类丛书；[14]二是兼任东方图书馆总编辑、副馆长，筹设流通部，采购新书数万册，专用于借出馆外阅览，此举除为方便编译所工作人员之外，“更有助于社会民众学习知识文化，体现了商务的文化关怀”；三是兼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社长，该社由张元济(1867～1959)创立于1915年，旨在“补助学校教育之不足，而予一般有志青年以知识和技能上的种种训练”，“何炳松任内，屡屡在商务主办的各种杂志上刊登函授学社招生广告，可见何对函授学社及对社会教育的重视”。[15]

从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不难发现，无论是编译和出版优秀著作，还是为东方图书馆和函授学社投入精力，都是在践行其“笃信文化重要”的价值观。

也正因此，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寇炸毁后，何炳松总结商务印书馆自1897年创办以来“贡献之荦荦大者计有四端：即教育教材之供给，中外名著之印行，实际教育文化事业之举办，国货之提倡”。[16]值得注意的是，在何炳松眼中，商务印书馆的这四端“贡献之荦荦大者”都是文化方面的贡献。

印行教材对于文化的贡献自不待言，就“中外名著印行”和“实际教育文化事业举办”而论，在何炳松看来，商务印书馆“深知出版事业关系我国文化前途甚巨，故确定方针，一方发扬固有文化，一方介绍西洋文化，谋沟通中西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本馆因此有中外名著之系统印行……此外，本馆更出其余力，举办实际教育事业以谋贡献于社会。已往者姑不具论，其较著者有由涵芬楼扩充而成之东方图书馆，培植同人子弟及闸北居民子女之尚公小学及幼稚园，以及学生普及全国之函授学社”。而该馆“始终以提倡印刷上国货之使用与制造为宗旨”传播的则是爱国的文化。

尽管何炳松自言具有“随遇而安”的特点，但在当年并非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力辞浙江省第一中学校长职务，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毕竟是一种“选择”行为，而对于理性人而言，“选择”是需要以价值观为指引的。何炳松之所以选择商务印书馆的关键原因乃在于，在他看来，商务印书馆“不是一个寻常营业的商店，而是在中国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机关”。[17]实际上，对于商务印书馆“是在中国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机关”这一认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何炳松并非孤例。早在1921年，胡适(1891～1962)就对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影响力确信无疑，认为“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18]正是由于商务印书馆，“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商务，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建构与铸造”，[19]因而，何炳松选择加盟商务印书馆，并在该馆工作11年有余，看重的绝非是作为“寻常营业商店”的商务印书馆，而是因其是“在中国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机关”。有论者认为，“何在商务的劳作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上，这就是商务印书馆‘不是一个寻常营业的商店，而是在中国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机关’。”[20]可谓切中肯綮。

由于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是为践行自己所笃信的“文化重要”的价值观，因而，注重社会效益，借社会效益实现经济效益，便是何编译出版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何炳松之所以能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1年，并多次获得提升(从系主任，至编译所副所长、所长，再到协理)，重要的原因乃在于他与当年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1888～1979)，及王的前任张元济等重视社会效益，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的出版理念相合。[21]换言之，何炳松与张元济、王云五都没有将商务印书馆视为一个“寻常营业的商店”——仅重视经济效益，而是视商务印书馆为“在中国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机关”，因而极为重视社会效益——竭力“择善传播文化”。以此种识见，再来理解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造成(其一生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活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论战，[22]莫不释然。

四、知史所以明今：何炳松出版观的当代启示

在何炳松看来，“我们要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去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23]本文聚焦他的出版观，自然不是为总结教训而“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鉴于何炳松的出版观——亦即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竞争理念，对于今天的出版企业如何通过“重视社会效益”——择善传播文化，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无启发。

当年，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在整个民国时期一直处于全国第一大出版机构的地位，即使经历战火，几乎全部被毁，仍能既压复起，做到长盛不衰，关键在于其所秉持和坚守的出版竞争理念——“一方面坦陈自己是‘在商言商’，另一方面又竭力强调‘文化本位’。前者是目的，后者是基础。离开了文化基础，商业目的也就不能实现。因此，出版竞争就不仅仅只是经营手段上的角力，同时还是文化境界上较量”。[24]特别值得今人注意的是，由于可用的经营手段毕竟是有限的，而可达的文化境界却是无限的，所以，对于出版竞争而言，文化境界上较量——显然更为关键。

注释：

[1]莫砺锋.宁钝斋杂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305

[3][8][9][22]刘馨.何炳松史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前言1,3,11,20

[4][14][15]夏泉等.忠信笃敬 声教四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1,74,83-84

[5][20]王建辉.何炳松：史学家、出版家和教育家[J].出版广角，2001(6)

[6]周彬.课堂现象学论纲——兼论课堂教学研究的路径选择[J].教育研究,2012(5)

[7]徐辉富.现象学研究方法与步骤[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45-55

[10][11]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8,83

[12][13]何炳松.何炳松史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36-137,292

[16]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J].东方杂志,1932,Vol29(4)

[17]陈应年.何炳松与商务印书馆[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1(2)

[18][19]张国功.温情与敬意——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C].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9,37

[21]张元济.张元济论出版[C].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前言

[23]何炳松.何炳松讲历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7-8

[24]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1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