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别集编辑思想略论*

文/段乐川

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编辑兴盛。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说：“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1]这一说法未免有夸大之嫌，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学士编辑别集的热情。这一时期别集编辑的状况，不仅表现在《隋书·经籍志》收录之中，而且可以从相关史书记载中管窥一二。张可礼在《别集述论》一文中统计，《晋书·文苑传》记载了两晋应贞、成公绥、左思等16位文士，其中5人，有别集行于世，占31%；《南齐书·文学传》收录文士10人，有别集的2人，占20%；《梁书·文学传》收录文士25人，其中有18人有别集，占72%；《陈书·文学传》收录文士14人，有9人有别集，占64%。[2]这说明当时文士编辑别集的确是一种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别集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庞杂。有单一体裁的别集，如文人的赋、诗汇编，也有汇编多种体裁的综合性文集。从编辑类型来看，以自编成书居多。此前研究者更多关注这一时期的别集编辑的类型和体例，而鲜有论述其编辑思想的。本文尝试对这一时期别集编辑思想进行初步探讨和分析。总体来看，有以下几种编辑思想表现较有影响。

一、传世思想

魏文帝曹丕在自编别集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传世思想。他在《典论·论文》中以文学与事功并重，提出为文学可以像事功一样实现人生价值的永恒。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3]文学界将曹丕的这一观点视为一种新的文学观，认为曹丕的文学观显现了一种文学的自觉。其实，这也是曹丕的编辑观，一种追求编辑作品传世的编辑思想。曹丕之所以认为文学可以像事功一样名垂不朽，正是基于他对古代编著活动的仔细观察和思考。他认为人生都是有限的，而编辑著述可以无限存在。因为他看到古代的作者，并没有借助史家的如椽大笔，却一样声名不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即他们进行了创作，并被编辑成为文集，为后世所传诵。他这种追求作品的传世意识，生动地表现在他自编的别集实践中。在《与王朗书》中，他说：“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4]这句话充分地说明，他编辑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追求作品的传世，要像立功立德一样名垂不朽。

二、扬名思想

南朝梁时的王筠，曾自编很多别集。王筠，字元礼，梁时著名文人，深受当时文坛之首沈约的器重。《南史》称“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5]“以一官为一集”，王筠自编别集不下八部。他在《与诸儿书论家门集》中道出了自己热衷别集编辑的个中原因。他说：“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6]可见，王筠是以王氏显赫的家族、光耀的文庭自居的。他认为王氏家族“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编辑别集既是王氏家族良好的传统，又是王氏家族的地位、声名的象征。他还引用沈约之语，告诫诸儿要继承编辑文集这一传统，光大王氏家族的门第。他说：“沈少傅约常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7]由此，就不难理解王筠为何热衷编辑别集，“以一官为一集”。光耀门楣，显示王氏家族“名德重光，爵位相继”的扬名，才是王筠热衷编辑别集的根本出发点。编以扬名思想，在当时的别集编辑中占据很大的潮流。这一编辑思想，与当时盛行的门阀之风不无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是士族门阀制度，整个社会门第观念盛行。以王筠为代表的这种编以扬名的编辑思想，实乃当时社会门阀观念的表现。

三、言教思想

除了编以扬名、传世的思想倾向，这一时期的别集编辑还有编以言教的一面。萧统曾为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编辑别集，并为其作序。在《陶渊明集序》中，萧统首先对陶渊明的诗文大加推崇，充分肯定陶渊明创作的艺术价值，认为陶作富有文采，超凡脱俗，独树一帜。他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哀。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8]在这句话中，萧统不仅指出了陶渊明文章之美、风格独特，而且分析了陶渊明文章背后所显示的人格之美、道德风范。他认为，陶渊明具有宽广的胸怀，真诚的情怀，不渝的志向和安贫乐道的心性。萧统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道德风范、人格之美，和他的文章融为一体，他的文章正是其道德风范的写照。因此，他“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不能同时”[9]。萧统认为，汇集陶渊明作品，编辑陶渊明别集，可以让读者通过阅读陶作而陶冶性情，完善人格，提升道德。他说：“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旁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10]由此可见，萧统编辑《陶渊明集》的主要宗旨不是别的，而是“有助于风教”。编以言教，构成了萧统所编《陶渊明集》的主要编辑思想。

四、范文思想

编以范文是这一时期别集编辑的另一大思想倾向。刘孝绰曾奉萧统之命于普通三年编有《萧统别集》。在该别集序中，刘孝绰首先叙述了萧统的文学游处活动，指出萧统在监抚之余，饱读诗书，雅好文章，讨论经纪。他说：“虽一日二日，摄览万机，犹临书幌而不休，对欹案而忘怠。况复迄纳侍讲，讨论经纪。去圣滋远，愈生穿凿。枝分叶散，殊路偆驰。灵台辟雍之疑，禋宗祭社之繆，明章申老之议，通颜理王之说，量核然否，剖析同异，察言抗论，穷理尽微。”[11]在萧统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文人学士，彼此酬唱游处，著文切磋，并形成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刘孝绰指出，萧统在当时文学游处活动中发挥着领军作用，并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远大之才”。他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虫之小道。握牍持笔，思若有神；曾不斯须，风飞雷起。至于宴游西园，祖道清洛，三百载赋，该极连篇。七言致拟，见诸文学；博弈兴咏，并命从游。书令视草，铭非润色，七穷炜烨之说，表极远大致才。皆喻不备体，词不掩义，因宜适变，曲尽文情。”[12]刘孝绰认为，很少有作家在创作中兼善各体。他说：“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词赋，曹祖劝其修今；伯喈答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讃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13]在这句话中，刘孝绰对包括司马相如、班固、陆机、蔡邕等名家的创作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或文风有疵，或文体不辨。在此基础上，他对萧统之文推崇备至，认为萧统才是兼善各体，博采众长，文质相合的文学大家。他说：“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14]由此可见，刘孝绰编辑萧统别集的宗旨在于编以范文，宣扬萧统的著述，为其他人学习、创作提供范本。

五、备佚思想

这一时期的别集编辑还有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备佚思想，即防止作者的文章或文稿散佚、丢失。《三国志》曾记载，陈思王曹植死后，魏明帝曹睿令人将曹植作品结集。《三国志》云：“景初中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以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15]这里将编辑的曹植别集“副藏内外”，可以看出编者编辑曹植别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备佚，防止他所著篇章遗失。其实，不独曹植别集，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别集编辑都包含着备佚思想。因为别集编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将作者的大部分文稿汇编成书，而汇编成书的书稿较之单篇书稿，肯定更便于人们保存，更利于传之久远。

由上可知，传世思想、扬名思想、范文思想、言教思想和备佚思想这五种思想，构成了魏晋南北朝别集编辑最为生动的思想形态。她们不仅是这一时期别集编辑兴盛的内在动力，而且为其后总集的编辑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五种思想形态无不是当代作家全集编辑的思想渊源。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别集编辑也体现了编辑主体对编辑思想的一种自觉体认，显示着编辑主体对其行为背后的主体观念有深入的认识和反思，而不是一种无意为之的行为。这一时期出现的别集，已经不同于此前史书、经部书籍等编著合一的作品。他们已经是一种由编者在作者的稿本基础上进行加工、完善、编修整合的具有独立性、创造性的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活动。编辑活动从著作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创构活动，恰恰是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的走向自觉的表现。同时，这些别集编辑思想，也有着思想内涵深刻的一面。比如，曹丕在编辑别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追求作品的传世意识，无不表明这一时期的很多编辑家都有极强的生命价值意识。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追求人生价值的观念，他们才追求编辑作品传世，进而才在编辑作风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编辑思想中这种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对编辑工作价值的高度认同，构成了编辑思想深刻、厚重的一面，体现了这一时期别具一格的编辑文化内涵。

[1]萧绎.《金楼子》卷四，清知不足斋丛书.

[2]张可礼.别集述论[J].山东大学学报，2004（6）：15.

[3]曹丕：典论，载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八.

[4]陈寿，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89.

[5][6][7]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611.

[8][9][10][11][12][13][14]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200-201，244-245

[15]陈寿，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76